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元散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曲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兴盛时期（二三十年代）
自从王国维涉足戏曲研究以来，国人对于曲学的卑视便大为改观。他以《宋元戏曲考》(1912)为代表的戏曲研究论著，虽然未专门论述元代散曲，但其中不少章节中所涉及的曲之起源和风格问题，对后世散曲研究者实有重要启发。与此同时，曲学大师吴梅的戏曲论著《奢摩他室曲话》(1907)和《顾曲麈谈》(1914)先后问世，《中国戏曲概论》(1926)、《曲学通论》(1932)和《南北词简谱》(1939)等亦相继出版，这些著作有不少地方论及了散曲的作家作品以及散曲创作的技巧和方法。吴氏曾在北京、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高校主讲词曲，高足盈门，由是曲学日盛。在王、吴等人的倡导之下，再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等人对于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散曲文学遂被国人刮目相看，曲学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其间，任中敏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的《散曲研究》（注：连载于1926年至1927年间的《东方杂志》，后经修订，以《散曲概论》书名收入《散曲丛刊》，由中华书局于1931年出版。按，本文以下所述书名及文章篇名，凡未注明具体出版单位或发表刊物及时间者，可参见张月中主编的《元曲研究资料索引》（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何贵初（香港）编《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玉京书会1995年出版）、赵义山编《20世纪元散曲研究论文索引》（附于编者之《斜出斋曲论前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一样，都是各自领域的开山之作。此外，他的《散曲丛刊》(1931)和《新曲苑》(1940)也是极重要的曲学文献。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学者和重要著述相继涌现，除开文学史家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1)、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曾以重要篇幅论述了元代散曲而外，另如卢前的《散曲史》(1930)、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1934)等，就更是专门的散曲研究著作；卢前的《饮虹簃所刻曲》(1936)也是可以与任中敏《散曲丛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献。从以下几方面可以见出本阶段的卓越成就。
一是散曲研究独立学科的创建。如果说，近世戏曲研究以王国维为开山祖师，那么，近世散曲研究，就是以任中敏为一代宗匠。在本世纪初，任氏有感于“处今日而言曲，寻常多知有传奇，知杂剧者已较少，知套数者乃益少，知小令者则更少，即知套数小令者，亦多目为曲中余事，而绝不重视之也”（注：见中华书局1931年出《散曲丛刊》本（下同）《散曲概论·序说》。）的局面，于是决意改变这种状况。他清醒地认识到，“吾人果沿曲之流，尽曲之变，方为杂剧，为传奇；若探曲之本，溯曲之源，则转为小令，为套数也”（注：见中华书局1931年出《散曲丛刊》本（下同）《散曲概论·序说》。）。有了这一认识，任氏一方面着手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另一方面积极搜辑刊布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
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方面，任氏在《散曲概论》中极力廓清传统曲学中戏曲、散曲蒙昧不分的混沌状况，谓“凡不须有科白之曲谓之散曲”，“统属于散曲之下者，有散套与小令两种”，这就终于从逻辑的内涵和外延上把散曲与剧曲各自独立开来；紧接着，任氏又通过对“散曲”、“乐府”、“清曲”、“套数”、“大令”、“小令”等一系列曲体概念的辨析，彻底澄清了自明清以来混乱不一的曲学术语；明确了散曲研究的对象为“套数”与“小令”，任氏便分“选集”、“别集”开列了散曲研究的基本书目共177种；并分“体段”、“用调”、“作家”、“作法”、“内容”、“派别”、“余论”等几部分对散曲文学的体制特征、题材内容、风格流派等作了简论，由此建构了散曲研究的大体轮廓与框架，从而开启了散曲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如果说王国维、吴梅等人的曲学研究基本上是剧曲、散曲笼统而论的，任中敏则是将二者独立开来的；如果说吴梅对曲文学多是从传统曲律学的角度加以深研精析，是继承王骥德的道路努力向纵深开拓，标志着传统曲学的辉煌，而王国维的更从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等多角度观照戏曲文学，任中敏则更从文体学、创作学、风格学等多方面研究散曲文学，则分别标志着现代戏曲学和散曲学的开端。
在构建散曲研究学科框架时，任氏有感于当时“散曲书籍，自来冷僻；购求既觉为难，借读亦鲜其处”（注：见《散曲概论·书录》。）的艰难，积极进行散曲文献资料的搜辑工作。他从1926年到1930年间，先后有《元曲三百首》、《元四家散曲》、《元人散曲三种》等面世，1931年又刊布大型散曲文献集《散曲丛刊》。在任氏进行这一工作的同时，卢前亦有《元曲别裁集》、《曲雅》、《续曲雅》、《元明散曲选》、《饮虹簃所刻曲》等先后面世。经过任、卢的努力，散曲研究书荒的问题基本得以缓解。梁乙真曾在《元明散曲小史·序例》中说到当时散曲文献搜辑刊布的情形，谓“任中敏、卢冀野、郑振铎、赵万里诸先生也都用全力来搜辑散曲资料。尤其近四五年来，元明两代重要散曲集子的不断地被发现与翻印，尤为空前未有的热闹”。除任、卢以外，另如陈乃乾、钱南扬、顾季羡等人也都为散曲的普及贡献过一定力量。在编辑刊行散曲研究资料方面，任氏除了在《作词十法疏证》中广泛引录了历代有关曲论资料而外，更重要的是于1940年编辑出版了《新曲苑》，与20年代初陈乃乾所编《曲苑》、《重订曲苑》重在戏曲论著相比，任编重在散曲论著，且更有从笔记杂著中选摘汇录者（如《辍耕曲录》、《尧山堂曲记》等），任氏还将历代散见各书而难以摘编为专书者辑为《曲海扬波》六卷附于编末。这些研究资料之佳惠学林，非一代也。
二是科学实证方法的成功运用。这里所谓“科学实证方法”，即将我国传统朴学的考据之法与西方的科学分析归纳之法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本世纪初的曲学领域中，运用此法最有成效者，无疑当推王国维为第一人。比如，王氏研考宋元戏曲，即先考证有关戏曲史料，再归纳出“必和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所谓“真戏剧”的定义，然后再以此观照更为广泛的戏曲作品，故多精辟中肯之见。王氏在戏曲研究中的科学实证之法，亦为任氏在散曲研究中成功运用。比如，任氏从大量具体的散曲作品中抽象归纳出“散曲”的一般定义，对“散曲”作了比较科学的质的规定；然后，任氏立足于这一较为科学的定义，研考辨析如“套曲”、“清曲”等诸多曲体概念，使曲学研究“话语”得以规范统一；任氏又立足于这一定义，对散曲诸多体制特征作了简要论述；任氏还立足于这一定义甄别戏曲与散曲作品，甄别戏曲与散曲论著，由此搜辑了丰富的散曲文献和散曲研究资料。王国维、任中敏等在本世纪初所运用的科学实证之法，即使在当今，仍是学术研究中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是对散曲审美个性的把握与张扬。在二三十年代，研究者们特别注重对元散曲审美个性的把握与张扬，这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和主张个性张扬的新思潮有直接关系。自元明以来，论家多崇雅卑俗，元曲的审美个性横遭抹杀。对此，王国维、任中敏等人一反流俗，努力张扬其审美个性。王氏在《宋元戏曲考》中特别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相提并论，推之为“一代之文学”，且极力推崇元曲的白俗“自然”。任氏在《散曲概论》中从形式与精神、语言材料与题材内容、审美情趣与风格特征等诸多方面对词与曲作了详细的比较，并在《作法》一节中对二者的审美特质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
总之，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词尚意内言外，曲竟为言外而意亦外。
经过分析比较，任氏特别推崇散曲文学的“尖新”、“豪辣”。立足于此，任氏崇北曲而卑南曲，厚豪放而薄清丽，褒元曲而贬明曲。他对明曲中梁辰鱼“文雅蕴藉”一派的远离“北曲蒜酪遗风、亢爽激越”曾痛下针砭，谓其“词不成词，曲不成曲”，“臣妾宋词，宋词不屑；伯仲元曲，元曲奇耻”（注：见《散曲概论·派别》。）。经过王国维、任中敏等人对元曲审美个性的极力张扬，再加上吴梅、卢前等人对于作曲唱曲的努力倡导，学界贵词贱曲的风气终于得以彻底改变。一些文学史家从此亦对元散曲刮目相看。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写《近代诗史》一卷时，写完唐宋词以后即写元散曲，在她的诗学观念中，只有散曲和小曲歌谣才是元明清三代坐正席的诗歌，她甚至充满深情地礼赞元代散曲，称“它是轮方薄中天的太阳”。另如郑振铎，亦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列专章来讲述“散曲作家们”，尔后又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以重要篇幅论述“元代散曲”。他对元散曲独具个性的审美特质，差不多是与冯沅君一样的大加褒赞。如此看重元散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在当时，即使与以后的文学史家相比，冯、郑二位的卓识，也不能不令人赞叹！而任中敏的一反传统张皇元散曲的审美特质，其凸现一代文学风采于世的伟绩就更令人景仰！
四是对散曲研究范围的广泛开拓。除前述成就外，本阶段的研究者们在传统曲律、元曲渊源、散曲作家、风格流派和发展分期等方面的研究，亦成绩喜人。就曲律研究而言，以吴梅《南北词简谱》成就最高。吴谱虽多取资《钦定曲谱》，但兼有曲律、曲论、曲品等多方面的性质和功能，非明清时仅标明平仄、句式、板眼的旧谱可比（注：参见周维培《曲谱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五章。）。吴谱而外，另如吴氏门生蔡莹《元剧联套述例》总结北曲联套规律、王玉章《元词斠律》辨析北曲谱式异同等，均取得一定成绩，并受到吴氏的称赞。
就元曲渊源研究而言，姚华《曲海一勺》的论述极堪注意。姚氏指出词曲递兴、雅俗分流的情形并特别注意到宋代文人俗词对曲的影响，这就由前人仅注重音乐的变迁，转而进一步注重语体风格的变化，有较大启发意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卢前《词曲研究》等对于唐宋大曲、唱赚、诸宫调等对元曲体制形成的影响亦作了深入探索。其后，梁乙真在《元明散曲小史·导论》中对于诸家研究成果作了总结：
散曲的起源，据我们探讨的结果有三点是应该注意的：（一）词调的转变，（二）词句的语体化，（三）诸宫调的繁兴。
从此以后，人们对元曲渊源与形成的认识便由注重音乐的单一看法转向音乐、文学、语言并重的多元思考。
就散曲作家研究而言，吴梅贡献甚大，他虽非散曲专家，但他在研究戏曲家生平的同时，也研考了许多散曲作家，实为致力于元散曲作家研究而卓有成就的第一人。吴氏在《顾曲麈谈》和《元剧研究》中先后为曲家作有小传，内中所涉及的散曲作家至少在100人以上。在元曲家生平资料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这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吴氏在考证散曲作家时，还举出了一些代表作品，也偶尔论述了一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凡此，都对其后曲家创作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另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考叙了贯云石、马九皋、兰楚芳等12名西域曲家，开元散曲中作家群体研究之先河。此后，如冯沅君《中国诗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等均在作家创作的个案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绩。
就元散曲风格流派研究而言，其影响甚大者，则以任中敏为第一人。任氏《散曲概论·派别》中将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所列“十五体”归并为“豪放”、“清丽”、“端谨”三体，而后又“剔去端谨，专取豪放、清丽两派论元人”，虽然对关汉卿等少数作家的派别归属或有未当，但其大体可取。后来冯沅君、梁乙真以及近年许多论家，在论元代散曲作家的创作时，均仿任氏，以“豪放”、“清丽”两大派来划分作家阵营。
就元散曲发展分期研究而言，最有影响者，当以郑振铎为第一人。郑氏之前，即便如王易《词曲史》，也还无明确的“史”的线索。郑氏受钟嗣成《录鬼簿》分“前辈”、“方今”等次序记载作家的一些启发，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以1300年为界分元散曲的发展为前后两期，其后虽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又将元末明初连起来划出一个第三期来，但其第二期已划到了1360年，故实质上仍为“两分”。虽然这种分法略有不当，一些作家的前后分属也还有一些问题，但这种分法比较简明，多为后世论家所取。
总上数端，可见二三十年代的论家们对前人已有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开拓；对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则有新的开创，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很显著的。
二、衰落时期（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中国学术的发展，实际上从40年代起便大不景气。抗战的烽火、内战的硝烟，十年间国无宁日；危急存亡之秋，国人有暇顾及学术者寥寥。50年代以后的祖国大陆，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斗争运动频频，文化学术政治化，散曲因缺乏“思想性”、“人民性”，自然容易被人遗忘，散曲研究整体上处于衰落之中。其衰落状况，可从以下几方面见出：
其一，研究范围狭窄。前一阶段诸多研究领域，如曲律研究、元曲渊源及形成研究、风格流派、体式特征、题材内容和发展分期研究等几乎无人过问，而基本局限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且仅睢景臣、张养浩、刘时中等极少的作家和他们极少的作品能被肯定。如果要说这一时期有一定开拓，似只有隋树森的散曲文献整理与研究、孙楷第的曲家考订、徐嘉瑞等人的元曲方言研究等，其成就可观。
其二，研究方法简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盛行不衰的“阶级分析法”也被运用于元散曲研究，立足这一方法来分辨元散曲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于是只有《潼关怀古》、《高祖还乡》、《上高监司》等两三篇作品可以得到好评。而那一篇《高祖还乡》，却又被人用同样的方法加以否定。如50年代，有人不知是故意调侃还是当真，说套曲中那位乡民既说刘邦采了他的桑、借了他的粟等，则必家私富裕，是富豪或地主都有可能，对套数作者，应批判其知识分子的落后性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注：见刘永济《评介元曲家睢景臣〈高祖还乡〉套数》（载《长江文艺》1954年6期。）。到70年代，受“评法批儒”的影响，刘邦成了法家人物，于是又有人说睢景臣站在儒家立场骂刘邦，实质上就是反社会变革、骂新生力量等等（注：见《光明日报》1975年3月24日和《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等所载有关文章。）。用这种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文艺作品，把文艺批评政治化，免不了要闹出一些笑话来。
其三，研究成果甚少。在本阶段的30年里，大陆所发表的元散曲研究文章大约只有70篇左右，内中除隋树森等人的一些辑校考订之文以外，大多属于作家作品研究，其中仅《秋思》和《高祖还乡》就要占去约30篇，除这两个“热点”外，只有关汉卿、白朴、张养浩、贯云石、张可久、刘时中等少数几位作家受到过论文作者不同程度的关注。而论著方面，仅当时中国科学院和游国恩等所编几部《中国文学史》对于元散曲有简略叙述，此外，30年间无一本有关元散曲研究方面的专著，其衰落之甚，显而易见。
就在元散曲研究整体上走下坡路的同时，也有少数几个领域颇有成就。
首先，元散曲文献整理研究成就卓著。在二三十年代不遗余力搜辑整理散曲文献的两位大家——任中敏和卢前，一位后来转向唐代文学，一位于50年代初病逝。他们所开创的工作，隋树森便接替下来。在50年代，隋氏先后将《阳春白雪》、《乐府新声》、《太平乐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选集校订出版，并在此基础上广搜博览，最后编成《全元散曲》(1964)，计收入200余位元散曲作家的小令3800余首、套数400余篇，一代文献的总纂工作，终于宣告完成。但遗憾的是，隋氏差不多耗去大半生心血的成果，要等到差不多20年以后，才被人们广泛地加以利用。
其次，元曲方言语辞研究有所进展。元曲中方言语辞甚多，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障碍较大，徐嘉瑞在40年代便努力研究，出版了《金元戏曲方言》，后经修订，于1956年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同年，商务还出版了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有了这些工具书，也就少了“发扬关汉卿的‘铜豌豆’战斗精神”一类的笑话。
再次，元曲作家考订成绩可观。在本阶段中，孙楷第于这项工作用力最勤，他的《元曲家考略》(1953)把许多为人所不知的元曲家一一考出，使这项工作在吴梅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被大大推进一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元曲作家生平考订方面，孙氏当为第一功臣。此外，谭正璧《元曲六大家传略》(1957)也是本阶段中作家生平研究的力作。
复此，曲学研究资料的整理有新的成果。本阶段中主要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959)、周贻白著的《戏曲演唱论著辑释》(1962)等，这些著作也为元散曲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
正当祖国大陆本阶段运动频频，元散曲研究比较寂寞冷落之时，港台方面却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尤其是在传统曲律学的研究方面尤为突出。如郑骞的《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北曲新谱》、罗忼烈的《北小令文字谱》、罗锦堂的《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汪经昌的《南北曲小令谱》、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在元散曲作家创作、艺术形式和发展史等研究方面，有罗锦堂《中国散曲史》、《锦堂论曲》、郑骞《从诗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与研究》、王忠林《元曲论丛》等研究专著，另如郑骞《景午丛编》中亦有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三、复兴时期（八九十年代）
到八九十年代，随着政治形势和学术风气的转变，元散曲研究出现了令人欣慰的复兴局面。其复兴的盛况可从以下几方面见出：
一是散曲作品和研究资料的搜辑整理成绩显著。随着自40年代以来元散曲研究的衰落，几十年间，人们对元散曲渐渐遗忘，大陆年轻人几不知散曲为何物。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研究者来说，最需要的是基本的散曲文献与研究资料；对于年轻读者来说，最需要的是元散曲优秀作品的选注；这两项基础性工作都是从80年代初逐步展开的。
就基本文献和研究资料而言，隋树森的《全元散曲》多次重印，隋氏校点的《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乐府新声》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获以再版；王文才的《元曲纪事》、隋树森的《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等亦先后面世，这些重要的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的出版，基本解决了80年代元散曲研究者们的书荒问题。与此同时，对元散曲家个人作品的辑录和别集的校注以及研究资料的汇集等著述也陆续涌现，如王文才的《白朴戏曲集校注》、李修生的《卢疏斋集辑存》及其与李真瑜、侯光复等人的《乔吉集》、胥惠民、张玉声和杨镰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吴国钦的《关汉卿全集》、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王钢的《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李汉秋等人的《关汉卿研究资料》、《关汉卿散曲集》、陆邦枢等人的《薛昂夫赵善庆散曲集》、俞忠鑫的《甜斋乐府》、王佩增的《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笺》、刘益国的《马致远散曲校注》、瞿钧的《东篱乐府全集》、萧善因等人的《马致元集》、王毅的《海粟集辑存》、孔繁信的《重辑杜善夫集》等等，尤其张月中等校注的《全元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的出版，这些既是元散曲作品搜集、整理和资料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又为全面研究元散曲的创作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础。
就元散曲优秀作品的选注而言，本阶段成绩尤为显著。在这近20年中，除任中敏《元曲三百首》等被整理重印以外，新出的各类元散曲选注本究竟有多少，实难准确统计，但据最保守的估计，大概不下50种。如刘永济的《元人散曲选》、王季思、洪柏照等人的《元散曲选注》、卢润祥的《元明散曲》、羊春秋的《元人散曲选析》、傅正谷、刘维俊的《元散曲选析》、萧善因的《元散曲一百首》、王锳的《元人小令二百首》、宁希元的《元散曲选粹》、张文潜、何云麟等人的《元代散曲选》、王起、洪柏昭和谢伯阳的《元明清散曲选》、李汉秋等人的《元曲精品》、黄天骥和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选》、彭久安的《元代散曲选译》、胡世厚、卫绍生的《少读元曲三百首》、张国伟、奚海等人的《元曲三百首赏析》、吴新雷、杨栋的《元散曲经典》（上海书店／1999），以及贺新辉、蒋星煜先后主编的两部《元典鉴赏辞典》等等，都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选注或选析本，它们不仅为众多元散曲研究者广为参考，而且在培养年轻一代对元散曲的爱好并逐步走上研究道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八九十年代元散曲研究的逐步兴盛，与散曲作品和研究资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
二是通论性重要成果不断涌现。本阶段是本世纪元散曲研究三个发展阶段中时间最短但成果最多的一个时期，在这近20年里，各类有关元散曲的研究文章约500多篇，重要论著约20多部，许多重要成果的质量和水平都比前两个时期有较大提高。但就综合性和通论性质的论著而言，1986年隋树森的《元人散曲论丛》出版，此为第一部有关元散曲研究的论文专集；1989年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出版，此为第一部戏曲与散曲合论并以辞条形式出现的综合性系统研究论著；1990年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出版，此为第一部以作家为单位且论述元散曲家最多的曲家创作论集；1991年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出版，此为第一部规模宏大且体制与创作兼论的散曲史通论；1993年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出版，此为第一部专论元散曲体制与创作的断代散曲史论著；1995年汤易水的《散曲艺术谈》出版，此为第一部散曲艺术专论。此外，另如羊春秋的《散曲通论》、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有关部分、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键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谢伯阳主编的《散曲研究与教学》（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论文集）、唐振景、张国伟主编的《首届元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门岿主编的《中国古典诗歌的晚晖——散曲》（全国第二届中国古代散曲研讨会论文集）及其专著《元曲管窥》、王星琦的《元曲艺术风格研究》（散曲篇）、王毅的《元散曲艺术论》、赵义山的《斜出斋曲论前集》等等；都是这个时期中较为重要的元散曲研究论著，或元代戏曲与散曲并论的重要著作。正是由于这些重要论著的出版，本时期元散曲的研究重新活跃兴盛起来，使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开拓和向纵深的发展。
三是研究领域的新开拓。就元散曲的研究领域来看，本阶段相对于三四十年代，又有新的开拓。首先是作家个案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如庾天锡、王恽、徐琰、陈草庵、杨维桢、王举之等以前一直被人忽略的卓有成就的散曲作家，本阶段已引起广泛注意，先后被门岿、李昌集、羊春秋、赵义山等作为重要作家进行评述；另如元好问、杜仁杰、卢挚、周德清、杨维桢等20多人都相继在本阶段进入专文研究的行列。
其次是作家群体研究有较大发展。以30年代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发端，到八九十年代，作家群体研究渐受重视，除了10多篇专题论文以外，赵义山在《元散曲通论》中还用“元散曲的作家构成与群体风貌”的专章论述了几个不同的作家群体，主要涉及的有少数民族作家群、地域性作家群、市民作家群和仕宦作家群等等。这实质上是元散曲作家研究取得较大成绩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标志。在有关的论文中，门岿《论兄弟民族对元散曲发展的贡献》、祝注先《元代散曲中的少数民族创作》、刘坎龙《论元代西域少数民族诗人散曲创作之价值》等对西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论述，曹华强《元曲女作家述略》、何云麟《试论元明曲妓和妓曲》、罗斯宁《元代艺妓与元散曲》等对女作家群的论述，以及门岿《真定元曲十家》和《陕西的元曲家及元曲家在陕西》、陈绍华《扬州元曲家述略》等对于区域性作家群的论述等等，都是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深入研究各作家群的创作活动情况及其群体风貌，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对元散曲创作和发展演变方面诸多问题的认识。
再次是题材内容研究被广泛关注。本世纪初，姚华、任中敏、刘永济等人对元散曲的题材内容曾有简要论述，50年代以后，大家仅关心如《高祖还乡》、《上高监司》一类有“思想性”的东西，其他则多被忽略。而到了八九十年代，题材内容的研究被广泛关注并取得长足发展。举凡叹世归隐、怀古咏史、男女恋情、自然山水等都有不少专门论述。其中有不少富有学术见地的论著，如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选注·前言》、熊笃的《论元曲中的离经叛道思想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有关章节、陈昌怡的《简论咏世怀古题材的元散曲》、李日星的《元散曲的道情与唱理》、周建忠的《元代散曲“嘲讽屈原”通论》、田守真的《元散曲家为什么嘲笑屈原》、何云麟的《浅谈富有时代气息的元散曲爱情题材作品》、赵义山的《试论元代山水散曲之意境与元代文人之审美趣尚》、许金榜的《隐居与爱情两大传统题材在元散曲中的推陈出新》、《元代散曲写景作品中的景物、心态和艺术创新》、李春祥的《元人散曲中的讽刺时政主题》、奚海的《真实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和士子壮志辅国精神的时代壮歌》等等。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80年代中期，曲学界就如何从思想倾向上把握元曲的时代特征，曾引发过一场争论。问题最先由黄克发的《娱人与自娱——关汉卿剧曲和散曲不同倾向之管见》一文引发，其后王季思、梁归智、郭英德等都先后参加了讨论。
最后是艺术形式研究的全方位展开。到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散曲艺术形式的关注更是盛况空前，在本世纪这方面的50余篇研究文章中，90%以上产生于八九十年代，其中洛地的《元曲及诸宫调之所谓宫调疑探》、《元曲及诸宫调之所谓宫调再疑探》、季国平《北曲形成论——联套篇》、周维培《南北曲联套略论》、黄克的《俏的艺术——试论元人散曲的格调》、门岿的《论元散曲的本色美》、李日星的《散曲谐趣论》、谢真元的《绚丽多姿的色彩世界》、黄卉的《元曲独特的审美情致——蛤蜊风味》、林之棠的《务头论》、翁敏华的《论衬字》、陆联星的《元散曲的多种艺术手法》、姜书阁的《说巧体曲短柱》、萧自熙的《多向发展的元人小令借对》、《元人小令对仗探索》、谭汝为的《元散曲的博喻手法》、《词曲鼎足对简论》，以及上文提到的李昌集、羊春秋、赵义山的以散曲体制形式研究为主的几部通论著作和汤易水、王毅专论艺术形式的两部著作（见前）等等，这些论著分别对音乐体制、联套形式、曲体风格、章法技巧、修辞艺术、平仄韵律等作了深刻论述。
四是某些方面的研究有新的进展。比如，对于元曲渊源这一古老的话题，李昌集不同意“曲者词之变”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词曲双生于唐曲”的新观点，赵义山、王星琦则对此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些都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北曲的形成。又比如，对于元散曲的音乐体制问题，孙玄龄、洛地等人都有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所收680首元散曲乐谱全部翻译为现代乐谱，并对元曲音乐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洛地的《词乐曲唱》，将华夏民族的唱分为“以乐传词”的“歌唱”和“以文化乐”的“曲唱”两类，特别对“曲唱”的“以字声行腔”作了纵横阐论，由此，也就对元曲的实际演唱和与之紧密相关的曲牌宫调问题有与众不同的崭新看法。又比如，对于元散曲的发展分期问题，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通过对许多重要散曲作家创作活动时代的考订，并根据元散曲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演化”、“初盛”、“大盛”、“衰落”的四分法，比较符合实际地重新描述了元散曲发展演变的历史面貌。此外，在元曲语言研究中，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别开新域，陆澹安的《戏曲语词汇释》、顾学颉、王学奇的《元曲释词》则在徐嘉瑞、朱居易等人的基础上集元曲语词研究之大成。在作家个案研究中，对于许多重要作家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卢挚、张可久、张养浩、贯云石、刘时中、薛昂夫等人的生平和散曲创作成就的研究有可喜进展，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作家专论著作，如张云生的《关汉卿传论》、吴乾浩的《白朴评传》、李修生的《白朴·马致远》、杨镰的《贯云石评传》及与人合著的《元曲家薛昂夫》等。
五是独立学科意识的进一步强化。自本世纪初任中敏等人把散曲研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以后，中间几十年中因戏剧成为“显学”，散曲几乎成为盲点；经过八九十年代诸位学人的努力，散曲研究独立的学科意识才在三四十年代的基础上被进一步强化。前述众多有关元散曲的研究成果首先为此奠定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80年代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了曾以任中敏挂帅的国内第一个散曲学博士点，先后培养出了以王小盾、李昌集、季国平、杨栋等为代表的几位优秀的曲学博士；90年代初，“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并组织召开了4次有海峡两岸或国外学者参加的散曲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国内外研究散曲的学者们加强了联系和交流；90年代末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出版；凡此，皆具有进一步强化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
祖国大陆本阶段元散曲研究的繁荣兴盛情况已如上述。港、台方面，本阶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罗锦堂主编的《元人小令分类选注》、罗忼烈的《关汉卿和他的散曲》、《王和卿及其打油曲》和《卢挚的出身、生卒年及其遗作》、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及其与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选详注》、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冯子振散曲析评》和《徐再思散曲探析》、汪志勇的《元散曲中的带过曲研究》、赖桥本的《元曲吟唱》、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和《酸甜乐府探究》、何贵初的《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黄敬钦的《卢挚及其散曲研究》等等。此外，韩国尹少荣的《元散曲里的自然观研究》和《元散曲及反映的文人思想》也是本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四、结语
纵观百年的元散曲研究，成绩是相当显著的，最令人欣慰的是它在学术界作为一个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学科的形成并得到长足发展，由此，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任中敏、卢前和隋树森等人的卓越贡献和不少学者在八九十年代中的辛勤耕耘。在这百年的元散曲学术研究中，除中期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外，前后两个时期，从总体上看，学风一直是朴实的，学人们大多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扎实的资料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性的理论阐发，前些年的诸多新思潮基本未冲击这一研究领域，这一方面继续保持了元散曲研究学风的端正朴实，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研究者在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的更新上进展缓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元散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作家个案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在元散曲的200多位作家中，卓有影响的重要作家至少有50多人，但在本世纪中先后进入专文研究行列的不过才30多人，且仅20人左右的曲作家有一定分量的研究论著，这与唐诗、宋词的作家个案研究，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作家个案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其他方面研究的进展，今后，散曲研究者理应在这方面花大力气。
第二，作家生平考订应努力进行。这项工作，吴梅、孙楷第、赵景深等人贡献颇多，近年来，宁希元、门岿、杨镰、赵义山等也作了一些工作，但比起别的方面，还很不够。当然，有关元曲作家生平资料十分缺乏，确实也为此项研究带来很大困难，随着李修生等人编纂的《全元文》的陆续出版，或许能有所改观。
第三，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应不断更新。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要求得对于元散曲中许多重要作家研究的深入，则必须不断更新研究方法；其次，如果要使元散曲研究进入更多现代人的视野，则必须不断更新学术思想。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
第四，研究领域应尽量拓宽。就目前情况看，元散曲研究还多少有些局限于散曲本身，今后，还应注意把元散曲的研究与元代剧曲的研究、词的研究、诗文的研究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第五，研究信息和成果应及时交流。这项工作，“中国散曲研究会”前些年做得很有成效，因为多方面原因，近年来不如人意，但愿能尽快改观。关于这项工作，亦可从两方面看，首先，相对于诸多“显学”的“人强马壮”来，散曲研究队伍未免“势单力薄”，因此，彼此间在研究信息和成果方面就更应加强联系与交流，在研究课题上加强合作与互助，这既可避免许多重复劳动，又可得到相互启发。其次，就与其他研究领域来说，也应主动加强联系，互通信息，学习和借鉴其成功经验。
第六，一些重要的散曲研究资料亟待整理出版。如任中敏的《散曲概论》、《曲谐》、《作词十法疏证》及其所编《新曲苑》等，都是从事散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但数十年来一直未获再版，很有重新整理出版的必要。这项工作，希望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能从扶持学科发展的意义上给予重视和支持。
只要我们注意上述问题，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固步自封，脚踏实地，努力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在下一个世纪中取得元散曲研究的更辉煌的成绩。
标签：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俗文学史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古典戏剧论文; 宋元戏曲考论文; 读书论文; 王国维论文; 中国诗史论文; 元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