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分析的第二个初始起点及语言象似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二个论文,语法论文,起点论文,语言论文,象似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科学体系的普遍特点看语法体系的初始起点 1.1 现象的“一致性”和“不一致” 科学理论是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推导体系，必须有一些最简单的初始起点以及从简到繁的单向推导程序。强调从简到繁的单向推导是避免“循环论证”等逻辑失误的重要保证（陆丙甫、曹德和2005）。 现象之间的“一致性”（包括“和谐、对称”等）显然比“不一致”（包括“冲突、不对称”等）更简单。这是因为冲突、不对称等所采取的形式远比和谐、对称多种多样。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一致性可看作为“初始起点”。 我们认为语法分析有两个作为初始起点的一致性。第一个是“人类在线信息处理能力跟人类语言结构的一致性”（陆丙甫2012a）；第二个是“交际功能跟编码形式的一致性”，具体地说，也就是交际功能，包括表达的命题内容、语用功能等等，跟编码形式之间的某种一致性。一致性有各种情况，本文主要讨论第二种一致性中最普遍的“象似性”（iconicity）。 所谓“初始起点”，也可以理解为默认和期待的无标记常态。科学研究的程序就是：以最简单的起点状态（即一致性状态）为比较基准，去描写偏离一致性的、相对复杂的“不一致现象”。换言之，不一致现象特别容易引起我们注意，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例如： （1）a.割草机 b.野草割除机 “割草机”可说是“割草的机器”的简略形式，其构成很正常，修饰部分是“动宾”组合。而当修饰部分是双音节的动词和名词时，却要使用“宾动”排列的“野草割除机”，这跟表达其语义结构的“割除野草的机器”的顺序不一致。这就比较有趣了，需要给个说法，寻找一个解释。进一步看，“电影片制造厂”跟“野草割除机”内部结构一致，不奇怪，但是，如果省略“造”，为何就要把“电影片”拆散成两部分而说“电影制片厂”呢？这也需要给个说法。 蕴涵关系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不一致。如人类多数语言中的宾语，不管是由代词还是由名词充当，都在动词的同侧，这种一致性并不奇怪；但也有不少语言，代词宾语前置而名词宾语后置于动词。这种不一致、不和谐就比较有趣。更有趣的是，没有一种语言会采用代词宾语后置而名词宾语反而前置的基本语序。这就是Greenberg提出的蕴涵共性25。共性25可表达为“如果名词宾语前置，则代词宾语也必然前置，但反过来不成立”。“反过来不成立”就是不对称，即不一致。当代语言类型学在描写方面，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一个最重要“区别性特征”就是发掘蕴涵关系这种复杂的不一致现象。人类语言中的大量不一致都表现为蕴含性不对称；它们为深入研究语言提供了大量素材。 “有A必有B，但反过来有B不一定有A”这一蕴涵关系可以进一步表达为“四缺一”逻辑真值表。其中有两个各自可采取正反两值的变化参项。如上述共性25有两个变项：一是宾语选择名词或代词，二是宾语前置或后置于动词。两两组合有四种结果，其中只有“名词宾语前置而代词宾语后置”的组合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四缺一”的逻辑真值表。人类语言中大量不一致表现为这种“四缺一”。因此，蕴涵关系的发掘，也为语言现象的解释提供了大量素材。下面举一些例子： （2）本次列车经过上海、北京等等城市/等市/等城市/*等等市 （3）身体上面——身体上——身上——*身上面 （4）嫁错——嫁对——错嫁——*对嫁 （5）新英汉词典——英汉新词典——新编英汉词典——*英汉新编词典 （6）新英汉词典——旧英汉词典——英汉新词典——*英汉旧词典 从逻辑上看，“四缺一”这种不一致现象有两种解释模式：“可能性等级”和“两因素互动”（陆丙甫、金立鑫2010）。事实上，在两个可取正反两值的双成分组合中，只有“四缺一”才反映了某种规律，才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其他“四个齐全、四缺二、四缺三”三种形式都没有深入研究的价值（陆丙甫1989、2006） 以上“四缺一”现象的两种解释模式中，“两因素互动”比较复杂。不过，所谓“两因素互动”，其中的“两因素”通常也就是两种不同方面的一致性（陆丙甫、金立鑫2010）。因此，把表面看来不一致的现象，换个角度而看出其中的一致性或看成是不止一个的一致性互动的结果，是科学解释的基本方法。 1.2 何种功能跟何种形式之间的一致性？ 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找表达功能跟编码形式之间的一致性。但是，功能和形式双方都有多方面的表现。关键的问题是：找到何种功能跟何种形式互相一致。这就需要不断地从新的角度去观察、分析。一旦发现合理的角度，原来不一致的现象就会显示出某种一致性。例如： （7）a.汉语：时间—处所—方式—动词 b.英语： 动词—方式—处所—时间 汉语和英语的状语顺序表面上看是相反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以核心动词为坐标原点，考察各状语距离核心动词的近远，会发现两种语言不同状语距离核心动词的近远顺序是完全一致的，呈现出镜像的对称性。再如： （8）a.希望什么 b.对什么失望 “希望”跟“失望”的对象分别在动词的后面和前面，完全相反。不过，考虑到“希望”的事情都是“希望”时尚未发生的，而“失望”的事情都发生于“失望”之前，那么，两种格式中的动词与其对象之间的顺序，跟各自表达的事件之间的时间顺序是一致的（详见2.3节）。 事实上，科学家的一个基本信仰就是世界的一致性、统一性。一方面，这是一个信仰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证明；另一方面，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因为没有一致性就没有内洽性，也就根本没有了理论。其实一致性信仰还有更深远的起源，如果动物对生存环境没有基本的一致性认知，就无法建立起对环境一致性的条件反射，也就无法生存①。理论的一致性可以说是动物与生俱有的一致性认知的扩大和深化而已。 下节中，我们将具体讨论交际功能跟编码形式之间一些主要的一致性。这些一致性，文献中一般称为“象似性”。我们把它们分成七大类： 1.声音象似性 2.复杂度象似性 3.事理/时间顺序象似性 4.语义靠近象似性 5.可别度领先象似性 6.功能—形式共变律 7.功能—形式连续性对应律 上述顺序大致上是按照表达和理解的复杂程度排列的。如把语义靠近放在可别度领先之前，是因为人类的空间认知比时间认知简单。语义靠近动因在形式上表现为空间距离性，而可别度领先的描写形式则是在空间距离再加上时间先后性，可见后者比前者复杂。小孩子的空间认知早于语言习得，而其时间认知晚于语言习得，也说明了空间认知比时间认知简单。另一方面，同一种象似性中也有简单复杂之分，这从下面要讲的声音象似性中就可以看出。 二 七大象似性 2.1 声音象似性 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简单而形象的象似性，如象声词等。但其实也有比较复杂并且比较抽象的。下面看一个例子。英语、汉语中都有同源单位，但根据重读模式而区分动词性和名词性的情况，都是重读在前为名词性，重读在后为动词性。例如： （9）英语：REcord——reCORD FALL-out——fall OUT 汉语：干事——干事 进口电视——进口电视 这种一致性绝非偶然。从概念上说，名词通常表示占有一定空间的实体，具有较大的整体性，而动词通常表示过程，具有较大的离散性。与此对应、一致的是，[重—轻]节律模式比[轻—重]节律模式具有更大的整体性，而后者具有更大的离散型。最早观察到这点的是吴为善（1989），后来对此作出更一般化解释的是柯航（2007），她以音乐中大部分小节都是[重—轻]节拍为例说明[重—轻]组合具有更大的整体性。 通过脑电仪器也证实：大脑中处理名词是“综合扫描”（summary scanning），而处理动词是“次第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也表明名词在大脑意象中的整体性比动词更强（Langacker 1991：21）。 据此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条语言共性：一种语言中如果兼有动词性和名词性的同源歧义词在形式上是靠重音来区分的话，则必然是[重—轻]节律表示名词而“轻—重”节律表示动词。 [重—轻]节律比[轻—重]节律更适合表示整体性强的意义有很多例子。如英语中复合名词跟定名短语的差别也可通过重音位置来区分。整体性更强的复合词只能用[重—轻]模式（BLACKboard‘黑板’），短语则可用[轻—重]（black BOARD）或[重—重]模式（BLACK BOARD）。又如某些俄语动词依靠重音位置决定是否是完成体，如расСЫпать对рассыПАть（散置）、заСЫпать对засыПАть（填满）、отРЕзать对отреЗАть（切下），重音在前的是完成体，重音在后的是未完成体（以上动词的前缀рас-、за-、от-来源于介词，跟后面结合较松散，没有参与进这一轻重变化）。完成的行为整体性自然强，适合用节律上整体性强的[重—轻]模式。 再如动补结构“走得快、看得明白”，如果是表示可能的黏合性结构（跟“走不快、看不明白”对应），重音在动词上，属[重—轻]模式，许多学者认为是复合词结构；如果是表示结果的组合型结构（跟“走得很快、看得明明白白的”对应），则重音在后面的形容词上，属[轻—重]模式，是短语结构。可以认为复合词的整体性比短语强，因为不能扩展，具有完整性、封闭性。 名词性跟概念整体性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从句法上得到证明。句法证据之一就是结束的“完整事件”往往能编码为名词性更强的单位（陆丙甫2012b）。例如： （10）a.开始认真地/的讨论 b.结束认真的/*地讨论 （11）a.开始讨论一些学术问题 b.*结束讨论一些学术问题 以上例子表明“结束”的事件比起“开始”的事件更容易编码为整体性较强的名词性单位。同样，英语begin和finish的宾语也表现出类似的差别。 （12）a.to begin V-ing/to do b.to finish V-ing/* to do 英语中动名词V-ing比不定式to V具有更大名词性的证据很多，下面就是： （13）a.To make a living,Tom had tried writing,painting,and various other things. b.*To make a living,Tom had tried to write,paint,and various other things. ‘为了谋生，汤姆尝试过写作、油漆以及各种其他的事情。’ 动名词可以跟名词单位various other things并列而不定式不能，足以证明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名词性。 2.2 复杂度象似性 这个象似性也称为“数量象似性”。如表示简单动作的语言单位若出现在名词位置上采用最简单的直接专用（所谓“动词名用”）形式，而复杂社会事件往往采取复杂的编码形式，从动词通过构词过程构成专职的“事件名词”（陆丙甫2012b）。例如： （14）act——action/activity move——movement 类似地，a clap of hands表示较简单的“一下掌声”，而a clapping of hands表示较复杂的“一阵掌声”。 （15）a clap of hands——a clapping of hands 不妨再比较一下不同复杂程度的“开始”和“推动”： （16）begin——commence/commencement push——promote/promotion commence、promote所“开始”和“推动”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事情，而是较复杂的社会事件，因此其动作编码也采取比较复杂的形式，并且也因此有专职的“事件名词”形式。其中push和promote/promotion的形式复杂度差别，在汉语中也有所反映，可以分别翻译为“推”和“推动”。 表达介于简单动作和复杂社会事件之间的事件的单位出现在名词位置时，往往编码为复杂性介于简单的“动词名用”和复杂的“事件名词”之间的“动名词”形式： （17）简单事件（动作名词—零派生）：move、pull、push 中间事件（动名词形式）：moving（sale）、climbing 复杂事件（专职“事件名词”）：movement、revolution 说“动名词”复杂性介于两者之间，是因为其派生是高度规律的，不像“事件名词”的名词后缀那么多种多样。这种派生过程的复杂性无法用“数量象似性”这一术语去概括，因此我们采用“复杂度象似性”这一术语。 为何以下对等的“记忆”意义和“遗忘”意义会分别编码为名词性较大的memory和名词性较小的forgetting呢？ （18）The struggle of humanity against tyranny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Milan Kundera ‘人类反抗专制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米兰·昆德拉 可能的原因就是比起已经“遗忘”的事情，“记忆”中的意象因在大脑中维持时间较长而更具体、清晰，而这也是名词性相对于动词性的特征之一（参见2.5节关于可别度的讨论）。 更大的结构体也是如此，较复杂的行为通常用较复杂的句式去编码（Langacker 1991：450）。例如以下句子适用于不同的语境： （19）a.Susan found the bed uncomfortable.（暗示这是苏珊睡在床上直接感受到的。） b.Susan found the bed to be uncomfortable.（暗示这是苏珊自己的调查结论。） c.Susan found that the bed is uncomfortable.（暗示这是苏珊在别人的调查中发现的。） （20）a.He got so moved he bought the book.‘他感动得（当场）买下了这本书。’ b.He got so moved that he bought the book.‘他如此感动，以致买了这本书。’ 作为一种一致性，沈家煊（1993）指出：“数量象似原则显然也跟认知上的复杂度和处理时间的长短有关，认知上复杂的信息需要投入较多的注意力和处理时间。”看来，除了跟交际功能具有一致性和象似性的编码形式容易习得和解码这一所有象似性的共同动因之外，这是复杂度象似性的另一个认知动因。 2.3 事理/时间顺序象似性 Greenberg（1966）在解释共性14（在条件陈述句中，所有语言都以条件从句处于结论之前为正常语序）和共性15（除非在名词性宾语总是前置于动词的语言中，表达意愿和目的的从属动词形式总是后置于主要动词）时指出：“语序是平行于实际经验或知识顺序的。在条件关系中，虽然其真值关系是非时间性的，但逻辑学家总是用像日常语言中那样的‘从蕴含者到被蕴含者’的顺序把它符号化。”这里所讲的是事理顺序，可看作“事理顺序象似性”。 在“事理顺序象似性”中，人们讨论最多的是“时间顺序象似性”，即时序跟语序之间的一致性（Tai 1985）。事实上，这是最简单、直观的事理顺序象似性，可看作事理顺序象似性的原型，而其他事理顺序象似性可看作是它的引申。 时序象似性在连动结构中表现得最明显，一般认为连动结构的语序必然服从这一象似性（李亚非2014；Haspelmath 2015）。时序象似性往往被当作功能解释的一个典型例子。Li & Ting（2013）论证了时间顺序象似性无法从形式语法中推导出来。这也说明象似性可看作初始起点的理由之一。 动词是时间性最强的范畴，因此连动结构跟时序象似性关系最密切。其次，连动结构是由一个以上动词结构所构成的组合中最简单的，即最大程度排除了其他干扰因素的动词结构的组合。因此，连动结构必然受到时序象似性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汉语中时序象似性比其他语言中使用更多、更广泛。那么，汉语中多出来的时序象似性现象必然是超出连动结构的。上文1.2节例（8）中“希望什么”和“对什么失望”的对比就是一个例子。 屈承熹（2005：14）用例（21）说明汉、英两种语言在这方面的差别：汉语总是按照起点到终点的时间顺序排列，英语不是。 （21）a.We went to Beijing from Shanghai. b.We went from Shanghai to Beijing. ‘我们从上海去了北京。’ 其实，英语中具有论元关系的成分之间并非绝对不受时序象似性的影响。例如： （22）a.From Beijing,we went to Shanghai. b.*To Shanghai,we went from Beijing. 英语动词go虽然可带起点和终点这两个论元，但是凸显的是终点而不是起点，表现之一是终点比起点更难省略。或者说，跟起点比，终点与动词关系更密切。因此，终点也就有靠近动词的倾向（见下文2.4节“语义靠近象似性”）。所以，例（21a）是更常规的语序。例（21b）的存在本身已经反映了时序象似性对常规语序的干扰。当起点和终点分置动词两侧时，两者跟动词的距离近远差别就因为不那么直接而被淡化了；于是时序象似性作用就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如例（22）的明显对比所示。下面是一组类似的例子： （23）a.We left（from）Shanghai for Beijing. b.We left for Beijing from Shanghai. ‘我们离开/从上海去了北京。’ （24）a.From Shanghai,we left for Beijing. b.*For Beijing,we left（from）Shanghai. 可见，时序象似性在英语论元之间也起作用，不过表现比较隐蔽，需要我们通过转换等方法去把它们诱发或提炼出来②。可见最基本的语言共性总是普遍存在于人类语言中。再看一个时序象似性的例子： （25）a.She ran to tell the manager who promptly rang up the fire brigade. b.*她跑去告诉立即打电话给消防队的经理。（结构性直译） c.她跑去告诉经理，经理立即打电话给消防队。（改写性意译） 例（25b）是（25a）的汉语对等直译，却是不合格的句子。原因何在？看来就是因为英语原句符合时序原则，但是汉语对等直译句却违背了时序象似性：“告诉经理”这一事件的表达还未完成，“经理打电话给消防队”这一后继事件的表达却已经先完成了。因而只能意译为（25c）这一符合时序象似性的句子才合格。 2.4 语义靠近象似性 “意义上关系密切的成分在结构上也靠近”这一“语义靠近”动因（也称为“距离象似原则”）提出很早，但是早期文献一般都用于两项式结构中。例如： （26）a.我（*的）书 b.我（的）爸爸 其中“我”跟“书”的关系是可以让渡的，跟“爸爸”的关系是不可让渡的。前一种关系比后一种关系因不那么稳定而较疏远，语义关系的疏远导致结构距离也比较疏远，因此更需要“的”去增加前后部分的距离。 以上“我的爸爸”中的“的”若也看作一个词项的话，实际上已经牵涉到三项式，而在这个三项式中，“的”可以看作一个联系“我”和“爸爸”的“联系项”（relator）。这反映了“联系项居中”原则（Dik 1997：406）。 语言类型学中的一个重要观察就是VO和OV语序分别跟使用前置词还是后置词密切相关。这可以从和谐的角度去解释，因为VO跟前置词短语都是核心居首的结构，互相和谐；而OV跟后置词短语都是核心居尾的结构，也互相和谐。但这一相关性跟“联系项居中”也有密切关系。如OV语序往往使用后置词作为宾格标志，结果就构成[宾语—后置词—动词]这样的结构，其中后置词作为联系项正好居于中间位置。 如果我们把结构体看作一个以核心词为坐标原点的轨层结构，就可以把语义靠近原理广泛地运用于所有含有一个核心的多项式向心结构。例如： （27）a.张三的 那本 李四的 书。 b.借者—拥有者—翻译者—原作者—内容 c.A借去的、B拥有的、C翻译的、D写的、关于E的书 单独地看，例（27a）中的“张三”和“李四”各自都至少有（27b）中的五种所指解读③，那么，例（27a）数学上可能的解读有20种，即20重歧义。但是由于这些解读所指跟核心“书”的语义关系近远有别（越右边关系越紧密、内在、稳定），“张三”获得的解读必须在“李四”所获得的解读的左边。这样，就只有10种可能。如符合这个语义近远区分的“借者的那本内容的书”（张三借来的那本关于李四的书）成立，则颠倒过来而违反语义近远顺序的“内容的那本借者的书”（关于张三的那本李四借来的书）就不成立。④ 必须注意，语义靠近不是一般意义的语序问题，因为它实际上跟反映时间先后的水平线性顺序无关，而是空间距离性的。如英语中形容词定语都前置于核心名词，而状语通常都后置于核心动词，因此下例内容对应的三个定语和三个状语，其线性语序正好相反。 （28）a.There was an unfortunate mysterious structural damage to the rocket. ‘火箭受到不幸的、神秘的、结构性的损坏。’ b.The rocket was damaged structurally mysteriously unfortunately. ‘火箭被不幸地、神秘地、结构性地损坏了。’（字面翻译） “表达内在性质的成分在内层，表达外在特征的成分在外层”（陆丙甫1993：94），显然是最容易把握的编码形式。语义靠近象似性本身，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认知的解释。语义靠近（语义关系密切）的主要标准是稳定性。如上例中，“结构性的”损坏是内在的、最客观稳定的。“神秘”、“不幸”是外在的，而且是不稳定的，因为对破坏者说来则是有幸的成功，也并不神秘。就“神秘”和“不幸”而言，认知性的“神秘”比价值判断性或情感性的“不幸”位于更内层，因为价值判断更加因人而异。语义上跟核心名词关系越是稳定的定语，跟核心名词一起构成的结构体的整体性也越强；为了反映这种整体性程度的差别，也就越需要紧挨在一起。 语义靠近的单位，共现的概率较高，而我们的认知机制偏爱把共现率高的成分看作一个连在一起的整体，这样可以简化我们的认知。如“那本有趣的科普读物”的三个定语中，“科普”跟“读物”本身内容有关，是最稳定的性质，“有趣的”有某种程度的因人而异的主观性，而“那本”最不稳定，在另一个场合就会说“这本”。如果我们把关系比较稳定的成分组合看作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可以简化我们的认识。同样道理，一个名词带数标志和格标志，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很可能这个数标志相对稳定，而格很可能变化，一个名词在连续的话语中出现，很可能第一次在宾语位置，第二次就在主语位置了，但是数不大会变。因此数标志总比格标志更靠近核心名词，这样编码可增加认知单位及其信息组块的稳定性，减少不需要的变体。 前面说过，语义靠近原理的本质是空间距离性的。它跟表层时间性的线性语序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间接的关系，这表现为其空间对称性在时间性线性语序中表现为对称性的。但是这种间接关系却能极大地限制表层语序的可能性。如由“时位、时量、处所、工具、方式”和“核心动词”这样6个成分组成的语序，可能的排列有6×5×4×3×2=720种。但是由于这些状语跟动词的语义关系近远不同，受表达这种近远区分的轨层的限制，可能的排列就降到了2×2×2×2×2=32种（陆丙甫2012a）。可以说，轨层结构为语义靠近象似性提供了一种比树形图远为形象的描写手段，并且也凸显了核心词在表达多项结构中语义靠近象似性时不可缺少的作为坐标原点的这一关键作用。 但是，这种纯粹由语义关系决定的语序，可以看作是底层的抽象语序，在具体语言中绝大多数落实为无标记的基本语序。这属于一种战略性编码，战略性编码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而发生临时应变性的派生语序。主要干扰因素就是成分的大小（陆丙甫1993：111-112），具体落实为“内小外大”⑤，即短小成分倾向出现在靠近核心的内层。“内小外大”中，同样是以核心词作为定位内外层的参照点。例如： （29）a.Spell the words carefully. b.Spell carefully the words that you are not familiar with. 例（29a）中宾语前置于状语，符合语义靠近（动词跟宾语的关系比跟状语的关系要更紧密），是英语的常规语序。不过，一旦宾语长度明显超过状语，如（29b）所示，就需要交换两个从属语的位置，这样可减少核心跟较外层从属语之间的“中间干扰”。这就是所谓“内小外大”效应（陆丙甫1993：119）。“内小外大”是主从复句的主要来源，因为从句都是来源于块形大的小句充当的状语，因其大而移到边缘，形式上形成跟主句对立的从句。 “内小外大”也符合“语义靠近”原理，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它减少了两个成分跟核心的总距离（陆丙甫1993：119）。例（29）两句的语序，前者是常规性、战略性的，构成常规语序，它不需考虑从属语的内部结构，因而也是更基本的；后者则是临时性、战术性的，考虑到了从属语具体的形式长短，是权宜性的派生的语序变体。 分析“内小外大”能提高解码效率的效果时，不需要考虑从属语内部结构，这是种比较简单的动因。如果进一步考虑从属语内部结构，则例（29a）中由于宾语内部的核心词words处于靠近核心动词spell的一端，这种调整的效果就更明显了。这种效果可以称为“核心靠近”原理（The Principle of Head Proximity，HP）（Dik 1997：402），即相关的两个成分的核心要靠近。汉语对于这个原理的运用还有从属语的“跨核心移位”。下面是宾语跨核心移位的例子： （30）a.乌云吞没了差不多一百层高的皇家银行顶端那巨大的怪兽形的银行徽记。 b.乌云把差不多一百层高的皇家银行顶端那巨大的怪兽形的银行徽记吞没了。 其中例（30b）的核心动词“吞没了”跟宾语的核心“银行徽记”比较接近，就比例（30a）容易理解。由于核心是“主要信息携带单位”（Primary Information-Bearing Unit，PIBU）（Croft 2001：241-282），“核心靠近”的认知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整个宾语之所以能跟全句核心“吞没了”发生关系，主要是核心“银行徽记”在起作用。 “语义靠近”还能解释某些“的”的隐现问题。陆丙甫（2005b）指出多个定语中，越是靠前的越是容易省略。例如： （31）我们（的）团长（的）父亲（的）老战友（的）儿子的老师的朋友的孩子 陆文认为这是因为越前面的定语可别度和指别性越大，因此更容易省略本质上是描写性标志的“的”（陆丙甫2003）。刘丹青（2008）将这种现象称为多重定语中“的”的“尽前省略”，并认为这反映了“的”的使用不具句法上的强制性，跟节律有关。完权（2010：31-32）以“云南大理蝴蝶泉的蝴蝶会”为例，从认知上的“完型原则”去解释，认为其中“云南、大理”和“蝴蝶泉”都是地名，宜于整合为一个概念。⑥ 其实，“的”的“尽前省略”这一规律，还可以从“语义靠近”的引申原理“核心靠近”去说明。 （32）a.[云南大理蝴蝶泉的]蝴蝶会 b.[云南大理的]蝴蝶泉蝴蝶会 c.[云南的]大理蝴蝶泉蝴蝶会 以上“的”的省略具有把整个名词短语两分的效果。“的”的三种省略，得到的两分结构是不同的。（32a）中定语的核心“蝴蝶泉”跟核心“蝴蝶会”语义上最密切，因此最符合语义靠近原理。相反，（32c）的定语“云南”跟被修饰的短语中的核心“蝴蝶会”语义关系最疏远（整个云南省除了蝴蝶泉之外的所有其他地方，都跟“蝴蝶会”无关），最不符合语义靠近原理。 2.5 可别度领先象似性 这条象似性表示，其所指越容易识别的成分、范畴出现得越早，或者说前置倾向越大（陆丙甫2005a）。例如： （33）a.the last two pages b.（the）two last pages last在前一句中前置于数词时，表示同一本书中的最后两张，而在后一句中后置于数词时则表示不同书本的最后两张。比起不同书中的最后两页，同一本书中的最后两页当然更容易识别，因此表示“最后”的last可以前置；并且由于前置的last本身的可别度高，其可别度转移到所属名词短语，导致整个名词的可别度也较高，所以必须带定冠词the。又如： （34）a.Here comes John. ‘来了约翰。’ b.*Here comes he. *‘来了他。’ c.Here he comes. ‘他来了。’ 由于人称代词的可别度高于专有人名，具有更大的前置倾向，导致了（34a）和（34b）两个句子是否合格的差异。另一方面，（34b）只有改成（34c）才合格。同样的句法成分，仅仅由于可别度的差异而导致前后位置的不同。 可别度领先的运用不一定限于具体词语，也可能是较抽象的范畴，可引申为“跨范畴可别度等级”（陆丙甫2005a）。而跨范畴等级可部分地解释句法上的[动—名]组合通常比[名—动]组合要紧凑。例如（//表示容许有较大的停顿）： （35）a.流下了眼泪 b.眼泪//流下了 （36）a.吃过了饭 b.饭//吃过了 也可部分地解释[形—名]组合通常比[名—形]组合要紧凑。例如： （37）a.five-year old boys ‘五岁大的男孩’ b.boys five years old 表示“五岁大的”这个形容词短语如果前置于核心名词，不仅跟核心名词结合紧凑，其内部也很紧凑，因此书写时也需要用表示连读的短横来连接。并且因为紧凑也压缩掉了“year”后面的复数标志—s。 汉语书面语中没有定语后置的情况，因此无法直接比较前置形容词定语和后置形容词定语跟名词结合的不同松紧度，但是口语中有所表现。例如： （38）a.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b.墙上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的。 以上现象的成因至少有三个（陆丙甫、应学凤2013），其中之一就是根据跨范畴可别度的差别。根据词语所指的具体性，名词比动词和形容词有更大的可别度，因此也具有更大的前置倾向。而前置倾向大小不同的范畴的不同排列，就影响到紧密度。这可以分析如下（“←”表示相对的前置倾向，“→”表示后置倾向。具体地说，“←”表示旁边的成分相对于另一方有较大前置倾向，“→”表示旁边的成分相对另一方有较大后置倾向）： （39）｛动词—名词｝组合 [名词—动词]排列：←N//V→（松散）；[动词—名词]排列：→VN←（紧凑） （40）｛名词—形容词｝组合 [形容词—名词]排列：→AN←（紧凑）；[名词—形容词]排列：←N//A→（松散） 上面的关系可以作下面的理解： （39’）[可别度低的成分+可别度高的成分]，即[有较大后置倾向的成分+有较大前置倾向的成分]，就构成紧凑结构。 （40’）[可别度高的成分+可别度低的成分]，即[有较大前置倾向的成分+有较大后置倾向的成分]，就构成松散结构。 2.6 功能—形式共变律 这条一致性指功能变化跟形式变化间的一致性。例如： （41）a.来了客人。 b.客人来了。 显然，最好的分析是，“客人”在移动位置时语用表达功能也一起变了，从不定指的变为定指的；而“来了”的位置和意义都没有变化。把变化因素集中在一个成分上，才可凸显不同变化之间的一致关系（陆丙甫1993：5-6）。 进一步可考虑“客人”是如何移动的？较好的处理就是从后置位置前移到前置位置，因为这个过程中，“客人”的指别性是增加了，而认知上是加法比减法容易。又如： （42）a.那只白的狗 b.白的那只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