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经济发展中两难问题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积极财政政策和财政风险防范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于1998年第二季度，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迭加到国内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的情况下，为抵御外部冲击、扩大内需而采取的果断措施，属于宏观调控中的反周期操作。近几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同时也不能不重视财政风险的防范。我国财政安全的最大隐患不仅仅是大家看得见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还包括多年来所积累的各种财政潜在风险。无论是公共部门债务负担、国有企业亏损、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还是社会保障欠帐、隐性外债，都可能使财政状况恶化，引发相应的财政风险。据有关部门计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债务与财政收入之比由1995年的0.38∶1提高到1999年的0.64∶1，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4%提高到1999年的8.9%。同时，国有企业的亏损不仅拖累了财政，而且也拖累了银行。由于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严重不足，光靠自身能力难以解决，迟早要靠国家财政增补资本金或负担被剥离的不良资产，这将给国家财政带来一定的压力。据国家体改部门与国外保险机构联合进行的一项课题研究推测，近年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累积规模按相关因素的平均水平计算，将高达近40000亿元左右。而由于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需领失业救济金的人口也不断增多，与所筹集的失业保险金也存在很大的缺口，不管怎样，财政将是这笔资金的最后承担者。另外，由于外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我国还有一定的隐性外债。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目前我国未登记的隐性外债规模大约有500亿美元。
因此，尽管我国现在还没有出现债务危机，并不表明没有危险。如何处理好积极财政政策和防范财政风险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个人认为，在我国实际产出还处于潜在产出之下的情况下，即使财政政策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摆脱经济增幅下降甚至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仍是十分重要的。但目前的政策构架应有所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要体现在收入方面，也要体现在支出方面。1998年以来我国每年税收增长1000亿，2000年则增长了2000亿。这些年的实际税收相对于实际GDP增长得更快。这样一个快速的税收增长和我们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大协调的。一方面实际税收的负担使整个经济的负担在加重，另一方面又花很多钱在财政支出上效果并不好，微观企业仍没有活跃起来。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在支出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持续，应该看社会上是否有支持这一政策的资源。如果有，要看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实施这一政策就缺乏物质基础。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上有用以支持经济增长的增量资源，但这部分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政府支配的用于投资的增量资源与民间不相称。这就涉及到如何动员社会资源问题。方式有两个，要么鼓励民间投资增长，要么增加政府自身的投资。要激活民间投资，政府就应该让渡存量资本，用存量来带动增量。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产权的流动和交易，这就涉及到体制问题，只有在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政策效应才能发挥的更为充分。
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主要发挥其“催化剂、助推器”的作用，而不应变为主要拉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并不是一种长期政策，应在适当的时候考虑退出机制。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水平低下
站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观察经济，就会发现，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的。其中，工农城乡矛盾是基本矛盾，是其他矛盾的总根源。
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基本低于工业化10多个百分点。国际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一般为1.4～2.5，我国只有0.65，背离了工业化初、中期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普遍规律。结果是，按汇率和购买力评价计算，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同等人均GNP国家平均水平12～21个百分点，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由于城市化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农村改革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幅逐年下降。同时，城市化滞后也直接影响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从1980年起的近20年内，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第三产业比重从34.6%上升到48.2%，我国从21.4%上升到33.9%，起点低，发展慢。就业比重，1995～1999年，我国一产下降2.1个百分点，二产保持23%不变，三产增加2.1个百分点达到26.9%，占新增就业岗位的63%，成为主渠道。可见，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第三产业和就业的快速发展。另外，城市化滞后也会形成消费断层。从1990～1999年，我国城乡消费品零售额的比例由0.89∶1变为1.58∶1.69%的农村人口只有38.7%的零售额。这种状况，不仅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还会从整体上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依赖于土地的人少了，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才能更有效率，农业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农产品的价格也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应有的变动，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农业和工业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定要超越农业的、农村的范围、超越农民的范围加以思考，反倒应该更加关注、更加重视如何发展工业、发展非农产业的问题，更加重视这些产业如何能够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使这些行业所能提供的就业迅速增加。近几年，由于工业发展水平低下，发展速度趋缓，加上结构调整，实际上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应拓宽思路，从创造供给方面多考虑，在政策和体制方面打破垄断，在二产和三产特别是服务业上争取有比较大的发展，这样，农村劳动力转移才会成为可能。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
目前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就业压力又比较大，因此，在发展新经济上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传统产业关系以及路径选择的问题。
就中国基本国情而言，人口基数大，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裕，资本资源相对短缺；各地区发展差异甚大，因而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其目标都是“富民为本”，其核心是积极创造大量的不同类型的就业岗位，使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就业增长。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看，除美国因新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外，其他国家鲜有此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可能的情形是加大就业压力。
另外，正如经济学家蔡昉博士提到的，任何一次革命性的经济浪潮，无非都是处于技术创新前沿上的发达国家对继续发展所遇到障碍的一次克服。而克服这种发展障碍的前提是，只有你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才能为自己提出创新的方向，才具有创新的经济实力和物质手段。如果从国家整体实力上并非处于技术前沿，却偏偏要独立地全面开发新技术，成功的机会将会是很小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发展水平距离的缩小，正是得益于我们遵循了比较优势原理。赶超的不二法门就是先把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起来。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较优势是要变化的，我们慢慢地自然会迈向技术创新的前沿。相反，如在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本环境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慌慌忙忙地去做别人正在做的事情，充其量只有是少数企业和个别产业鹤立鸡群地发展起来，而并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不顾比较优势的“赶超”，或追求超越发展阶段的“新经济”，于国于民都很难说是福音。
由于我国的信息技术储备、资本市场等方面还不成熟，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要发展高科技，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技术含量，两者不可偏废。目前还须考虑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存在和发展，以解决就业问题，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我国的发展进程不可能照般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路子，一方面也不能不顾现实盲目赶潮。对我国而言，必须把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按照当代的现代化标准来实现工业化。近期和中期的工作重点应在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高传统产业上。
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日显突出。应该说，发展资本市场是经济发展、金融体制改革的大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居民和企业实业投资积极性迟迟提高不了，而涌入证券的资金却不断增加，二者形成鲜明的反差，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募集到的资金也并没有象承诺的那样投向实业领域，而是流向了证券市场。使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产生了变异。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出，虚拟经济（资本市场）与实物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虚拟经济的泡沫反映实物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问题。虚拟经济出现问题，也将对实物经济增长形成直接冲击，对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只有二者协调发展，才具可持续性，也会减少不必要的波动。
实际上，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不只是某一方面和某一层面的问题，而是整个市场的制度建设与价值取向上的问题。如果不从制度建设上采取切实有力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措施，将很难使我国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走上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对实物经济的正反馈效应也很难有效发挥。目前看，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应采取“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的态度。当然，规范不仅是要规范投资者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在体制、机制、结构、功能和规则上进行全方位的市场改革，其中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
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从整体上推进从政策调整到制度创新的转变过程，不断健全制度，那么将整体上提高市场的有序化程度，进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将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速度、结构、改革和稳定
“十五”期间，发展是主题，结构调整是主线，改革是动力，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着如何把握“度”的问题。
首先，发展是硬道理，速度是不能不重视的一个指标，当然，发展的质量更为重要。针对速度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下滑、通货紧缩，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因为在不景气的时候，人们不得已而只能走改革的道路，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一般说来改革是“逼出来”的。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经济增长率再低也没有关系的结论，就是错误的了。中国经济不能不改革，中国经济也不能不增长；不增长我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后，就业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因此如何解决就业问题，从而为全体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创造条件，就成为一件个分迫切的事情。从解决就业的途径看，有许多专家提到的方法，但根本之途还在于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就成为一个不能不充分重视的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达到8%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后，更应注意解决影响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的问题，在体制方面有所创新，在市场化方面和对外开放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特别是经济增长水平较高时，这时候高一点或略低一点，本身并不能说明本质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8%和增长8.5%甚至9%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关键是其增长背后的内容和增长的基础如何。
自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就存在两种判断，即究竟是结构性原因还是需求原因。现在看来，结构性原因是制约经济的主要因素，即使是说需求不足也基本上是指结构性需求不足。因此，从长期看，应从供给方面入手，从调整结构方面多下功夫。国内外成功的实践表明，经济要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要有以市场为导向的优化的产业结构为支撑。笔者认为，只有把经济结构理顺，才能真正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才能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强发展的后劲。特别是在加入WTO后，结构调整的压力将更大，也更为迫切。
结构调整如何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经济结构调整归根到底要靠改革，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也就是说，要想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必须在改革方面有所突破，让企业这一最重要的经济主体充分结构调整的主力，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政府规划为主（政府也是不可缺的，但只应起引导性的作用）。
我们知道，与西方国家的“政策影响短期形势，制度变迁影响长期趋势”的情形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短期形势也往往是制度改变造成的，政策的效果往往也必须伴随着相关的制度调整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也基本证实了这一点。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尚在建设中，目前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制度的掣肘。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创新不仅是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保证。
简而言之，经济发展速度是必须重视的，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是进行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改革的推进和制度的创新。当然，这一切均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做保障。
另外，过去我们讲经济增长可以增加就业，增加就业可以增强社会稳定，但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即经济增长是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发生的，国有企业有死有活，下岗职工增加，因此追求利益和效益的增长有可能会影响到稳定。所以尽管经济增长仍是实现就业、增强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条件，但已不是充分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为社会稳定奠定另一个支点。
投资与消费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考虑，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在决策层还是在学术界均已达成共识。但是在内需里究竟是以投资为主还是以消费为主，从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这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持以投资为主的观点主要认为：(1)由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仍然不容乐观；城镇居民消费有望加快增长，但难以实现很高增幅；消费需求增长有内在稳定性的规律。消费需求特别是实质消费需求的增长回升是有限度的，持续高增幅的条件尚不具备。投资仍将扮演重要角色。(2)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凯恩期所研究的失业有着重大差别。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主要部分是长期问题。这部分失业，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因为劳动力总量大大超过现有生产条件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要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只能通过大规模地投资才能得以解决。由于投资既是需求因素，又是决定潜在产出或供给能力的主要因素。因此，投资需求不仅从需求方面对即期经济增长构成约束，同时又从供给方面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均衡性。更重要的是，由于投资的扩张，可带动居民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有效扩大消费需求的增长。面对我国就业问题的具体国情，采取扩大投资的政策是必须的。(3)有些投资，如投资办学，从投资到最终消费（对高学历劳动者的需求）有一个长长的链条，其间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投资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不会受到消费需求的制约。这个周期少则七、八年，多则十几年。在这七、八年或十几年之内，投资的增加不受消费需求的限制。相反，它本身就能派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4)投资需求的增长关系着我国工业化的长远进程。这是因为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正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一进程本应伴随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使高投资与高增长相互促进。如果使我国多年来持续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循环链条中断的话，那么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是十分可惜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持以消费为主的观点主要认为：(1)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只有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能充分调动其生产积极性。(2)现在买方市场已成主流，如果消费需求不能切实提高，经济增长将受到约束，投资的持续增长将面临困难，因为投资没有消费的配合，就会影响投资效益的提高。(3)无论是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还是与历史发展相比，目前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而投资率却已处于较高水平，二者之间的比例不大协调，应大力实施支持消费的宏观调控政策。(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将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政策措施得当，消费需求的能量将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静态地看，投资和消费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动态地看，现在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结论。不论如何，实际上目前大家所讨论的主要还局限于国家如何调控方面。个人认为，这实际上某种程度地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虽然，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还是比较重要的，但这对短期问题或许有利，对长期问题则帮助不大，甚至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作用。究竟是应以投资为主，还是应以消费为主，应交由微观主体去把握和判断，由市场运行产生二者的相对平衡点，不要人为设定比率。政府首先要做的是把投资和消费的制度和环境搞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在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藏富于民，放水养鱼，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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