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笔谈）——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使命和新楚辞学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笔谈论文,新世纪论文,使命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1-0042-04
也许，对未来学术走向进行预测，永远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谁都无法全面判定影响学术走向的各种因素，无法准确预知将要发生的重要事件。而且，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此类预测根本没必要，不断研究下去就是了——历史上之重要学术著作未必是因预测而产生的。
笔者主张作点学术预测。因为学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本质而论，总是面向未来的。所谓历史回顾也好，规律总结也好，都不会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将来；对当下的诸多问题，也无非是根据历史规律以未来为参照系而提出。所以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作着学术走向的估测，不过大多不明言而已。而且，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至少就中国楚辞学史而言，在主导学术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层面上，始终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个体研究的自觉性、主动性与总体研究的盲目性、被动性。如今，在全国性及地方性学术团体出现二十多年以后，在学者们可以广泛及时交流的条件下，还将这一基本矛盾承袭下来，让总体学术研究仍处于自动甚至盲动状态，那就显然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况且，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当前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这一新时代的各专业、各类别的学术特点应是什么？恐怕是每位从事该专业学术研究的学者都必须明确的，而要明瞭这些，也需要对学术走向进行前瞻性的预测。
也正因如此，上世纪末，为迎接新世纪到来，各专业学者均对本学科历史作了系统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学术走向作了种种预测。一向处于学术前沿的楚辞学当然属于开风气之先的一类：中国屈原学会1990年于贵阳举行的第四次年会上，即提醒会员注意这方面的研究，以后几次年会上又加以强调，最终在1998年深圳举行的年会上集中地、系统地、成规模地拿出了一批成果。笔者亦提交了一篇论文——《由历史看未来——近三百年楚辞研究史的启示》①，主要对清代楚辞研究作了全面的较系统的总结与反思，文章最后对新世纪头几十年之研究趋势与格局作了点预测。
如今，新世纪已过去了五年，回头看看笔者所作的三点预测，倒是饶有兴味的。预测的第一点，楚辞研究史将受到广泛的重视，它将成为楚辞研究者的基本功。这点已被众多的有关文章所证实，而大型楚辞学史的总结性丛书《楚辞学文库》之出版和所受之好评，亦证明学者们对研究史资料之重视。第二点，传统的、古典文献的研究方法将重新兴起。这点现今在学界内更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点，学术研究是波浪式前进的，楚辞研究在世纪初有可能处于低谷。这点却是预计错了，至少有一半是错了。笔者预测的依据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此时可能处于低潮——当前学者们不断提醒的古代文学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证明笔者的担心正变成现实②。楚辞学作为其中之一部分，自然不免随波而下。但是，如果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比较起来楚辞研究并未处于低潮，某种意义上仍可说是显示着勃勃生机。
这一简单的事实说明，只要认真回顾历史，总结研究史规律，客观地认识现实社会状况及其与学术的关系，在必要时我们是可以对学术趋势作出预测并取得某些成功的。而研究史之事实证明，某一时代学术的特点取决于两个方面——内在的纵向的和外在的横向的，且由这两方面交织而成。前者是研究的历史运动规律，后者是当时的时代、社会等条件，也就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任何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运动和文化背景的学术是根本不存在的③。下面，我们就依据这些基本点对新世纪我国古代文学的格局作一极简略的前瞻和估测。
当前我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已成为全民族共同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不可阻挡之必然趋势。民族之复兴必然伴随着民族文化之复兴，甚至可以说以文化复兴为前提。笔者曾多次说过，我国不同于欧洲，我们传统文化从未有过中断，但我们又没有进行过一次真正的文化复兴。这第一次文化复兴又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互动中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固守自己文化本位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吸取国外先进的、有用的、可借鉴的知识、方法、理论，而任何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或崇洋媚外都是错误的。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当然也应如此。
另一方面——纵的方面，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已有两千年历史，它经历了古代自在自发阶段，近现代摹仿照搬阶段、上世纪末开始的反思觉悟阶段，现在可说是进入了自为自觉阶段——一个与两千年研究史不同的全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将清醒地意识到古代文学研究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地位，自觉担负起在这一伟大复兴中自己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他们将继承并坚持自己悠久优秀的学术传统，在新的参照系——西方文学甚至世界文学面前，更清醒更自觉地深入探讨自己民族文学的特色，并在此和前述基础上创构一整套自己独到的、可进行世界性交流的思想、理论、方法、体系，这任务及其特点显然与两千年的各阶段有着质的区别。
由此，笔者不太赞同“学术现代转型”的提法。尽管这提法的动机肯定是好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但这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个“现代型”存在，暗示以这“现代型”为样板或榜样，而这个“现代型”又必然是、只能是西方的，这会使我们的学术又脱不出西方的窠臼，又倒退到摹仿照搬阶段。如果这提法意思是要采用世界共行的学术规范，那只不过属于技术处理，注意一下就是了；如果这提法的意思是学术按现代进程发展变化，那也不是“转”的问题，而且有些重要问题国外要“变”过来。譬如现在国际汉学、汉文学通用语是英语，通用文字是英文，这是不合理也不方便的，我们既要照顾这一客观现实，在某种特定场合将自己的论文翻为英文，又要为将这一通用语改为汉语，通用文改为中文而努力。实际上，现在条件正逐步成熟，相信这一目标若干年后可以实现。因此，提“学术转型”不如提“学术创兴”——创构自己学术思想、理念、方法、体系，实现古老传统学术的现代复兴。
现在，应回答我们楚辞学者该怎么办了。笔者在上世纪末就提出创构“新楚辞学”之设想，并于2002年宁波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上提交了“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蓝图上建构新楚辞学”的论文，后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只是该文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时过三年，笔者一直就文中的几个基本观点进行思考和检核，现在更坚信它们无误。故借此机会将其精简、补充、完善，以新的表述方式汇报如下。
毫无疑问，同古代文学一样，新世纪楚辞学也处于一全新阶段，并处于建构新学术的阶段。也许有人以为，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任何时代之楚辞学都有着与以前时代的不同特点，未必都需要称“新楚辞学”。然而他们没注意到，新楚辞学有着与前两千年楚辞学几个重要的质的不同点。新楚辞学整体的、总体的研究不再是盲目的、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有共识的，它将克服前述个体研究的自觉性、主动性与总体研究的盲目性、被动性这一贯穿两千年的基本矛盾，将大力加强对其艺术、文化、精神等过去研究较为薄弱方面的探讨，将深入探索其在民族精神重铸、民族文化复兴中之作用及意义；它将走向世界，将以世界诗歌史为背景重新确立其地位，将以世界文学宝库中璀璨明珠身份重新显示其价值……对新楚辞学我们所以提“建构”而不用“形成”，一方面缘于学术自身运动发展之趋势，缘于时代、社会和民族复兴之需要，另一方面还缘于研究者对这一趋势需要的清醒的认识，从而总体上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去构建。
具体而言，新楚辞学建构将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一、基础材料层面
传统楚辞学的基础材料，除作品本身外，主要是先秦典籍。今天这些文本仍是研究的重要材料，但仅此还远远不够。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尊侯乙编钟、银雀山汉墓竹简、郭店楚简等大批考古文物的出土，使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前人无法见到的第一手宝贵文化资料，它们无法想象的丰富和深刻，令我们瞠目结舌又狂喜不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楚文化，再不是以前所认为的那样蒙昧、粗朴、落后，反而是开明、精美、先进，在许多方面甚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面对如此丰富的考古材料，学术界当然不会漠然置之，自上世纪初开始，一些学者就已注意运用它们并取得显著成效。王国维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利用新出土之甲骨卜辞，破解了“该秉季德，厥父是臧”的千古之谜；一些学者将湖北江陵三个楚墓（望山一号墓、天星观一号墓、包山大墓）出土竹简记载的祀神，与《九歌》祭祀之神一一对照，从而肯定了王逸《九歌》祀神说之正确性，指出了著名学者戴震、闻一多、孙作云反对祀神说之错误；还有学者详细考释了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御赋》竹简④，发现写作格式与宋玉《大言赋》、《小言赋》完全相同，与《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也十分相近，由此证明《汉书·艺文志》所载宋玉十六篇作品大多可信，那种“先秦时期不可能产生这样成熟赋作”之观点不攻自破……
考古文物的大量出土，还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开启了新的思维空间，使以前近乎神话的想象变为现实。如楚辞更大的国外的文化背景问题，是以前学者根本不敢想象的。而今，笔者以考古实物与历史典籍和今天尚存的马帮通道相参稽，证明公元前四五世纪，早于我国北方丝绸之路三四百年，南方就有一条沟通两个古文化中心的贸易古道。它东起楚国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市），经摩揭陀王国的首都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市），最终到达希腊。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证明，古代先民们文化交流能力远远超乎今人想象。现在谁也不敢保证，屈原时代，在实物交流已进行了两百余年的条件下，这条古道上各民族的各种神话故事及早期文学作品梗概不会传进来。弄清了这古代大文化交流的背景，楚辞研究的视野就得到新的拓展。以往我们迷惑不解的问题，如楚人的审美心理和趣味与中原诸国很不相同，倒与印度、西亚、希腊、罗马相通；作为政治抒情诗的《离骚》如此鸿篇巨制，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前无古人，似乎也后无来者，等等，或可在新的高度、新的角度上得到较合理的解释。而对于以往被公认为是“狂想”的楚辞学者（如已故著名学者苏雪林先生）的论点，也可站在更高层面上重新加以审视，发现其合理的部分，从而作出更科学的、公允的判断⑤。
除考古文物外，基础材料层面还有一新的支点。长江流域及邻近地区生活着土家、苗、僮、侗等少数民族，他们是当年与楚人同生共长的巴、苗等族的后裔，至今保留着许多原始、古朴的文化习俗；即便是汉民族，各地区也代代传习保留下不少古楚遗风遗俗，具有“原生态”的特点；它们无疑是楚辞研究的极好的“活化石”。新时期以来，一批学者深入到上述民族与地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并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方法进行研究，初步取得了某些可喜的成绩。如通过对湖北秭归、湖南溆浦等地区“招魂调”和对湖北襄樊地区招魂仪式的收集研究，大致还原了当年招魂的种种器物、摆设方式及仪式细节；再如通过对沅湘地区汉、苗、瑶、侗、土家等族民歌的收集比较，对该地区民风民俗、傩戏巫术的调查观看，更深入地认识了《九歌》富于野性和原始情调的民俗文化背景，且将每一“歌”里的祭神仪式大致具体化，也确认了《湘君》《湘夫人》为我国最早的戏剧雏形，为传统《九歌》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境界。
当年王国维曾提倡“二重证据法”，以与传统考据相区别。而今，“二重证据”也不够了，应该提倡“三重证据法”：典籍、考古、民俗。“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新楚辞学就在这坚实的基础和稳定的平面上建构、展开和发展。
二、思想、文化、精神层面
在这一层面，新楚辞学的建构者将担负极为艰巨的任务，同时也就面对着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不可否认，以前对屈原思想、意识、精神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毕竟肯定了他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肯定了他在中华民族精神塑造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肯定他为中华民族之魂……然而，存在的问题仍不少，假若以中华文化复兴的标准来要求，问题甚至更多于成绩。例如对屈原思想之研究，以往总喜欢将其归于某一家，或儒家，或法家，或儒法结合，或儒道结合，且不说如此归派总属牵强，就是对儒、法、道等家，我们也有一重新认识过程。也就是说，对屈原思想、意识、精神之认识，必须在对先秦各派思想重新认识，在对先秦文化、西汉以来之文化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深入进行。
即以重新认识先秦文化对民族文化复兴之重要性为例。近百年来，随着社会的变化与视野的开阔，许多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曾试图对其重新认识，作了大量的工作，出现了几次热潮。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认识始终是在中西文化关系不平等、不正常的前提下进行的：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基本是以西方文化否定中国文化⑥，世纪中叶以来的几次文化热潮则是以西方文化肯定中国文化，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在似乎是公认的西方文化优于、高于、先进于中国文化的前提下进行。要想通过这种大前提错误的所谓对中国文化（包括先秦文化）的重新认识，去得到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在这种错误的大前提下对屈原思想做更深入的探究，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改变这种状况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因为我们最终认识到，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任何历史悠久的文化而言，总体上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只有特色的差异而无高低之分，不然就没必要进行文化交流，全面摒弃，全面引进就是了。如果有人要问：东方文化既然总体上并不落后于西方，为何没有创造出现代的科技文明？那我们也可以反问：西方有基督教文明，有相对发达的现代科技，为何却两次将人类引入世界大战的血腥浩劫，引出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残忍最野蛮的大屠杀？可见，在文化比较中，决不能目光短浅、以偏概全，各种文化总是互有优长，互有短缺，需要互通互补，取长补短，丰富发展。某类文化的某些部分在某个特定时期有可能特别发达，取得飞跃性的进展，相比于其他文化呈现出一种极强的态势，这也是客观事实。近几百年的西方文化就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既不能害怕其强势而拒绝大力学习借鉴，甚至闭眼不承认；也不能因其强势而顶礼膜拜将自己优秀的文化弃之如敝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文化的强势都只是相对的，只是相对于某一时期而最终将发生转化。当然转化的首要条件是文化处于弱势的民族加强学习。
站在对东西方文化关系这种新认识的高度，再来看我国的先秦文化，就会发现它是博大精深的知识和思想宝库；再来看屈原的思想，就会发现尚有很多宝藏还未能挖掘；结合到民族文化复兴，就会发现如若立于时代高度将其成功转化运用，它们将是民族文化之主干与精髓。而这些，均是建构新楚辞学所必做之工作，新楚辞学的建构者真是任重而道远！
三、理论、方法层面
这方面，新楚辞学建构将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或者说，建构者将承担更为艰巨艰难的任务。楚辞研究需要各种相关理论，而它首先和最需要的是文学艺术理论，因为它首先和主要是文学作品。然而，正是在这首先和最需要的领域，问题最大，困难最多。上世纪，楚辞研究在这方面呈现出混乱局面——西方文论、苏联文论、马列文论、中国传统文论……或风水轮转，各领风骚十数年；或并行不悖，你打你的鼓，我吹我的号——不是说这些理论不能用来分析楚辞，而是说楚辞毕竟是中国文化土壤中长出的珍卉奇葩，研究它必须以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为主干，但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在哪里呢？——它还未总结出来。那么，我们等一下，等他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怎么样？不行，就目前的进展来看，要总结出一套系统的较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为期似乎还相当遥远。这不仅因为它是需要几代人进行的浩大的工程，而且在于这种研究和总结需要在世界一体化的迅速进程中来完成，光是克服一些误区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有人完全忽视世界文艺理论的状况，主张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一套。殊不知这种理论上的“闭关自守”决不可取，一旦门被打开，人家的东西就会把你的所谓体系冲个七零八落，历史的深刻教训我们必须牢记。又如，有人主张引进部分西方文艺理论的概念术语，与中国固有的一些概念组合搭配形成一套理论。然而中西文论的概念术语很多并不兼容，这样弄不好就是一个“四不像”。再者，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必须以我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而传统文论的总结，多数学者只是依据少数几本专著（如《文心雕龙》《诗品》等）和诗话、词话，亦有少数学者还注意从历代作品与诗人的相关活动中去总结。而据笔者近些年从事楚辞研究史的总结及对西晋文学研究史、杜甫研究史的了解，发现一两千年来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研究的著作及有关的片段中，蕴含着极其丰富而独到的文艺理论思想，如不将它们总结出来，我国的传统文论将是非常片面的。这就形成了一种“互动”：一方面，各专学的研究需要文艺理论的总结；另一方面，文艺理论的总结又需要各专学研究的深入，光是这点就决非一蹴可就。
因而，严峻的现实是，这方面新楚辞学将长期摸索着前进——一面进行楚辞文学艺术特色的研究，一面参与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的建构——就像诗歌界一面总结探索新诗理论，一面要大量创作很难说是成熟的新诗一样，这对研究者个人来说，也许是不堪承受的重负，然而对整个学界而言，则必须如此。
现在，回头看看三个层面的建构，真是一个比一个复杂，一个比一个艰难。况且有些重要而麻烦的问题，限于篇幅，此处无法论及。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仍然是好事，因为新楚辞学打下坚实基础将是不成问题的。大厦基础打就，建设辉煌壮观的楼层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注释：
①该文后来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99年第4期。
②这方面还可参看拙文《关注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3年第3期。
③可参阅拙文《〈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4年第10期。
④《御赋》残简共二十余枚，因首简背面有“唐革（勒）”二字，篇中又有唐勒之言，故有的学者定为《唐勒赋》，而李学勤、朱碧莲等先生考定为《御赋》，笔者亦认为似以《御赋》为宜。
⑤以上诸问题，可参阅拙文《试论屈赋之域外文化背景》，《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⑥笔者始终认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两种运动，“五·四”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以引进、介绍西方文化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