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策略 》“结日本 ”问题辨析

张礼恒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 ]“结日本”是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为朝鲜开具的救时良策，前承“亲中国”，后续“联美国”，达致“图自强”,形成一个完整的外交构想。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在《朝鲜策略》的研究上成果颇丰，评价甚高，但对“结日本”问题的研究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事实上，《朝鲜策略》所提“结日本”问题，明显是与清政府此期的对朝政策相抵触的。这与何如璋、黄遵宪对朝策略的整体构想、清政府外交官选派机制的缺陷、总理衙门的权威性不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必须重新评判。

[关键词 ]《朝鲜策略》;何如璋;黄遵宪;总理衙门

中外史学界在对黄遵宪所著《朝鲜策略》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大加褒奖,称之为“影响深远之书”[注]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0页。此外，史学界冈本隆司、星野良吉、增子喜一郎、刘雨珍、原田环、姜范锡、姜东局、薄培林、平野健一郎等都有大量成果问世。《朝鲜策略》是清政府对朝政策改变的标志为日本学界的主要观点，校对《朝鲜策略》的不同版本是日本学界的学术贡献之一。 ,“颇有建树的外交家”[注] 夏衍：《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世界知识》1979年第4期。此外，中国史学界的相关标志性成果主要有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黄升任：《黄遵宪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魏明枢：《论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另一方面则对《朝鲜策略》中的“结日本”问题,或者言之不详,或者避而不谈。事实上,《朝鲜策略》力主“结日本”与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推行的对朝政策是相抵触的。遗憾的是,目前中外史学界并没有就此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为此,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入手展开探究:《朝鲜策略》究竟是何如璋、黄遵宪奉清政府之命而作,还是个人的有感而发?何如璋、黄遵宪所提“结日本”的依据何在?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分析,以期深化《朝鲜策略》的研究。

一、《朝鲜策略》是奉命之作

《朝鲜策略》约成书于1880年6-7月间。[注] 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33页。 该书写于清政府调整对朝政策的大背景之下。19世纪70年代,日、英、法、美、德等国家纷纷插足朝鲜半岛,清政府在无力驱逐的前提下,决计在朝鲜推行“以夷制夷”策略,引进欧美国家,借用西洋,遏制东洋,以图实现“保藩固边”的双重战略。1879年8月21日,光绪帝发布密谕,指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借助与朝鲜重臣李裕元的私人关系,劝说朝鲜放弃闭关锁国政策,与欧美国家立约通商。[注] 《密劝朝鲜通商西国折》(光绪五年七月十四日),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卷,《奏议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34页。 与此同时,因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朝日两国交往频繁,时有使臣往来,全面负责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又电令驻日公使何如璋介入其中,从国内、国外两条途径对朝鲜展开游说。遗憾的是,现存史料并没有总理衙门指令何如璋的确切记载。但是,从何如璋、黄遵宪与朝鲜官员金宏集的谈话内容、何如璋致总理衙门的信函所透露出的蛛丝马迹均表明,总理衙门的确是向驻日使馆传达过劝导朝鲜结束闭关锁国,与欧美国家立约通商的政府决定,并要求何如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朝鲜展开劝说工作。1880年11月18日,何如璋向总理衙门汇报了撰写《朝鲜策略》的原委,其中提到:“先是朝鲜金使之将来,如璋欲劝令外交,荷承总署(总理衙门的别称——引者注)指示。”[注] 《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函》(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438页。 此条史料足以证实,《朝鲜策略》的确是何如璋、黄遵宪奉总理衙门之命而作。况且,身在日本的何如璋也知道劝说朝鲜对外开放是清政府李鸿章、刘坤一等朝廷重臣的共识。1880年11月18日,何如璋在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说道:“素知北洋李爵相屡经致书劝谕,而近来南洋岘庄制府亦主此议。”[注] 《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函》(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1880年5月21日、6月7日、6月11日、6月29日,何如璋在致总理衙门信函中所禀报、论述的问题,都佐证了他在遵从总理衙门的指示,按照清政府调整后的对朝政策开展工作。[注] 《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3-405页;《日本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6-411页;《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五月初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11-412页;《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12-414页。 仔细比对则会发现,这四封信函所表述的有关俄国调兵、欲侵吞朝鲜等观点,都与此后的《朝鲜策略》主旨相一致。换言之,正是这四封信函搭建了《朝鲜策略》的基本框架,《朝鲜策略》就是在这四封信函的基础上凝练而成。

揆诸史实,可以发现,清政府是通过两条渠道对朝鲜展开游说的,一条是李鸿章与朝鲜重臣李裕元的书信往来,一条是何如璋、黄遵宪在日本对金宏集、“朝士视察团”的耳提面命,而后一条渠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何如璋、黄遵宪与朝鲜官员们的笔谈交流、《朝鲜策略》的书面教诲,明显加速了朝鲜改革开放的进程,促成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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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就涉及到一个谁是《朝鲜策略》的作者问题。现存史料显示,《朝鲜策略》应当是何如璋与黄遵宪的合著。何、黄两人对此均有过说明。1880年9月6日,清朝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东京对朝鲜修信使金宏集说:“仆平素与何公使商略贵国急务,非一朝一夕,今辄以其意见书之于策,凡数千言。知阁下行期逼促,恐一二见面,不达其意,故迩来费数日之力草,虽谨冒渎尊严上呈。”[注]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日记》第2卷，汉城：探求堂，1971年，第181页。 11月18日,驻日公使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称:乘朝鲜修信使东来之机,“因命参赞黄遵宪作一朝鲜策略,设为问答论难之辞”,“即今笔记中所谓册子是也”。[注] 《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光绪七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朝鲜策略》是何如璋、黄遵宪共同讨论的结晶,黄遵宪是执笔人,何如璋是其中心观点的提供者。至于《朝鲜策略》仅署以“广东黄遵宪私撰”一事,何如璋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也作了说明,“中有如璋碍难尽言者”道出了事实的原委。何如璋深谙驻日公使是朝廷的命官、清政府的官方代表,外交官的言论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国际外交上的纠葛。再加上当时清政府对朝鲜奉行“内政外交向不过问”的既定国策,署有何如璋的名字,很可能招致朝鲜政府的反感甚至是抵触,反而不利于对朝鲜开国的游说。这就是世人谈及《朝鲜策略》,言必称黄遵宪而遗忘何如璋的原因所在。

饱受诟病的“撤使罢市”事件显示,何如璋还是一个处于从传统向近代转化的封建官员,只因特殊的机缘走上了外交官道路,这就注定了作为外交官的何如璋自身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由于缺乏系统的外交从业者的训练,厘清不了政府决策与个人观点之间的主从关系。按照外交惯例,召回公使或大使,宣布断交,是公使或大使派遣国向所驻国抗议施压的一种手段,属于外交活动中的重大事件,只有在两国关系紧张时方可使用,通常被解读为对相关国家的不友好举动,因此,一国召回使节通常较为慎重。并且,只有公使或大使的派遣国最高立法代议部门和政府有权作出这种决定。据此可知,何如璋擅自决定撤使罢市存在着明显的冒失和越权之处。就其在中日“球案”交涉中的表现而言,指导何如璋行动的不是外交官的思维,而是翰林侍讲的习惯。正因为何如璋尚没有完成从翰林侍讲到外交官的角色转换,当他在处理具体的外交事务时,就会自然流露出犯颜直谏的士大夫情结。这应该就是何如璋在与日本交涉琉球问题时擅自主张“撤使罢市”的深层次原因。进而言之,何如璋在“结日本”问题上,与政府决策相抗违的原因大致亦如此。

二、《朝鲜策略》与政府的决策相抵触

首先,在理解“结日本”问题时,应该将“亲中国”、“联美国”、“图自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绝不能孤立地来看待。因为,何如璋、黄遵宪所提“结日本”,本来就是朝鲜四策中的一环,且之所以将其当作朝鲜外交的第二策提出,是因为有两个重要的前提,即“亲中国”和“联美国”。在何如璋、黄遵宪看来,亲近中国、依靠中国,是朝鲜国家安全的最大保障,且不说中朝两国存有东方古代的盟约关系,中国对朝鲜这个藩属国保有扶危纾难的义务,就以当时的综合国力而言,中国仍然是雄居东亚之首,远非日本可比。只要中朝一体,纵使日本有万般非分之想,也难能奈朝鲜何。翻阅何如璋在《朝鲜策略》前后的信件,可以处处发现他对日本现状、前景的唱衰之言。他说:“日本疆域不逾两粤,财赋远逊三吴。民细而质柔,惟萨摩、长门之人稍称才武。中土即云困敝,大小悬殊”;“日人自废藩后,改革纷纭,债逾一亿”,“其穷急可知”;虽更改军制,购置船炮,但“其驾驶、兵法亦未精,尚非我军敌。全国口岸纷错,自防不暇,何暇谋人”?“日之贫且弱,人人所知,无可掩饰。迩来极力张大,外强中干”。[注] 《与总署总办论球事书》,吴振清等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总之,无论是国土面积、种族体质,还是财政实力、军队战斗力,日本“万万不能胜我也”[注] 《论朝鲜事及日本国情书》,吴振清等编校整理:《何如璋集》,第103页。 。

《朝鲜策略》区区六千余字,核心观点是:为免遭俄国的蚕食鲸吞,朝鲜必须“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否则,就有灭顶之灾。[注] 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第393-404页。 很显然,何如璋、黄遵宪是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作为朝鲜图自强的整体战略提出的,俄国成为朝鲜的最大假想敌。这样以来,何、黄二人在事关朝鲜的战略研判上,就与清政府推行的对朝政策产生了抵触之处。从1879年8月清政府制定新的对朝政策的原委看,此时的日本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成为中国在朝鲜的最大对手。1876年的《江华条约》中,日本公开承认朝鲜为自主平等之国。1879年3月,日本派兵进驻琉球,将琉球改称冲绳县,琉球亡国。为了遏制日本的蚕食鲸吞之势,防止朝鲜变成第二个琉球,清政府才决定在朝鲜推行以夷制夷之策。可以说,防范日本、遏制日本,是清政府调整对朝政策的最大动力源。在此,自然就会引申出何、黄所提“结日本”主张的依据何在?为何在总体上贯彻执行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同时,又附带上了个人的一些观点或意见,表现出与政府指令的不一致?

中外人士的上述言论表明,总理衙门由于缺乏统筹国家外交决策的远见卓识,既不能主持制定宏观的国家外交战略,又不能在具体事务上给予明确的外交指导,遇事只将部属或驻外公使当作外交交涉的主角,自我矮化为配角,久而久之,在其权威性丧失的同时,事实上也就赋予了外交事务的经办者以更大的自主权。这应该就是何如璋在明知总理衙门将防范日本、遏制日本当作朝廷决策的前提下,仍然在《朝鲜策略》中力主“结日本”的缘由。

再次,总理衙门缺乏权威性,当是何如璋力主“结日本”的又一原因。总理衙门的全称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成立于1861年1月20日。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到1901年外务部成立为止,总理衙门处处表露出应急性机构的特征:既无固定编制,又无固定人员;虽有恭亲王奕訢担纲,但办事大臣多为军机处或中央机关的兼职官员。其人员的组织构成决定了总理衙门虽为清政府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却难以承担起通盘规划、领导国家外交事务的重任,遇有交涉事件,无法给承办者以针对性的指导,每每决策权下移,部属的意见常常左右其决策。这也就是李鸿章为何被称为清政府“外交智囊”的原因所在。长此以往,总理衙门的权威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中外人士多有非议。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就曾公开嘲讽总理衙门为“总不理衙门”,指责它的不作为。1879年7月9日,李鸿章致信丁日昌,复述求请威妥玛调停中日琉球争端的经过。“威使过津时,属其邀同各国评理,则谓各国所于中国者,概不允行。中国有难事,正是各国幸事,谁肯出头。即有一二国能说公话,仍不得力。”更为可恶的是,“威使訿总理衙门为总不理衙门,尖刻可恨”。[注] 《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47-448页。 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时,也对总理衙门的工作方式提出批评,指责总理衙门在事关国家利益问题上提不出具有指导性、前瞻性的方针对策,仅由具体经办者折冲樽俎。他在致奕訢的信中,毫不留情地说道:“倘两国意见实有不合之处,可另请一国秉公议办,两国应各遵行,亦不可仅令驻京公使理说。”[注] 《附 译美前首领来信》(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1879年9月7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4页。 作为部属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总理衙门也多有微词。他在致丁日昌的信中,坦承威妥玛“其言甚狡,而亦颇近情。……总署不能推诚联络于平日,仅令出使诸臣筹办,无益也。高丽与各国立约通商,亦是正办,窃料总署无此驾驭。”[注] 《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47-448页。

何如璋处置琉球交涉的过激行为,也遭到了美国官员的批评。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曾经拜托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中日琉球争端。8月20日,格兰特从东京致信李鸿章,建议撤换何如璋。他在信中说道:“何公使先前有一文书深怪,彼此不常见面,公事亦不能商量。我盼望中国要妥细商办此事,不妨将前次文书撤回,另派大员与日本议办,当可设法了结。”[注] 《附 译美前首领另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5页。 8月23日,格兰特在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批评何如璋缺乏谈判技巧,不懂外交谈判中的虚实并进之策,遇事冲动,自陷绝地。他说:“从前两国商办此事,有一件文书措语太重,使其(日本——引者注)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为此,他提议,中国主动撤回何如璋的强硬照会,重开中日谈判。[注] 《附 译美前首领来信》(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1879年9月7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4页。 陪同格兰特访日的美国高官杨越翰更从何如璋的言谈举止中,判定何如璋貌似忠厚,实则愚笨,绝非合格的外交官。9月7日,杨越翰在致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格兰特“另外又写一信与中堂,系详论中国何公使在日本人地实不相宜之故,但是与何见面时,伊貌极端谨,又极谦下,实不便直言其非。我知国主之意,并非论何公使外面不胜公使之任,实因伊以前事事与英国巴公使商办,如此举动,于中、日两国交谊大不相宜,缘巴公使处心积虑,必欲中、日失和而后快。球事败坏皆伊播弄而成,何公使若系精明之人,当早烛其奸。”他认为,中日琉球交涉陷入停顿的重要原因,在于“照会措词过于直率,有失友邦敌体之礼。且何发照会时,球事尚未大坏,亦不应说那样重话”。[注] 《附 美国副将杨越翰来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5-476页。

《朝鲜策略》的面世,始于1880年9月。同年8月11日,朝鲜修信使金宏集奉命前来东京,交涉日本公使驻留汉城、朝日之间关税征收及仁川开港等问题。这就为何如璋劝说朝鲜开国通商提供了一个契机。从8月20日到9月6日,何如璋、黄遵宪与金宏集先后有过6次交谈。交谈中,何如璋、黄遵宪剖析了闭关锁国政策的虚妄性,诠释了开放的必要性,指出了朝鲜面临的空前危险,认为“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来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倘若试图以闭关锁国来抵御列强的侵袭,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长此以往,只会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黄遵宪说:“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百数,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国,今日锁国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者必矣。万一不幸,俄师一来,力不能敌,则诚恐国非己有。”[注] 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9页。 “今日之急务,在力图自强而已。”此番高论可谓是如雷贯耳,金宏集直言“自强二字,至矣,尽矣,敢不敬服!”[注]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日记》第2卷,第173页。 遗憾的是,由于语言交流上的困难,中朝使臣之间的交谈只能通过“笔谈”来进行,这就限制了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为了全面、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何如璋遂指派黄遵宪利用数天的时间,将早已写好的《朝鲜策略》誊抄了一份,于9月6日交给了金宏集。10月2日,金宏集将《朝鲜策略》呈送国王。从此以后,《朝鲜策略》才为世人所熟知。

其次,何如璋、黄遵宪之所以会在《朝鲜策略》中表现出与朝廷决策的不一致,也与当时的外交官选派机制有密切的关系。已有的研究显示,“从1875-1900年,清朝共派出驻外使节35人次。其中获取功名者18人次,占总数的51.4%;官员出身者10人次,占总数的28.6%;曾参与过外交者4人次,占总数的11.4%;学生出身者仅有3人次,占总数的8.6%;科举题名者高居榜首,几乎是学生的7倍。如将前两项合并,则高达80%,是学生的9倍。外交官队伍呈现明显的非专业化倾向”[注] 张礼恒:《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9页。 。何如璋、黄遵宪作为清朝派出的第一批外交官,上任之前,既无出国经历,更无外交实践,只是饱读经书的举人、进士,为京城的翰林院侍讲。在中日琉球谈判的关键时刻,1879年5月,何如璋在未请求总理衙门的情况下,擅自向日本外务省递交“撤使罢市”的照会,致使中日交涉陷入停顿,表明何如璋还不是一个称职的外交官。李鸿章对此就多有微词,指责何如璋是鲁莽行事。1879年6月14日,李鸿章在致何如璋函中,委婉地批评撤使罢市考虑欠妥,处置失当。他说:“惟必须预定撤使罢市之一著,乃可以放手为之,否则收手不易,大员中又鲜能当此任者,或恐未必能行。”[注] 《复何子峨》(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36页。 9月8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指斥何如璋缺乏外交训练,外交经验不足;缺乏沟通、领导能力,造成正、副公使关系紧张,不能和衷共济;管理能力差,保密意识弱,造成机密外泄,导致谈判受挫。他说:“子峨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其第一次照会外务省之文,措词本有过当,转致激生变端。语云出好兴戎,可为殷鉴。副使张鲁生久不相能,鸿章曾寓书劝勉。德领事前自东京回,面称何公使馆内凡有机密要事,各国公使及外务省无不周知,恐有暗通消息之人,其正、副不和则通国皆知云云。”[注] 《致总署 密论何子峨》(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8页。 9月10日,李鸿章再致函总理衙门,直言由于何如璋的举措失误,致使中日琉球交涉难以转圜。他说:“日人与子峨嫌隙既深,其说自无由得入。格君前信云此事,何公使不能商量议结,亦系确论。”[注] 《致总署 寄呈杨副将来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8页。 9月21日,李鸿章在致丁日昌的信中,更是指斥何如璋不谙外交惯例,轻言撤使断交。他在信中写道:“格兰忒屡有信至,……谓何子峨误信巴夏礼唆弄,去秋与外务省第一次照会,语多失当,日人据以为词。……子峨照会,语太过火。……子峨与倭廷已成冰炭,以后办理他事,亦甚棘手,如何如何。”[注] 《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八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80-481页。 10月19日,李鸿章致函曾纪泽,谈及中日交涉之琉球案。他认为,虽然总理衙门听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提议,主动照会日本外务省,重新开启两国外交谈判。但是,“何子峨与彼嫌隙已成,不复能与斯议,恐终成延宕之局”。[注] 《复曾劼刚星使》(光绪五年九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87页。

再深入探讨则可发现,何如璋、黄遵宪虽明知日本决非善类,却仍然力主“结日本”,是因为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美国的存在。在《朝鲜策略》中,何、黄二人将美国视为天地之间惩恶扬善的守护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称颂美国“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不强与他人政事,其与中国立约十余年来,无纤芥之隙”;“其国之强盛,常与欧罗巴诸大国驰骤于东西两洋之间,故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义,使欧人不敢肆其恶”[注] 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第395页。 。在何、黄看来,朝鲜只要与美国缔结条约,结为盟国,前有中国的庇护,后有美国的震慑,日本只能敛其锋芒,与朝鲜同舟共济。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中日国情的种种判断,何如璋、黄遵宪将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之术运用于国际外交实践中,在构建以中国为首的东亚联盟的战略设想下,提出了“结日本”的策略。

归一化处理后，C1、C2、C3、C5的各权重值为：ω11=0.109，ω12=0.413，ω13=0.283，ω15=0.196.

区域合作必须交通先行。近年来，贺州市全力推进综合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形成“六高四铁两江一机场”的立体交通格局，加快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互联互通。“六高”，即广贺高速、桂梧高速、永贺高速、贺巴高速、韶关经贺州至阳朔高速和广宁经贺州至昭平高速等6条高速公路；“四铁”，即贵广高铁、洛湛铁路、柳韶铁路和贺州—梧州—玉林—北海城际铁路4条铁路；“两江”，即贺江和桂江2条内河航道；“一机场”，即贺州支线机场。贵广高铁开通后，贺州到广州仅需1.5个小时，极大地拉近了贺州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距离。贺州正由离首府南宁最远的“省尾”和交通末梢向粤湘桂区域性交通枢纽转变，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2小时经济圈。

三、重评《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

揆诸史实则会发现,从《朝鲜策略》问世起,何如璋、黄遵宪所提“结日本”的主张就饱受争议。朝鲜对何、黄所提救亡图存策略大部分是接受的,唯独对“结日本”是反对、排斥的。金允植对“亲中国”、“联美国”大加赞赏,对“结日本”则闭口不提,认为“其策有联美、亲中国二者为最要”[注] 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1882年9月8日,张謇就对何、黄的《朝鲜策略》尤其是“结日本”一策提出了质疑,称“曾览悉,大意固好。亦闻其人有志于时务者,其素行不知耳。结日本云云,以其身在该国,议论虽不能不如此,亦有未可尽信者。贵国交邻之道,如事鬼神,可敬而不可亲也,但不激变生事可矣。”[注] 金昌熙：《东庙迎接录》，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在此且不说《朝鲜策略》存在整体布局上的缺陷,“其中提出的‘中、日、韩、美’四国联合论,并没有考虑日本与美国能得到什么利益”[注] 薄培林：《晩清中國官僚的中日韓聯合論——〈朝鮮策略〉中的“結日本”策》，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 編：《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5)，2010年，第468頁。 ,注定了这种单向度的外交策略难有成效。单从民族感情上讲,让朝鲜与“真世仇”的日本结盟,的确是勉为其难。如果从清政府的对日政策来说,何、黄所提此条的问题就更大了。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及主持晚清外交的李鸿章就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潜在危险,称“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注]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第10页。 ,防范日本成为国家外交总策略的中心。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推行“以夷制夷”策略的根本性原因,就是基于《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在朝势力大增的现实考虑。因此,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霸,自然成为清政府“以夷制夷”策略的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来看,何、黄在《朝鲜策略》中所提出的劝告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注] 《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的外交构想,与清政府的整体国家外交战略是有相抵触之处的,其明显背离了清政府调整对朝战略的初衷。很显然,何、黄“结日本”抵御俄国的主张,明显存在着战略上的误判,对其个人尤其是《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必须重新评判,因为仅就对日本国家本质的认识程度而言,何、黄显然还无法达到李鸿章的高度。遗憾的是,各有考量的中、日、英等国,在“俄国威胁论”大幕下,利用了朝鲜王朝的愚昧、盲从,将存在着结构性矛盾的《朝鲜策略》推广到了朝鲜半岛,使本已云谲波诡的东亚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从当前医院财务管理情况分析，没有培养财务管理专业人才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缺乏专业人才进行财务管理，所以医院财务管理工作无法在正常且规范的情况下开展，所以财务管理容易出现漏洞或者其他各类问题。另外因为没有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实际进行财务管理的人员缺乏足够经验，在进行财务管理时如果出现账目计算方面的错误，则会对整体财务管理质量产生影响。另外因为财务管理人员没有足够重视医院事务，所以一些以资金为主的非必要性矛盾也容易出现，使得医院整体发展会受到影响。财务管理人员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专业技能，则相互之间无法进行经验交流，人员的技能水平无法得到提升，医院财务管理质量也就不能获得持续的进步。

Analysis on the Issue of “Bonding with Japan ”Proposed in the Korean Strategy

ZHANG Li-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China )

Abstract : A complete diplomatic concept came into existence when“bonding with Japan” strategy was proposed by He Ruzhang and Huang Zunxian for Korea in the 1880s, together with “propping China” before and “ally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Up to now, the academia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Korean Strategy and highly appraised it, but there are serious deficiencies in the research of “bonding with Japan”. In fact, the issue of “bonding with Japan” mentioned in the Korean Strategy was obviously in conflict with the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towards Korea in this period.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verall conception on Korean strategy of He Ruzhang and Huang Zunxian, the defect of the Qing Governmental mechanism of appointing diplomats, and the lack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Zongli Yamen.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Korean Strategy must be re-evaluated.

Key words :Korean Strategy ; He Ruzhang; Huang Zunxian; Zongli Yamen

[中图分类号 ]K 25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194(2019)02-0094-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9.02.010

[收稿日期 ]2018-07-12

[作者简介 ] 张礼恒(1963- ),男，山东安丘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思想史、中外关系史。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从闭关到开放:朝士视察团研究”(13BLBSJ02);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曹鲁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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