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与新四军
刘国章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与新安旅行团在苏北抗日根据地都奋战了多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新四军十分关心和支持新安旅行团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新安旅行团也积极配合新四军同日伪军斗争，巩固和扩大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新安旅行团被迫转移到新四军开辟的苏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底，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4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无端停发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的全部经费，虽经过多方交涉，但也没有一点效果。时在广西桂林的新旅为了生存，釆取自力更生的办法，一方面大力缩减人员，将原来的100人减到40人，两人的事一人做；另一方，又大力缩减开支，但也难以维持。幸好，这时得到桂林文化界进步人士和救亡团体的帮助，新旅演出了歌剧《春的消息》、儿童话剧《两年来》《为了大家》等大型剧目，解决了急需经费；又编辑出版一套儿童抗战丛书，用稿费解决了全团人员的御寒衣物。为应对反动派的迫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桂林西郊致和村重建了新安学校，以此作为掩护，开展一些活动。但到了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统区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这时从国民党内部又传出消息，要以新安旅行团到第四战区工作为名，解散新旅，将团员中年龄大一些的送到集中营，小的送国民党保育院。根据形势，我们党进行了分析研究，及时作出“扩大新旅影响，争取社会上广泛支持”的决定。于是，新旅在观音山新村驻地大规模庆祝建团五周年活动。他们邀请桂林城里各方面人士参加，还以募集新安学校基金为名，举行了声势很大的公演，轰动了桂林城里城外，对大后方的西南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使国民党顽固派迟迟不敢动手，从而赢得了应对时间，使局面有所缓和。
新安旅行团在排练节目，张爱萍摄于1944年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旅的工作处处遭到阻挠、破坏、监视，已没有办法进行公开活动了。根据周恩来事先安排，我们党便决定：将新旅转移到新四军开辟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新旅根据党的指示迅速行动。为筹集路费，还变卖了放映机和演出器材，出版和再版了一些书，获得一些稿费，从而解决了路费困难。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过周密准备，从1941年2月下旬开始，新安旅行团的40多名团员和教师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或两个一双，每组都有一名党员或年龄大一点的人员带领，分三批化装成兄妹、夫妻、商人、主仆等等，悄悄离开了桂林，踏上了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路程，途经湛江、香港、上海，先后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新旅第一、二批团员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受到热烈欢迎，还有儿童团员列队鼓掌，表示欢迎。刘少奇和陈毅很快接见了旅行团代表。陈毅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似地拉着张杰的手说：“新安旅行团，听说你们为了抗日，跑遍全国，了不起呀！”并勉励他们学会与群众打成一片，上好到根据地的第一课。刘少奇和陈毅还说，我们把苏北和整个华中地区的儿童工作都交给你们做。
新四军十分关心新安旅行团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安旅行团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新四军的关心和照顾。
新旅第一、二批团员到达苏北时，才30多人，有些工作难以开展。刘少奇看出了他们的困境，一次在接见部分代表时就说：“你们大队还没有到齐，那你们先到的就先把分团的旗帜打起来嘛！”随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在新旅大队没有到达之前，先建立新安旅行团苏北分团，由张杰担任团长，张拓担任副团长，并把华中鲁迅艺术剧院少年队全部划给新安旅行团，从而扩大了新旅队伍，使新旅的工作红红火火地及时干起来。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安旅行团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抗日斗争中。他们高唱“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家破产了。同胞们，别睡觉，把一切民族敌人都打倒，都打倒”的团歌，深入各地开展抗日活动，较好地配合了新四军同日伪军的斗争。
聂大朋是新旅团委主任，旅行团工作多,但他安排好团里工作后，还亲自带了一个20多位小朋友的工作队,不顾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深入到阜东等县乡村，整顿儿童团组织，发展校外儿童团。
1939年，新安旅行团在桂林
1943年7月，为了打退国民党制造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儿童生活》计划发起“一万儿童签名运动”，结果收到了两万多封儿童签名信，抗议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在宣传活动中，新旅还结合实际，不断积累和探索新素材，创作出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革命宣传。他们创作并多次演出秧歌剧《保卫陕甘宁》，创作和演出了反映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指挥的陈家港战斗《雨过天晴》大型秧歌剧，受到广泛好评。
1942年3月，新安旅行团已有60多人，刘少奇和陈毅一起接见了全体成员。刘少奇对他们说，你们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团体，工作有很大成绩。国民党迫害你们，共产党一定保护你们，而且还要让你们的团体和你们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新安旅行团积极配合新四军同日伪军做斗争
新旅才到苏北工作，遇到许多困难，但新四军总是热情地帮助解决。在汪朱集，刘少奇在一家地主半旧的堂屋内会见新安旅行团创建者汪达之。刘少奇听完汇报后，十分感谢他和同志们的工作，并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汪先生说：“我们过去有电影，可惜现在没有了，根据地有汽油灯，用它做光源，可以发展皮影戏，民众是很欢迎的。可制皮影要驴皮，你能给我们解决一张驴皮吗！”刘少奇觉得向他要这个的还是头一个，就叫他去找专员宋乃德。接着，汪达之又提出：“公家发的军装，常有大小不合身的，列宁服上衣很像短大衣，穿在身上特别暖和，它跟地方一般干部服、军服也相差不多，给我们改发一套列宁服吧！”刘少奇当时就说：“可以嘛！告诉三师供给部，让他们给你们定做就行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刘少奇、陈毅多次接见汪达之和团代表，询问他们工作学习情况，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当时的盐阜地区，生活十分艰苦，但从新四军首长到每个战士，都时刻想着小战士的身体健康，他们宁愿紧缩自己的供给，也要让新旅的小战士吃饭。每次战斗结束，总要分一份战利品给新旅。1943年陈家港战斗后，三师副师长张爱萍立即安排战士给新旅送去几麻袋盐，解决团员们的吃盐困难。
张牧带领的工作队在涟东，很短的时间内成立137个儿童团，开展对敌斗争。1945年5月17日至31日，新旅在阜宁县罗桥盐阜区行政公署大礼堂，召开盐阜区少年儿童代表会议，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盐阜区行署领导刘彬、曹荻秋在会上热情赞扬了新旅和全区儿童对抗战的贡献，会上宣布有组织儿童已达18万人，超额完成10万人任务。新四军政治部在向党中央工作汇报中说：“盐阜区新安旅行团在推动儿童运动。该团学习与生活均甚紧张，对儿童运动领导与帮助积极。”
王志荣：书，就是著书立说。不是要求大家简单的写书，而是要从写的角度来策划、设计、安排我们的工作；老干部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把它整理成书。
在刘少奇、陈毅接见了新安旅行团后，为组织苏北10万儿童抗战，盐阜区青委根据新四军军部及盐阜区委区署意见，制定了盐阜区儿童团团章（草案），并对全区少年儿童工作做了新的部署。新旅在文教处的紧密配合下，立即组织了7个工作队，分赴阜宁、盐城、淮安、建阳、涟东、阜东、射阳等县，大力组织儿童团、少先队。首先在各地开办了儿童干部训练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唱抗日歌曲，掌握对敌斗争的知识和本领。
留学生的母语及母语文化是自幼习得的，在学习汉语时，母语及其文化会与汉语及中国文化发生冲突，产生干扰和影响，即负迁移。比如第3题“你说的是小杨吧。他呀，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有位德国学生选了“A.小杨的声音很好听”，因为在德国，如果某人唱歌不好，人们就安慰他说“你的声音很好听”。又比如第8题“老王干活很勤快，你表扬他，你怎么说”，有位日本学生反映道，在日语里，很少有用“老黄牛”比喻人的，所以她根本没想到应该选“C.老王干活像头老黄牛一样”。这都是学生母语文化对汉语语用习得的负迁移。
(3)连拱段中隔墙整体向左偏移，并表现出偏压和墙底受拉的力学特点，建议中墙基底采用地基锚杆锚固，清底回填与二衬等强度混凝土，以减小墙底拉应力，并有必要在后行左洞未开挖围岩与中墙之间施作钢支撑工程，以平衡先行右洞开挖后初支拱圈的推力，防止中隔墙向左偏移，减小中隔墙偏压程度。
当时，由于日伪军频繁地“扫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战事，根据地也不太平。1941年7月24日，新旅团员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转移途中，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战斗中邱东平、张平、许晴、张杰等人英勇抵抗、壮烈牺牲。后在盐城五区工作同志和新四军部队掩护下，其他人员才安全地转移到阜宁地区。同月，张拓带领一支没有武装的少年儿童文艺宣传队，在五区区委徐荣等同志的协助下，同敌伪周旋，这时敌人离这支儿童文艺队伍只有500米远，而且在小阜庄安下了据点，准备“清乡”。当晚，他们跳出了敌人包围圈，找到盐城县政府所在地，得知陈毅军长已派警卫团的同志来找他们，很快就和警卫团取得了联系，并随部队星夜行军，赶到了硕家集军部驻地。平时新四军还要求根据地军民都要保护好新旅团员。地委书记刘彬在每次反“扫荡”中，都再三交代县区同志要关心新旅、帮助新旅、保护好新旅。有一次，敌人的马队在汉奸带领下，正从200米外的大道上通过，而新旅团员们仍缩在蒿草中熟睡，一位盐民老大娘发现后知道是小新四军，立即叫醒他们别动，并随手用蒿草把他们掩盖好。事后，新旅团员们深情地说：“这是多好的人民哬！他们就像母亲爱护孩子一样，爱护党的干部和子弟兵。”从第一次“扫荡”牺牲了几人后，新旅再没有人牺牲。
选用单片机STC12C5A60S2作为系统核心控制器；光电传感器ST188用于探测路面黑白线并通过反射红外线的变化判断是黑线还是白线；L298N控制电动机左右轮的转向；测距传感器E18-D80NK-N用于判断两车的相对位置，从而决定是否需要超车及交替领跑。
新旅到了苏北后，办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儿童刊物《儿童生活》，陈毅为它题字：“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意做儿童们的良友。”从1942年到1945年，新旅还编辑出版了《苏中儿童》《江淮儿童》《儿童画报》《每月新歌》等刊物，受到儿童们的喜爱。各地组织起来的少年儿童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各种宣传队、秧歌队、腰鼓队等，运用打莲湘、挑花担、快板书、合唱、打鼓说书、黑板报、墙头报、写标语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
与此同时，新旅还抽出骨干到各县，帮助组织农村演出剧团，辅导各地秧歌剧和新淮剧的演出，尤其秧歌剧，在全区得到普及。在此基础上，还举行了农村剧团会演，使群众文艺很快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根据1944年不完全统计，全区儿童宣传队进行演出1.3万余次，观众达190多万人次。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宣传的作用，新旅还到一线去宣传。1943年春，八滩战斗打响了，新旅利用文艺武器动员群众、鼓舞战士。这个控制盐阜区海边一带的中心据点被拔掉以后，对参战人员又进行了慰问演出。在两淮战役中，新旅不仅对冲锋出发的新四军三师干部战士进行宣传鼓动，还对垂死挣扎的敌人喊话劝降。并背上大喇叭，跟随部队爬云梯，追杀敌人。他们不顾耳边不断的枪声，在解放的街道上画壁画、写标语，并连夜搜集材料，创作上演反映新四军英勇战斗的节目，人民赞赏新旅：“盐阜区，三个旅，七旅、八旅、新安旅。”
新安旅行团组织的各地儿童团，不仅帮助大家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还配合新四军和地方民兵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维护地方治安，送信带路，保卫夏收、秋收以及支前。许多儿童团员和团干部像大人一样，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机智、勇敢、坚强。
1949年，纽约时报记者在上海拍摄到的“新旅”活动
阜宁县单家港儿童团团长单有才，被新四军某部派往敌据点侦察敌情，路上遇到敌人，被带到据点审问，不论怎么威胁利诱，均无效果。敌人抓不到证据，只好把他放了。他趁机在据点里转转，把敌人的兵力、火器、弹药库、炮楼等情况记得清清楚楚，并及时汇报。部队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和群众侦察的外部情况，很快地拔掉了这个据点。15岁的小英雄王元甲，为了完成新四军淮宝支队宣传干事陈特青交代的任务，蹚水过河，把抗战的标语贴到泾口敌人的围子里。由于奸细告密，他被敌人抓到后，受到了严刑拷打，敌人后又用引诱的办法，耍尽了花招，结果什么也没得到，无奈之下将他枪杀了。
管理制度的落后，管理部门的不健全，在这双重的缺失之下，管理者对自己的管理职责不清楚，互相推诿。这就会直接导致一个问题，几个部门会下发多个管理政策和文件，重复的文件会让工作的效率大大减弱，也让改革的步伐很难加快。
在抗战艰难的时候，新旅还发起儿童拥军优属活动，号召盐阜区学校和儿童团，用一周时间写一万封慰问信，慰问新四军三师暨盐阜军分区，每个儿童募集一斤废铜烂铁，献一斤山芋、一棵白菜，慰劳军队和伤兵，写一万条拥军标语，搞一次军民联欢会。据1944年统计，全区儿童共写标语10.8万条；募集废旧钢铁7.6万余斤，弹壳1.6万余只；蔬菜、瓜果、糕点、鱼、肉、禽、蛋、粮食74.485万斤。仅新旅自己生产的蔬菜、饲养的鸡、鸭、羊等禽畜捐出数就达万只，募捐款88.563万元。黄克诚、张爱萍还亲笔写了《答谢小朋友的慰问信》，希望他们都要参加反对敌人“扫荡”“清乡”的斗争，同时要学习好，准备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人。
①应建立中央与地方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投入新机制。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各级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目前的55%~60%。但分税制改革并不彻底，对于地方的事权没有明确划定，自分税改革实施以来，地方由于事权多，财力少，很多基层政府陷入困境，几乎失去了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因此，应进一步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分清责任，做到中央与地方在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事权划分并与地方经济财力相匹配。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新安旅行团的小战士们，以自己出色的工作，打击了日伪，为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充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责任编辑：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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