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经验总结与改革措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服务业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措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
(一)服务业发展：增长迅猛，但滞后格局未变
1.服务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偏低。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物质生产部门优先发展战略、服务部门为非生产性寄生部门的指导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重视服务业的发展。这期间，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可见一斑。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启开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门。在1978-2007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以上。与此同时，作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业(在统计局的资料中被称之为第三产业)，也获得了高速的增长。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860.5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963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5％，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近两个多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4％增加到了2007年的39.2％。每年增加将近0.6个百分点，但近5年来其比重不断下降趋势(参见表1)。
2.服务业正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军，但其潜力仍没有发挥出来。
1978年以来，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先是上升再基本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相对较快。200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24945万人，而1978年其就业人数只有4890万人，2007年度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1978年的5.1倍，第三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参见表2)。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都远多于第二产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3倍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如保加利亚、巴西)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2倍左右(参见表3)。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被认为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中国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所吸纳的全部就业人口还不到三分之一，远低于国际水平。这固然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制造业较发达且市场化程度较高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
3.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逐年提高，但服务业各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显著。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人均增加值)稳步提升。1978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只有0.1759亿元/万人，2007年则上升到了3.8616亿元/万人，2007年是1978年的21.95倍，年均增长12％(参见表4)。服务业门类众多，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根据荆林波、李蕊(2008)的研究，在10个服务部门当中，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生产率最高，分别达到59.68506亿元/万人和52.25454亿元/万人，远远超过服务业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劳动生产率最低的行业是教育(3.434531亿元/万人)。此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不高。[1]
4.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传统服务业较发达，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明显落后。
根据国际通用的服务业分类标准，一般地认为，传统服务业是指运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并且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务业。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业、餐饮住宿业、修理业、商业等。现代服务业是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技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既包括新兴服务业，也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其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服务业结构转换与升级正在加快。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开始显现，旅游、文化、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会展、中介服务、动漫、创意等需求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现代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各种新型业态层出不穷，提升了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等传统产业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现代物流、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最高，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高达40％，而金融与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的比重还比较低，约为20％。
(二)服务业改革：体制束缚坚冰已打破，但还任重而道远
1.服务业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体落后于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服务业发展长期得不到重视。在当时的体制背景下，我们几乎把现代化的目标单纯地理解为工业化，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是当时最重要目标和最迫切的任务。1978年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幕，但这种改革也是从农业(1978年农村实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和工业(1984年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最后才触及服务业。服务业改革中全面展开则要追溯到199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之后。中国改革30年最大特点也是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渐进式”制度变迁。服务业制度变革也是如此。从服务业改革的先后次序来看，是按照逐渐放开服务改革、完善服务市场结构和体系以及服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序，遵循了先易后难渐进推进的基本原则进行的。比如，首先是在舆论导向上、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上为服务业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其次是逐步放宽相关服务行业价格的管制，在一些领域(主要是居民服务领域)较大程度地放松了进入规制，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较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决定服务品的价格；进而再实施市场结构改革政策，允许其他国有企业或者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定行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经济独家垄断经营的格局；最后实施产权改革，通过股份制、民营化或者与外资合资、合作方式，对某些行业的国有服务企业(如银行、证券、保险、商业零售领域)进行产权结构调整，引入了不同所有制的竞争主体。这些改革举措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世界服务业方式变革的总趋势也基本吻合，但从30年来的服务业发展实践来看，其实施力度和改革的成效还非常有限，或者说制度变革的能量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
2.体制束缚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理应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服务业领域也不例外。尽管改革已经了30年的历程，但中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色彩十分强烈，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兼有的属性，如：银行作为调节经济手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作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导致了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至今仍保留着于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严重。比如，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还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其结果，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提供效率低下，降低了净社会福利，也影响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2)行政审批环节过多、且多头管理。主要表现是行政审批环节过多、效率不高，行政执法尺度宽严不一、收费过多。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政策司等2005年对服务业前置审批项目的不完全统计，除涉及国家法律17部、国务院行政法规33部、国务院政策文件20件外，涉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门规章、文件106件。各地方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制定的地方性规定就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合。由于修订机制不够有效，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存在着修改不及时、废止退出滞后的问题，成为体制创新的障碍。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存在许多不衔接和不配套之处，为企业带来很多困扰。行政执法中广泛存在的重复检查、重复收费、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也妨碍了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2]
(3)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产业化、社会化、专业化是服务业发展的方向，但中国长期以来把不少服务业当作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内部的事情，没有把它剥离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率。
中国的事业单位承担了较多的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职能，但也有一些本可以产业化或市场化的服务业也存于其中。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各种应用开发性科研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性艺术表演团体、新闻出版机构乃至部分宾馆、招待所等，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公共支出越位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分散了财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无力供给。各类事业费供给范围庞杂及财政供养人员负担过重，造成一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越位供给或过度供给的状况，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应当由公共部门保障的事业，资金供给短缺、保障乏力的问题。国有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理应全力以赴地参与市场竞争。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很不彻底，不少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和安置富余人员等方面的考虑，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非核心业务，如车队、法律事务、后勤、学校、医院等，企业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在企业内部消化，制约了物流、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政府机关及学校、医院等部分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大量服务需求内置，如各政府机关为提供电子政府服务，纷纷设立了专门的信息中心，而其专业化水平和运作效率远低于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公司。
(4)垄断与管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中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在中国，很多服务业是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服务产业，如金融保险、电信、邮政、城市供电、铁路、民航、港口等领域。由于这些部门垄断难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还比较低下。中国服务业在入世前对外资有着严格的限制，入世承诺中才逐渐放宽原有的限制，但是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服务企业大规模的竞争还没有到来。
(三)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质量有待提高
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状况主要通过服务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的指标来反映。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尽管还有较大逆差，但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服务业利用外资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重在不断攀升。
1.中国服务贸易正在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①。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的7674亿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63200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了8％，高于货物贸易增速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从1980年的15.7％上升到2005年的19.3％。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保持了快速发展态势，出口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25亿美元和19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14亿美元和1003亿美元，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居世界第7位，进口居世界第5位，服务贸易地位明显上升(陆燕，2008)。[3]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服务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2006)把这种挑战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出口规模较小，贸易逆差较大，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其次，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等传统部门，高附加值或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贸易发展落后；第三，服务贸易统计体系还不完善，导致政府制定政策、对外谈判缺乏依据，企业开拓市场、应对风险缺少信息，影响了中国服务贸易领域政府活动和企业业务的开展。[4]
2.中国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大幅增长，现代服务业正成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投放在制造业，服务业几乎是空白。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开始逐年增多，在中国吸引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开始提高，但总体来讲，服务业吸引外资水平仍然较低。不过，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中国利用外资结构和质量呈现出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外商投资迅猛增长等一些新特征。2006年，工业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近6年来首次下降，而服务业外商投资迅猛增长。全年工业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6％；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63.6％，比上年降低了6.8百分点。2006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99.2亿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长了33.5％，增幅比上年提高27.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批发和零售业、教育、房地产业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都超过50％，分别为93.9％、91.1％、72.3％、65.6％、51.9％。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32.3％，比上年提高7.6个百分点。而且，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的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前几年主要是房地产业，但近年来，则表现出对电信、银行、证券、保险、分销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偏好，现代服务业正成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有利于改善和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减弱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力度和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哪个领域开放得较早，哪个领域就发展得较快。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开放度低有关。比如，中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长期以来是具有完全垄断特征的市场，金融服务由国家银行垄断，电信服务由国家电信垄断。由此产生这些领域的服务质量差、经济效率低。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度越来越高，开放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个小类中的100个。目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全部向外资开放，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但总的来讲，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整体上晚于制造业，开放程度也远低于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对外直接投资约70％流向服务业，但中国2006年服务业吸引的外资额即便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也只有吸引全部外资额的32.3％。目前，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还要面对外资准入资格、进入形式、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等较多的限制，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中国服务业三十年：经验总结
1.在服务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必须有政府的产业引导和政策支持。
在计划经济时代，服务业基本被打入冷宫，除了少数生活性服务业，其他领域的服务业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后的初期，中国服务业总体上看属于“弱质产业”，其规模很小、结构单一、功能很弱。在这种背景下，单纯或者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是很难推动服务业发展的，更何况当时市场的力量也很弱小。在这个阶段，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就理所当然成为发展服务业的主要力量。这种作用包括产业规划与引导和政策支持。
1985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加快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逐步改变第三产业同第一、第二产业此例不相协调的状况”列为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布局。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第三产业概念。该文件特别强调了发展第三产业的意义和主要战略目标和重点领域。明确提出了“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发达是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主张“大力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特别是要大力开展咨询服务，积极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等事业。”1992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意义，不再将第三产业视为非生产性的行业而加以歧视。同时，提出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要求：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要高于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人数占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比重，力争达到或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国务院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要通过拓宽领域、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增强功能、规范市场来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对明确中国服务业发展目标和推进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再次强调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要科学调整服务业发展布局、优化服务业结构、完善服务业功能、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提高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和加大服务业投入等目标，提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这些文件的颁布和实施，矫正了对服务业认识的偏差、明确了服务业发展目标和指导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服务业大跨步发展和对外开放。
2.必须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不断推进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改革的目标，而市场取向改革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服务业的发展，之所以有今天这样来之不易的成绩，归根结底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不断推进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没有体制改革与创新，中国的服务业必然是僵化低效的。纵观服务业30年的发展，哪些领域市场竞争机制比较充分，就有生机活力和高效；哪些领域政企不分、人为地设置市场准入门槛和政府过度管制，就发展缓慢、效率低下。不可否认，由于产业性质的特殊性，再加上服务业本身门类繁多，我们不可能整齐划一地要求各服务行业打破垄断和推进政企分开的改革进度完全一样。但30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历程已经证明：对服务业不同行业的性质进行有效分类，分阶段渐进式地推进市场准入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赋予企业真正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尽可能地消除政府管制，让更多的服务企业自主定价，是推动中国服务业迅速发展的重要经验。
3.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在对外开放中壮大和发展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竞争力。
改革开放初期，在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是很谨慎的，只是以试点的方式小范围地开放了一些服务部门，如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允许设立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业大范围、实质性地对外开放则是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分销和建筑等重要服务部门均开始按承诺对外开放，并通过过渡期方式设定了开放的终点。事实证明，开放促进了中国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也提高了国民消费和福利水平。服务业对外开放引进了新的服务提供者和新的服务产品，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30年前，我们在大城市中也看不见外国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和连锁店，现在中国城乡居民已经可以将钱存在外资银行，可以去沃尔玛或家乐福购物，给居民消费提供了诸多便利，也增进了国民的福利。而对国内的服务提供者而言，开放不仅带来了新的管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引入了竞争机制，提高了服务业效率和服务业的竞争力，服务贸易的地位更是也在开放中不断攀升。据商务部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加入WTO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位居世界前列。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560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30.8％，再创历史新高；服务贸易出口世界排名第7，进口排名也从1978年的第40位上升到第5位。虽然落后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但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量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第一。[5]
4.把坚持城市化带动服务业发展和重视农村服务业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是发展服务业最主要的载体。这是因为：城市创造了服务业发展在规模上的聚集效益，使同类企业可以建立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协作，不同企业之间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城市创造了服务业发展在地理上的优势效益，使企业在资源配置上取得主动；城市创造了服务业发展在环境上的外部效益，使企业享受到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许多的企业活动得以外置化(郑吉昌，夏晴，200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剩余劳动力不断往城市转移，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再加上城市自古以来就是发展服务业的聚集地，所以各级政府很自然地把发展服务业的重点放到城市，现代服务业也事实上往大中城市聚集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低、居住分散、基础设施较薄弱，的确不利于服务业发展或者服务业发展“不经济”。长期以来，中国城乡服务业水平的差距较大，特别是公共服务差距更大。党和政府明察这种情况，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在服务业自然向大中城市集聚发展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农村服务业发展。特别是2005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政府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村地区服务业投入，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服务业引导资金也主要投向农村服务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推广，大大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增进了农村居民的福利。
总之，从市场机制的选择来看，服务业在大中城市聚集发展更有效率。但城乡一体化战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又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农村服务业发展，必须坚持城市化带动服务业发展和重视农村服务业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也有些值得吸取的教训。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至今对服务业的认识存在很多偏差，重工业、轻服务业的思想仍然存在；服务业专业化水平不高，社会分工不细，由于外购成本较高、既得利益难以打破等原因，大量服务需求内置，阻挠了服务的社会化和产业化进程；统计核算等基础性工作薄弱，导致服务业家底不清，服务统计工作无法发挥其“政府决策参谋”的作用。
三、促进中国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促进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和推进竞争性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手段。服务业领域众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也要重视公共政策对服务业发展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公共政策要成为促进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双引擎”。
1.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对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要公平竞争，各市场主体就必须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建议分步骤放松对现代服务业中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以此打破市场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改变服务业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低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积极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信贷、税收、上市融资等方面，对非国有经济实行与国有经济同等的待遇，形成与国有经济企业相竞争的局面，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升服务业产业的竞争力。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是要素流动与市场竞争的“引导者”。要根据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市场供求状况，逐步放松服务价格管制，尽可能减少非市场定价，推进市场定价。对某些必须管制的服务价格，也要提高定价的透明度，应当允许有些差别化定价，或有指导性的市场定价。
2.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充分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积极作用。
(1)创新服务业引导资金的使用，充分发挥其弥补服务业发展领域“市场失灵”的作用。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是指在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或国债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服务业重点领域建设项目等的补助性资金，目的是调动地方和企业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引导多渠道资金对服务业的投入。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的设立，对于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优化服务业结构和提升服务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要用好“服务业引导资金”，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正确界定和区别对待市场化服务和公共服务。对于市场化的服务领域，要坚持推进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政府主要依据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势，提供相关信息，营造体制环境，明确政策导向，规范企业行业，加强必要的监管措施。而公共服务领域，正外部性较强，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如果没有政府投资，要么供应不足，要么因为“无利可图”民间资本不愿意介入。这个时候，政府资金应该出面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民间资本不断壮大的情况下，政府资金的这种介入并不是要对所有公共服务领域的事务“包办一切”，其性质应是补贴性资金，政府部门并非大规模的介入服务投资领域，而只是在一些“市场失灵”领域起到示范引导作用，最终目的是通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政府投入为引导资金，带动民间资本投入，从而拓宽这些领域的融资渠道，促进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
(2)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为促进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税收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只要鼓励某一产业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在保持税收统一性的前提下，采取一定幅度和范围的优惠或激励政策。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在条件具备的地方还要建立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要实现这一目标，税收政策大有作为：一是完善所得税政策。比如，为鼓励服务业企业进行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对服务业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可按国家税收政策规定申请抵免企业所得税；为支持服务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服务业企业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除按规定在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企业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在以后5年内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二是改革营业税。建议对于服务外包采取增值征税的方式。服务外包是服务业分工的产物，是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目前的重复征税造成服务外包的税收负担太重，不利于服务业分工的进展，因此，在确定营业税税基时，可以考虑允许服务外包企业将支付给承包方的营业额从计税依据中扣除，仅对实际取得的营业额征税。三是调整增值税。从发展服务业的角度来考虑增值税的调整问题，主要涉及到服务购入的抵扣问题。建议制造企业在购买诸如专利等高端生产性服务时，可允许其按照一定的比例抵扣进项税额，以鼓励这些服务项目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出来，从而促进制造业的服务化，增加服务供给。
(3)完善价格与收费等政策。在使用土地和水电气的价格方面，服务业普遍高于工业；地价方面，工业用地一般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而服务业用地一般采用招标拍卖的方式，两者差别很大，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几倍乃至十几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政策司等，2005)。因此，价格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减少服务价格政府定价和指导价，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定价制度。还要尽早实现商业用电价格与一般工业用电价格并轨，对列入国家鼓励类的服务业用水价格基本实现与工业用水价格同价。此外，要全面清理各类收费，取消和制止不合理收费项目。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的管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对有关收费项目及标准要按照规定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明确规定外，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安装和维护与政府部门联网办理业务的计算机软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
(二)创新服务业体制，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体制基础
1.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适当降低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
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服务业中的比重。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进一步打破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推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各地区凡是对本地企业开放的服务业领域，应全部向外地企业开放。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通过发展服务业来解决劳动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要鼓励和支持各类资本进入法律、法规和规章未禁入的现代服务行业和领域。各类服务业企业登记注册时，除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外，各部门一律不得设置前置性审批事项。除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服务行业和项目外，企业可根据需要自主调整经营范围和方式，工商部门可按企业要求予以核定。
2.推动垄断性服务业的政府规制改革。
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改革，一是要取消或改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监管”，也就是继续市场化，减少行政垄断，消除计划管理；二是要对自然垄断性的垄断行为，建立规范、完善的政府规制制度，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规制。所以，政府规制改革不是简单地“放松管制”的问题，而是要尽力弱化计划管理体制，建立规范的政府规制体系，以规范的政府规制体系对垄断行业进行规范管理的问题。适度地管制不仅有利于垄断行业及整个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及民营经济的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3.推进服务业专业化、社会化改革。
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社会化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为此，需要着力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加速制造业企业服务与生产环节剥离，鼓励工商企业实行主辅分离，将非核心服务业务外包，实行专业化经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发展，进一步壮大服务规模和实力；二是引导企业进行重组，改变“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组织结构，通过外包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在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实现服务业的规模经济；三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业企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的原则，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将能够由社会提供的服务业务推向市场，比如，信息咨询、会议展览、专业培训、软件开发等服务就可以实行公开招标或委托社会中介代理，交由专业的生产性服务企业来完成。
(三)积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1.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大力发展服务外包。
伴随着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产业正在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国际转移过渡，国际服务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的趋势渐趋明显，成为新的热点。我们要在加大服务业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把握好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会，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通过采取新设投资、收购兼并、风险投资、不良资产和债务的合作处置以及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等多种方式，引导外资投向国内现代服务业部门。特别要鼓励各地积极承接服务外包，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和城市加快形成若干服务业外包中心，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公共平台建设及企业发展。
2.鼓励中国服务企业“走出去”。
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不大。2006年，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113.8亿美元，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5.3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8.5亿美元。这样的规模与中国正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顺应服务业全球化，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内服务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对于培育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和带动服务贸易出口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应该继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工作、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税收等政策支持和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社会化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等。
注释：
①根据2002年联合国等六个国际组织发布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界定的范围，国际服务贸易包括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贸易以及通过外国附属机构和自然人移动实现的服务贸易。贸易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务并获得收入的过程称为服务出口或服务输出，购买他人服务的一方称为服务进口或服务输入。本文所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包括居民与非居民间服务贸易(不包括政府服务)和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其四种模式为：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