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治理的赋权基础与路径
——来自城市社区的经验分析
袁方成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关键词 ]嵌入式治理；赋权；治理精细化；城市社区；城市治理
[摘 要 ]长期以来，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行政权力运作和资源注入的方式，在大大改善城市社会发展面貌的同时，社会和基层社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从“包揽型”管理向“嵌入式”治理的现代治理转型中，治理的有效性更加依赖于向社会主体的广泛赋权，提升其自主行动能力并构成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制度、技术与激励三个维度的赋权，是增强社区居民行动能力的有效路径。其中，制度赋权推动居民自治权利的归位并提供各种资源支持，技术赋权为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提供信息沟通的平台和方式，并推动平等参与的民主权利落地和实化，激励赋权则明晰社区居民行动的需求导向，并增强居民的自主参与意愿。由此构成国家嵌入式治理的实践基础和实然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层层向下单向度地运用行政权力和资源，来推进城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发展，乃至于整个社会的整体转型。国家权力的强力推动，在较快改善城市社会的服务设施、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提升管理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市环境和社会服务变化显著。
由图3的XRD谱图可知，50 ℃时，热解不同浓度重镁水溶液所得产物均为其衍射峰基底平滑，无其他杂峰，表明不同浓度下所得晶体结晶良好，相对纯度较高；但较低浓度所得晶体衍射峰强度远远大于较高浓度下所得产物的峰强，说明较低浓度下所得晶体结晶度优于较高浓度下所得晶体。
然而，在城市基层层面，这种权力单向支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模式，集中体现在城市社区治理的主导权为基层政府和行政化的居委会所控制和支配，总体上代理居民的需求，包揽社区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注] 吴晓林：《中国的城市社区更趋向治理了吗——一个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其弊端也日益凸显，集中体现为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和公共服务供给居民参与不足，即“政府在行动，居委会在行动，居民无(少)行动”[注] 陈伟东、马涛：《过程化要素：居民主体性生成的新视野》，《江汉论坛》，2017年第11期。 。由此带来居民自治的空转，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普遍较弱，制约着社区乃至于城市治理效能的提升，成为国家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杂文讲究“见解第一”，就是衡量是不是好杂文，首要标准，是看有没有新见解，或曰有没有新思想、新观点。读到一篇这样的好杂文，大有顿悟之感，不禁眉飞色舞、喜出望外，好像雨过天晴太阳升。此为一乐。
3.加强对选拔任用干部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以解决选拔任用干部中的突出问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为切入点，重点监督检查被巡视单位违规违纪用人、拉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促进被巡视单位防止和克服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检查的情况要如实向党委和组织部门汇报和通报，对重要情况，要及时请示报告。对“跑官要官”的，要严肃批评，记录在案，并取消其被推荐、考察和作为候选人的资格，情节严重的要进行组织处理；对行贿“买官”的，一律先免去职务，再按有关规定处理；对受贿“卖官”的，要依纪依法严惩；对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帮结派、拉票贿选的，要坚决查处，已经提拔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坚决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一、赋权与嵌入式治理
社区建设阶段，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之间发生着不同程度的脱节，要扭转这一状况，促进松散、分离而碎片化的权力结构走向衔接和密实，两者关系从疏离转向紧密，就需要转变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向社区居民及其组织赋权。中央和地方在制度层面的层层设计和推进，不断赋予社区居民及其自组织自主决策和管理其公共事务的权力、资源以及具体机制。居民利用政府给予的资源支持及所提供的多样的参与机制充分挖掘和发挥其自治潜能，集民智、民力共同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制度赋权促进社区社会力量的生长及其服务功能的发挥，使社区居民和社团组织的广泛、主动参与，成为社区治理绩效提升的制度性基础。
周一刚一上班，我便接到客户李先生的电话：“你们的硒鼓太贵了，不划算，买几次你们的硒鼓，我又可以重新买台激光打印机了，请问，你们公司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优惠或让利政策？”
由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嵌入”(embededness)这一概念，最早用以研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注]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格兰诺维特对嵌入的内涵作了进一步发展，认为一切经济行为都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乃至所有的行为都嵌入到关系网络中[注] Mark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这些研究强调作为行动主体的独立性特征，启发学者们吸收其基本要义，并提出“嵌入性自主”以分析国家、社会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注] 彼得·埃文斯：《嵌入性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
毫无疑问，对于迈向现代化的城市治理而言，现代国家必须嵌入城市社会的复杂关系中，特别是与基层相连接，这样才能获得支持和发展。国家的发展不是建立在与后者的对立和争夺，而是国家自主性与社会镶嵌性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由此，理解中国城市情景中的“嵌入性自主”，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的嵌入性治理[注] 邵春霞、彭勃：《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论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联结》，《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即通过各种机制和途径，建构国家与基层社会组织间的制度化关联，实现国家对城市的主导和规制，从而提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嵌入性治理的主体基础，是广泛具备高度参与意识和较强行动能力的城市社会组织和广大居民。嵌入性治理的实现依赖于主体行动能力的充分发挥、社区关系网络和各种资源的开发与协调，以及主体互惠关系和社区运作规则的建构与维护，而后两者都与作为重要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向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全面赋权，增强社区主体的自主治理能力，是实现嵌入性治理的实然路径。
广义而言，赋权概念(empowerment)，又译作“增能”[注] 王英、谭琳：《赋权增能：中国老年教育的发展与反思》，《人口学刊》，2011年第1期。 ，是通过向个体或群体赋予决定和解决其自身事务的权力，激发其内在潜能[注] 罗伯特·亚当斯：《赋权、参与和社会工作》，汪东东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增强其控制、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和信心的过程[注] 陈伟东：《赋权社区：居民自治的一种可行性路径——以湖北省公益创投大赛为个案》，《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6期。 。赋权的对象是权利和能力缺失的行动主体，具体表现为能力和资源的缺乏，由此产生主体的缺失感，影响甚至于抑制自身参与改变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境况的意识和行动。赋权的实质是社区个体或组织主体性的建构，体现为主体的自觉、自决和自动[注] 谭祖雪、张江龙：《赋权与增能：推进城市社区参与的重要路径——以成都市社区建设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
尽管该机组已获准运行60年，可运行至2029年，但运营商爱克斯龙电力公司(Exelon)在2010年决定提前关闭该机组，因为新泽西州对大型设施的用水规定进行了修订。要满足新规定，奥伊斯特河必须投资超过8亿美元新建冷却塔。爱克斯龙2018年2月宣布，根据与新泽西州达成的协议，该电厂将在当前运行周期结束后停运。
在城市社区的语境中，赋权社区旨在将社区公共事务的议决权、行动权交由社区居民及其自组织，以提升其协商和自治能力，使其能够依靠组织化的参与和共同行动，在基层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解决社区公共问题、满足社区公共需求，破解国家权力单向驱动和主导社区治理的低效困境。
赋权理论在社区领域的实践意蕴在于，居民通过自身学习和成长，使其获得和提高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所需要的行动能力。从赋权主体和结构要素的角度，社区赋权可以分为主体能动和外部推动两种类型。前者是居民在自主意识萌发和增强的过程中，主动寻求各种渠道和资源改善生活现状，是社区个体和组织对其潜能的自我挖掘；后者则强调通过外部力量激活主体的内在潜能，使其有能力获取更多改善其生活的手段、资源和机会[注] 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 ，并通过社区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的互动循环，实现持续增能的目的。
基于目前政府行政权力强、社会和社区自主能力弱的客观条件，依靠居民个体的主动和自发赋权，极为困难，多数居民缺乏意识、信心和能力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改善社区福利，因而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要素来塑造和强化居民的主体意识、发挥其自身潜能，通过他助来实现居民从无权到有权、弱权到强权的目标。
外部推动的社区赋权需要从制度、技术、激励等多维度展开，并实现诸维度的衔接与结合。权力、资源、机制三大要素制约甚至决定了要素驱动下的社区赋权能否启动并可持续展开，权力的获得是居民自治能力提升的基础，资源是居民参与潜能发挥的保障，有效的增能机制是居民持续参与的重要支撑。权力、资源和机制作为赋权得以实现的基础性要素，唯有通过制度安排才能得以长效、稳定的满足[注] 尹浩：《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多维赋权机制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制度赋权是开展社区赋权的重要维度之一。
制度赋权为居民参与自治提供了权力、资源、机制，三者转变为切实的居民参与行动，需要依托具体技术手段和方法来引导和运转，包括网络技术、新媒体等科学技术，以及民主参与技术、自组织发展技术等社会技术。通过技术的运用和培训使居民有更多的手段获得控制和改善其处境的网络资源、社会资本等，这是实现赋权居民的重要手段。
激励赋权是制度和技术维度之外的另一重要维度。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信心、动机等心理状态，是权力、资源、机制、技术等要素得以运转的触发剂和催化剂。若居民自身没有自主行动的意识和动力，或者有想法不行动，那么，诸多精密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方法都将难以发挥作用，或流于形式甚至被搁浅。通过外部环境的干预，促进居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其从自身意愿角度主动采取行动，或增强其持续行动的信心，是有效赋权居民的关键所在。
二、制度赋权：自治归位与资源支持
制度赋权主要是通过制度赋予社区居民与其相关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行动权、资源及机制，使其有机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决策，并形成行动团队，利用制度所赋予的资源，自主解决社区公共问题。
1989年“居组法”[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7届第21号)，1989年12月26日。 的出台，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了居民拥有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也提供了权利行使的基本制度框架，如居民大会、居民代表会议等，搭建起整个居民自治体系的权利框架。然而，社区实践反映，居民的自治权利并没有得到完整而充分的落实，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的扩张，客观上造成了对居民自治的挤压和侵蚀[注] 周安平：《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法学》，2002年第10期。 ，社区公共事务主要由政府决定和推动，居委会演化为政府的“腿”，执行政府的意志，居民自治制度处于“空转”状态[注] 任路：《协商民主: 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运转机制》，《东南学术》，2014年第5期。 。政府依靠有限的行政管控，难以达到“社区整合”的目的。社区居民仍处于缺少有机关联的“原子化”状态，集体行动低度参与，成为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瓶颈。
行动能力不足问题的逐步显现，需要通过宏观政策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引导，逐步赋权居民及其自组织，促进居民自治权的归位，通过推动居民自治的发展，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目标。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制度广泛赋权社区，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协商民主的意见》[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中办发〔2015〕41号)，2015年7月22日。 ，就社区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事务范围、程序、参与结果的运用等作出了规定，进一步从制度上保障了居民参与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权利。
表 1各地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中的制度赋权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号)，2017年6月12日。 将赋予居民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增强居民协商民主能力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任务，突出强调了居民在社区决策中的主体地位。民政部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民发〔2017〕191号)，2017年1月8日。 ，明确了社区社会组织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公益服务，参与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公约制定的权利，并就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措施作出具体规定，此文件通过组织赋权的方式推动了社区赋权范围的扩展。在中央高位推动下，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旨在赋权社区的诸多政策(见表1)。
表 2资源投入与支持及其运作机制
宏观层面的制度赋权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决策和实施提供了制度框架，赋权效果取决于微观机制层面的引导和推动，为此，不少地方政府推出了促进社区治理机制层面的创新举措，使相关制度设计得以真正落地(见表2)。
治理困境之所以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虽强势却悬浮于社区的外在表面，仅仅依靠居委会这一单一组织平台难以实现对社区多元主体的控制和整合，难以深入社区内部的社会结构之中，缺乏有效激活社区结构中各种主体和要素的手段和方式，更谈不上与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建立起广泛、直接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关系。为此，自“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在全国各城市普遍推行开始，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乃至十九大，在中央的高位推动下，“治理”取代“管理”成为新的执政方略[注] 刘祥富：《新常态、新思考、新定位：山东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成果选编(2015)》，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页。 ，而国家治理的具体形态和方式开始逐步从“包揽型”介入式管理向“嵌入式”治理转换。
三、技术赋权：信息交互与权利均等
从人的需求层次角度，从高到低包括生理、安全、爱与归属、被尊重和自我实现[注]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三版)，许金声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1页。 。所谓被尊重即获得社会的认可，是人较高层次的需求，此种需求的满足能够产生形成更富发展性和驱动力的动机[注] 赵小平、卢玮静：《公益参与与公共精神塑造的关系研究——以第三部门激励理论为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社会认可是社会对个体或群体行为的肯定性反应，具体表现为舆论的肯定和支持，团体的表彰与赞许等，他人的夸奖和效仿等，能给人强大的精神鼓励，强化其合乎社会规范的行为倾向[注] 林崇德：《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6页。 。对社区居民自治骨干、社区自组织等多种形式的表彰和激励，体现着社会对居民公共精神的肯定和赞许，可为行动者持续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此，地方政府积极对社区居民骨干、自组织、自治单元、优秀自治项目等进行多层次评比表彰，以增强居民不断开展社区自治实践活动的信心(见表4)。
社区治理技术，可以理解为社区治理过程所使用的工具、方法和行动方案的统称，是在最直接的操作层面上积累的实践技能和实践知识，可以为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行动方案和操作指南。社区治理技术既包括相关自然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技术[注] 关锋：《曼海姆的社会技术思想解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5期；袁方成、张翔：《使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技术如何可能——对“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及其实践的理解》，《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自然科学技术以改造物质世界为主，社区赋权所运用的网络信息技术，具体包括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和网络工具；社会技术是改变人的行为及其关系的技术，用以赋权居民的社会技术包括促进居民参与社区公共问题协商与解决的各类可操作性程序和方法[注] 曹海军、黄徐强：《“微协商”视角下的民主技术创新：基于深圳 L 区民生微实事治理的分析》，《天府新论》，2017年第5期。 ，如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罗伯特议事规则、世界咖啡馆会议、协商式民意调查[注] 韩福国：《参与式预算技术环节的有效性分析——基于中国地方参与式预算的跨案例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5期。 、活动策划与组织技术、自组织运作技术等。
社会技术赋权的方式可分为直接赋权和间接赋权两种类型。直接赋权是对居民进行民主参与技术或活动开展技术培训，提升其自治技能，而间接赋权是通过对居委会为主体的社区组织成员的技术培训，推动对居民的技术赋权。
为解决居民公共参与渠道匮乏问题，青岛市黄岛区自2015年起开通67712345“民生一号通”热线，该热线整合了18个政府部门的公众热线，集中收集民生信息并及时转到相关职能部门，由相关职能部门直接或督促下级部门回应居民诉求，相关责任部门跟踪事件的办结情况，并了解办结满意度。“民生一号通”开通后日处理投诉量达500件，其中社会事务占比最多。
然而，有条件的GAN学习的目标不同于无条件的情况[16]。在训练开始时，判别器忽略了条件信息，容易拒绝来自生产网络G的样本（生成的图像），因为它们看起来不可信。一旦G学会生成趋向真实的图像，判别网络D也必须学会将它们与条件信息相比较，同样D还必须学会评估G中的样本是否满足这种条件约束。
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居民便捷、全面地知悉、获取社区信息，意愿表达的权利得到了较好保障。当然，由于技术局限、社区现实问题的复杂性等原因，仅仅借助网络技术平台，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意愿和权利还难以得到完整的实现。以民主参与技术为主的社会技术的运用和推广，则弥补了前者的不足，实现了居民更为广泛、深入的赋权，使得社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运用民主技术、方法，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讨论，交换各自意见，形成符合公共理性的集体决策，并组织实施。
“民生一号通”通过电子信息技术赋予居民意见表达权、监督权，借助广大居民的力量及时获取民生信息，实现社区需求的及时满足、社会矛盾的及时化解。此外，政府也积极利用信息技术赋予居民评议权，旨在使居民广泛参与社区自治项目的绩效评价。北京市朝阳区为使居民拥有对优秀社区提案项目的评议权，特在专家评审之外开通公众微信投票方式，通过技术手段使居民的民主评议权利得以落实。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我，或者夏冰被警方抓了，我们拒不承认开车撞了人，警方说不定会怀疑那个拍照的人？尤其是夏冰，他可能供出你。”
小学生可以通过阅读学习，体验到真挚的情怀，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小学语文教师在备课时，应该考虑到将文中集中表现出某类情感的部分设计成切入点，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引发学习热情，进一步解读整篇文章。例如五年级上册《地震中的父与子》一文，在刚开始上课时，教师可以播放地震视频资料，然后引出文中的“父子”，接着让学生分角色朗读父亲与其他人的对话以及与儿子的对话，使学生深切地感受到父爱的伟大和儿子对同学的爱，懂得这令人敬佩的勇敢的父子不为困难所打倒的品质，从中受到启发。
运用社会技术实现对社区居民的赋权，通常需要政府与支持性社会组织合作，由政府提供技术训练、应用的资源支持，由支持性社会组织开展技术研发、培训、督导和总结。社会工作技术的完整赋权过程包括技术培训、技术应用、跟踪指导、评估反馈4个核心环节。技术培训是通过技术理念、流程和原则的传递、解析、模拟实践，使居民和社区工作者转变固有思想观念，掌握社区参与的技术方法，尊重参与规则和提升参与能力的过程。技术应用是社区工作者或居民运用民主参与技术，引导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社区公共议题讨论，达成决策共识，并合作开展社区治理行动的过程。
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水平，与其对公共政策和事务信息的知情程度、意见表达渠道的便捷、通畅程度密切相关[注] 聂智琪：《互联网时代的民主重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2期。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居民及时获取公共事务信息，以及居民积极参与相关政策、问题的讨论、互动，表达意见建议提供了技术基础[注] 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许多地方政府利用信息技术搭建政府与居民的互动平台，赋予意见表达权、决策权和评议权，如建立政务微信公众号、网上议事厅，开通民生热线、微博问政，进行民生或社区公益项目网络投票等[注] 张艾荣、黄宝荣：《电子政务环境下的公民参与机制变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2期。 ，推动了社区居民之间潜在矛盾冲突的化解、增强了公共决策的合法性。
社区的主体是广大居民，主体赋权是通过影响赋权客体的自我效能感、控制感等从而增强其通过行动改变自身境况的动力、信心、能力的过程[注] 潘旦：《增权理论视角下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交增权功能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居民个体的主动性是增权的关键，如果居民自身没有意愿改变现状，任何赋权居民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方法都无法真正运转起来，并发挥作用。激励赋权旨在通过外部力量激发或增强居民自主行动的动力，使其积极利用相关制度平台和技术促进社区的变革。社区居民的主体赋权从社区教育(培训)、经验交流、优秀典型表彰或宣传等多方面展开，以提升社区行动者通过协商共同促进社区改善的信心和能力。
表 3技术赋权的地方创新 [注] 李思远：《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以江苏省苏州市L社区为例》，《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年第30期；韩福国：《我们如何具体操作协商民主--复式协商民主决策程序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湖北省通过对全省社区两委为主体的社区工作者的技术培训，是对居民进行间接赋权的典型实践。为克服居民社区参与度低、参与能力弱的社区治理难题，自2014年起，湖北省民政厅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社区自组织孵化协商民主技术培训。通过对社区工作者进行参与式协商民主技术训练，提升其引导居民通过协商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形成组织自主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以实现对社区居民的赋权。经过技术培训，湖北各地的社区工作者运用“参与式需求调查”“参与式公约协商”“公益积分与兑换技术”“团队活动创意技术”“资源链接技术”等[注] 陈伟东、张继军：《“开放空间会议+”：一套社会治理的系统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民主协商技术，赋权社区居民，实现需求由居民表达、公约由居民协商、活动由居民策划、方案由居民实施、效果由居民评估。
经过5年的技术培训，湖北省涌现出以黄山市胜利路社区楼栋自管联盟及社区社团联盟、荆门市浏河社区自管委员会、黄州市四海社区五老预警防灾队等为代表的诸多社区自组织，促进了社区治理难题的解决和社区服务精细化水平的提升。技术赋权使社区工作者和居民可以运用科学有效的民主参与技术引导利益相关者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激发参与者的协商自治能力使社区自治得以真正落地，社区居民不再是社区事务的旁观者、社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社区事务的决策者、行动者，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使社区内部治理资源得以挖掘和整合。
技术赋权通过技术的应用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了途径和手段，极大地提升了居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和执行的参与度，促进了政社协同和居民合作，提高了社区治理水平。
四、激励赋权：需求导向与意愿强化
为解决居民决策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效率低、议而不决现象，推动赋权的深入发展，成都市开展罗伯特议事规则进社区活动，委托支持型社会组织对社区议事会成员、居民小组长、党小组长等开展议事规则培训，通过民主技术直接赋权居民。罗伯特议事规则是一套保障参与者具有平等的意见表达权和决策权的会议技术，包括主持中立、举手发言、不跑题、机会均等、正反表决、过半通过等13条规则，此会议技术使居民的民主协商的能力得到了增强，能够展开更为高效、结果更具公平性和认同感的民主协商。
社区教育是对居民主体赋权的重要方式，内容涵盖知识技艺、公共精神、批判性主体意识等多方面。不少地方政府与支持性社会组织联合开展社区各类教育活动。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社区[注] 北京市大栅栏街道多老旧社区，居住人口达到五六万，人口结构上以外来务工人员居多，且老龄人口比例较大，社区环境脏乱，邻里关系较差。 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老旧街区社区营造试点项目，旨在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治理。为充分动员居民认识、了解、参与社区营造行动，自2015年8月开始，清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中心举办了多场讲座、沙龙、论坛、培训，邀请社区营造专家和社区营造实践者分享社区营造的理念、目标、居民共同促进社区改善的优秀案例和经验，以此激发居民参与社区行动的动机、信心，并使其初步形成参与思路，为居民从社区事务的参加者向主导者的转变奠定基础。
通过开展沙龙等社区教育活动，大栅栏居民产生了行动起来改变社区脏乱环境，改善邻里疏远关系的意愿，积极发现社区公共需求，形成公益项目，参与大栅栏街道社区微公益创投，首届微公益创投(2015年)有30多个社区自组织团队报名参加。
不同社区服务项目之间的经验交流，也是对社区居民主体赋权的重要方式。有关传播学理论认为，赋权是“一种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来自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注] 丁未：《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交流(传播)使赋权得以实现。个体在与群体对话中产生认同感，获得自信及促进社区改变的力量感。上海市浦东区惠南镇社区办事处为加强各社区居民自治金项目交流互动，提升项目实施效果和品质，与惠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社区居民自治金项目参观交流活动，90余名居民自治金项目负责人、社区社会组织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参观了东城社区“老爷叔”调解室、丰海社区劳模工作室等居民自治金项目，并就项目的运作进行交流。通过交流，居民自治金项目负责人习得了参观项目的优秀经验，增强了项目实施的信心。
现代技术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性条件。技术赋权是通过以网络信息方式为主的自然科学技术和以民主参与技术为主的社会技术共同运用，从而增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能力。面对社区公共事务，居民的意见表达权、决定权和行动权的运用和实践，除了需要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还需要具体、可操作性的方法即社区治理技术来支撑。技术方法的缺乏，是当下居民处于消极、被动或弱权状态的重要原因。
表 4多层次的居民自治实践表彰
为促进各类社区能人对居民自治的带动作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自2017年9月起启动“了不起的居民之寻找社区能人活动”，能人推选领域包括志愿服务、社区规划、邻里协调等多方面，最终180位社区能人在街道邻里文化节上得到表彰。社区能人表彰活动，使这些积极分子感受到政府与社会对其参与精神和公共责任感的认同和肯定，激励他们更多投身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活动中。
除通过社区能人表彰等方式，基层政府还开展社区社会组织评比，实现组织层面的主体赋权。佛山市南海区为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动力，2015年开展了示范性社区社会组织评比活动，九江万安街坊会、西樵西岸心连心互助社等15家社区社会组织入选。示范性社区社会组织的评选是对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肯定，能够进一步调动其开展和提升社区服务、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公益服务和社区治理项目的积极性。
此外，地方政府部门还通过优秀自治单元的评选，实现对更大范围居民的激励。成都市为进一步激发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热情，所辖各区积极开展参与式环境治理优秀院落、先进院落、最美院落评选。对居民自治成果的肯定与赞誉，极大提升了居民参与院落自治的积极性，促进了院落管理的精细化、院落自治活动的丰富化。
优秀社区自治服务或社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评选，是通过表彰对社区居民进行主体赋权的另一重要方式。为增强居民持续开展并开发新居民自治项目的信心，2017年底，上海市浦东区合庆镇进行了居民自治金优秀项目评选，庆东社区“温馨海湾·健康关爱”项目、庆南社区“志愿者‘积分制管理’”等6个项目入选，项目负责人代表各个项目成员及参与者接受表彰。优秀社区自治服务项目评选体现了政府、专业督导团队、居民对社区自治服务的认可，激励相关社区社会组织继续完善和创新服务项目，以更好地服务居民。
多种形式的主体赋权极大地增强了社区居民和社团主动行动提升社区福利水平的热情，逐步推动居民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公共意识、责任意识的强化，使其在外部赋权的助推下不断进行自我赋权，通过自助、互助促进居民和社区生活的改变。
五、结论
置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的城市场域考察，社区建设是单位制解体后国家权力向基层扩张，以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由此建构的基层治理体制，持续推进加强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总体上将城市居民以社区为单元整合起来。国家对社会这种单向覆盖的联结方式，集中表现为国家通过权力的运用实现其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主导。然而，由于国家无法深入到社会内部，对内在于社会结构的特征和变化缺乏敏感度，难以及时回应社会需求，也难以取得社会力量的信任和广泛支持，因而管治成本大大增加，也难以提升公共治理绩效。
具言之，这种总体上由国家主导开展的宏大工程，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单向推进，忽视或者取代了社区社会组织和广大居民的主体性作用，社区建设过程中居民总体上处于“失权”状态，被阻隔于社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事务的讨论范围之外，造成了基层政府和社区的认同危机。其结果是许多自上而下实施的社区治理政策，由于缺乏居民的响应和支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或成效不佳，国家自主性的扩张受到了影响。社区各种问题的低效治理，居民需求难以得到及时回应和反馈，也使得居民对政府和社区的信任度降低，带来更加严重的消极和冷漠。
那一刻，我估计我是疯了，要么就是不想活。我刺激他，希望他追上来打我。他虽然腿跛，但我年少，他打我还是没问题的。他就是打不过，我也不能还手。我若还手，就是反上，要遭全村子人的唾弃。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EDCs从人类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断释放，导致EDCs 在污水、地表水、沉积物、地下水，甚至在饮用水中广泛存在[2-5].许多研究表明城市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是EDCs进入环境的一条重要途径[6].目前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设计运行仅倾向于考虑COD、N、P等营养物的去除，对部分EDCs的去除效果不理想[7]，导致其出水浓度甚至达到μg/L水平，进而危害环境.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推进，要求以基层社区治理绩效的进一步提升为基础。国家实现对社区的嵌入性治理，通过制度化的组织联结，嵌入社区的微型社会组织关系网络之中，并依托这一组织网络来实现其治理目标，从而促进并保持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开放、良性的互动，并构建二者间的内在价值统一性，以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增强提高国家自主性。
1958年生于湖北鄂州。湖北鄂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享受湖北省政府津贴专家，湖北大学特聘教授，湖北省国画院院委、人物画创作室主任。
嵌入式治理意味着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联结方式的转变，即从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单向覆盖(国家权力悬浮于社会之上)，转向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交织(国家权力内化于社会结构之中)[注] 邵春霞、彭勃：《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论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联结》，《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与之相对应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织式联结，则体现为国家权力通过制度化方式扶持社会力量成长，并为其承担公共职能提供支持，基于共同的价值判断和目标共识，共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嵌入式治理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为基层社会组织和居民赋权，是国家嵌入式治理的重要基础和路径。其中，制度赋权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资源支撑和机制保障，技术赋权为居民提供了行使自治权利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主体赋权增强了居民通过合作增进共同福祉的动力和信心。通过制度、技术、主体等多维度的赋权，越来越多的居民、社区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服务需求和治理问题导向的社区自组织网络，居民依托网络之中各类社区资源和组织网络，同时积极链接和拓展社区外部资源，广泛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持续的互动也形成了大量共享的行为规范，增进社区的整体和谐与秩序。三种赋权方式的密切衔接和有机组合，共同增进居民的合作自治能力，完善作为国家权力运作基础的社区组织网络，从而实现国家对社区的嵌入性治理。
第三步现场考察渡口两岸情况，在渡口左岸修建拴导航钢丝绳的临时设施，该设施是将横竖各5根、直径8厘米以上、长2米的木头用铁丝均匀地捆扎在一起做底盘，中间十字交叉点套一根直径10毫米、周长2.4米的闭合圆钢，在选好的位置挖一个2.2米×2.2米×0.5米的坑，挖坑时将砂石用编织袋装好备用。将木制底盘放入坑内，底盘间隙处垫上木棍和杂草，再将装有砂石的编织袋压在底盘上，数量不小于3立方米，压放砂石时注意将闭合的圆钢露在外面，便于捆扎导航钢丝绳。右岸选一棵大树来捆扎固定导航钢丝绳。
由此，随着基层行政权力介入思路和方式的变化，从面对社区直接行使权力向通过社会和社会组织行使权力转变，即实现嵌入性治理。制度、技术以及激励社区行动主体等多层面的赋权，成为城市社区嵌入性治理的实践基础和实然路径，并构成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最具代表性的生动图景。
[中图分类号 ]D69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9)02-0102-09
[收稿日期] 2018-12-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与重点研究”(项目编号：15AZD02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袁方成，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董晗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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