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贫困家庭论文,城市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关系网络，又叫社会网络，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社会学家米切尔认为，社会网络是“一群特定个人之间的潜在关系，这些关系只有当受到某个事件或活动的激发时才变得明显”[1]。从社会网络的研究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由相互交错或平行的关系网络构成的大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社会成员按照网络位置的不同，有差别占据稀缺资源和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因此，网络分析者强调网络结构的重要性，集中研究某一网络的关系模式如何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机会与限制。
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研究城市贫困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视角。它一方面可以拓展我们关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城市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加深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从而为缓解和治理贫困问题提供决策依据，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是，从文献检索的结果来看，目前国内外专门以贫困人群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网络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从国内已发表的研究文献来看。有许多是属于理论探讨和政策研究性质的，系统的实证研究成果非常少见。少数几篇实证研究成果，只涉及某些特殊贫困人员（如贫困学生、特困老人）。这就更加突出了本项研究的必要性。
一、研究设计
1.抽样方法
本文所用的调查数据来自“北京市城市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支持网研究”。调查总体为北京市8个城区的所有享受最低保障待遇（以下简称低保）的家庭。调查时间为2003年11月。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等距概率抽样。
本次调查共抽取了540户低保家庭作为调查对象，资料收集采用访问问卷方式。由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网络的访问员进行入户调查，被访者是贫困家庭的户主。共回收问卷540份，回收率100％，剔除被访者不符合要求和填答质量不合格的问卷，有效问卷499份，有效回收率为92.4％。
2.操作化设计
（1）网络规模与关系构成
本文研究的社会网络类型是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网络成员的提名是通过访问员向被访者（贫困家庭户主）提出以下两个问题来获得的：
①请列举过去两年以来所有与您家庭有来往的亲戚（以家庭为单位，包括不住在一起的父母、儿子、女儿等）。
②除上述亲戚外，请列举过去两年来与您或您家有来往的关系较好的人。
然后，由访问员就被访者所列举的网络成员一一询问其具体情况。
社会网络的规模就是被访者提出的具有较为稳定交往关系的对象总数，亲戚是以户为单位，其他交往对象首先以户为计量单位（如邻居），然后才是个人（例如同事、朋友，如果同事、朋友的家庭成员也是其网络成员，则以家庭为计量单位）。在访问问卷中，被访者与网络成员的关系类型被划分为：祖父母、自己的父母、配偶的父母、儿子（儿媳）、自己的兄弟姐妹、配偶的兄弟姐妹、其他亲戚、同事、同学、朋友、战友、老乡、邻居、其他非亲戚共十五个类别。社会网络的关系构成由各类关系占贫困家庭社会关系对象的百分比来表示。
（2）网络趋同性和网络异质性
由于本项研究将贫困家庭作为基本的调查和分析单位，因此我们放弃了性别变量和年龄变量的趋同性和异质性的计算。纳入趋同性和异质性计算的主要指标及计算方法如下：
家庭经济情况。在访问问卷中，我们将家庭经济情况按贫富程度划分为5级：贫困、温饱、较富裕、富裕、很富裕。家庭经济情况趋同性是指与被访者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的网络成员的数量占所有网络成员的比例，用百分比表示。家庭经济情况异质性指标反映了贫困家庭的网络成员的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异，它是指从网络成员中（不包括贫困家庭）随机抽取2位，该2位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不同级别的概率。
教育程度。在访问问卷中，教育程度被划分为以下6类：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
在计算教育程度的趋同性指标时，我们从被访者家庭成员中选取一位教育程度最高者作为代表（不包括在校生），计算他与网络成员教育程度的趋同性情况。网络成员若为家庭户，则以主要关系人的教育程度为代表。教育程度的异质性指标计算方法与家庭经济情况异质性指标相同。
职业身份。在访问问卷中，职业身份被划分为12类：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职员、小工商业雇主、个体工商户（无雇员）、工商业班组长、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或非技术工人（包括商业服务人员）、离退休人员、农民、失业无业人员、其他。职业身份趋同性指标的计算，在贫困家庭一方，以家庭成员中职业声望等级最高的职业（不包括离退休人员）（职业声望的排序见表1）为代表，在网络成员一方，以主要关系人的职业身份为代表进行计算。职业身份异质性的计算方法与家庭经济情况异质性指标相同。
表1各类职业身份的职业声望平均得分
调查问卷中的职业身份类别确定的职业声望等级分
中高级管理人员8
专业技术人员 8
小工商业雇主 7
办事员、职员 6
个体工商户（无雇员） 5
工商业班组长 5
技术工人 4
半技术工人或非技术工人/商业
服务人员 3
离退休 采用平均等级分
农民 2
其他采用平均等级分
无业失业人员 1
资料来源：职业声望等级分的确定方法参见洪小良.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117—119.
（3）网络关系强度
在访问问卷中，可以反映网络关系强度的测量变量有两个：①被访者与网络成员的关系类型；②被访者或家庭成员与网络成员见面频度。
在各种关系类型中，一般来说，亲子关系（包括自己父母、配偶的父母、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及兄弟姐妹关系的感情力量和亲密程度是最强的，其他亲戚和朋友则次之，其他非亲戚关系最弱。因此，有学者简单地将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识定为强关系，其他非亲戚关系识定为弱关系[2]。
在问卷中，被访者或其家人与网络成员见面频度由高到低被划分为以下6类：几乎每天、几乎每周、每月、每年数次、每年1—2次、更少。
（4）空间距离
在城市社会中，空间距离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们见面的时间成本来影响互动频度和交往关系的，纯粹的物理间距有时并不能真实地反映这一点。因此，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代之以测量相互之间的交通时间，测量方法是：要求被访者回答，按照他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从网络成员的家庭住址到其家庭单程需多长时间？时间间隔被划分为以下6类：15分钟以内、15到30分钟、30到60分钟、1至2小时、2小时以上（本市）、外省市。
二、研究发现
1.网络规模和关系构成
从表2可以看出，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网络规模为4.2人。标准差为4.2人。36.1％的贫困家庭网络规模在5和5以上。
表2 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规模、亲缘比例
变量名称数值所占百分比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网络规模 116.4
221.0
314.2
412.2
511.2
6 8.0 4.2 4.2 499
7 4.0
8 2.2
9 3.4
10 2.2
11—17 5.0
亲缘比例 0 2.4
1—25 1.0
26—50 20.8 75.624.5 499
51—75 24.8
76—99 12.4
100 38.5
根据1991年天津社科院和广州《家庭》杂志社对全国27省市的抽样调查，家庭网的规模在6—7户左右[3]。另根据阮丹青等在天津的调查，城市居民的核心讨论网的平均规模为6.3人，标准差3.8人，其中亲属2.45人，非亲属3.85人[4]。如果以上述家庭网的规模作为比较基础，再参考核心讨论网中的非亲属人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一般家庭相比，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较小。
从网络的构成比例看，38.5％的社会关系网完全由亲属构成。有2.4％的社会关系网完全由非亲属构成。所有网络的平均亲缘比例为75.6％。
表3列出了社会关系网成员与被访者的具体关系。结果显示，几乎全部（97.6％）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了一名亲属，61.5％的被访者至少提到了一名非亲属。在亲缘关系中，被提及最多的网络成员依次是自己的兄弟姐妹（65.7％）、自己的父母（55.1％）、配偶的父母（32.9％）、配偶的兄弟姐妹（31.7％）。这说明，近亲（包括被访者的直系亲属和配偶家的直系亲属）是贫困家庭社会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很少被提及，则是由于被访者的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造成的，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非亲缘关系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被访者（25.1％）提及邻居。在非亲缘关系中比例最高，其次为朋友（18.4％）、同事（12.2％）、同学（11.4％）。这说明，空间距离是影响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构成的重要因素。
表3 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关系构成内容
特定关系在典型社
提到该关会关系网中的百分比
关系类型系的被访在所有 在亲缘 在非亲
者的百分关系中 关系中 缘关中
比（平均％） （平均％） （平均％）
亲缘关系97.675.6
100.0
祖父母
0.4 0.1 0.1
自己的父母 55.119.725.9
配偶的父母 32.9 8.311.1
儿子（儿媳） 4.0 1.7 2.4
女儿（女婿） 3.8 1.8 2.3
自己的兄弟姐妹 67.531.541.4
配偶的兄弟姐31.710.313.4
其他亲戚 6.4 2.3 3.4
非亲缘关系 61.524.4 100.0
同事12.2 3.3
14.4
同学11.4 2.7
12.0
朋友18.4 5.7
23.5
战友 1.6 0.31.3
老乡 1.4 0.41.8
邻居25.1 7.6
32.4
其他关系 9.6 4.4
14.7
样本数
499 499 487307
从所有499个社会关系网的平均构成来看，比例最高的几种关系依次是：自己的兄弟姐妹（31.5％）、自己的父母（19.7％）、配偶的兄弟姐妹（10.3％）、配偶的父母（8.3％）、邻居（7.6％）、朋友（5.7％）、同事（3.3％）、同学（2.7％）。这一排列顺序与被访者的提及比例基本一致。
上述数字表明：亲缘关系是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主要构成部分（75.8％）。在亲缘关系中，被访者及其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兄弟姐妹占极高的比例（96.5％）。非亲缘关系则主要由邻居、朋友、同事、同学构成（82.3％）。
2.网络结构特征
（1）网络趋同性
网络趋同性指标反映了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在相应社会特征上的相似性大小（见表4）。
表4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趋同性程度
趋同性变量
数值百分比
平均值标准差样本数
教育程度趋同性[a] 0
30.5 39.1 33.8 499
1—25 9.8
26—50 28.9
51—75 14.8
76—99 4.8
100 11.2
教育程度高于0 57.1 23.3 33.4 499
调查对象家庭1—25 10.4
人员（不包括
26—50 15.2
在校生）[a]51—75 6.0
76—99 2.2
100 9.0
教育程度低于0 32.5 37.5 35.9 499
调查对象家庭1—25 15.4
人员（不包括
26—50 24.0
在校生）[a]51—75 10.2
76—99 1.8
100 16.0
职业身份趋同性[b]
0 64.3 15.1 24.9 499
1—25 11.4
26—50 16.4
51—75 4.2
76—99 0.8
100 2.8
职业身份高于0 9.8 74.6 34.6 499
调查对象家庭1—25 4.2
人员[b]26—50 13.0
51—75 11.2
76—99 6.2
100 55.5
职业身份低于0 85.0 7.7 21.3 499
调查对象家庭1—25 3.8
人员[b]26—50 5.6
51—75 2.6
76—99 0.6
100 2.4
家庭经济状况0 74.1 12.6 25.9 499
趋同性 1—25 7.6
26—50 10.4
51—75 3.0
76—99 0.4
100 4.4
家庭经济状况0 4.4 87.4 25.9 499
好于调查对象1—25 0.8
26—50 8.2
51—75 6.6
76—99 5.8
100 74.1
说明：a与被访者家庭的最高学历相比较（不包括在校生）。
b与被访者家庭的声望等级最高的职业相比较。职业声望见表1。
在教育程度上，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成员最高学历完全相同的网络比例为11.2％。完全不同的比例为30.5％。平均来看，教育程度高于、等于、低于被访者家庭成员的网络成员的比例分别为23.3％、39.1％和37.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教育程度方面，贫困家庭成员与其社会关系网具有较高的趋同性。
与教育程度相比，职业身份的趋同性比例明显较小。在所有网络中，网络成员与贫困家庭成员职业身份完全不同的网络成员的比例为64.3％。完全相同的比例仅为2.8％。平均来看，在职业声望上，高于、等于、和低于被访者家庭成员最高职业身份的网络成员的比例分别为74.6％、15.1％和7.7％。这表明，贫困家庭与其网络成员在职业身份上的差异较大，其网络成员的职业身份在社会声望上大多高于被访者家庭成员的最高职业身份。
需要说明的是，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在职业身份上的低趋同性、高异质性，主要是由于许多贫困家庭成员处于失业和无业状态造成的。其网络成员的职业身份声望等级虽然大多高于贫困家庭成员，但与社会其他成员相比，还是比较低的。
从家庭经济状况看，仍有平均12.6％的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平均87.4％的网络成员其家庭经济状况好于贫困家庭。但其中大部分处于维持温饱的水平，家庭经济条件较富裕、富裕和很富裕者的网络成员在所有网络中的平均比例仅为16.2％（这一数字未列表中）。
（2）网络异质性
网络异质性指标反映了网络成员之间相应社会特征上的差异。一般来说，网络趋同性指标可以限制，但不能决定网络异质性的大小。因此，网络异质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网络的异同。
表5提供了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在教育程度、职业身份和教育程度方面的异质性数据。这些指标最大的理论数值是1，即网络成员之间在这些变量上的取值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访问问卷中，教育程度分为6级，职业身份有12个类别，家庭经济状况分为5级，当网络成员数等于和超出变量的不同取值的个数时，异质性指标的最大理论值将小于1。表5表明，在所有网络中，网络成员之间教育程度完全一样的网络所占的比例为13.9％，职业身份完全一样的比例为9.8％，家庭经济状况完全一样的比例为49.4％。教育程度、职业身份和经济情况的异质性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0.45、0.51、0.22。尽管由于变量的分类数不一样，这些变量的异质性指标的平均值之间无法直接比较，但从异质性指标值的具体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在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成员之间，家庭经济情况方面的差异最小，职业身份之间的差异最大。
表5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异质性程度
异质性变量 数值 百分比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教育程度 013.90.45 0.21 417
异质性0.01—0.201.0
0.21—0.40
15.3
0.41—0.60
40.0
0.61—0.81
29.7
职业身份
09.80.15 0.20 417
异质性0.01—0.200.0
0.21—0.406.5
0.41—0.60
45.1
0.61—0.81
38.6
家庭经济
0
49.40.22 0.23 417
状况异质 0.01—0.201.4
性0.21—0.40
16.5
0.41—0.60
28.3
0.61—0.804.3
综合网络趋同性和网络异质性两个方面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在教育程度方面具有较高的趋同性和较低的异质性，在职业身份上具有较低的趋同性（在职业声望上，大多数网络成员比贫困家庭成员高）、较高的异质性，在家庭经济情况方面尽管大多数网络成员要好于贫困家庭，但其中大多数处于维持温饱的水平，并且还有为数不少的成员与贫困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
3.交往频度与空间临近
表6显示，在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中，平均有24.9％的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几乎每天见面，20.6％几乎每周见面，17.6％每月见面。三者相加，每月与被访者家庭至少见面1次的网络成员占63.1％。
表6
不同见面频度和交通距离在典型社会关系网中的百分比
变量名称 平均（％） 标准差
样本数
几乎每天24.9 32.1 499
几乎每周20.6 29.8 499
见面 每月17.6 27.7 499
频度 每年数次16.6 28.4 499
每年1—2次 12.8 24.4 499
更少 7.6 18.1 499
15分钟以内 30.6 33.2 499
15—29分钟 16.7 25.9 499
单程 30—59分钟 18.1 27.3 499
交通 1小时—1小时59分17.9 27.0 499
时间 2小时以上
10.0 22.6 499
外省市
6.7 17.5 499
从网络成员与被访者家庭的空间临近程度可以看出影响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空间距离因素。表7显示，在所有社会关系网中，平均有30.6％的网络成员与被访者的交通距离为单程时间15分钟以内。半小时以内的累计百分比为47.3％。
从见面频度和单程交通时间两方面的数字可以看出，贫困家庭与其社会关系网的成员之间呈现出空间临近和交往频度高的特点。
三、总结与讨论
上述的研究结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的平均规模为4.2，与一般城市家庭相比偏小。
（2）亲缘关系在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超过3/4的成员是亲属。在亲缘关系中，父母、子女及兄弟姐妹占绝对的比例（96.5％）。在非亲属关系中，以邻居和朋友比重最大。
（3）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在教育程度方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职业身份上具有较低的趋同性、较高的异质性，在家庭经济情况方面大多数网络成员（87.4％）要好于贫困家庭，但其中多数处于维持温饱的状态，并且仍有为数不少的成员（12.6％）与被访者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
（4）贫困家庭与其社会关系网的成员之间呈现出空间临近和交往频度高的特点。
在研究结果中，较小的网络规模、较高的亲缘比例、空间临近及交往频度高构成了贫困社会关系网络的显著特点。
那么，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些特点？笔者认为，总的说来，这些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城市贫困家庭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整体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有关。
1.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格局的限制
家庭和家族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中心。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观点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结构。他将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格局比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在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而且随着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5]。在这个社会关系格局中，由内而外的社会关系依次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其他亲属关系、非亲属关系（包括各种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越是核心的关系，感情越强，联系越紧密。即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为基础和坐标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处于血缘关系的外围。在这种社会关系格局下，形成了一种特殊主义的信任格局。最明显的体现是区分“自己人”和“外人”，而且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最基本的标准是关系近的是自己人，关系远的是外人。对“自己人”就像对自己一样，不用客气，不分彼此；对“外人”则是客客气气，小心翼翼、不放心的[6]。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导致中国人社会交往的核心圈子是亲属，特别是关系近的直系亲属。
因此，亲属关系，尤其是关系最近的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在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较大的比例，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结构相一致的。这一点也为一些相关研究所证实。据1991年全国27省市城市家庭问卷调查结果，人们最密切联系的关系类型依次为：父母、兄弟姐妹、岳父母、子女、姑叔姨舅、无亲属关系者、其他亲戚。[7]这一顺序基本与本项研究有关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比例相一致。
2.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影响
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对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方面。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的城市中，社会保障功能主要是通过单位制度来实现的。在单位制度下，每一个成年的城市公民都要被分配到一个单位去。单位不仅是他工作的地方，也是他获得劳动报酬、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与保障等资源的惟一渠道。因此，在单位制度下，人们对于家庭的依赖要远小于单位，人们的生活圈子是以单位为中心的。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化为趋向的改革，单位制度逐渐松动，在一些领域和行业濒于瓦解，甚至不复存在。但是由于认识和实践的滞后，取代单位保障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尚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对于大多数因各种原因脱离单位制度的人来说，生活的中心已不是单位，而是家庭、亲友和社区。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状态。当生活上面临困境时，不得不依靠家庭、亲友和社区组织的帮助和支持。这就更加重了他们对于家庭、亲友和社区的依赖。城市贫困群体正是这样的人群。这就造成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构成上以亲属、邻居和朋友为主，并呈现出空间临近和交往频度高的特点。
3.贫困家庭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贫困家庭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急剧下降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限制了贫困家庭交往的亲友范围。唐钧等人1999年对上海、武汉、天津、兰州、重庆5个城市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表明，这些城市有39％～65％不等的贫困家庭因为贫困而放弃过年过节走亲访友的习俗。[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