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新工业化基本路径与新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东欧、苏联“沉船”之后，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珠江三角洲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闪光点。在我们看来，珠江三角洲的繁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广东实践的成功，具体来说，就是走新工业化之路的成功。究竟如何看待珠三角新工业化之路？新在何处？
一、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工业化变革相比，珠三角新工业化表现出独特的个性
1.珠三角新工业化从农村工业化入手，通过“筑巢引凤”、“借鸡下蛋”等方法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工业，与英国的“圈地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了加快棉纺业的发展，英国的“圈地运动”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农民被强行剥夺了土地，大量涌入城市，颠沛流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业后备军；珠三角以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为突破口，把农民稳定在这片土地上，使其安居乐业，这种新工业化不仅没有侵犯农民的利益，而且保障和增加了农民的利益，因而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2.珠三角新工业化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它既没有出现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对立的两极，也没有出现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它所实行的是自主经济与自主劳动的有效结合，实行的是企业与劳动者的“双向选择”。
3.英国的工业化花了100多年时间， 是在与封建主义及其顽固势力的斗争中艰难行进的；美国的工业革命花了80年时间，它是借鉴了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经验后比较顺利完成的；珠三角新工业化是在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由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力量而展开的，如蛟龙入海，势不可挡，只花了15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历史使命，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块“新阳光地带”。
二、与新中国“纯国家型工业化运动”相对照，珠三角新工业化展现了全新的风貌
1.珠三角新工业化完全摒弃了以搞群众运动、单靠热情来推动工业化的传统做法，从一开始就按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把对劳动者、经营者、决策者经济利益的关心放在核心位置，使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积极地、富于创造性地投身于工业化潮流之中，使工业化的动力源得到了根本的保障。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成为经济利益与新工业化挂钩的有效形式，计件工资、效益工资、重头奖励、年终分红也就成为这种分配形式有效武器。因此对新工业化主体经济利益的满足，就成为珠三角这场工业化变革的“启动器和发动机”。
2.珠三角新工业化破除了单一国有制才能与大生产相匹配的思维错觉，走出了“纯国家型工业化”的历史误区，按照“社会型工业化”的内在要求动员社会各种资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推动新工业化大变革，特别是在传统计划经济的“老爷车”之外打造“新车”——大力培植和发展由集体经济、“三资”经济、股份经济、股份合作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所组成的非国有制经济，并使之成为新工业化的微观经济基础。从目前的广东工业生产的情况来看，70%以上的工业产值是由非国有经济实体创造的，国有企业所占的比例不到30%。珠三角在新工业化进程中，更是突破了“越公越好”、“一大二公三纯”的思维定势，“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企业这些非公有制、非国有制的经济成分成为支撑新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体制基础。东莞的“三资”企业、南海的个体经济、顺德的乡镇企业、中山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各具特色，成为新工业化的主力军。当然，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珠三角新工业化进程中的超常规发展是起了主导作用的。珠三角非公有制、非国有制，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不但解决了当地农村的剩余劳动出路问题，而且也吸收和解决了内地近1000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这种微观经济基础的确立，就成为珠三角自主经济和自主劳动的体制依托，使珠三角经济始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3.珠三角作为传统计划经济渗透力较为薄弱的一块具有浓厚商业传统的南粤宝地，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新工业化的运行机制，而市场经济也确实成为珠三角新工业化的“变压器”和“搅拌机”。
所谓“变压器”是说市场经济能将不同的所有制、不同国别、不同属性的资金和不同的生产要素通过“变压”而转化为同电压的强大电流，抓住各种发展机遇，迅速推进经济的腾飞。因此，哪个地方市场经济发达，哪个地方通过“变压”而转化的同压电流就大，那个地方的工业化速率就快。珠三角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经济“变压器”！
所谓“搅拌机”是说市场经济使珠三角的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了优化配置。改革开放之前，河流把珠三角分割得支离破碎，而现在成千座桥梁，以及道路、港口、码头又把珠三角连为一体。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几年内，珠三角的交通能有如此巨大的变化？根本的一条就是靠市场机制的“有效搅拌”，把桥、路、港都作为商品，谁过桥谁交钱，谁进港谁交钱，谁过路谁交钱，谁投资谁受益，“以桥养桥”、“以路养路”、“以港养港”、“以桥发展桥”、“以路发展路”、“以港发展港”，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机制，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电力的发展也是如此。市场经济“物随钱走，钱追利益，利从效来（效益）”的搅拌原则和效应在珠三角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在珠三角新工业化变革进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市场经济一抓就灵！”
4.珠三角新工业化打破了封闭经济的桎梏，从一开始就搭上了世界经济，尤其是香港这一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特快列车”，使外向型经济成为珠三角新工业化的“充电器”、“加速器”和“稳定器”。
改革开放之前，珠三角农村中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农村工业化的启动和“充电”在相当程度上要借助外力。东莞以“三来一补”启动农村工业化，“把路修到家门口”，“把工厂办在家门口”，通过利用外资给工业化“充电”，使农村工业化从一开始就与国际市场接轨，从一开始就营造了开放经济的大气候、 大环境。 这些年来广东建设资金的1/4来自境外，目前，广东引进外资已占全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0 %左右，珠三角的这个比例显然要高过广东全省的水平。1993年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到全省的68.8%，出口额占全省的74.6%；在全省 4.5万家“三资”企业中，仅东莞一市就达1万多家，比重高达22.2%。 正是由于珠三角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尤其是建立了与香港“前店后厂”的合作关系，所以珠三角新工业化不仅得以“充电”，而且得以加速发展。东莞市雁田管理区（相当于过去的生产大队）“三资”企业上百家，产值高达40亿元，光工缴费收入一年就达1.5亿元港币，外地人到这里见到工厂林立，街道宽阔， 不敢相信雁田是一个农村管理区，而是惊喜地把它称作“雁田市”。外向型经济的“加速器效应”当然不只反映在雁田这一处，而是如太阳之光普照珠三角。
不仅如此，外向型经济还是珠三角新工业化的一大“稳定器”。经过外资“充电”和“加速”的珠三角新工业化，一方面有可靠的海外市场销售渠道和金融网络，使其产品经过香港转口，而源源不断地涌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搞了开放经济，走了踏实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之道，从而使珠三角新工业化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国内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整对它的冲击。因此，珠三角新工业化不仅快速、高效、而且稳定性较强，应变性和抗风险性也较强。
5.珠三角新工业化不单靠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去拨弄，而且也靠地方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把握好工业化前进的“方向盘”。
地方政府这只“有形的手”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以克服“市场失效”，以求新工业化少走弯路，“直达目的地”。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和工业化，并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其真正的作用还是以市场为导向，当好新工业化的总导演。东莞市委、市府的这一角色扮演得较为出色。早在1984年，东莞县委、县政府针对东莞的实际就提出“改革、开放，向农村工业化进军（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经济的全面高涨”的口号；1987年，又提出“加强管理，推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为的是建立起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以加速工业化的实现； 随后的1988年，针对公路塞车的状况，展开了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攻坚战”，而且标准高，要求一步到位；1992年，又提出要按照现代化城市格局建设东莞，引导新工业化顺利而快速地转向城市化；1994年，又提出要以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平、公正和富有效率取信于民，以社会的长期稳定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推动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引发“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经济现代化，以尽快追赶“四小龙”，基本实现现代化。正是靠着地方政府的主导，东莞以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新工业化才得以按照准确的航线，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三、苏东的“沉船”与珠三角“旭日东升”形成截然相反的历史景观，珠三角新工业化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同样是改革开放，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命运？因为苏东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改革促发展、促稳定的成效，相反，却在为改革而改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直至没顶。珠三角将改革开放与新工业化有效地联为一体，通过改革开放而构筑新的生产关系，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明显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珠三角这种新生产方式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民心所向，众志成城，万事兴旺。此外，珠三角新生产方式的建立选择了由体制外逐步“包围”、逐步“渗透”之道，“老乡”（乡镇企业）、“老外”（“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为主体的非国有制经济成为珠三角10多年来新工业化的主力军。如今，体制优势效应已出现递减之势的乡镇企业又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新的“制度变迁”，越来越走向股份合作制，而这种社会所有制关系的广泛确立，更使珠三角经济充满了蓬勃的生产力。国际经验表明，“先立后破”的改革行动要比“先破后立”的变革选择更为稳妥，风险较小，见效较快。苏东的改革选择了“先破后立”的方略，因为它是在经济已工业化的前提下展开的，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沉重的外债负担、惊人的通货膨胀使实行渐进改革的空间不复存在，必须采用“休克疗法”，在体制内进行“大爆炸”和“大撞击”，以跨过“眼泪之谷”。
相形之下，珠三角实施渐进的、有效的改革，并将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连环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全力推进新工业化，成效显著地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因此，当苏东崩溃之时，全球朝野，特别是政治家们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全面崩溃已成定局，而在中国，特别是实践了邓小平理论的广东、珠三角却是阳光灿烂、欣欣向荣，力挽狂澜于既倒。广东、珠三角新工业化的伟大贡献真是值得大书特书！
总之，珠三角新工业化是以对人们经济利益的满足为动力，以各种经济成分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运行机制，以外向型经济为“火车头”，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一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它吸取了人类历史上工业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是一次“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新的工业大飞跃。这就是珠三角创造新工业化奇迹的基本路径！
（二）
珠三角经济正处于由新工业化初级阶段向跳跃式的工业化高级阶段（淡化工业化中期阶段）转化的过程中，正处于农村工业化向现代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处于钱纳里结构转换的第4个时期〔1〕。由于珠三角已提前达到“小康”水平，所以现阶段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珠三角已经被弱化了。在进行“跨世纪冲刺”的新发展阶段，其矛盾内容正在发生变化，而产生了新的矛盾。
1.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不公、不稳定因素之间的矛盾。
珠三角在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开始拉开，分配不公已经抬头，经济摩擦也随之增加。一些以权谋私的当事人使政府行为有失公允，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与此同时，由于对社会管理，特别是法制管理和对人的思想教育工作未能及时跟上，无形之中就给犯罪分子以可剩之机。各类犯罪案件的上升，严重影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所有这些都成为珠三角经济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成为进行“跨世纪冲刺”新的重要矛盾。
2.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人的素质之间的矛盾。
珠三角新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进行现代化的大生产，这种新生产力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新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使新生产方式在珠三角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也是珠三角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之所在。城市化浪潮的兴起和经济结构高级化战略的实施，使珠三角人的素质落后性问题日益突出出来——这种落后性表现为相当一部分人知识贫乏，缺乏现代城市意识，保留了农民意识的“尾巴”。因此，人的素质的提高却相对“落伍”，人的现代化的迈步尚不够有力，没能与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相一致、相同步，因而转化为珠三角新发展阶段必须克服的又一重要矛盾。
3.各自为政与经济整体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
广东10多年来的放权改革，使珠三角各级政府成为新工业化的主导力量，各地在新工业化进程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频创佳绩。与此同时，相互之间的竞争却从未间断，各自为政的问题已充分显露。珠三角本身是一个活力无穷的开放经济系统，而区内由于各自为政、相互攀比、盲目竞争使其整体协调力微弱，难以以“整体优化组合”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与竞争，难以以区内高度的内聚力、整合力和有效合理的社会分工来迎接新发展阶段的全新挑战。如果区内各市都搞机场、港口、码头，都搞万事不求人的“小而全”、“大而全”，其结果只能是搞浪费经济，这是与新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也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这头“热”的同时，那头却“冷”了，例如，区内（高速）公路的联网、水路的贯通等整体协调问题却因各自为政和利益的纠缠不清而拖延甚至干脆被搁置。因此，各自为政与经济整体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有效解决，关系着珠三角的经济活力与竞争效力，关系着珠三角的前途和未来。
4.经济结构的高级化与科技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
从工业化一般轨迹来看，多数国家是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轨迹不断向前推进的，工业化的程度也是不断深化和提高的。由于珠三角大部分地区自然资源贫乏，宜采取跳跃式的发展战略——淡化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一发展阶段，由初级工业化向经济结构高级化跨越，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创汇能力”和“收入弹性”，使“粗放型”、“数量型”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经济转化，其难度和矛盾不容低估。1993年广东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珠江三角洲平均为40%左右，虽然高出10个百分点，但这与发达国家70%的科技贡献率相比，仍相距甚远，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任重而道远。令人担忧的是，广东60%以上的高科技带头人都来自外省，而广东高校、科研机构中的青年学子大量“跳槽”，流失率居高不下，科技人才“断层”的问题十分突出。珠三角的技术力量相对不足，与经济结构高级化、发展高新技术之间的矛盾已展露无疑。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同样决定着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活力、后劲、竞争力和未来。
5.经济高速发展与“瓶颈约束”之间的矛盾。
能源、交通一直是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一块“矮板”，严重影响着广东国民经济这一“木桶”的“盛水容量”，约束着珠三角的“跨世纪冲刺”。广东要用2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年均增长率须保持在13－14%的高位，到2010年广东经济便可达到1990年全中国的经济规模。要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就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撑，就必须淡化乃至清除这一“木桶矮板效应”。若以1990年能源消费的技术经济效率来推算，2010年广东能源总需求量将达4.6 亿标吨， 相当于1990年全国总能耗的近50%。但广东能源自给率却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24.7%将降为2000年的21%（14.6%）和2010年的11%（3%）。 而大量依靠进口和调入来填补能源缺口也因交通运输的超负荷运行而达到极限。能源、交通的“瓶颈约束”严重限制着广东经济，尤其是珠三角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方面要走节能之道，另一方面又与珠三角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联系在一起，与经济结构高级化同科技力量不足矛盾的解决搅拌在一起。
6.灰色文明与绿色文明之间的矛盾。
有人认为，工业文明是一种灰色文明。纵观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环境污染作为外部不经济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产生于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珠三角在新工业过程中同样使生态环境受到影响。有的农村，工业化使生态环境、自然景观遭到破坏，绿色植被变为黄土一片，大气污染日益严重；有的城镇，到处尘土飞扬形同一个工地，道路两旁垃圾成堆，臭气薰天，路面肮脏，空气混浊，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受影响。因此，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避免重蹈工业化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复辙，已成为珠三角经济迈向21世纪的当务之急，而只有走经济结构高级化和节能之路，才能塑造一种与工业——灰色文明截然不同的生态文明——绿色文明：重视生活环境的质量，保持和建立田园般的自然风光、优美的绿化城市、清新的大气环境，给生活其间的人们营造一个净化的生活空间。因此，珠三角经济的转型就是绿色文明强盛与灰色文明消沉的过程；“跨世纪的冲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绿色文明向灰色文明的冲刺，就是绿色文明对灰色文明的战胜。
7.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萎缩之间的矛盾。
在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要素（资本、劳力、土地等）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造成农业萎缩、耕地减少、农产品短缺。因此，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保护的矛盾在珠三角已经显然。在这迈向21世纪的进程中，如何使工业给农业“反哺亲恩”，直接关系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从而关系着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底气”。
迈向21世纪的珠三角，必须正视自己的新发展阶段，必须正视新发展阶段的七大矛盾，把握其主要特征，以出奇制胜之道增创新优势，增创新辉煌。
（三）
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克服新的矛盾，必须进行新的选择——引发珠三角“第二次革命”！
1.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快速转变，再用15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基本实现现代化。
国际经验和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表明，求得一地区乃至一国的经济社会繁荣，须进行“三级跳”：发展商品农业→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全面城市化。每跳一级，社会经济就跨上一个新台阶。随着珠三角农村工业化进一步深化，珠三角将成为亚太地区重要大都市群的扩展区。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高度聚集”的城市化和城市带经济是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强大动力。经济高度聚集带来的是人口的高度集聚，从而推展出大城市和由大、中、小城市所组成的城市群落。世界各国在通向现代化的征途上所走的城市化道路虽不尽相同，但共同的规律是以大中城市的有机组合而“结群成带”地向前推进的，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单靠发展小城镇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经济的全面现代化的。80年代珠三角在农村新工业化变革中乘势发展了一大批小城镇，当然，其社会分工尚处于初级阶段，“高度聚集”的要求还不十分强烈。未来的珠三角向现代化迈进，必然要经历一个以发展大中城市群（带）为龙头，以大、中、小城市来整合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道路，形成一个由特大城市（广州、深圳），大城市（东莞、惠州、珠海、中山、佛山、江门等）和一大批中小城市所构成的城市带，转入世界城市化规律性的发展轨迹，使广东的城市化水平由现在的39%提高到2000年的45%以上和2010年的60%——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2.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外向型经济结构向高科技、外向型经济结构转变，从“数量型”经济向“质量型”经济转变，追求最佳经济效益和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费用和土地费低廉的优势递减，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筛选后有相当一部分要向珠三角边缘地带、山区和内地转移，这就为珠三角发展优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高新科技产业提供了有利的空间；10多年来，珠三角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培养了人才，比内地更有条件和实力去发展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由于上海等先进城市的“主攻目标”是在未来20年建成远东金融、商贸和服务业中心，走产业“空心化”之路，因此，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上难免会出现“因战线过长而出现兵力不足和分散的现象”，珠三角中心城市广州作为“领头雁”，其目标是用15年的时间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把广州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旅游中心。而珠三角其他城市便可“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筹集和引进资金，引进和培养先进的技术和人才，通过股份合作制将生产要素的所有优势加以聚合和强化，打一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歼灭战”，使珠三角迅速成为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开辟一条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道路。
3.推进产权变革的步伐，塑造经济区新的体制构架。
第一，要加快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对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进行改造——实施民营化战略和策略〔2〕；第二， 实行股权转让不仅要转让给外商，而且要转让给拥有高新技术的国内客商或科技人员，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构筑共享经济，以克服珠三角经济结构追求高级化与技术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第三，在农村和城市大力推进产权改革的步伐，广泛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使这种社会所有制得到大发展，使之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新微观经济基础。
4.由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向法制健全、平等竞争、日趋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
5.由各自为政的格局向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区发展，由“单打冠军”向“团体冠军”发展，使珠三角在区域推进与整合方面再度“先行一步”、“探路铺石”，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示范区。
6.由单纯的经济目标向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目标整体协调发展方面转变，克服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通病”（如先污染后治理之病，经济繁荣与道德伦丧之病，百业兴旺与治安环境恶化之病，等等），在全新的发展观的支配下〔3〕， 有效而快速地推进珠江三角洲这一大经济区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文根据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珠江三角洲“经济奇迹”的理论思考——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工业化道路》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一、二、七、八篇的部分内容改写而成。该书由林洪任主编，戈晓宇、顾作义任副主编，其他编委有郑英隆、骆幼玲、程拔文。
注释：
〔1〕详见H·钱纳里：《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章。
〔2〕详见顾作义、戈晓宇：《民营经济：制度创新的支点》， 《广州日报》1995年8月1日理论版。
〔3〕详见于幼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应确立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战略意识和目标》，《南方日报》1994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