论中国美学方法论的现代转型_美学论文

论中国美学方法论的现代转型_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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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3)04-0079-06

一、当代中国美学方法论的古典性

美学研究不但要有正确的哲学基础,而且还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方法论是哲学、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研究方法,就会导致不同的哲学、美学体系。因此,美学研究必须首先解决方法论问题。当代中国美学尚未形成方法论的自觉,也没有完成方法论的现代转型。当代中国美学(主要是实践美学)的方法论主要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基本上还是沿袭古典的逻辑-历史的方法,而没有接受现代的体验-理解的解释学方法。而且,当代中国美学的逻辑-历史的方法也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如从实践到审美的逻辑环节并不连贯,实践是集体的、物质的、现实的活动,而审美是个性化的、精神的、超越的活动;实践范畴并不包含着审美,也不能从实践推导出审美,这就出现了逻辑推演的困境。于是,实践美学只好采用决定论的方法,以实践创造了美和实践决定审美(这也是有问题的)来代替逻辑的推演,如李泽厚先生提出的著名的“积淀”说就是如此。虽然古典的方法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它已经不适应美学发展的现状了。美学研究遇到的尖锐问题是:具体生动的审美经验能否为抽象的概念所把握?具体丰富的审美意义能否由逻辑推演所得出?逻辑推演的前提和结论是否可靠?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方法论的范围,甚至关系到美学存亡的问题。因此,必须解决中国美学方法论的更新问题,实现美学方法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美学已经完成了方法论的转型,由传统的演绎方法或归纳方法转向体验-理解的解释学方法。而中国古典美学的方法论也是体验-理解的方法。为了完成中国美学方法论的转型,一方面要加强对方法论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应当借鉴现象学、解释学以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体验-理解的方法,并使体验-理解的方法与逻辑-历史的方法相互补充,把审美本质的发现与论证结合起来。为此,我们应当首先考察哲学、美学方法论和由此产生的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以便确立正确的方法论原则,为建立现代中国美学体系找到正确的方法。

二、西方古典美学的方法论

西方古典哲学、美学方法论有两种:理性主义的演绎(逻辑推演)的方法和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以自然科学方法为楷模建立的,如古希腊的数学和几何学产生的演绎方法,近代的物理学产生的归纳的方法。这两种方法论产生了不同的哲学体系和美学体系,理性主义的演绎方法产生了形而上学的哲学、美学体系;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产生了经验主义的哲学、美学体系。理性主义的逻辑推演的方法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经得到确立。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主宰世界,知识不是起源于经验而是来源于理性,从而开创了理性主义的先河。亚里士多德企图调和理性论和经验论,把经验范畴的质料和理性范畴的形式都作为实体,但他认为经验是低级的,而理性是高级的,因此有理性论的倾向。他作出了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分类,把研究本然的存在的学科叫做形而上学。它确立了作为“第一因”的实体的范畴,作为哲学思考的起点;同时又建立了逻辑和范畴体系,从而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本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经过中世纪神学哲学的推崇和发展,后来成为欧洲大陆古典哲学——理性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并据此建立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形而上学首先确定一个最普遍的、最根本的范畴或公理,它是不证自明的、无可怀疑的,并且包含着要证明的结论,对这个范畴或公理进行逻辑推理,就得出了要证明的结论。比如中世纪哲学关于上帝存在就作出了这样的逻辑推理:上帝是无与伦比的(大前提),无与伦比的概念中包含着存在(小前提),所以上帝存在(结论)。这就是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欧洲大陆的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都属于理性主义哲学。康德企图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但其先验论仍然带有理性主义的倾向。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近代形式,同样从最普遍的、最根本的范畴“理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但他不是用形式逻辑,而是用自己创造的辩证逻辑(否定之否定),由理念自身的自我否定推演出历史的发展。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也构造了形而上学的美学体系。康德认为审美是由现象认识到本体把握的过渡,并提出了“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结论。黑格尔由理念自我复归的辩证逻辑推导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结论。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有两个致命的问题:一是独断论,二是本质主义。我们先考察第一个问题,即独断论问题。形而上学的逻辑推演的方法,从形式上看保证了结论的可靠性,因为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中,它具有必然性。但是,问题在于,作为普遍范畴的大前提并没有得到证明,它的自明性是大可怀疑的,即使推理符合逻辑,结论仍然是不可靠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就是一个例证。接下来我们考察第二个问题,即本质主义问题。形而上学认为有一个最普遍、最根本的范畴(实体),它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统摄一切、决定一切,因此可以从大前提中推导出具体的命题,而无须经验的证明。这就是所谓“一般统摄个别”或“一决定一切”的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错误在于,大千世界不存在一个决定一切的实体或本体、本质,企图通过这个实体或本体、本质来把握大千世界是徒劳的。尤其在精神现象领域,本质主义的谬误更为明显。精神现象作为人的活动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不能以一个绝对的原则来统摄,不能以一般性来代替个性。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进行美学研究尤其不合理,因为审美是精神活动的最自由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种一般性原则。正因为形而上学的这两个根本错误,它才被现代哲学所批判,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被现代哲学方法论取代。

另一种哲学方法论是英美的经验主义的归纳的方法。在近代哲学中,受到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产生的经验主义哲学,它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和方法论原则,以归纳的方法取代推理的方法。归纳的方法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它在众多的事物和属性中,通过比较,寻找出共同的属性,从中发现本质的规律。比如,动物有许多种类,它们之间千差万别,但经过比较,把不同的属性筛选下去,留下共同点——有生命,这个共同点就是动物的本质属性。经验归纳的方法克服了形而上学的逻辑推演方法的独断论和本质主义,把研究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从而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是经验归纳的方法也有其缺陷:首先是由于经验的局限性,它不能保证结论的普遍性、绝对性。例如我们可以从所观察到的100只乌鸦中得出乌鸦是黑色的结论,但不能保证第101只乌鸦是黑色的,更不能保证世界上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因此经验归纳方法不能得出普遍有效的结论。其次,经验归纳方法往往只能得到知性的结论,而知性只能把握具体的、有限的对象,不能上升为对存在的意义的把握,而哲学正是要达到这种超越性的把握。因此经验归纳可以成为经验科学的方法,但不能成为哲学的方法。在归纳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近代经验主义哲学体系,也形成了经验主义的美学体系,如休谟认为美不是对象的一种属性,而是某种形状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根源于“人心的特殊构造”。还有,博克分析了崇高的对象和崇高感以及优美的对象和美感,认为崇高的对象拥有巨大的形式,崇高感出于恐怖惊惧;优美的对象则拥有小巧的形式,美感出于爱欲。可以看出,经验主义美学屏弃了从抽象的观念出发的形而上学方法,而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进行归纳。他们的美学观点和结论是具体的,切合人们的审美经验。经验主义美学的历史贡献在于对形而上学美学的反拨,并开启了现代科学美学一派。但是,经验主义美学有很大的缺陷。建立在经验归纳基础上虽然可以总结出审美的一些特性,但对审美本质的界定却限于知性而流于表面化。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审美作为生存和生存体验的形式具有超越的性质,它不能以知性来把握。因此,无论是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还是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都不能成为现代美学的方法论原则。

三、现代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的方法论

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扬弃了传统的归纳或演绎的方法论,而转向了体验-理解的方法。现代西方哲学、美学认为,传统的归纳、演绎方法和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它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把世界当成与主体隔绝的客体,不能真正地理解存在的意义。胡塞尔批评传统认识方法论是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的“对象化的思维”、“自然的思维”,它不能解决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伽达默尔开创的现代解释学继续批判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人文科学的统治,认为解释学是先于自然科学方法的、更根本的关于“理解”的学科,它研究的目标是“先于现代科学并使之得以可能的东西”。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演绎推理的方法更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形而上学方法脱离人对世界的经验,臆测出实体、本体和第一因等概念,认为这些概念是一切事物的本源,企图从最普遍、绝对的概念推演出关于具体事物的结论,这是荒谬的。狄尔泰批评形而上学的观念不过是出于心灵的需要进行的构造,它的方法也是来自自然科学,不适用于精神科学,从此开启了反形而上学方法的新潮流,并导致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

现代西方哲学、美学建立了新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体验-理解的方法。这种方法论是与其存在论和体验论相通的,因为存在是体验性的,而体验既是生存的形式,也是理解的基础。现代哲学方法论的建立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崛起开始的。狄尔泰建立了古典解释学的方法论。他认为精神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不同,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现象,精神科学的对象是精神现象,因此,它们运用的认识方法也不同。自然科学是“说明”,精神科学是“理解”,而理解是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上。“体验”是生命的体验,它不是世界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这样,人文科学方法论就与人的个体性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胡塞尔认为需要建立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它的哲学前提在于,对象是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的产物,其本质只存在于“纯粹意识”中,因此,现象学确立了理性直观的现象学还原方法。海德格尔把现象学改造成存在哲学,他认为人的存在“此在”对怎样去存在总是带着情绪去理解,因此,“此在本质上就是理解”。这种情绪性的体验和理解使存在论通向解释学。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开启的现代解释学,并建立了以理解为基础的解释学方法。

现代美学运用体验-理解的方法建造了新的美学体系。现象学美学通过对审美“现象”的还原,考察了审美意义的构成。这种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美学的归纳或演绎的方法,而是理性直观的方法。在审美的直观中,审美意义直接呈现出来。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断言:“我们敢说,审美经验在它是纯粹的那一刹那,完成了现象学的还原。”[1](P53)存在论美学把审美当作生存体验的最真切的形式,并以此获取生存的意义。解释学美学认为作品的意义是解释的产物,而解释的基础是理解,在理解和反思中作品的意义才呈现出来。接受美学把解释学的重点转向读者的接受,接受具有了创造意义的主动性。总之,现代西方美学从具体的审美体验出发,通过理解和反思去获取审美的意义。

现代西方美学方法论克服了传统方法论的弊端,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不足。它通过具体的审美体验获取审美意义,虽然具有直接的确实性,但又存在着如何具有普遍性的证明问题。

在这里还应当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方法论进行简单的考察。中国古典美学没有形成西方古典美学的形而上学的演绎方法,也没有形成西方近代美学的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这是由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比较不发达,没有形成古希腊那样的自然科学方法的统治,比较不重视形式逻辑和实证研究;也由于中国没有形成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和方法论。中国古代的“实用理性”思维和重直觉体验的方法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美学,所以中国美学没有形成严谨的逻辑范畴体系,更多地是具体真切的感悟似的诗论、小说点评。虽然也有理论著作,但基本上不重视逻辑推演,而重视审美体验。例如,中国古典美学中最成体系的当属《文心雕龙》,它在印度佛教的因明学(逻辑学)影响下有了一个逻辑框架,但它的逻辑推演又是非常薄弱的。它先确立了“道”的本体地位,由《原道》、《征圣》、《宗经》诸篇的演绎而作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逻辑推演。也就是说,它由道推演出文,把文当作道的传达、表现。这应该说具有了逻辑体系,但其逻辑性也到此为止。以后诸篇就转入了对各种文学体裁的特性的研究以及对文学创作规律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经验性的描述,与道的推演脱节,并没有把道的推演贯彻始终。我们把它与黑格尔《美学》把理念的推演贯彻始终相比较,就看得更清楚了。而且,《文心雕龙》的逻辑推演也存在着概念含混等问题,如它对“文”的界定不但包括文学,也包括其它应用文体;更含混的是把天地自然之文与人文并提,都作为道的表现形式,纯粹是概念的混淆。中国古典美学的其它著作如《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艺概》等逻辑性就更薄弱,更注重直觉感悟。中国古典美学逻辑性的薄弱是缺点也是优点,它虽然没有形成严谨的逻辑体系,但却切入了审美经验中,避免了形而上学的空疏、教条和背离实际。中国古典美学的方法论基本上是体验-理解的方法。它认为审美不是认识活动,而是情感性的生存体验活动,因此审美的本质和意义不是认知的产物,而是审美体验的结果。老庄哲学、美学提供了“涤除玄览”、“心斋”、“坐忘”的方法,禅宗哲学提供了“顿悟”、“不立文字”的方法,它们都属于体验-理解的方法论。中国古典美学运用体验-理解的方法,建构了与西方古典美学迥然不同的美学体系。中国古典美学是一种对审美意义的感悟,它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是对审美现象作抽象的概念规定和逻辑的推演,而是作哲理的启示。中国古典美学方法论与西方现代美学方法论有相通之处,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家多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吸取思想资源,以建立现代哲学、美学方法论。但是,中国古典美学方法论毕竟是古典时代的产物,存在着许多缺陷,如没有建立系统的解释学方法论,仍然停留于比较直接的体验阶段;由体验到理解和意义的阐释中间环节都缺乏严谨的规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等。因此,中国古典美学方法论可以成为现代中国美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又必须进行现代的改造,特别是要与现代西方美学方法论相结合,以达到互补、融合。

四、现代中国美学的方法论原则

传统美学方法论存在着审美经验的具体性和理论体系的抽象性的矛盾。因此,有人主张取消美学,这显然是不可取的。现代中国美学应当建立自己的方法论原则,以便为现代中国美学体系的建设找到一个合理的途径。

我们首先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并给予了革命的改造。黑格尔提出了“由逻辑进入到历史”的方法,就是先确定理念的内涵,然后在其历史演变中具体地展开并加以把握。马克思剔除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方法论的杂质,把它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先从历史进程中抽象出普遍的、本质的规律,然后再考察它在历史中的具体展开。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2](P103)。这样,“由逻辑进入到历史”的方法,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并赋予其历史的内容,从而克服了形而上学方法论脱离历史的弊病。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成为建立现代中国美学方法论的基础,同时,又必须对它加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要解决它的逻辑前提的可靠性的问题。为此,要吸收现代哲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使之适应建立现代中国美学的需要。

其次,还要继承、改造现代美学(以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体验-理解的方法。体验-理解的解释学的方法,是从具体的审美体验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体验中发现审美的意义。体验是现代美学方法论的基础。因为审美活动是生存的形式,而生存是体验性的,因此对生存意义的把握只能来自生存本身即生存体验以及其明晰化的形式——理解。而且,体验-理解方法也有主体间性的根据。生存是主体间性的,也就是主体与主体的“共在”,因此作为生存形式的审美也是主体间性的。传统认识论在主客对立的关系中不能真正掌握世界的意义,因为客体仍然是与主体对峙的“物自体”(康德)或“超越之物”(胡塞尔)。只有在主体间性活动中,主体把世界也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并通过互相交往、对话达到彼此的同情、理解,才能掌握世界的意义。

再次,体验-理解的方法只是发现审美的意义,这种发现虽然具有现象学所说的“明证性”,但仍然是个体的、偶然的把握,它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还有待于逻辑的证明。这样,就必须把审美本质的发现与逻辑证明结合起来。其实不仅人文科学需要体验-理解和逻辑证明相结合,自然科学也是如此。自然科学家往往是先从具体的经验中有所领悟,从而发现(假设)了新的理论,然后才进行理论的论证,即由更抽象的原理来证明它的合理性。如相传牛顿是从苹果熟了掉到地上受到启发,推想到万有引力,才进行了理论的构造和逻辑的论证的。逻辑的证明就是从更抽象的范畴出发来推导出具体的结论,即运用演绎方法,从更抽象、普遍的范畴中推导出被发现的结论。当然,这个更抽象、更普遍的范畴也是被体验-理解所发现的。这里就存在着一种真正的“解释学的循环”,正是这种“解释学的循环”避免了独断论。传统的逻辑论证仅仅封闭在概念自身的推演之中,与历史现实相脱离,而马克思建立的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则避免了这个缺陷。因此,应当运用马克思的“由逻辑上升到历史”的方法,对审美意义的发现进行逻辑-历史的论证。我们已经由具体的审美体验把握了审美的意义(这个过程是多次的重复),这是对审美本质的发现;然后再进行逻辑历史的论证,即从比审美更抽象的范畴存在或生存出发,考察它的本质,然后再具体考察存在或生存方式的历史演变,把存在或生存与审美活动联系起来,论证审美是存在或生存的自由本质的实现。

美学研究方法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进入审美体验。要排除现实干扰,保证审美体验的纯粹性。此时,处于自由的生存状态,感受到身心一体的愉悦,但精神性尚未与身体性分离,还处于混沌未明的阶段。这一步的任务与现象学的“悬隔”相似。第二步,进入审美理解。理解是精神性的,它已经与身体性分离,以审美意识把握世界,把完整的审美意象呈现出来。此时是前反思阶段,自觉意识还没有发生,意义还没有呈现,也就是还没有自觉地把握审美意义。这一步相当于现象学的“现象还原”阶段。第三步,进入审美反思。反思是以概念、范畴等理性符号来整顿非自觉意识,包括审美意识,从而进入自觉意识。审美反思是运用审美范畴来对审美意识进行抽象,它得出具体的审美意义,如优美、丑陋、崇高、荒诞、喜剧、悲剧等。这只是对具体的审美现象进行的反思,得出具体的审美意义,而不是对审美本身进行的反思,得出根本的审美意义。为了得出根本的审美意义,必须进行第二次审美反思,通过进一步的抽象,就会得出普遍的审美意义,即审美的本质。这一步(主要指第一次反思)相当于现象学的“本质还原阶段”。第四步,逻辑-历史的证明。审美是生存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必须把审美与生存联系起来。首先要确定生存范畴的本质,然后从生存方式的历史演变中考察审美作为特殊生存方式的性质,从而论证对审美意义(本质)的发现的合理性。上述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重复的过程。在多次的重复中不断深入地把握审美的意义。建立并运用现代美学方法论,我们就可以把握千变万化的审美活动,具体而本质地掌握审美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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