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前我国农村人口流动及其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试论论文,农村基层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数以千百万的中国农民，走出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步入了遍布全国的大小城镇。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终于形成了汹涌澎湃、延绵不绝的“民工潮”。我国农业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并将持续产生着重大而长远影响。本文仅对当前我国农村人口流动形成及其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影响作一探讨。
一、当前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原因
1、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地少人多历来是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之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带来农业生产的巨大复苏，现代化工业、交通、铁路及城市扩张用地的增加，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逐年递减，1999年与1996年相比，耕地面积净减1300万亩，平均每年净减433 万亩。最新调查表明，1996年，我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 人均耕地面积1.59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3%，全国2800多个县区中，有666个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1997年，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57亩，1998年为1.56亩，1999年为1.54亩。”人均耕地的减少造成了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存在，据估计2000年将达到2亿左右。 巨大的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存在为大规模人口流动提供了客观基础。
2、经济利益的直接驱动
对经济利益的直接追求是农村流动人口产生的直接动机，这已为国内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所证实。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尽管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土地的支配权，唤起了压抑许久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农用生产资料的涨幅大大高于农产品价格的增加，农民从实践中感到种地同从事其他行业相比效益最低，所以离乡进城去挣钱成了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驱动力。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这一动机更加明显。而外出流动人口实际收入远远超过在家中种地农民的事实，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更加强化了更多的乡亲离开土地，走向城镇。有的学者调查显示，在一些地区，外出流动人口每年汇回家乡的钱款已成为当地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柱。例如四川省大巴山区，“数十万农村流动人口每年要为该地区带来数十亿元钱，有的县农村流动人口汇回家乡的钱超过了财政收入，农村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变。”整个四川省“每年多达600万的出省打工人员为四川赚回了140多亿的劳务收入，成为该省振兴本地经济的一大资本来源。”
3、体制变革使农民流动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以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中国农民被严格的户籍制度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不准进城从事其他职业， 只能种地为生。 “到了1978年，全国96259万人口，农村人口就有79104万，占82.1%，城市人口17245万，只占17.9%”。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吹响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号角，符合农村实际新政策的推行，使过去高度集中的集体劳动为家庭劳动所取代，农民身份由过去被生产队集体高度束缚的“集体农民”变成了比较“自由的农民”。农民身份的解放，使农民有了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力，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流动成为可能。加之城市户籍制度和供应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人口流动创造了条件。伴随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冲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禁锢，以期在更大的空间寻求发展已是中国当代农民流动必然趋势。
4、思想观念的转变
传统中国社会是农耕生产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广大农民聚村而居，“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地理上的封闭性，造成了长期以来中国农民的保守观念。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冲击，动摇了中国农民保守观念的根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激发了农业生产的巨大生产力，也荡激着农民的传统保守观念。农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不断冲破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传统保守观念束缚，积极主动适应生活变革，加之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农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走出大山，面向商海，面向市场，溶入社会，已成为我国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5、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不仅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使了农业的大发展。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同时，城市产业结构的转移与调整，使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出现了劳动力结构性失衡，使一些脏、险、累等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稀缺，流动的农村人口以青少年为主，且肯吃苦，不怕脏累，加之文化素质较城里人低，他们及时进城弥补了这些行业的空缺，为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
6、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17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胜利，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惊人增长。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革命造成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在血腥“圈地运动”政策的驱使下，广大农民失去土地成为雇佣劳动者，法国、荷兰、德国等步英国后尘，分别经历过类似使英国的“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与城市人口的剧增，以致后来许多西方学者都将非农人口的比例及城市人口比例作为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发达国家目前的非农劳动力比重已经提高到95%到98%，而其城镇人口比重则高达70%以上，最高的则达到90%以上。”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始终占人口总数除的80%以上，中国现代化从上个世纪萌发至今，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艰难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城乡关系逐步确立，城市的发展得到了农村的巨大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以及错误的人口发展政策等原因，国家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人为阻塞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农村潜在的人口过剩问题日益严重，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国家与农村关系的调整，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离土离乡，终于汇成汹涌而至的“民工潮”，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二、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发展很快，势不可挡，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流动区域范围越来越广。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八十年代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民工不足200万人，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发展势头很猛，人们把这种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大流动称为“民工潮”。据统计，1995年至1997年，若把农村从业者在县外务工每年两个月以上者视为在城市的务工者，那么，农民进入城市的务工者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总数4500万人左右。也有学者调查统计认为目前全国各地常年流动人口最高估计在一亿人左右，较低的估计也有4000—5000万，一般认为在8000万人左右。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已占近4.3 亿农村劳动力的12%左右。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外出打工主要流向是东南沿海地区，但到了九十年代，除了东南沿海地区和极少数大城市仍是农民首选的打工地点外，广大内陆地区甚至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成了农民流动的新选择。
第二，在外流动时间越来越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初始阶段，农民多是在农闲之时才外出打工，农忙季节则返乡务农。近年来，常年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日益增多。据一些省的估算，目前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季节性外出打工和常年外出打工者各占一半。特别是在外地经商做买卖和进厂务工的打工者，几年不回家的人数越来越多。
第三，流动的无序性增加。由于受信息不灵，农动力市场尚不健全，以及自身素质低等因素的制约，外出打工的农民基本上是自发性的。已有的多项调查显示，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外出没有政府等有关部门和职业介绍部门的参与，外出打工者多是通过所在地外出打工者或者亲戚的介绍，或者在别人的示范下盲目加入打工者队伍的。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除了满腔的希望和一身之气，别无他长，甚至于到什么地方去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一无所知，盲目地随着民工大潮东奔西簸，很难找到真正满意的工作。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自发自流的农民占流动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第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择业压力越来越大。由于受城市就业形势恶化、下岗工人数急剧增加，以及城市对农民进城务工种种限制措施出台，城市企业使用农村劳动力的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廉价优势相对减弱以及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较差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择业也越来越困难。导致了1998年农村外出劳务工回流。例如湖南省株洲县仙并乡芦下桥村，原有280多人在外打工，现在已有近100人在家闲着。湘潭县古城乡联盟村一般有400—500人在外打工，1998年减少一半，其中，在本省务工的劳动力返回的较多。就是本地本乡务工的人也明显感觉到“活少”，且工价也在减低。株洲县1998年一季度农户劳动报酬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15.2%，人均减收30.64元。这种情况在山东、 河北农村也具普遍性。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影响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积极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对于解决本村过剩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政治的根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生活总是以一定经济生活为基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从而使农民有时间广泛参与政治活动，提升政治参与质量。而整日忙于生计挣扎在贫困状态中的人，是无暇顾及政治生活的，“严重贫困的群众，根本无法获知参与公共事务的足够的信息，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创造了比在家务农更大的经济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而且有的农民把部分收入用于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对于村中公益事业发展和集体经济壮大，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都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第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开阔了农民的视野，对于全方位提高农民素质，增强政治参与水平，提升民主政治质量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农民传统性的减弱，现代性的生长，是一个他们逐渐走出土地，摆脱乡土关系的束缚相伴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人口的外流及其进入城市生活为他们接触现代文明提供了较为快捷的途径。”农民从农村走入城市，步入一个全新的天地，逐步接受工业文明和新的城市现代文明熏陶，农民们在经商、打工，从事服务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技术，学会了管理，增强了政治参与意识和法律意识，强化了商品观念和市场观念，从外表到内心的灵魂深处都在经历由传统到现代的蜕变，对于摆脱几千年的旧传统束缚，克服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环境中养成的墨守陈规，不思进取的秉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整体素质。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农民流动作为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景观也是如此。它在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为城里人提供良好服务、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方面取得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轨时期，各种制度建设仍不完善，加之农民本身的缺陷，大规模的农民流动引发的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负面社会效益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大量素质较高青年农民外出，导致村中难以选出较高水平的村级组织领导人，直接影响了村内民主建设
我国广大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近年来最主要的突出表现在全面推进以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活动，然而，近年来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构成中，以30岁左右、文化程度较高、个人素质较好的青年农民为主，这些人的常年外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造成了极大影响。滞留在村中的农民很难选出大家都满意的带头人，直接影响了村级组织建设。掌握公共权力的村主要干部流动在外，村“当家人”缺位状况，深刻地影响着村公共权力的运作。这已为一些学者的调查所证实。
第二，严重影响了村内民主运行和质量
村民自治是建立在广泛村内民主基础上的，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是农村人口在本村范围内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管理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的公共事务。本村村民享有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及影响公共权力运作的权力。从目前村民自治运作的现状看，现在都是根据户籍来确定村民的选举资格和所应该享受的民主权利。然而，大量有文化、素质高的青年农民长期外流，他们不可能在本应该随时发挥民主权利的村庄内发挥民主权利，即使是在村委会选举和换届选举这些重要的时刻，由于时空上的隔阻和信息的不灵，也使这些外出打工者很难真正返回村中行使民主权利，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村中因为缺少了大量有文化、素质高的青年人才参与而使民主行使的质量大大降低。因为滞留在村里的农民大多数素质较差，且老人、妇女、儿童居多，有些人甚至不会书写姓名，对行使民主的程序和意义不是太懂，导致了民主选举走过场；另一方面，这些高素质的农民常年在外，对村中的公共事务日渐淡漠，久而久之也产生了麻木不关心的心态，例如北京大学对东莞民工的调查中，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只占61.4%，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正常发展。
第三，大量农民的自发流动所引发的其他社会负面效应也深刻地影响着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
大量高素质青年农民的向外流动，造成了滞留农村现有劳动力素质下降，剩下的如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所谓“386170”部队，致使有些地区已出现了大面积土地撂荒的现象，长期如此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动有可能为乡村发展带来紧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需求，从而重建乡村，实现乡村的文明转型，但也有可能使乡村发展的紧缺资源进一步流失，从而陷入有流动无发展的“空心化”困境”。大量农民的自发流动，也给流向城市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流动人口造成的城市社会治安恶化，加重了城市住房、就医、交通状况的恶化，增大了城市计划生育管理的难度，引发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流动的矛盾与冲突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为新时期政府管理提出了新课题也对农村社会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刻反映，这种农村社会的变革伴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将会长期存在着。如何既能推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又有促进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无疑是村民自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迫切课题，正确处理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关系，也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发展中诸多重要关系中的基本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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