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王城古迹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迹论文,王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疆库车古称龟兹，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其疆域以库车绿洲为中心，北枕天山，南临大漠，西与疏勒接壤，东抵铁门关，与焉耆为邻；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汉代龟兹王居延城，唐代称伊逻卢城。 龟兹古城位于库车县新老城区之间皮朗村西侧，今称皮朗古城，为新疆第二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古城破坏严重，如今仅存几个大土墩，城内外遗迹多不可考。我们最近发现一些线索，说明龟兹王城东北郊外麻扎甫塘墓地有火祆教古墓，萨克刹克土墩可能是《大唐西域记》所言王城西门外大佛像废墟，哈拉墩是王城东门内龟兹都督府遗存，而雀鲁拔克土墩则为王城北门外安西都护府重要指挥中心之一。草拟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龟兹王城的前生今世 《晋书·西戎传》记载：“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①1913～191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重访塔里木盆地，寻找《汉书·西域传》提到的乌垒和渠犁。斯坦因首先在轮台县东南拉帕尔村调查了阔纳协海尔古城(Kōna Shahri)，然后赴轮台城东南11英里迪那河下游考察奎玉克协海尔古城(Koyuk Shahri)。随后，他在轮台西境拉依苏河畔发掘了一唐代烽隧，并测绘了平面图(下页图一，左)。这是斯坦因轮台考古唯一一项实质性成果。② 2013年夏，我们赴新疆和田考察途中调查过这座唐代烽燧(图一，右)，附近有汉代烽燧。③这个发现相当重要，为寻找安西都护府烽燧系统提供了重要线索。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曾经到库车调查皮朗古城，并绘制了平面图(图二)。当时，皮朗古城有些地方城基宽约60英尺(约18米)，高达18英尺(约5.4米)；古城东墙北段城墙的马面仍可清楚地看到，平均高约23英尺(约6.9米)，但是古城西墙业已不存。古城周长约3英里(约4.8公里)。④
1958年，黄文弼先生对龟兹古城进行过实地调查。据他考察，“龟兹城在库车市东郊，位于库车河(且尔色依)东岸，西距大桥里许，乌库公路横贯而过，乌恰河(渭干河)流经城中。该城范围颇大，城墙可见者北东南三面，略呈方形，迂回曲折，颇不整齐。城内除了九大土丘外，大部分已辟田园。”古城现存遗迹主要为唐代伊逻卢城残垣断壁，平面呈不规则正方形。古城墙残高2～7米，夯土板筑，每隔40米左右有城垛一个。目前只有东、南、北三面城墙尚可辨认，西墙已荡然无存。古城北墙西起劳开墩村之西，东至麻扎甫塘村，全长2075米；东墙起自麻扎甫塘村北，南至皮朗村东转西，全长1608米；南墙仅存两段，一段在皮朗墩东南，另一段在皮朗墩西南艾里克勒克巷附近。自皮朗墩至萨亦巴克墩都有残墙，全长约1809米；西墙在萨克刹克土墩东侧，今已不存。由此推算，龟兹王城周长约7000米(约14华里)，与《大唐西域记》所言龟兹“都城周围十七八里”大致相符。⑤ 2012年7月中旬，库车县萨克萨克街道棚户区改造工程在挖掘地基时，意外发现大量古钱币。此次出土的窖藏钱币应属墓葬陪葬品，埋藏地点距地面约4.5米。由于现场施工扰乱较大，已无法确切判断窖藏的原貌，但可确定窖藏位置西距龟兹故城西城墙约150米。窖藏钱币周边施工现场还发现有13口古井、两口完整的陶缸以及大量烧土的痕迹。窖藏钱币西南约10米处有一段东西向、长约43米的夯土痕迹残留，十分明显。后经当地文物部门清点辨识，此次出土窖藏古钱币多达1.4万枚，数量之大在新疆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古钱币用麻绳栓牵，封装在一个长75厘米、宽40厘米、深30厘米左右的陶罐里，主要是五铢钱、剪边五铢钱、龟兹无文小铜钱、货泉、大泉五十、龟兹五铢等，年代主要在西汉至两晋时期。其中一枚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在新疆是首次发现，唯独不见“汉龟二体钱”。文物工作者据此估计，埋藏钱币的时代或许在隋以前。⑥ 1997年5月，当地掘井工在龟兹故城内西南，现库车第三小学与供电所之间某地距地表2.18～3米深处掘得一兔月纹银颇罗(图三，1)。其内盛满方孔铜钱，有近百枚之多，可惜锈成一团。其中一枚被认作汉代五铢钱，故研究者将银颇罗定为东汉龟兹人之作。⑦殊不知，兔月纹题材来自小乘佛教《兔王本生故事》。《大唐西域记》卷七“三兽窣堵波”讲过这个故事。据说林中有一兔、一狐、一猿。一日客人林中，饥渴待毙，三兽欲觅食相救。最终狐得鱼而猿得果，唯兔一无所获。兔见一团烈火，纵身而入，舍身饲客。上天闻之怜悯，留兔影于月轮上。⑧这个本生故事在西域诸国广为流传，如克孜尔石窟壁画(图三，2)、吐峪沟石窟壁画皆绘有兔王本生故事。
西域早期金银颇罗皆素面无纹，西突厥统治时期(约6～7世纪初)始见纹饰，如焉耆博格达沁古城出土粟特文银颇罗。⑨这件银颇罗所盛“五铢钱”可能是龟兹五铢，一直沿用到唐代。⑩《大唐西域记》记龟兹“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11)所谓“小铜钱”即龟兹五铢。《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上元二年(675)中，素稽(指龟兹王)献银颇罗、名马。”(12)法国学者伯希和在渭干河西岸都勒都尔·阿护尔(Douldour-Aqour)遗址(今称夏合吐尔古城)发现的唐代佛寺壁画残片中有类似的银颇罗图像(图三，3)，现藏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13)因此，这件月兔纹银颇罗可能是隋唐时代龟兹王之物。 东汉末佛教传入西域后，龟兹人改用火葬，王公贵族和高僧皆以佛塔为葬地。这是龟兹城郊外不见汉代以后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原因之一。魏晋至前凉时期，中原王朝在楼兰设西域长史府，管理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王国。尼雅出土两枚西晋简牍(林编684和678号)文义相连(图四)，读作：“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14)这份诏书说明塔里木盆地诸国统治者听令于西晋王朝。近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库车新城区友谊路发现魏晋十六国砖室墓，当即西域长史派驻龟兹的中原官兵的墓地。(15)
二、龟兹王城郊外火祆教墓地 1958年，黄文弼在皮朗古城郊外麻扎甫塘墓地发现一件忍冬纹陶盆，现藏新疆博物馆(图五，5)。我们曾经撰文指出这件忍冬纹陶盆实乃火祆教纳骨器，年代约在公元5～6世纪。(16)日本女史影山悦子也认为是火祆教纳骨器，但是她误以为出自焉耆。(17)此外，黄文弼还在麻扎甫塘墓地发现一件椭圆形纳骨器和两个纳骨器的器盖(图五，1-2和4)，年代亦在5～6世纪。这件椭圆形纳骨器长径约49厘米，比一般佛教舍利盒略大，恰好可以放入人的大腿骨，必为火祆教纳骨器无疑。
1984年，新疆文物普查队在库车河西岸台地上发现一处古代墓地，与皮朗古城隔河相望，今称库车南戈壁墓地。该墓地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北邻库车清真寺，古墓压在现代伊斯兰麻扎下。墓葬形制主要为竖穴土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夹砂红陶居多，外表饰红陶衣，有一件为模制陶器。器型主要有单耳罐、单耳壶、釉陶三耳罐，三系罐，双耳罐，碗形陶灯、熏炉、坩埚，以及火葬后用的骨灰罐。有些陶器上刻划几何纹、波浪纹、忍冬纹、堆塑人面纹和彩绘图案，年代定在西晋至唐代。(18) 安西都护府建立以前，塔里木盆地在西突厥统治之下：“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19)唐初龟兹等西域诸国依附于西突厥，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娶突厥女阿史那氏为妻。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平龟兹，这才结束了西突厥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 在中亚粟特文化的影响下，西突厥可汗信仰火祆教，故塔里木盆地一度流行火祆教，那么，龟兹城郊麻扎甫塘墓地发现的火祆教纳骨器，当为西突厥古墓。库车南戈壁墓地出土的模制莲花波浪忍冬纹陶灯图案(图五，3)，与碎叶出土火祆教纳骨器莲花纹样(图五，6)如出一辙，亦为西突厥火祆教遗物。1907年，法国学者伯希和在库车渭干河古渡口西岸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发掘出两件粟特语文书，与之共出的汉文残纸记有“和众坊正曹德德”“付钱人安元俊”“怀柔坊□丁安拂勒”等，可见龟兹国有许多中亚曹国、安国迁来的粟特人，有些粟特人还当了乡官“坊正”。(20)此外，当年龟兹国还活跃着许多粟特商人。正如影山悦子指出的，克孜尔石窟第14、17和38窟菱格画中戴白帽的商人当为粟特人。(21)那么，龟兹王城郊外纳骨器墓葬群中亦有粟特火祆教徒之墓。 三、王城西门外的大佛像 唐初玄奘西行求法时，龟兹王城西门外有两尊高90多尺的大佛像。《大唐西域记》记载：“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敝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硕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22) 1903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渡边哲信调查了渭干河畔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或称玉其吐尔)遗址，并进行部分发掘。从中发现带有“陶拓所”“天宝”“大历”字样的唐代纸文书残片。渡边哲信将夏合吐尔比定为“阿奢理贰寺”，并将河对岸的乌什吐尔比定为柘厥关。(23)1907年法国学者伯希和到夏合吐尔遗址进行发掘，掘获一批汉文和吐火罗语文书。伯希和将该遗址称作“都勒都尔·阿护尔”，认为即阿奢理贰寺。(24)王炳华根据伯希和收集品，进一步论证了渭干河两岸夏合吐尔和玉其吐尔古城分别为唐代柘厥寺和柘厥关。(25) 唐天宝九年(751)，高僧悟空从犍陀罗东归，途经龟兹国。他在游记中将阿奢理贰寺和柘厥寺列为两个不同的寺院。其文曰：“次至安西(指龟兹)，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龟兹国王白环(亦云丘兹，正曰屈支城)。西门外有莲花寺，有三藏沙门名勿提提犀鱼(唐云莲花精进)，至诚祈请译出《十力经》。可三纸许以成一卷，三藏语通四镇，梵汉兼明。此《十力经》，佛在舍卫国说。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前践寺，复有耶婆瑟鸡山(此山有水滴溜成音。每岁一时采以为曲，故有耶婆瑟鸡寺)、东西拓(柘)厥寺、阿遮哩贰寺。于此城住一年有余。”(26)所谓“阿遮哩贰寺”即阿奢理贰伽蓝，而“东西柘厥寺”分别为渭干河两岸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遗址，并非阿奢理贰伽蓝。为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重新做了实地调查。他发现阿奢理贰伽蓝在克孜尔尕哈石窟与皮朗古城之间的博特罕那佛寺遗址。该佛寺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贷维来特巴赫村东北约5公里，西北近邻克孜尔尕哈石窟。由于博特罕那佛寺造型独特，平面呈品字形，故《大唐西域记》谓之“奇特寺”。(27) 我们注意到，皮朗古城西墙外，库车河古渡口附近有个萨克刹克土墩。从照片看，现存土墩仍高达7～8米(图六)。(28)据黄文弼调查，“该土拉位于且尔色依东边，西南距大桥约百余米，在乌库公路的北侧。据本地人说，过去四周有围墙，中为土墩，高五级，可能是个佛塔。在旁边有庙宇，荒废后一度改为坟地。最近被铲平，当取土时发现十多个石柱础……由此可见，这个土墩是一个很大的建筑遗址。”(29)西域大佛往往建在古城西郊，如北庭古城西大寺大佛像。(30)《王延德使高昌记》称之为“应运大宁寺”。其文曰：“宋大平兴国六年(981)，四月狮王避暑北庭，邀延德，凡六日至北庭，憩高台寺，又明日引延德游境内佛寺，有寺曰：‘应运大宁寺’。贞观十四年(640)造。”(31)
我们认为，萨克刹克土墩当即龟兹王城西门外高90余尺大立佛废墟。唐代1尺约合30.7厘米，那么，这尊大立佛高达27米。张大千旧藏敦煌唐写本《张君义文书》提到龟兹王城附近有仫陁城。录文如下： 1敕四镇经略使前军(牒)张君义 2五月六日(破)连山阵同日……日破临崖阵 3同日破白寺城阵九日破□坎(城)阵同(日)…… 同日破仏陁城阵 4十一日破河曲阵十二日破……十四日破故城阵 5同(日)破临桥阵 6傔人(张君义) 刘安志认为，这件文书所言“白寺城”在渭干河畔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今称玉其吐尔)，唐朝在白寺附近设柘厥关，而仫陁城可能是《大唐西域记》所言龟兹王城西门外高90余尺大立佛。(32) 如前所述，出土大量钱币的库车县萨克萨克街道正是龟兹王举行大法会的“大会场”所在地。看来，东汉末佛教传入龟兹后，这里成了宗教传播与商业贸易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 龟兹地区现存最大的佛教造像遗迹，首推克孜尔石窟谷西区大像窟，编号第47窟(图七)。主室窟顶高达16.5米，窟内原泥塑立佛高逾16米，甚至比北魏和平初年(460)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昙曜五窟中18号窟的15.5米立佛和16号窟的13.5米立佛还要高大。殊不知，克孜尔大像窟并非龟兹王国最大的佛像，最大的佛像实乃龟兹王城西门外两尊高达27米的大佛像。
据以上讨论，龟兹王城西门当在萨克刹克土墩东侧，正对库车河古渡口——今库车团结新桥。库车老城区大巴扎就在当年龟兹王举办佛教大法会的“大会场”故地。由此向西渡库车河，可达唐代丝绸之路北道渭干河古渡口柘厥关和白寺城；由此向西北，可达《大唐西域记》所言“阿奢理贰伽蓝”(今博特罕那佛寺遗址)。 四、王城东门内龟兹都督府遗迹 贞观十四年八月唐灭高昌国，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吐鲁番交河故城)，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二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伊逻卢城，同时在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史称“安西四镇”。唐朝平定龟兹后置龟兹都督府，领羁縻州九，以龟兹王叶护玷为都督。龟兹都督府东接焉耆都督府、南接毗沙都督府、西南邻疏勒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关于龟兹都督府的设置时间，诸书记载不一，吴玉贵认为应在显庆三年(658)。(33)据黄文弼调查，麻扎甫塘墓地一些古墓压在皮朗古城东城墙之下，(34)说明龟兹都督府建立后伊逻卢城东城墙进行过扩建。如果龟兹都督府遗址在皮朗古城，那么很可能在城内哈拉墩(35)(图八)上层文化堆积。据黄文弼调查，“哈拉墩位于库车县城东郊约3公里，在皮朗古城内，乌恰河东面平原上。遗址东距皮朗村约300米，北距百材艾力克村约100米，南240米抵乌库公路。……所谓哈拉墩，是一座用土坯垒砌，形状不甚规则的土墩。土墩南北长25、东西宽15、高出地表3.2米。从遗址的近代取土坑的坑壁上观察，土墩之下灰层厚约2米。经初步调查，灰层分布范围为南北85、东西116米，总面积当在9359平方米以上。”(36)第一、二层(上层)堆积的遗物有铺地方砖、板瓦、筒瓦、墨书龟兹文陶器残片、釉陶灯、大陶缸，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北区遗址出土的晚期砖、瓦、陶器残片、铜器。从地理位置看，哈拉墩位于龟兹王城(今皮朗古城)东门内。库车县城的人民路贯穿皮朗古城东西两城门，很可能建于龟兹王城内东西大街上。近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库车县友谊路发掘了一批西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37)说明龟兹城东墙在库车友谊路西侧。
值得注意的是，哈拉墩上层文化遗址出土了建中通宝和大历元宝等唐代钱币。(38)据王永生考证，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代钱币是安西都护府为抗击吐蕃、坚守西域而于大历、建中年间(776~783年)在龟兹自行铸造的。(39) 早在魏晋十六国时期，龟兹地区就流行中原建筑材料，但是只用于砖室墓。龟兹地面建筑使用砖瓦始于唐代，而且只有高等级建筑才使用瓦当、陶水管和铺地砖。在龟兹地区，中原式建筑材料主要见于伊逻卢城内外，如雀鲁拔克墩、塔什墩、皮朗墩、哈拉墩。不过，皮朗古城内只有哈拉墩上层文化遗址发现了唐代砖瓦和陶水管(图九)，那么，龟兹都督府治所很可能就在哈拉墩遗址。(40)
五、王城北门外安西都护府遗迹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伊逻卢城。《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始徙安西都护府于其(指龟兹)都，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通典·边防典》则说：“今安西都护府所理则龟兹城也。”公元8世纪初，慧超自印度东归，途经龟兹。他在游记中写道：“又经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41) 2011年夏，我们陪同美国华盛顿大学邵瑞琪(Richard Salomon)教授到南疆考察。在库车县博物馆见到皮朗古城出土的唐代筒瓦(图十)。据报道，2010年新疆降水量异常偏多，年总降水量，北疆为303.4毫米，较常年偏多近五成；天山地区为463.7毫米，较常年偏多近一成；南疆为93.2毫米，较常年偏多近九成。(42)南疆这点降雨量，根本不需要在房顶铺瓦。库车博物馆所藏唐代筒瓦，与洛阳唐代砖瓦窑出土筒瓦如出一辙，显然是驻守龟兹的安西都护府戍卒烧造的。西域地区唐代古城皆无见砖瓦，皮朗古城唐代建筑采用高规格中原砖瓦，说明安西大都护府就在此城。
回京后，翻检考古报告，得知1958年黄文弼在皮朗古城北城墙外雀鲁拔克(B)土墩发现大型唐代建筑遗址，从中发掘出唐代砖瓦(图十一，1-7)。他在报告中写道：“雀鲁拔克(B)土拉，在A土拉之东，贝难阿勒克村北，龟兹北城墙的北侧。该土拉为方形黄土台，面积约22.8米×22米，高2.8米左右。在台面上散布有筒瓦、板瓦、压纹铺地砖，以及较多的红陶片等。我们曾在此开了两个4米×4米的探方(T1、T2)。两个探方相邻，中间只隔一道隔梁。……经过长期积水浸灌，原建筑已全被摧毁，墙壁变为泥土，土台两侧保存土坯垒砌的遗痕可以为证。……此外，在调查中还发现有筒瓦、瓦当、压纹砖，其作风与哈拉墩上层及皮朗所出者完全相同，与唐大明宫出土的砖瓦质色完全一致。是此建筑的时代相当于唐代，或即为唐人所造。”(43)其实，雀鲁拔克土墩的唐代砖瓦与两京皇宫御用砖瓦(图十一)并不完全一样，前者明显比后者级别低。
黄文弼还在报告中提出：“在哈拉墩上层出土的遗物中，与大陶缸、砖瓦陶片共出的有不少唐钱，最早者为开元钱，最晚者为建中通宝，因此这些遗址的活动时期应在唐初至唐末。若把这些遗迹与历史记载联系起来看，可以说这个城是唐朝在龟兹所建立的一个政治中心区，或许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44) 黄先生将安西都护府置于皮朗古城是正确的，但是定在古城内哈拉墩上层文化遗址不一定正确。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记载：“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那么，安西都护府在龟兹驻军多达24000人。数以万计的汉兵，不可能在龟兹王城内驻防。此外，伊逻卢城是龟兹王宫所在地和龟兹都督府治所，安西都护府指挥中心恐怕只能设在王城郊外。从地理位置看，雀鲁拔克土墩位于龟兹王城北门外，通往柘厥关的丝绸之路大道旁(图十二)，并采用中原建筑材料，当即安西都护府重要指挥中心之一。
贞元五年(789)，高僧悟空西行归来，途经疏勒镇，会见镇守使鲁阳；到于阗镇，见镇守使郑据；到龟兹，见四镇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郭昕；到焉耆镇，见镇守使杨日佑。(45)可知当时安西四镇仍在唐军控制之下。于阗出土汉文文书最晚纪年为贞元六年(790年)十月四日，表明安西四镇最终陷落于790年。(46) 物换星移，唐开成五年(840)，回鹘人从蒙古高原大举西迁中亚，塔里木盆地开始了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历史进程。回鹘人首先在吐鲁番盆地建立了新的家园，史称“高昌回鹘王国”。(47)公元10～11世纪，西迁中亚的回鹘人与当地操突厥语系民族联合，在八剌沙衮和今喀什两地建立伊斯兰文化中心，史称“喀喇汗王朝”。(48)公元9世纪以后，龟兹地区只是作为高昌回鹘王国或喀喇汗王朝的附庸。尽管1295年元朝一度在龟兹设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那只是昙花一现。(49)除此之外，龟兹地区再未形成过任何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千年文明史的龟兹城终于走向衰亡，逐渐陆沉于库车河畔荒漠之中。 注释： ①[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543页。 ②M.A.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3,Oxford:Clarendon Press,1928,plate 39. ③林梅村：《考古学视野下的西域都护府今址研究》，《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 ④M.A.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2,pp.806-808 and Vol.3,plate 39. ⑤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⑥毛咏：《新疆库车县棚户区改造意外发现1.4万枚窖藏古钱》网络版；王瑟：《库车出土一万四千枚古币：首次发现一枚三国时期“太平百钱”》，《光明日报》2012年8月13日。 ⑦刘松柏，郭慧林：《库车发现的银颇罗考》，《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 ⑧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579页。 ⑨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 ⑩龟兹五铢又称“汉龟二体钱”，时代下限可达8世纪(张平：《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 (11)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54页。 (12)[宋]欧阳修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6232页。 (13)关于夏合吐尔古城的最新研究，参见林立：《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地面佛寺遗址研究》，《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 (14)M.A.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vol.2,plate CXII-CXIII；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页。 (1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库车友谊路魏晋十六国时期墓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2期。 (16)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 (17)[日]影山悦子：《東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のオツスァソ(ゾ口ァスタ——教徒の纳骨器)につぃて》，《オエント》第40卷第1号，1997年，第73～89页。 (1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新疆文物局等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1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181页。 (20)Eric Trombert,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2000. (21)[日]影山悦子：《粟特人在龟兹：从考古和图像学角度来研究》，荣新江等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第192页。 (22)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61页。 (23)[日]上原芳太郎编：《新西域记》上卷，东京：有光社，1936年，第330～338页。 (24)Louise Hambis(ed.),Mission Paul Pelliot Ⅲ,Site de Koutcha:Douldour-aqour et Soubachi,Paris,1967; Mission Paul Pelliot IV Temples Construits:Douldour-aqoure et Soubachi(textes),Paris,1982. (25)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收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105页。 (26)[唐]悟空：《悟空入竺记》，收入圆照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十力经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卷《史传部三》)。 (27)张平：《龟兹阿奢理贰伽蓝遗址新证》，《新疆文物》2005年第1期。 (28)萨克刹克土墩照片，引自新疆文物局等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第213页。 (29)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55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31)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收入《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32)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4年，第273页。梅村案：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实乃夏合吐尔古城，渭干河对岸古遗址才是玉其吐尔。 (33)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6～411页。 (34)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59～60页。 (35)哈拉墩彩色照片，引自新疆文物局等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第213页。 (36)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93页。 (3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库车友谊路魏晋十六国时期墓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2期。 (38)哈拉墩出土唐代钱币，引自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图版八七。 (39)王永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以后唐对西域的坚守》，《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40)哈拉墩出土唐代砖瓦，引自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图版八四。 (41)[日]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第25页。 (42)赵婷，宋晓东：《新疆冬季降水偏多，北疆降水量近五十年来最高》网页，引自中国新闻网2010年03月12日。 (43)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56～57页，图版四○和四一。 (44)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58页。 (45)[唐]悟空：《悟空入竺记》，收入圆照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十力经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卷《史传部三》)。 (46)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3页。 (47)[德]葛玛丽(A.V.Gabain)撰；耿世民译：《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50-1250年)》，《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48)林梅村：《中亚民族与宗教》，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7～370页。 (49)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4年，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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