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角色定位与企业改制的成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败论文,企业改制论文,角色定位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乡镇企业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迅速发展之后经营绩效有了明显的下降，主要体现在增长速度趋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以及相当一部分企业亏损严重、债务缠身。对此，一般的解释是乡镇企业集体所有的性质造成了类似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企业家的权责不对称（Zhang，Gang，1997），企业家不但没有激励为企业努力工作， 反而有动力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渔利。所以，企业家努力不足是造成乡镇企业经营绩效下降的关键。同时，随着改革以来地方财政分权体制的确立，乡镇企业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它的经济绩效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因此地方政府有激励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办好企业。沿着这条思路，以产权改革为核心，通过所有权转让鼓励企业家提供高水平努力的企业改制，成为解决乡镇企业问题的主要手段（张维迎、栗树和，1998）。目前，全国县及县以下的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近80%实现了改制（赵晓，1999）。改制在某些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广东的顺德为例，改制以后企业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许多原来的亏损企业迅速扭亏为盈，更培育出美的、科龙、格兰仕等一批全国闻名的企业。1998年顺德的工业产值达到了605亿元人民币， 整个经济充满活力。可以说，是改制造就了顺德今天的繁荣。但是，改制在某些地区并没有奏效。四川的一些地区改制只是走走过场，企业家的行为没有什么改变，许多企业就此垮掉了。在苏南地区，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这个现象是发人深思的：如果改制已经解决了企业家的激励问题，那么为什么企业家的努力水平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异呢？也许除了产权不清以外还有别的影响企业家努力的因素。
我们认为，在改制过程中政府是否进行了机构改革是改制成败的关键。在大力推行改制的同时，顺德政府于1992年进行了深入彻底的政府机构改革，把原有的49个党政机关裁减到了29个，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从1400多人减少到不足900人。而且，伴随着机构合并和人员裁减， 政府的许多职权也不复存在了。比如，替代以前经委、乡镇企业局的工业发展局再也没有权力任命企业的领导人、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了。同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善，形成了公开、公正、廉洁的共识。相比之下，其他地方要么没有进行任何政府机构改革，要么改革的力度没有顺德的大。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认识改制后企业经营绩效差异的线索。
改制前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有两重性。首先，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政府要从内部直接管理和控制企业；其次，政府又是行政首长，负有管理经济、制定和执行行政法规的使命和权力。因此，除税收外，政府可以有两种途径从企业获得收益，一种是所有权带来的企业利润，另一种是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向企业寻租而得到的租金，比如收费、摊派、向企业索取贿赂等。政府的寻租能力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寻租能力不同于所有权。前者要求政府不仅可以从企业得到利润，而且必须负责企业在出现亏损时的债务。后者则可以在企业赢利之后进行，不用负责企业的亏损。这一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转轨经济中，政府的寻租行为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从国际比较看，俄国在实现私有化之后形成了一批官商勾结的寡头，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寻取巨额租金，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正如克鲁格曼（1999）所提到的那样，整个俄国经济正在被强大的、难以抑制的腐败所吞噬。俄国的事实说明产权改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要完成对产权的重新界定，同时也必须形成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否则难以取得成效。在我国的地方政府中，利用职权进行寻租是一个公开的事实。根据国家经贸委于1999年组织的对六个城市的民营企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改制企业）的调查，企业负担的各种收费平均为企业销售额的3.1%，接近税负的一半， 而其中乱收费的比例很大（国家经贸委，1999）。政府的这种寻租行为极大地损害企业家的积极性—知道相当一部分收入要被政府的腐败行为夺走，谁还愿意努力工作呢？或者，为什么自己不利用权力也捞一笔呢？如果改制仅仅局限于所有权的易手，而不触动政府寻租的权力基础，不形成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企业仍要忍受政府改制后的寻租行为，那么激励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以企业家的眼光来看，政府有进行事后寻租的激励。乡镇企业经营绩效下降，影响了政府从企业得到的收入。当放弃对企业的所有权可以提高企业家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政府未来的收益大于现在的损失时，政府是愿意进行产权改革的。它可以在保持强大寻租力量的同时把企业卖掉，一旦企业的经营绩效好转，它通过寻租得到的收入的上升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弥补改制造成的损失，更何况在企业经营绩效不好的情况下，拥有企业所有权意味着要替企业的债务负责。考虑到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家既可能根本就不愿意购买企业，也可能在改制后不愿意提供足够高的努力水平。企业卖不出去，政府总可以通过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及强制、摊派的方法来实现改制；但改制后企业家的努力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却是政府无法控制的。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地区改制效果不佳的原因。
要彻底解决激励问题必须让企业家相信政府产权改革的承诺是可信的，即产权会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不会出现事后寻租现象。改制前政府为了实现企业内部所有者和外部管理者的双重职能，必须要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因此政府规模不但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且也刻划了政府权力的深度和广度，标志着政府潜在的寻租能力。维持一个庞大的政府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源，在较紧的财政约束条件下，向企业寻租就成了政府取得收入的替代手段之一。同时，庞大的规模又给监督政府行为带来了很大困难，降低了腐败行为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因此，政府规模实际上代表了政府事后寻租可能性的大小。顺德大幅度地削减政府规模，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不仅减少了政府所消耗的经济资源，而且给企业家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为了提高社会的经济绩效，政府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力，不会从事事后寻租。确立了产权将会得到有效保护的信念，企业家才会在改制后提供高水平的努力。
地方政府对社会收益的不同关心程度决定了他们推行机构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有的政府尽管也喜欢更大的政府权力、更大的政府规模，但同时它还认为实现社会总体经济效益提高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称这样的政府为“好政府”。另一些地方政府更关心自己的收入和权力，我们称其为“差政府”。差政府会比好政府更厌恶机构改革，原因在于机构改革会动摇政府事后寻租的权力基础：一个小规模的政府再也没有力量像原来那样严密地控制经济生活，更易于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监督，而且机构的裁撤、人员的减少也使得政府丧失了某些固有的权力。从另一个角度看，机构改革也有利于在公务员中形成廉洁奉公的共识。当产权不清造成严重的激励问题时，好政府和差政府都会选择改制，企业家是无法区分它们的。但是，由于差政府无法象好政府那样容忍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所以，通过机构改革的不同力度企业家可以正确区分政府的好坏，并提供相应的不同努力水平。当然，差政府可以有意识地在机构改革上模仿好政府的行为以欺骗企业家，然后进行事后的寻租。可是好政府也有动力选择一个差政府无法接受的较小的政府规模，使得差政府无法模仿，从而使企业家确信它是一个好政府。所以，最终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只有顺德这样的“好政府”才会进行深刻、彻底的政府机构改革，而是否进行这样的机构改革也就成了各地改制成败的关键。
本文将通过一个两阶段的信号传递模型将上述讨论形式化，这个模型是在Spence（1974）劳动力市场模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在第二节里，我们将给出模型的基本假设；在第三节里，我们将讨论完全信息条件下两类政府的行为；在第四节里，我们将把模型扩展到不完全信息的情况；最后，在第五节里，我们将扼要地讨论一下由本文结论所引发的政府的角色问题。
二、模型的设定
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家和一个企业；企业必须由企业家来经营。政府和企业家进行两期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在第一期里，政府选择它拥有多少企业所有权的份额s（0≤s≤1，（1－s）为企业家的所有权份额）和多大的政府规模g。s＝1 意味着企业完全由政府所有；s＝0意味着企业完全由企业家所有；0〈s〈1 意味着政府和企业家共同所有这个企业。在第二期里，企业家根据政府确定的s和g决定付出多少努力a。假设努力的负效用为c（a），c′〉0，c″〉0。 企业的利润由企业家的努力水平a和政府规模g所决定，即π＝f（a，g），f[,a]〉0，f[,g]〈0，f[,ag]〈0，且f为a和g的严格凹函数。 较大的政府规模g从两方面降低企业利润。其一， 过大的政府规模占用经济资源，对私人部门具有挤出效应；其二，过大的政府规模增加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扯皮，造成婆婆多的现象，从而使政府的办事效率下降，并最终降低企业效率。我们假设企业家努力和政府规模的交叉偏导数f[,ag]小于零，是因为较大的政府规模降低企业家的边际生产率。在生产完成之后，政府和企业家根据各自所有权的份额决定分配，政府获得sf（a，g），企业家获得（1－s）f（a，g）。政府有两种类型，好政府和差政府。两类政府都关心自己的权力，政府规模越大，权利越大。但是，好政府不仅关心自己的权利，而且关心全社会的剩余π。因此，它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H][,G]＝f（a，g）+g
我们这里假设政府由权力得到的效用和由社会剩余得到的效用之间可以完全替代。这个简化的假设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不会对我们的主要结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于差政府，它只关心自己的收入。除了所有权份额sf（a，g）外，差政府还会通过对企业的事后寻租中获得收入。所有权意味着政府不仅要负盈，而且要负亏；而事后寻租是在企业生产完成之后进行的，可以只在企业赢利时进行。我们假设寻租的结果是政府拿走一定份额的企业利润，并以0≤v〈1表示该份额。 我们进一步假设v是政府规模g的正的凹函数，即v′〉0，v″〈0。因此，差政府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L][,G]＝[s+v（g）]f（a，g）+g
企业家在提供努力之前不知道政府的类型。如果政府是好政府，他的效用函数为
U[H][,E]＝（1－s）f（a，g）－c（a）
如果政府是差政府，他的效用函数为
U[L][,E]＝[1－v（g）－s]f（a，g）－c（a）
三、完全信息下的情形
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先在完全信息的框架中考察改制的结果。所谓完全信息，即企业家知道政府的类型。此时，企业家就可以直接根据不同的政府类型确定自己的努力水平。先看政府是好政府的情形。使用逆向归纳法，企业家根据政府确定的（s，g）组合提供最优努力水平，解下面的规划问题：
Max（1－s）f（a，g）－c（a）
a
其一阶条件是
（1－s）f[,a]（s，g）－c′（a）＝0
由此可以得到企业家的反应函数a[H]（s，g）。我们对模型的假设保证上述规划问题的二阶条件成立，因此，此反应函数是最优的。政府根据a[H]（s，g）得出最优的（s[*][,H]，g[*][,H]）组合，它满足：
（s[*][,H]，g[*][,H]）∈arg maxf[a[H]（s，g），g]+g
在均衡条件下，企业家的努力相应为a[H]（s[*]，g[*]）。
同理，差政府确定s[*][,L]和g[*][,L]，企业家据此确定努力水平a[L]（s[*][,L]，g[*][,L]）。（S[*][,L]，g[*][,L]）和a[L]（s[*][,L]，g[*][,L]）满足下列条件：
（s[*][,L]，g[*][,L]）∈arg max[v（g）+s]f[a[L]（s，g）
，g]+g
a[L]（s[*][,L]，g[*][,L]）∈arc max[1－v（g）－s]f（a，g）
－c（a）
我们可以证明下面的引理（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的所有证明过程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索取）。
引理1 对于任意给定的（s，g）组合，a[H]（s，g）〉a[L]（s，g），且a[H][,g]（s，g）〈0，a[L][,g]（s，g）〈0。
也就是说，对于相同的（s，g）组合，企业家面对好政府时的努力水平总是比面对差政府时的努力水平高；同时，不管面对何种政府，企业家的努力总是随政府规模的增加而减少。这些结论是很容易理解的。好政府不寻租，而差政府寻租，因此，在相同的政府份额s和政府规模g下，企业家的努力水平当然是在好政府的情形下高一些。同时，当政府份额固定时，任何一种政府的规模的增加都降低企业家的所得，他的努力水平自然会下降。
根据引理1，我们知道，当g→+∞时，a[H]，a[L]→0。因此， 存在一个G，使得当g≥G时，a[H]和a[L]之间的差距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假设对于任意的s，a[H]（s，G）＝a[L]（s，G）＝0。同时，政府的规划问题一定是当a[H]和a[L]是g的凹函数时才有解。 为了保证解的唯一性，我们假设a[H]和a[L]在整个（0，G）区间上是在给定的s下g的凹函数。此假设和引理1显示在图1中。 该图所显示的是在任意给定的s下a与g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到，由于a[H]（s，0）〉a[L]（s，0），a[H]（s，G）＝a[L]（s，G）＝0，且a[H]和a[L]在整个（0，G ）区间上是在给定的s下g的凹函数，我们必定有下面的结论：
图1 完全信息的情形
引理2 对于任意给定的s和g，a[H][,g]（s，g）〈a[L][,g]（s，g）。
这个引理说的是，好政府缩小政府规模对企业家努力水平的正面效应比差政府做同样的事的正面效应大。这是因为，差政府较大的政府规模既降低企业利润本身，又通过增加它的寻租能力降低企业家的份额，所以，即使它的规模较小了，其效应也不会有好政府的效应大。
好政府关心社会的总体剩余，因此尽管g可以给它带来效用， 但是由于g也会造成社会（企业）剩余的下降，所以好政府对g的偏好程度不如差政府强。对于差政府，当g上升引起企业剩余下降时， 差政府的寻租能力却相应上升了，所有权份额的损失可以被寻租收入的增长所弥补，这样，差政府将会比好政府更为偏好扩大政府规模。从另一个角度看，减小政府规模对于好政府的损失只是规模本身，而对于差政府来说，还要损失它的寻租能力，这就使得差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本高于好政府。两类政府对机构改革偏好程度的差异构成了企业家通过机构改革正确辨别政府类型的先决条件。在博弈论中，人们用单交点条件来描述这样的情形。我们证明两类政府的效用函数在（a，g）象限中满足单交点条件，即
这个条件说的是，好政府的政府规模对企业家努力的边际替代率小于差政府的边际替代率，即差政府的机构改革成本更高。在单交点条件下，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1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两类政府都实行完全民营化； 但是，差政府会总是比好政府选择一个较大的政府规模。
好政府实现民营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个正的所有权份额并不增加它的效用。对于差政府来说，由于民营化只减少它的利润份额，而减小政府规模既降低它的寻租能力，又减少它从权力本身得到的效用。虽然维持较大的政府规模直接降低企业利润，但是，只要这种负效应相对较小，选择完全民营化并同时维持一个较大的政府规模对于差政府来说总是最优的。也因为此，差政府的规模一定比好政府的大（在图1中，这表现为g[*][,L]〉g[*][,H]）。
两类政府都实行完全民营化这一结论可以解释改制的普遍性。众多的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也患上了国营大企业的“国企病”，而矛盾的根源则在于这些企业中风险与收益、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并由此引发出企业家努力水平低下的顽症。企业效益不好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财政状况。由于政府是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它既要负盈，也要负亏。因此，当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导致亏损时，它必须背上企业的债务。改制则使政府免于负这个责任。所以，好政府和差政府都会为了甩掉财政包袱、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而选择彻底从企业内部退出。
与产权改革的一致性相反，完全信息下好政府将选择更小的政府规模，这与单交点条件所阐明的差政府比好政府更偏好扩大政府规模是一致的。两类政府在机构改革力度上的不同正说明了它们对待事后寻租的不同态度。机构改革影响到了政府事后寻租的能力，差政府因此就比好政府要消极得多。我们把这种不同类型的政府选择不同机构改革力度的均衡称为分离均衡。命题1表明，在完全信息条件下， 只存在这样的分离均衡。在下一节里，我们将证明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唯一的完美贝叶斯均衡也是这样的分离均衡，只是好政府为了和差政府相区别，会选择一个比完全信息下更小的政府规模。
在完全信息下，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差政府不“嫉妒”好政府的选择g[*][,H]和相对于好政府的企业家较高的努力曲线，即U[L][,G][a[H]（g[*][,H]），g[*][,H]]〈U[L][,G][a[L]（g[*][,L]），g[*][,L]]。在图1中，这意味着g[*][,H]≤g[,0]。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个较大的政府g[*][,L]对于差政府来说是相对于g[*][,H]的一个优势策略，也就是说，无论企业家如何反应，模仿好政府都是差政府的劣势选择。如果是这样，则即使是在不完全信息下差政府也不会模仿好政府，我们的论述也因此可以停止了。下面我们分析差政府“嫉妒”好政府的选择g[*][,H]和相对于好政府的企业家较高的努力曲线的情况。此时，我们有U[L][,G][a[H]（g[*][,H]），g[*][,H]]〉U[L][,G][a[L]（g[*][,L]），g[*][,L]]。这正是图1 所显示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信息是不完全的，则差政府有动机模仿好政府的选择。这是因为，差政府这样做可以诱使企业家认为它是好政府并从较低的反应曲线a[L]（g）跳跃到较高的反应曲线a[H]（g），这样，它在权力方面的损失足以被较高的企业家努力所抵消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核心问题是好政府是否有动机采取行动，使企业家能够将自己和差政府区分开来。这是我们下一节所要考察的内容。
四、不完全信息下的情形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类型是政府的私人信息，企业家并不知道；差政府可以通过模仿好政府的行为来欺骗企业家，使企业家误以为面对的是好政府，从而提供更高的努力水平。在我们分析的问题中，谁更关心社会利益是政府的私人信息，这是无法观察的；但是，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民营化程度s和政府规模g却是可以观察的。因此，这两个参数是区别不同政府类型的信号。
假设政府机构改革以前企业家认为好政府出现的概率为p， 差政府出现的概率为（1－p）。改革以后，企业家根据改制力度s和政府规模g修正从前的看法，形成好政府的后验概率μ｛H│（s，g）｝。 对后验概率的不同规定导致了不同的均衡。信号传递模型有两种主要均衡：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在混同均衡中，不同的信号传递者（好政府和差政府）选择同样的行动（相同的改制力度和政府规模），这时信号接收者（企业家）无法修正自己的先验概率，它仍然认为政府类型i＝H的概率是p，政府类型i＝L的概率是（1－p）。 这意味着差政府可以通过模仿好政府的行动来欺骗企业家。在分离均衡中，不同的信号传递者选择不同的行动，同时信号接收者认为这种不同的行动揭示不同的私人类型，均衡的结果是差政府无法同时模仿好政府所选择的民营化程度和政府规模。
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是比较宽泛的均衡概念，只是给定了均衡路径上的后验概率，非均衡路径上的后验概率是任意的，这就决定了企业家在非均衡路径上对于政府行为的反应函数也是任意的。因此，存在无数个混同均衡。图2所示便是一个例子。象图1一样，图2 所显示的也是在任意给定的s下企业家努力a与政府规模g的关系。在图中，a[p]（g）是在均衡路径上（即企业家不对先验概率p进行修正）和先验概率p相对应的企业家的反应曲线，a[F]（g）是企业家的实际反应曲线。a[F]（g）的形状表明，企业家认为，当政府规模大于g[,1]时，政府是差的； 当政府规模小于g[,2]时，政府是好的；当政府规模处于g[,1]和g[,2] 之间时，不能确定政府的好坏。混同均衡要求，政府对企业家反应曲线的猜测正好与a[F]（g）一致。因此，混同均衡只能出现在a[F]（g）的折点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好政府和差政府的无差异曲线同时不和a[F]（g）相割。同时，均衡必须也在a[p]（g）曲线上。在图中，P 是均衡点，相对应的政府规模是g[*]。当然，这只是无数混同均衡中的一个，因为a[P]（g）是无数可能的反应曲线中的一个例子。
但是，所有的混同均衡都是不可置信的。完美贝叶斯均衡只是规定了均衡路径上的后验概率，对于非均衡路径上的后验概率没有规定，而这样的后验概率却很有可能是不合理的。 克瑞普斯－赵的直观标准（Cho、Kreps，1987）可以找出不合理的后验概率，剔除由此形成的不可置信的均衡，而经得起直观标准检验的就是精炼完美贝叶斯均衡。直观标准是说，如果企业家知道好政府会偏离均衡，而差政府不会偏离均衡，那么当他观察到有人偏离均衡时，他就会认为偏离均衡的是好政府。在图2中，对于好政府来说，区域PMN中的任何（a，g）组合均比选择g[*]好；而对于差政府来说则恰恰相反。因此，好政府有动机偏离均衡，而差政府无此动机。所以，我们有下面的命题。
命题2
不存在好政府和差政府选择同样的改制力度和政府规模的精炼完美贝叶斯混同均衡。
排除了混同均衡，下面要考虑的是分离均衡是否存在。分离均衡下政府的不同行为揭示了政府的类型，企业家也正确地预见到了这一点。下面的命题说明，这样的分离均衡是存在的。
命题3 存在唯一的精炼完美贝叶斯分离均衡，在其中， 两类政府都选择完全民营化，好政府选择政府规模g[,0]〈g[*][,H]， 差政府仍然选择g[*][,L]；企业家如果观察到g[,0]，则认为政府是好政府， 并提供努力a[*][,H]（g[,0]），否则，认为政府是差政府， 并提供努力a[*][,L]（g[*][,L]）。
命题3是本文的核心，我们在这里给出一个简要的说明。 对于差政府来说，既然好政府会选择一个使它在任何改制力度下都无法模仿的政府规模，它的最好选择只能是它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即在实现完全民营化的同时维持一个较大的政府规模。好政府之所以仍然选择完全民营化，是因为民营化增加差政府模仿它的规模的成本，因为，如果它不实行完全民营化，差政府就可以缩小它的规模，因为它的损失可以由较大的所有权份额所抵消。至于好政府选择一个比完全信息条件下更小的政府规模的原因，我们利用图3来加以说明。在图中， 好政府要与差政府相区别，它所选择的政府规模不能比g[,0]大， 因为否则差政府就有动机模仿它。但是，它也不必选择一个比g[,0]更小的规模， 因为对于差政府来说，选择g[,0]刚好和选择g[*][,L]一样好。因此，g[,0]和g[*][,L]构成唯一的分离均衡。 因为确信选择规模g[,0]的一定是好政府，企业家会选择较高的努力曲线a[H]（g）， 提供较高的努力水平a[*][,H]（g[,0]）。同样地，因为确信选择规模g[*][,L] 的一定是差政府，企业家会选择较高的努力曲线a[L]（g）， 提供较低的努力水平a[*][,L]（g[*][,L]）。值得注意的是，好政府因为要与差政府相区别，它选择g[,0]时的效用低于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它选择g[*][,H] 时的效用；因此，好政府为了向企业家表明自己是好政府必须付出代价。
图2 混同均衡
注：图中描黑线部分是a[F]（g）
图3 分离均衡
命题3 解释了为什么在改制后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的顺德民营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企业家的积极性充分地发挥了出来；而没有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苏南、四川等地，尽管在出售国营和集体企业股份上与顺德几乎没有差异，但是改制后企业的经营效益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这些地方的政府没有进行机构改革，因而保留了政府未来寻租的权力基础。这样，企业家就会认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会从事事后寻租的“差政府”，当然不愿意提高努力水平，甚至事前根本就不会愿意购买企业。尽管政府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把企业出售出去（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把企业白送给经理层或全体职工的现象），但是企业家并不认为政府改制的承诺是可信的：没有政府机构的改革，企业家会认为，改制要么是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要么是它为了以后更好地从企业寻租的陷阱。因此，企业家的行为与改制以前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有些人甚至在得到企业的时候就打定主意要转移企业的资产。值得强调的是，长期固有的硬性摊派、定任务、下指标的做法在改制过程中也不在少数，这更强化了企业家对改制的不信任。以削减政府权力为特征的政府机构改革（如精简机构、取消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权力、裁员等）是对政府不会从事事后寻租的一个可信的承诺，从而得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改制才能取得成功。
五、结语
改制是目前解决乡镇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问题的主要思路，而改制以后企业经营绩效的差异也是客观事实。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是否进行了深入的机构改革，是否相当大地削减了政府事后寻租的能力。深入的政府机构改革为全社会确立了政府有决心把改制作为促进长期经济发展的手段的信心。也就是说，政府的机构改革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有益于改制成功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社会资本是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共识。在改制的问题上，一个必要的共识是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政府相信企业家在改制后会提供更高的努力水平，企业家相信政府不会从事事后寻租。后者正是由政府机构改革所确立的，而前者则是后者的一个自然结果，因为一旦企业家确立了信心，他自然会提供更高的努力水平。广而言之，政府机构改革还是促进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改制成功的社会资本的催化剂。改制的一大阻力来自于公众对改制能否促进整体社会福利的疑问。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疑问的产生是因为公众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政府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主导力量，它的行动对公众的信念有巨大的影响力。政府机构改革给公众一个强烈的信息，即政府相信企业改制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由于政府的影响力，公众会趋于接受同样的信念，改制的阻力因此就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