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国内自然美问题研究概述
文/邹 璐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自然美问题作为“美学论争的第二大问题”出现，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在“美学大讨论”中主要有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关于自然美问题的论争则主要集中在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派之间。论争有两个方面：自然美的有无问题与自然美的根源问题。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都有着各自严密的论证，但仍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
关键词： 美学大讨论；自然美；自然性；社会性
20世纪初，随着美学学科由西方进入中国，自然美作为美学重要内容也进入人们的讨论视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自1956年开始到1962年结束，持续了将近7年的时间，留下了众多经典文章，编纂成六卷本的《美学问题讨论集》。其中，涉及自然美问题的文章就有20余篇。由此可见，“自然美”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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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美”问题的出现
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美的本质”问题，即美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关于这一本质问题的讨论涉及到了很多方面，“自然美”问题则是由此中心延伸而来的一个分支问题。杉思认为，自然美问题是“美学论争的第二大问题”，这一问题是与“美的主客观”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讨论“自然美”问题，则先要厘清这一问题为何会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出现，并成为“美学大讨论”的第二个焦点。
自1978年以来，黑龙江省经历了小规模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基础制度调试阶段，攻坚扶贫阶段和精准扶贫彻底解决贫困阶段五个阶段，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效果。黑龙江省政府自2002年以来先后发布了《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黑龙江省扶贫开发条例》、《黑龙江省扶贫开发实施重点村整村推进验收办法》、《黑龙江省产业扶贫项目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扶贫工作措施[2]。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对社会主义新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可以说，“美学大讨论”是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与“双百方针”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在“双百方针”的大力支持下，为什么出现的不是文学大讨论、艺术大讨论，偏偏是“美学”大讨论呢？
首先是“美学”学科从西方的引入。20世纪初，日本人将“Aesthetic”翻译为“美学”，美学这一学科也进入中国。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美学得以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初以王国维、蔡元培为代表的第一次“美学热”后，“美学”在50年代再一次成为讨论热潮，即第二次“美学热”。同时，大量译介的西方美学理论在中国出现，为“美学大讨论”提供了文本资源。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新兴的学科热度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出现是必然的。而大讨论中对“自然美”的关注则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根基，“自然美”问题成为讨论的第二焦点这一现象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然”就有着独特的看法，传统诗文与绘画为讨论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另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一直进行着与“自然”做斗争的社会实践，这些征服自然的经验为“自然美”问题的出现提供了语境。
调查表明：不同品种金丝小枣的浆烂果病发病率显著不同，无核金丝、曙光5、曙光6抗浆烂果病能力很强，在发病盛期（9月中旬），上述3个品种浆烂果病平均发病率分别为3.73%、3.67%和2.9%，明显低于普通品种。2017年9月中旬，普通金丝小枣浆烂果率达到13.5%时，无核金丝、曙光5、曙光6的浆烂果率仅为2.3%、2.9%、2.2%。同时，我们观察到金丝小枣8月中旬以前基本不感染浆烂果病，8月中旬后随降雨量增大，烂果骤增，所以在金丝小枣果实浆烂前采鲜果出售是减少损失的有效举措。
二、“自然美”的有无与根源之争
讨论“自然美”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自然美”的本质问题，即自然美的主客观性问题，也就是说，自然到底存在美吗？作为“美学论争的第二大问题”，“自然美”问题与第一大问题“美的本质”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于“自然美”问题，也主要分成了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为代表的三种意见，三位学者主要有两个分歧点。
蔡仪认为，自然美美在其自然性。蔡仪曾说：“自然美在于自然美本身……自然美是自然事物的个别性显著地表现一般性。”[10]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蔡仪肯定自然有美；其次，蔡仪认为自然美美在典型。在蔡仪的观点中，自然美首先是不与人相关，其次是不与社会性相关。自然美美在它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如花朵美在它的颜色和香气，即便是金银，也是因为其独特的光芒而美。在举了大量的例子后，蔡仪提出了自己的“美在典型”说。他认为“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事物的个别性显著地表现着它的本质、规律或一般性”[11]。蔡仪认为美的本质是典型性，自然美的主要决定条件是它的种属一般性。蔡仪甚至认为，动物比植物高级，因为动物更明显地表现出了它的种属一般性。蔡仪从生物发展的等级来规定它的美是一种机械化的分类。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典型，每一滴水、每一朵花都是美的，并没有哪一滴水、哪一朵花更美一说。另外，典型并不等于美。正如许多学者所批评的，蔡仪“把客观性只理解为纯粹自然属性，它和物质本身一样，可以脱离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我把自然美的产生和发展放在与人类生活的客观关系上，不仅看到自然美的自然性，而且强调它的社会性。认为自然美必然与人的社会生活分不开”[12]。但蔡仪自始至终都并未像李泽厚那样几度修正自己的美学思想，而是以一种坚定的姿态捍卫着自己的观点，他所排斥的自然美的社会性则为李泽厚所强调。
李泽厚依据“自然的人化”来解释美的产生，认为自然作为人的对象后才具有了美的属性。自然之所以美，是因为自然中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人类在改造自然、欣赏自然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改变成果，从而产生美感，自然也变成了美的存在。李泽厚的贡献在于，他认为美不是僵死的东西，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和丰富的东西，将美放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进行考量，让美摆脱了朱光潜那种孤立的状态和蔡仪那种静止的状态。
和蔡仪的观点相同，李泽厚也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李泽厚也同样认为自然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种客观与蔡仪的客观不同，李泽厚的客观是指自然美所具有的社会性是客观的，而蔡仪的客观是自然本身客观存在着美。李泽厚对“自然”的定义是：“我了解的所谓自然是一种‘社会存在’，是指自然在人类产生以后与人类生活所发生的一定的客观社会关系，在人类生活中所占有的一定的客观社会地位。”[9]164在李泽厚这里，自然美不是朱光潜所说的“艺术美的雏形”，而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
与朱光潜认为自然是美的一种条件不同，蔡仪与李泽厚则肯定了自然美是一种客观存在。蔡仪的观点十分明确：“许多客观事物古代人认为美的，而我们现在也认为它美，自然事物的美基本上是如此。”[7]对于自然美，蔡仪是坚定的拥护者。他认为美是不依存于人而存在的，“自然事物的美与不美，则是自然事物本身的事，和人对它的认识、欣赏与否是无关系的”[8]9。即使没有人的存在，“自然美”也是客观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与朱光潜相反，蔡仪认为美是第一性的，美感是第二性的，美决定美感，而不是美感决定美。与朱光潜不同，在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上，蔡仪认为艺术是为了反映自然，山水画是为了表现山水的美而存在的。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蔡仪提出了“新美学”，他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是普遍的、永恒的、绝对的、超历史的、超阶级的，蔡仪将美的研究从概念拉到了现实事物，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
1956年6月，朱光潜的一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拉开了大讨论的帷幕，在这场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中，主要分为四派，即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对“自然美”问题的讨论则更能凸显出各位学者思想的独特之处。
“自然”在朱光潜的眼中，只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是美的条件。那么“自然”何以成为“美”？他认为，“大地山河以及风云星斗原来都是死板的东西，我们往往觉得它们有情感、有生命、有动作，这都是移情作用的结果。”[4]41朱光潜给出的解释是：“我们觉得某个自然物美，那个客观对象必定有某些属性投合了主观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总和……换句话说，契合了主观方面的意识形态，由此所得的快感便是美感了。”作为中国第一位奠定了审美心理学的美学家，朱光潜认为美感是第一性的，美是第二性的，美由美感产生。受克罗齐的影响，朱光潜继承“快感”论，提出了“美在心在物说”。“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4]153因此，“美就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时心中所觉到的‘恰好’的快感”[4]153在朱光潜的美学研究中，自然从来不是他的研究对象，文艺才是，“自然美就是一种雏形的起始阶段的艺术美，也还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5]。在《诗论》中朱光潜也曾说过“艺术返照自然”。自然既然作为艺术创造出美的条件，那美的条件本身就应该包含了美的某些特质，美的条件并非是无美丑之分的。但朱光潜认为自然美是因为作为艺术的条件才成为美，“自然美”在根本上是一种“艺术美”。可以看出，朱光潜承认自然的客观性但不承认自然美的客观性[6]，自然只是人类心灵的产物。
但是，李泽厚的观点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即适用范围问题。对于艺术作品，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一种反映，自然物则不同。如果美在于其客观社会性的话，那么自然物全然都是社会物了吗？这一观点显然很难说服所有人。事实上，大自然中还有很多未经人类改造过的自然，其原始属性仍然是主要属性，并非所有自然物都具有社会性。“社会属性”是与“自然属性”相对的一个概念，如果说自然物完全都是社会性的话，那“自然属性”去哪了？植物有“社会性”吗？另外，“社会性”并非是人的专属属性，很多自然界中的生物也具有社会性，如蚂蚁、蜜蜂等。那美也是它们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吗？“人的本质力量”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词语，如何能定义其好坏？恶的力量是否也是一种“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后也是美的吗？这些问题在李泽厚的观点中找不到答案。
分歧二：自然何以为美
2）检查全网110kV主变中性点接地方式是否与区调下达的一致。根据整定计算程序上所布的全网110kV及以上主变中性点接地方式，对电网实际运行中主变中性点接地方式进行了核查，经核查各单位反馈情况基本与中调保护处要求一致。
尽管蔡仪、李泽厚二人都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二人对于“自然美”客观在何处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蔡仪认为自然美的客观性在于自然物的自然属性，李泽厚则认为自然美的客观性在于经历了漫长的人类社会物质实践之后的社会客观性。
分歧一：自然美是否存在
李泽厚认为，自然美美在其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来源于“自然的人化”“自然的社会性是美的根源”[13]232-233。蔡仪将美分成了自然美和社会美，二者互不相干，李泽厚则将自然美与社会美揉为了一体。李泽厚在《论美感、美和艺术》中直接下了一个结论：“美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物的社会属性。美是社会生活中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现实的存在。自然美只是这种存在的特殊形式。”[13]237这句话可以看出李泽厚和朱光潜的区别在于：朱光潜认为美产生于美感，而李泽厚认为美不依赖于人，否定了朱光潜的移情说；与蔡仪的区别在于：美在其自然性还是在其社会性。对于蔡仪的典型说，李泽厚给予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如果“高级的自然种类属性比低级的美。那么，苍蝇、老鼠、蛇就一定要比古松梅花美了……而月亮也一定是最不美的了，因为它只是最低级的物质种类（无生物）。”[13]230这段话很直接地指出了蔡仪“典型说”的问题所在。
对于“自然美”，三位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朱光潜认为，“‘自然美’三个字，从美学观点来看，是自相矛盾的，是‘美’就不‘自然’，只是‘自然’还没有成为‘美’”[2]。朱光潜认为，“自然”与“美”是不相容的，是不可以并提的两个词，这是对“自然美”的现实与概念的双重否定。这种观点来源于黑格尔的思想，朱光潜认为自然无美丑，只有艺术才有美丑，自然只是美的客观条件，美的条件并不等于美。因此，自然不存在所谓的“美”，并且所有的美都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人不感觉到自然美则已，一旦感觉到自然美，那自然美就已具有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那么，“是否还有一种非意识形态性的、无阶级性的，早已存在的纯然客观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美’呢？……我说没有。”[3]
对二维频域复随机相位场进行傅里叶逆变换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空间复随机相位场φ(x,y)，其离散形式表示为[12]
在蔡仪那里，自然事物是一种最简单的、最易把握的美，由古到今都具有一种单纯的美的力量，美不是什么社会物质基础的反映[8]188，而“社会是自然的延长”。蔡仪说：“自然事物的美即在于自然事物本身，是和自然事物的形状、颜色或其光泽等分不开的，社会事物的美也在于社会事物本身，是和社会事物的属性、条件或其形式等分不开的；而艺术品的美也在于艺术品本身，也是和艺术品形成的实际条件及其形象分不开的。”[8]18与蔡仪相比，李泽厚把自然美复杂化、社会化了。
关于“自然美”问题的讨论，除了上述三位学者，“大讨论”中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比如宗白华肯定自然美的存在，他认为自然是一切美的源泉，这是植根于他的生命美学思想的。“大自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进入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深受《周易》的影响，宗白华认为，自然美美在其内在的生命律动。
那么自然美究竟美在何处？自然天生具有美，这是不可否认的。尽管美并不直接等于自然属性，但美与自然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是分不开的，它可以在各种各样或精巧或宏壮的形式中找到，并通过这些形式表现出来。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本身就已经存在，如今我们看到的山川河流、美丽的风景和自然物，我们觉得它美，只是人类的出现让这种美显明了出来。自然有美，这种美的前提是其本身的自然属性。诚然，人类社会的出现对整个自然产生了诸多影响，人类的足迹遍布整个地球。可以说，如今的自然几乎没有人类不知道或看不见的地方了。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人走过的自然、改造过的自然就不是原本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了。人只是地球上万千生物中的一种智慧生命体，并不是什么特殊物种。李泽厚认为，自然美美在“自然的人化”、美在其社会性，是人类社会决定了美的产生，本质上还是自然本身无美的看法，自然美美在社会性其实是自然美决定于人的另一种说法。自然的美只对人有意义，自然美的客观性也就随之消失了。另外，“自然”二字与“社会”二字本就是不能并提的两个词语，既然“自然”，如何“社会”？如果“社会”则必定不是“自然”。李泽厚将“自然”与“社会”糅合有其合理之处，但认为自然美完全美在社会性是不准确的。
自然美不是“人化的”对象，如果将自然美作为一个实体，我们将无法探寻出自然美的真谛。如阿多诺所言，“自然中的美，如同音乐中的美一样，就像转瞬即逝的火花，你刚要捕捉它时，却一闪眼不见了”[14]，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我们的来处，其价值应该被予以最高的肯定。
根据上边对其语言局限性的分析，下边结合具体的语境及作者的创作风格对《警察和赞美诗》的语言重新赏析如下：
三、“自然美”问题的当代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生态问题日渐严重，出现了对自然相关问题的研究热潮。人们开始反思自然问题，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重新思考“自然”的意义，自然美在美学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生态美学的兴起，也让“自然”的意义不再仅限于狭窄的自然物范畴，而是扩展到生命整体的高度。在这一高度下，生态、环境、景观都成了自然问题的延伸或展开，自然美的内涵也逐渐扩大。即便抛开生态问题的困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永恒话题。因此，考察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自然美问题于今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我们将人看作自然中的一种生命体，“把自然作为自然”而不是“人化的自然”，不再以人为中心审视自然的时候，“自然美”才能成为最高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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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璐，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美学。
编辑：宋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