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党的发展战略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导实施邓小平设计的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把一个达到小康水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带入21世纪，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神圣使命。进入9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世纪之交复杂而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认真总结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涌现的新鲜经验，努力探寻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观点和重大决策，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完善了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
战略思想进一步深化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邓小平为指导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这个战略思想，是建立在对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回溯历史，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战略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影响中国现代化有哪些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我们应该走出一条什么样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是邓小平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1979年，邓小平第一次对60年代初期党所确定的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作出了新的解释，提出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达到一个“不穷不富”的小康水平。不久，他又把这个目标分解成两步：前十年解决温饱，后十年实现小康。1984年，经过反复论证，邓小平郑重提出了中国发展的第三步目标：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显而易见，把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由本世纪末向后推迟了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似乎是“慢”了。然而，不可否认，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慢”的目标，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走上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在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理论中，“慢”与“快”是辩证统一的。目标上的“慢”，是为了获取实际发展中的“快”。但是，要对“快”作出定质、定量的科学分析，却又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翻开《邓小平文选》，不难发现，整个80年代，邓小平论述最多、提法上变化最大的莫过于三步发展战略问题。何以如此呢？症结就在目标与速度的关系上。我们的现代化目标，是以世界发达国家为参照，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的。世界在发展，而我国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又居世界之首，在这种条件下，要如期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除了持续快速高效益地发展，别无他途。深入了解世界、了解国情的深刻洞察力，使邓小平始终怀有一种焦急的紧迫感。因此，在对三步发展战略的论证中，他反反复复地强调着一个战略思想：发展是硬道理，要横下一条心来，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千方百计地加速发展自己。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80年代，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提前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进入90年代，世界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也是邓小平日夜牵挂的大事。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92年初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提出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战略思想，为9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实施第二步发展战略的实践中坚定不移地贯彻了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从这样的认识高度出发，党中央对90年代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决策，进一步深化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战略思想。
抓住机遇，首先要了解机遇；加快发展，必然要求有一个积极的发展速度。党中央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进入90年代，世界正在形成多极格局，有可能出现较长的和平时期。我国同邻国关系进一步改善，为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世界范围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我们吸收外资和技术。总体上，现在是建国以来我们外交回旋余地最为广阔、市场前景最具吸引力的时期。在国内，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增强了综合国力，党和群众对实现现代化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就是机遇，就是我们加快发展自己的有利条件和科学依据。基于这样的分析，党中央果断决定调整“八五”计划，将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由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到8—9%。这个决策的出台，反映了党中央加快发展的决心和准确把握机遇的能力。
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这是一个大课题。在9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面对的是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的社会环境。这种挑战，不仅来自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同时也来自于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经济转型的间隙中必然出现的新旧碰撞、好坏交织、利弊同生的复杂局势。可以说，进入90年代，治理国家的难度骤然增大了，对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要求更高了。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理顺各种重大关系对于加速发展经济的极端重要性。1993年初，江泽民提出：“当前，在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有很多涉及全局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虽然我们可以说大体上胸中有数，但也还需要深入研究。有些问题如何解决，目前还看不太清楚，需要提上全党的日程，共同思考和研究。”他号召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善于从全局观察问题，脑子里要经常带上几个大的问题，经常思考，找出解决的方针、措施和办法。这年年底，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并以此统观全局的思想，这对启发全党的思路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经过深入的研究，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集中全党的智慧，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用一系列新颖精辟的思想观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90年代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带有全局性的12个重大关系，明确提出了正确认识处理重大关系应当坚持的指导原则、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篇讲话作为我们党在90年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进行理论思维的重大成果，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理论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前5个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是直接论述怎样抓住时机，加快发展问题的，这就为我们顺利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确立90年代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党中央对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深化认识的另一个成果。1994年，江泽民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全党工作的大局。一年后，党中央正式将这20字确定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总揽全局的基本指导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党和国家加快进行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的具体规划，先后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等重要文件，积极谨慎地出台了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真正落到了实处。“八五”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了12%，是建国以来增长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5年，提前5年实现了原定的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90年代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
战略目标更加清晰、具体
确定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21世纪中叶的10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邓小平发展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这100年横跨两个世纪，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中国将以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进入21世纪；在21世纪的发展中，中国又将以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这是邓小平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立足点。这种全方位的思考使三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了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以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作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准，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民生活水平为综合依据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步骤和每一步所要达到的目标。这比我们以前仅用生产水平，甚至只用若干产品的产量指标来制定发展目标的做法更科学，更符合现代化标准。其二，把经济发展的三步战略目标融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目标的范畴，以经济发展目标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主动轴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使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综合性发展战略的性质。
当今世界，通过制定和实施综合性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带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落实邓小平设计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先后制定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两个纲领性的文件，对发展目标内容范围的界定，又有进一步突破。其特点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对经济的发展，突出强调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同时根据我国现阶段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实际情况，对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如企业制度、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科技教育、经济增长方式等，也明确了具体的目标。对社会的发展，突出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规定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精神文明等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战略发展目标，全面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科学的目标体系，是对既往的战略目标的丰富与发展。
如果说90年代我国综合性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理论认识上更加深刻、全面了解，那末，对小康目标在内容上的一些重要的修改、补充，则反映党对邓小平发展战略理论的认识更加准确、科学了。
所谓准确，主要体现在对小康目标的经济总量的理解上。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小康目标，就是以1980年为基数，到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即由250美元达到1000美元。党的十二大正式把小康目标确定为中国到本世纪末的经济发展目标，但在表述上却采用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提法，后来又改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样，就出现了总值翻番和人均总值翻番两个概念。怎样把两个翻番有机的结合起来，邓小平颇费踌躇。因为同样以1980年为基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是固定的，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翻番却是随着人口的增长不断上扬的。在经济总量上，后者显然远远高于前者。邓小平是一直坚持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翻番为目标的，但考虑到我国人口增长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制约作用，一段时间他在提法上有一些变化，出现了“人均1000美元”、“人均800美元”和“人均800至1000美元”三个不同的概念。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小康目标的表述采取了比较稳妥的态度，坚持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提法，没有涉及人均总值翻番问题。这个提法一直沿用到90年代。诚然，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战略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优势。但是，也应该看到，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相比，这个目标实际上降低了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要求，因而与邓小平最初的设计还有一定的差距。正因为如此，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已经提前5年实现的实际情况和90年代我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总体要求，果断决定修改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发展目标。提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应该说，这个目标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也更加准确地体现了邓小平的原意。这个目标的确定，反映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信心、勇气和领导才能。
至于说对小康目标的认识更加科学了，主要表现在对小康生活水平的理解上。何谓小康生活水平？邓小平没有专门系统的论述。90年代以前，党的文件中也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过去我们一提小康生活，往往只强调人均收入，忽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其他必要条件。其实，在邓小平的设计中，小康生活水平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蕴含着多项具体的生活指标。1983年，他在对苏杭农村的考察中，就谈到了小康生活水平的6项指标：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第四，人口不再外流了；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根据邓小平的思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对小康生活水平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指出：“我们所说的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在物质生活方面，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要符合我国的特点和民族传统。”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又对小康水平中的物质生活指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把小康生活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显示了邓小平特有的丰富想象力；把小康水平与一些具体的生活指标相对应，显示了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科学认识。有了这种科学性，小康目标就有了可操作性，目标就不再遥远。
90年代党对发展战略目标的丰富，还有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制定了2010年远景目标。制定这个目标，是党中央为实施下个世纪的第三步发展战略所进行的一项开创性的工程。这个目标，根据邓小平关于经济总量十年翻一番的设想，明确规定：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取得显著进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有了这个目标，就把中国经济从20世纪向21世纪的协调发展有机的衔接起来，也把中国社会从小康到现代化的发展有机的衔接起来。这个宏伟目标的确定，表明我们党对三步发展战略的认识更加清晰，操作更加具体了。
方针政策逐步趋向成熟
实现科学的战略目标，离不开科学的战略决策。在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理论中，有许多关于战略决策的论述。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强调我们的决策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发展。1992年初，他曾提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表达了他对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殷切希望。
在90年代全新的开拓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历史责任心和时代紧迫感，努力探寻世纪之交新形势下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深入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不断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制定出一整套行之有效、逐步趋向成熟的治国方略，从根本上保证了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顺利实施。
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实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及其客观趋势基础上作出的最为重大的决策。前一个转变，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开始运筹，到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有了明确的规范目标。后一个转变，作为思考速度与效益关系的一种新思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提出，但由于受旧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制约，总体效果一直不明显。1995年9月，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第一次把这两个转变综合为一个大决策，明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远景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不久，江泽民又对这个决策作了精辟论述，指出：“转变经济体制，就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继续坚决地、积极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进一步理顺各方面经济关系，健全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秩序，以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继续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主要靠增加投入、上新项目，片面追求经济数量和速度，忽视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消耗高、质量差、效益低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和状态，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走出一条既有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前一个转变的根本要求，是深化改革；后一个转变的根本要求，是更好发展。两个转变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抓住抓好这两个根本性转变，就是抓住了关键。”这段论述，反映了党中央对90年代经济发展的新特点的深刻认识。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个大决策最早见诸于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根本思路，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贯主张。早在90年代初，江泽民就指出：“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各国为谋求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更加重视加强科学教育。世界正迎来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成为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的焦点。”从这种认识出发，党中央极端重视科技教育问题。多年来，江泽民论述最多、关心最多的就是推动科技进步，加快发展教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也是邓小平的治国思想的集中体现。这正如江泽民所说：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国家的繁荣昌盛。毫无疑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决策，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顺利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个战略思想源于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当时，针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根据这个思路，在十四届二中全会上，江泽民提出：“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要适度。如果长时期里，只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富不起来，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先发展起来的，要帮助没有发展起来的也发展起来，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这些问题，从现在起就要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深入研究，十四届五中全会确定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明确指出：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是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区域经济协调战略的确定，促进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与技术合作。对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步伐，加大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发展更长远的利益着眼，制定以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党中央在90年代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针对我国人口基数大，耕地、水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低，环境保护难度大的实际情况，江泽民指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必须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为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对90年代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国土资源和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指标。
坚持两个文明同步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党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制定的一项基本的战略决策。鉴于我们有过“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把精神文明这一手软的问题真正解决好，并将之作为衡量党对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党中央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为了把两个文明同步发展的方针落到实处，江泽民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要把提高青少年素质作为工作重点。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文化条件和社会风尚。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实现这个根本任务，中央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要制定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增加投入，给予物质保障。要进一步理顺领导体制，形成各级主要领导负总责，各有关部门和团体共同参与、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应该说，90年代，为了促进两个文明同步发展，党中央殚精竭虑，制定了许多正确措施，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然，精神文明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目前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加大力度，务求全胜。
除了上述几个战略决策以外，在90年代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党中央从实际出发，还制定了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决策，如宏观调控战略、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首位的战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战略，等等。这些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实施，为我们顺利实现跨世纪的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了政策的保证。这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正在走向成熟，党的发展战略理论正在新的实践中逐步得到深化、丰富、发展、完善。在这种不断的深化发展中，中华民族正在一步一步地接近既定的现代化目标，一个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迈向一个崭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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