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通货膨胀的主要特点及政策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新一轮论文,主要特点论文,含义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5)01-0020-03
从2003年年中开始，三大物价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全面上涨，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已不容置疑。同前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本轮通胀不算剧烈，但争论却比哪一次都多。其原因就在于，本轮通胀确实有一些与前几次不同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对于政策效果评估、未来走势分析，下一步的政策取向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温和性、结构性和混合型是本轮通胀的基本特征，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和国际传导是本轮通胀的主导因素，而资源约束和不合理管制则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
一、温和性、结构性和混合型是本轮通胀的基本特征
温和性。按上涨幅度的不同，通货膨胀有温和性通胀和恶性通胀之分。在发达国家，不超过3%的物价上涨被认为属于温性通胀，对于经济运行投有什么危害。国内普遍认为，中国的温和通胀上限应该比发达国家要高。而笔者通过对21年(1983～2003)、252个月的CPI数据分析后的结论是，5%是我国温和通胀的上限。
本轮物价上涨始于2003年中，CPI同比增长从2004年3月份起稳定超过3%，并在6-9月份连续4个月超过5%，但超出幅度并不多，也没有出现加速上涨。而且，前10个月CPI的平均涨幅只有4.1%，预计2004年全年平均涨幅也不会超过5%。所以，到目前为止，本轮物价上涨还属于温和性通货膨胀。
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温和性通货膨胀需要温和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高频、微调。如同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比较频繁、但每次幅度都较小。
结构性。结构性通胀的初始定义，是指由于经济结构因素变动而导致的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但现在往往泛指物价变动过程中的结构性差异。本轮通胀的结构性特点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三大价格指数涨幅之间出现较大的差异。2004年1～10月份，原材料购进价格的平均涨幅为11.1%，比工业品出厂价格高出5.3%，而工业品出厂价格平均涨幅又比居民消费价格高出1.2%。也就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高于中间产品，中间产品又高于最终产品。
二是三大价格指数内部构成也存在较大差异。前10月CPI中，食品、居住、烟酒及用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四类上涨；而交通和通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衣着、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则持续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大大高于生活资料。九大类购进产品价格也是涨幅不均。
三是本轮通胀的城乡和区域差别较大。从2003年4月到2004年10月，农村CPT涨幅连续18个月超过城市，而且涨幅差距在拉大。2004年1～10月份，城市CPI上涨3.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5%；而农村CFI上涨5.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从全国来看，31个省市中只有13个省市CPI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是粮食主产地区、资源和能源输出大省。而经济发达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总量性的政策（如利率政策）往往不能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对于结构性的通胀，应该综合采用货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有保有压。
混合型。通货膨胀的成因包括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如果两者都有，就称为混合型。本轮通货膨胀既有需求拉动，也有成本推动，是典型的混合型通胀。
仅从价格指数构成来看，食品价格上涨是CPI上升的主要原因，能源、钢材、有色金属及化工产品价格上涨是P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但粮价上涨是由于粮食产量下降造成的，是供给出了问题，当属于成本推动。能源、钢材等价格上涨则是投资需求膨胀导致的，主要属于需求拉动。但这些上游产品价格向下传导，并带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时，又变成成本推动了。
在下文将要专门分析的国际传导因素中，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需求膨胀，带动国内价格上升，属于需求拉动；而原油及其它国际初级产品通过进口带动国内价格上涨，则属于供给因素，是成本推动。可见，国内通胀的国际传导因素也是混合型的。
弄清通胀的成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某些反通胀政策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也会增加成本，反而会使混合型通胀更加剧烈。好的政策应该是从需求和供给同时入手，协调使用。
二、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和国际传导是本轮通胀的主导因素
粮食缺口和投资膨胀叠加再次推动本轮物价上涨。通过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CPI、农副产品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季度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CPI和粮食价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都有较高的相关性。而1988～1989年、1993～1994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我国就会出现通货膨胀。
本轮通胀也不例外。首先，粮食供求缺口逐年扩大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自1998年起，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下降，由10246亿斤下降到8614亿斤，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3年中国粮食库存和当年消费量的比率，处于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3年当年粮食缺口达2000亿斤，导致粮食价格从2003年初开始快速上涨。随后，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带动上游产品涨价。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在建总规模相当于近3年的工作量。2004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尤其是一季度增长了43%，增幅之高多年未见。投资膨胀拉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反过来又刺激投资更快增长。这样，粮食缺口和投资膨胀二者叠加，带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并反映到三大价格指数上。
国际传导成为本轮通胀新的主导因素。通过季度数据分析，还可以发现CPI与进出口增长，尤其是进口增长的相关性在不断提高。笔者认为，相关性提高的原因有两点：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需求膨胀，以及初级产品进口大幅增加。
2001年以来，我国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高速增长。2003年出口增长34.6%，合同利用外资增长39.0%；2004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长35.3%，合同利用外资增长35.6%。出口需求的扩张，会大量消耗原材料、能源、中间产品和劳动力，导致这些产品价格上涨。外商直接投资在资本形成阶段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而一旦形成生产能力后，又大大增加了出口需求，进一步推动上游产品价格上涨。这两种需求对通胀的影响在我国早已存在，只是这次更加突出。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进口，尤其是初级产品进口这一新的因素。一方面，近几年我国进口高速增长。2003年进口增长39.9%，初级产品中的原油、钢材、氧化铝、铁矿砂等进口增长都在30%～50%间；2004年前三季度进口增长38.2%，初级产品进口增长84%。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从2003年开始回暖，2004年增长强劲，导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大涨，能源和金属类“世界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更是屡创新高。这两个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我国进口价格指数的快速上涨，2004年第三季度涨幅达到15.5%，为近年来最高水平。进口价格上涨，同时也刺激了国内同类产品涨价，并推动三大价格指数进一步上升：10月份，有色金属材料类购进上涨23.5%；采掘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上涨32.5%，居住类消费价格上涨6.8%。上涨最快的行业同时也是初级产品进口最多的行业。
在我国的反通胀政策实践中，对于平抑粮食缺口、控制投资膨胀有成功的经验和比较成熟的做法。当前，粮食价格上涨趋缓、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降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对国际传导这个越来越重要的新因素，却显得准备不足。比如，面对国际油价的暴涨，我们基本上只能被动接受冲击；对于原油进口量与国际油价同步上升的怪现象，我们也是无可奈何。要破解这些难题，就要分析其根本原因。
三、资源约束和不合理管制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价格涨幅较高的产品都具有一个共性：价格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都很低，如粮食、石油、矿产品、公用事业产品等。当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时，需求量不会明显下降，但供给能力提高更慢，这样就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价格也就持续上涨。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固定，不易改变，因此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在于产品的供给弹性。而产品的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竞争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如果资源储量小，或政府不合理管制使生产者难以进入，或国际化程度低导致难以进口，就难以提高生产和供给能力，供给弹性就小。反之，供给弹性就大。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和政府不合理管制。因此，资源约束和不合理管制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
首先，政府在价格和市场准入方面的不合理管制是诱发和加剧通胀的直接原因。这一点，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和国际传导这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粮食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几年对粮食流通领域的管制，只允许国有粮食企业进入。其结果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国家政策在实际中很少得到执行，导致粮食价格连年下降，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而导致产量下降。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往往还逆向操作，加剧而不是平抑了粮价波动。
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是资源和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投资成本大大降低。而导致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的原因也在于不合理管制：我们的土地一级市场被政府垄断，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和汇率受到控制，资源价格也是由政府确定，使得这些要素的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稀缺性，严重偏离市场均衡水平。另一方面，由于能源、资源，运输等行业又几乎被国有企业垄断，非国有资本实际上还是很难进入，不仅使这些行业平常投资就不足，而且一旦因投资膨胀导致供给缺口时，也不能很快增加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供给缺口和通胀压力。
国际传导与投资膨胀类似。过低的资源和要素价格吸引大量外资企业将生产环节投资于中国，以超低成本生产并大量出口，加剧了资源和要素的供求紧张。这一方面直接推动国内价格上升；另一方面带动大量进口，并通过初级产品的进口将世界市场的通货膨胀传导到国内。同时，国际传导因素还与汇率有关。我国现行的汇率管制，不仅增加了货币供应，而且使出口价格过低、进口价格过高，从需求和成本两个方面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到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源约束。如果说政府的不合理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能迅速增加的话，那么资源约束就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
我国人均耕地仅为1.5亩，达不到世界人均指标的一半；人均淡水资源量仅23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的1/4；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可采储量分别只为世界平均值的20.1%、5.1%和86.2%；人均矿产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58%，这些因素正在并将长期制约着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我国的粮食、能源和资源缺口将长期存在。但即使这样，我国单位GDP的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却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粮食播种面积由1998年的17亿多亩下降到2003年的不足15亿亩。不合理的管制使得我国的资源被廉价过度消耗，使资源约束难题雪上加霜。
尽管资源约束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资源约束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它应该引发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转变。但就短期而言，加快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价格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并以真实的价格信号来引导市场行为，对于减轻通胀压力是有益的。笔者还认为，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于：明确资源的产权关系，放松市场准入，完善市场交易和定价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政府监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