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深层问题及解决办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决办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行为的扭曲变形问题
在我国经济改革中，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困扰——改革行为扭曲变形。如股份制改造，一度曾牵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满载了国人企盼救活国有企业的厚望，结果却并不尽人意。虽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方案设计在理论上与逻辑上是无可挑剔的，但在实施中更多地却是换牌子、改名称、变说法。这种搞形式、走过程的“翻牌”行为，未能使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实质性变化。再如，利率是重要的调节杠杆，降息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但1996年以来我国六次降息并未减少银行储蓄存款总额，没能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反而引发了一些副作用。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并不是改革方案在理论上与逻辑上存在什么缺陷，而是改革方案设计过于理想化，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同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这一根本性问题。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总是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按照理想化的目标设计，忽视对作为改革主体的“中国人”的研究。股份制这一企业财产的组织制度，是在西方人既定的文化心理特征下产生与成熟的，其制度安排与文化心理特征是很难分割的。在我国经济改革中，对这一制度比较容易移植，但对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却难以效仿，这就把制度安排与文化心理特征相割裂，因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扭曲变形。
实践证明，经济发展的关键不在于经济理论与逻辑的完整性和改革措施的先验性，而在于它们同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契合程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走入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我国改革方案的设计与措施的出台，更应扎根于中国的土壤，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不仅指自然地理意义与物质技术意义上的本土化，而且指人的文化心理特征的本土化。中国经济学必须重视对改革中的“中国人”的研究，研究其文化心理特征对经济改革的制约作用、制约程度和方式，把握文化心理特征的演变方式和规律，并设计符合中国人文化心理特征的改革方案。只有如此，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改革方案才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这是解决改革行为扭曲变形的根本办法。
二、国有企业解困的困难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是三年解困，但解困的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国有企业存在三个层次的问题”（注：白永秀：《国有企业改革现状的分析》，《中国资产新闻》1999年1月7日。），使解困变得十分困难。首先是表层问题。主要表现在：同外资企业、私人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发展速度慢；经济效益低，亏损严重，负债率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低，产成品大量积压；资金投入不足，技术设备老化。其次是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在：产权不清，“人人都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人人又都不关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注：白永秀：《论国有企业退出》，《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2期。）；运行机制滞后，只能竞争不能破产，只能负盈不能负亏；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结构是“三会制”模式（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而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后形成了“四会制模式（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党委会），这就形成了“三会制”与“四会制”的矛盾（注：何炼成、白永秀：《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1期。），在股份制条件下党委会也要入驻企业；存在着厂长（经理）想干一番事业与企业内外部环境不允许干事业的矛盾，企业家队伍难以形成。最后是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受需求约束，经济不景气，增长点难以形成；地域经济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竞争异常激烈，增加了国有企业解困的难度；我国经济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影响了企业的解困（如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不正之风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
可见，国有企业解困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解决深层次问题入手，把改革放在首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所有制结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政治体制等配套改革。但目前缺乏解决深层次问题与配套改革的具体措施，在一些关系的处理上也有误区。如在改革与管理的关系上，过多地强调加强管理，忽视改革。实际上，改革是加强管理的前提，不深化改革，缺乏制度保证，加强管理只是一句不能兑现的空话。再如，在干部问题上，强调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但忽视领导制度建设。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企业领导人个人素质就决定一切，有一个好领导企业就发展，缺乏好领导企业就难以发展，但怎样才能保证企业有一个好领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据此，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注：何炼成、白永秀：《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1期。）。只有通过产权制度、运行机制、治理结构、组织领导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才能为国有企业解困提供制度保证，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从而使国有企业普遍具有生机和活力。这是国有企业从根本上解困的有效办法。
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制约问题
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其他经济成分无法比拟的优势”（注：白永秀：《非公有制经济：历史、现状及对策》，《生产力研究》1999年第1期。）。但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制约：首先，人们认识不到位的制约。至今人们还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一种“补充”，自觉不自觉地将其打入“另册”，限制它的发展。其次，非公有制自身局限性的制约。如规模狭小，经营方式落后，小打小闹，难以上层次与规模；缺乏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不足；小老板式的管理，非公有制企业家队伍未形成；短期行为严重，缺乏长远发展目标。最后，政府方面的制约。如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引导不够，调控不力，乱收费、乱摊派。这些制约，不但影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其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结构不合理，粗放经营，而且引发了混乱现象的产生，使其行为不规范。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要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应着重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提高认识，树立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新观念。一是树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观念。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点并不是某个产业或市场，而是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在全社会范围盘活资产存量，创造新的投资或消费热点。如果制度不创新，再好的产业也办不好，再大的市场潜力也无法开发，因而形不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得”的观念。在所有权问题上，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谁投资，谁拥有”，因而国家控制投资权，限制非公有制的进入领域。其实，“所得”即收益权，也是所有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投资的目的，所有权的落脚点。因此，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要更多地强调“所得”。非公有制经济给国家大量上缴税金，有助于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笔者认为，那些不但不能为国家上缴利税，反而大量花费国家财政补贴的国有企业未必就姓公，至少不是完全的公有制；相反，那些大量为国家上缴税金的民营经济，因使国家有所得，未必就是私有制。三是树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可以互相转化的观念。过去我们强调防止化公为私，即防止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这是对的。但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私有制的产物也可以变为公有制，如用非公有制企业上缴的税金投资办公有制企业，就是将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对于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种资本经营，有利于做大公有资本。从一定意义上说，非公有制上缴的税金愈多，公有制的力量就愈强大，在这一点上二者并无矛盾。
其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上档次、上规模。目前在增加非公有制经济数量的同时，要引导其开展创新活动，注重质量的提高。要积极采取措施，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二次创业。具体措施如下：(1)引导个体私营企业主超越自我，由小老板变为现代企业家，改变一人说了算的管理模式和家庭式经营方式；(2)针对非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清的状况，引导它们明晰产权关系，减少产权纠纷，规范运作，谋求长远发展；(3)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实行科学决策，民主管理；(4)培育非公有制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5)注重调查研究，避免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走集约化经营道路；(6)重视发展战略研究，搞好发展规划，克服短期行为。
最后，规范政府行为，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政府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角度与作用，理顺非公有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发挥政府服务、引导、协调、监督职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要规范政府行为，“纠正乱收费、乱摊派行为，减轻企业负担，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注：白永秀：《非公有制经济：历史、现状及对策》，《生产力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农业经济体制的局限性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经济体制虽有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但又有同农业社会化、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不相适应的一面，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狭小的经营规模同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大系统，具有社会化特征。在农业内部，它既包括农业生产者思想观念的转变、职业道德、文化科学水平、劳动技能的提高等，这些是农业生产力的“软件”部分，还包括农用生产工具、农业耕作方式、农田水利设施、桥梁道路等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等，这些是农业生产力的“硬件”部分；在外部，它同工业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但目前狭小的农业经营规模阻碍着农业内部各要素质量的提高，妨碍着农业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因而不利于农业的社会化，很难使农业生产力上档次、上水平。
其次，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单家独户的经营方式，很难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引发了农民货币收入与货币支出的不对称。一方面，农业商品化程度低，农民除自给自足外，很少有商品向市场提供，货币收入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农民面对的却是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工业品及第三产业的服务产品都商品化了，农民除吃饭之外的一切生产与生活用品都要用货币来交换，货币的支出远远大于收入，因而造成了“有吃的、无花的”的困难。此外，农民子女上学、上缴农业税、集体提留等都已货币化，使农民货币支出负担过重，导致民间高利贷横行，农民很难致富。
再次，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农业主要生产要素难以流动，这同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目前土地不能买卖，其有偿流转制度也未建立健全，而且国家政策限制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此外，一些农业资源未能有效利用，甚至闲置。从总体上看，农业生产要素流通受阻，资产难以重组。
最后，同家庭联产承包制相适应的小生产方式缺乏投入机制，加之农业的企业化程度低，产前、产中、产后的联系松散，因而难以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
由于存在上述局限性，现行农业经济体制对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的调动是有限的。为此，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要解决体制问题。实际上，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内容之一，就是解决现行农业体制与农业现代化的矛盾。具体说，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要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在稳定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上，通过产权制度与经营方式的调整，引导农民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用3-5年时间，逐渐改变土地碎化、生产规模狭小、单家独户经营的局面，为农业社会化、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提供基础。
第二，加大市场机制配置农业生产要素的力度，实行农村资产重组，盘活农村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源。采取措施，积极鼓励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特别应鼓励资金、技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益。
第三，建立农业市场化投入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在投入时，要注重规模经济效益，走集约化经营道路，适度减少数量，提高农业质量。
第四，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专业化与企业化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
五、扩大内需措施的有限性问题
为走出不景气的困境，刺激经济发展，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方略。具体措施是：其一，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其二，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消费需求。但此两项扩大内需的措施均存在一定问题或矛盾：
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首先要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同经济发展协调进行。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不是经济发展，它只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之一，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可以说，基础设施建设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如果过多地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出现基础设施建设过热，甚至超前发展的局面。这样，就有可能离开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把基础设施建设本身视为目的。其次，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代表长远利益，经济发展却包含着当前利益。如果盲目发展基础设施，把资金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影响对其他产业的近期投入，从而影响当年经济发展，对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不利的。最后，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有一个经济效益问题。要防止重复建设、重复上马的现象，走集约化道路，降低投入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回报率。此外，在资金紧张的条件下，一哄而上搞基础设施投入，有可能导致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现象的产生，加重群众负担。
就扩大消费需求而言，中国消费需求的潜力应在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但由于体制方面的制约，中西部地区与广大农村消费需求的潜力很难挖掘。就农村市场潜力来说，难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呈现两种不同的生产与生活层次。如在城市已经普及了家电、高档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却十分低下，而且由于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制约，对冰箱、洗衣机等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欲望低。另一方面，由于受农业经济体制的制约，农村商品化程度低，农民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低，制约了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就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投资环境、政府政策安排、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低，群众生活水平低，因而难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就近期看，中西部地区很难成为我国消费热点区域。
据此，我们认为要正确估价扩大内需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到其措施的有限性，期望值不能过高。应从实际出发，把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作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途径。一是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使其在投资、吸纳劳动者就业、上缴税金等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农业经济体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业商品化、市场化水平，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增加消费品需求，拓宽市场领域，创造新的需求，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调整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关系，国家投资重点真正西移，加快中西部的开发，让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区域，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六、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
在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从产生原因看，我国的贫富差距不单是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不规范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说，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实质上是发展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问题。例如，在一些部门把发展市场经济等同于收费，教育、文化、医疗部门同市场经济接轨就变成了受教育收费、看病收费，甚至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也收费。实际上，教育、医疗、文化等部门在国外也是“双轨制”，即既有高收费的市场轨，也有免费的福利轨；而在我国却是单一的市场轨，并把教育、文化、医疗事业产业化炒得沸沸扬扬，加剧了低收入阶层的贫困化。再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住房、医疗等被作为福利来办，即使在今天人们的工资收入中并未完全包含这一部分，但现实中的教育、住房、医疗等货币化程度很高。这种现行体制，实际上是要人们省吃俭用掏腰包，无疑地加速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第二，从导致的后果看，我国的贫富差距不只是导致了贫富悬殊，而且导致了城乡居民购买力的缩小，是经济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经济过剩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阶层人数扩大和收入水平降低，从而导致了购买力水平的下降。
可见，缩小贫富差距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于扩大市场购买力，实现经济平衡发展。在我国现阶段，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办法有三：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立“双轨制”式的教育、文化、医疗体制，私立学校、医院、文化单位采取收费制，并实行优质优价原则，它们应具有一流水平，主要服务对象是高收入阶层；公立学校、医院、文化单位实行拨款制，保持一般水平，免费为低收入阶层服务，以保证大众化的需要。二是建立职工住房、医疗商品化协调机制，加快收入分配的福利性向货币性转变速度，使职工货币收入与住房、医疗商品化程度相衔接。三是健全收入分配机制与扶贫机制，特别是要加大扶贫力度，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七、投融资体制不完善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一对矛盾：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银行储蓄存款额高达6万多亿元；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资本金严重不足。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中并非资金不足，而是非常丰裕，关键是如何把城乡居民的巨额储蓄存款转化为长期投资，从而解决企业投资不足问题。为此，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六次降息。但降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不断增加；国有企业也没有取得投资资金，改善资本负债结构。
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投融资体制不完善；投资机制不健全，缺乏适合城乡居民的投资渠道，有钱无处投，只能存入银行；企业融资方式单一，基本上是间接融资，使企业资本负债结构不合理；企业经营效益差，人们对投资回报率预期低，而对投资风险预期大。此外，从文化心理特征看，我国城乡居民缺乏投资意识，不是把储蓄存款视为获取利息的手段，而是视为一种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因为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加之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出于未来生计考虑，无论银行利率高低，都要省吃俭用进行储蓄，这是自我保障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利率这一调节杠杆在我国受到了很大限制，灵敏度极低。可见，下调利率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解决存款储蓄增长与企业资本金不足矛盾的有效办法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一方面广开投资渠道，完善投资机制，减少风险，诱导居民把银行存款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改变企业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直接融资为主，特别要大力发展投资基金、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其积极作用在于：有利于加快资金从储蓄形态向资本形态转化，改变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缓解资本金不足的矛盾；有利于优化股市投资者的结构，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比重，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优化城乡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增加家庭收入。
八、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
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同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政府引导不够，调控乏力，使市场经济发展带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重复上马、重复生产现象严重；外部不经济问题也很突出。
第二，政府的机构设置不科学，各部门的职能不明，责任不清，任务不详。
第三，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违法乱纪，钻改革的空子，为自己捞好处。这种状况，影响了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引发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不规范。
第四，现行干部考核标准与选拔制度是数量型、速度型的，谁上项目多、谁上项目快，谁就是好干部，就会被提拔。这不但使我国重复上马、重复建设的现象难以克服，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得不到转变，而且使我国经济有数量而无质量，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低。
为此，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一是转变政治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引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二是加强廉政建设，规范政府行为，重塑政府形象；三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干部考评机制与选拔制度，将速度型与数量型转变为效益型与质量型。同时，完善干部监督机制，加强业绩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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