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势能转化的理论假说——对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重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理论论文,势能论文,假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0)06-0077-07
修订日期：2010-07-27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在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流，2005年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7亿。人口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中国经济中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
推—拉理论是解释人口迁移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该理论存在着忽略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以及推拉力无明确定义等缺陷。本文立足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实际情况，提出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对推—拉理论作进一步丰富。
二、推—拉理论回顾及不足
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伯格(D.J.Bogue)系统阐述迁移推—拉理论，其主要观点为：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力量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迁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迁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迁移的力量，即不利于迁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或就业不足或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但迁出地存在“推”人口因素的同时，也存在“拉”人口的若干因素，如家人团聚的欢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在出生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比较看，迁出地“推”的力量比“拉”的力量大，占主导地位。同时，在迁入地，存在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与交通条件和较好的气候环境等。同时，迁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迁入的“推”的因素，如迁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和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综合看，迁入地的“拉”力比“推”力更大，占主导地位[1]。
当前国内学者正不断利用中国的现实丰富着推—拉理论。李强通过调查总结了人口迁移流动的推拉力因素，认为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是排列一二位的拉力因素，而农村生活条件差以及没有发展机会是主要的推力因素[2]。还有诸多学者通过分析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试图探讨推拉力。学者们在运用推—拉理论时，均认为该理论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该理论缺乏充足有利的实证资料的证实；其次，关于原居住地和目的地的推力与拉力，缺乏明确的定义，因而在迁移研究中的作用有限；再次，该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人这一主体的能力问题。人们决定是否迁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本身是否具有迁移的准备，是否具有适应迁移后生活或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我们认为，推—拉理论为解释人口迁移动因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对于要素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具体成因和机制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论述。为此，本文在推—拉理论基础上，结合著名行为公式，提出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试图弥补推—拉理论的不足。
三、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
(一)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构建
经过比较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发现，省区间在收入水平、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即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但相关研究忽视了区域之间收入、就业机会等社会经济的区域差异事实上只是激发了人口迁移动机，是引发人口迁移的诱发因素，非决定性因素。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人口推—拉理论进行重新诠释，提出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
美国心理学家勒温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行为公式，B=F(P·E)。B代表人的行为，P代表个人因素，E代表环境因素，即人的行为是个人力量和环境力量的函数。我们认为，迁移作为人的一种基本行为，同样是个人力量和环境力量的函数。而且由于省际社会经济差异激发了人口迁移动机，因此，可构造三类变量：①潜在变量；②现实变量；③中间变量。其中，潜在变量包括外部变量和内部变量两部分(见图1)。
外部变量是导致人口迁移的外部原因，即环境因素，通常由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来反映。内部变量是指由于各人禀赋不同，决定了人们是否产生迁移动机。如前所述，外部变量(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实际上是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外部刺激，由此产生了迁移的倾向或动机，并不一定意味着必然产生现实迁移行为。同样，内部变量反映了个人禀赋不同，迁移倾向或潜力也不一样，也仅是一种迁移潜力。因此，把由于外部变量(环境力量)刺激所产生的迁移行为称为迁移潜在外力，将内部变量(个人力量)刺激所产生的迁移行为称其为迁移潜在内力。如果将物理学“势能”概念引入，恰好符合迁移潜在外力和潜在内力的含义。因为迁移潜在外力和潜在内力都是由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相比较而产生的，可以说迁移潜在内力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内部势能。两个区域之间的外部环境的比较而激发的人口迁移动机，所形成的迁移潜在外力是迁移外部势能。不管是外部变量还是内部变量一起构成了迁移的潜力，即迁移势能。势能或潜力要通过一定实现渠道或转化媒介才能转化成现实的迁移行为，这就引入了第三类变量——中间变量。中间变量是指将迁移内力和外力转化为现实人口迁移的方式和途径，也称中间渠道变量。为此，根据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结合给出的三类变量提出人口迁移势能假说，在说明人口迁移势能假说前，以下前提需要明确。
前提1：人们追求收益最大化(广义的指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入，还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受教育条件、人际关系和生活水平等)；
前提2：假定潜在外力状况能够完全被潜在的迁移者所了解和掌握，即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在以上假设前提下，人口迁移动因可从三条路径进行分析：第一，从宏观层面上，区域之间外部变量的差异是一种外部刺激，为人口迁移提供潜在外力，潜在外力需要通过与此相匹配的实现渠道来转换。第二，从微观层面上，个人禀赋和能力不同，构成人们不同的迁移潜在内力，同样，迁移潜在内力也需要与此相匹配的实现渠道来转换。第三，由于迁移行为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对于相同的外部刺激，不同的个人对迁移行为会有不同的反应，这需要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分析，综合考虑潜在外力和潜在内力两方面，探究二者究竟如何转化，从而决定了最终的迁移行为。以上是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的基本观点。
因此，如果从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考察推—拉理论中的推拉力，实际上是潜在外力的推拉。这样，可给推拉力作出明确定义，弥补推—拉理论中缺乏推拉力明确定义的不足。人口迁移推力是一个区域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外部环境条件次于另一区域，把人口向区域外推的潜力，也就是推动一个区域人口向外迁移和抵制区域外人口流入的潜在力量；人口迁移拉力是指一个区域的客观外部环境优于其他区域，从而吸引原来人口留驻和拉动区域外人口流入的力量。一个区域对另一区域在某些因素方面可能是推力，但与其他区域比较，则可能就是拉力，其区别主要是参照标准的不同。因而，就某种因素来说，很难说是推力还是拉力，其判断关键在于参照物的比较，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物，推拉力的判断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定量测度人口推拉强度提供了思路。下面对三类基本变量进行详细阐述。
(二)人口迁移外部变量——潜在外力
如前所述，迁移潜在外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指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区域差异激发了人们的迁移动机所形成的力量，主要包括自然环境潜力和经济社会环境潜力。
自然环境潜力是指区域之间的自然环境差异使人们存在迁移可能性的力量。通常包括气候、土地和矿产等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区域差异。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总是作为基本的、独特地外部机制长期作用于人口迁移活动。
经济社会环境潜力是指由于区域之间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同所导致的人口迁移潜在可能性。结合前人的研究，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人口迁移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条件下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动力机制。目前，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形成了各区域高低相异的人口迁移外部潜力，使得人口存在从经济发展潜力低的区域向经济发展潜力高的区域迁移流动的可能性。
(2)人地环境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耕地被征用，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这使得各区域的农民从耕地中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相应减少，一部分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中走出，走向其他区域寻找新的经济来源。人均面积的减少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潜在因素之一。
(3)区域医疗卫生条件差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医疗条件不仅在城乡之间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各区域的医疗卫生条件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区域之间巨大的医疗卫生条件差异无疑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巨大外部潜力，激发了人们的迁移动机。据调查表明，在吸引人口迁移的优势项目中，被调查的5个样本村的250户的户主，有40％的人口选择了“医疗设施较好”项目[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较好医疗条件的区域，对人口迁移具有较强吸引力。但医疗卫生条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正相关关系。
(4)教育条件的区域差异。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区域发展差距的核心，但区域之间的差距绝非仅以经济差距可以概括的，还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其不能忽略教育条件的区域差异。据2006年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在流动人口中，48.3％的流动人口迁移流动的目的是为了子女在北京上学①。换句话说，迁移流动人口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为了享受北京良好的教育资源，北京良好的教育资源以及较好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吸引人口迁移流入的主要潜在驱动力。此外，对其他省份迁移流动人口的相关调查研究同样表明，让孩子拥有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以便日后有一个好的发展机会已经成为迁移流动的主要动因之一。当然，由于抽样选择的样本不同，比例也不一致，史清华等的研究显示这一比例为17.22％[4]，王哲等对皖西的调查表明该比例为11.4％[5]。可见，各地区教育条件差异成为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成为迁移潜在外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就业机会的区域差异。就业机会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被多数文献所证明。在此，需强调的是区域之间存在就业机会差异为人口迁移提供的是潜在可能性，是人口迁移外部潜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有关调查显示，16.5％的迁移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迁入地的就业机会[6]。其他研究也均显示由于迁入地更多就业机会而选择迁移流动的比例高达25.08％[7]和18.4％[8]。尽管这一比例有高有低，但调查结果足以显示，区域之间的就业机会差异刺激了人们的需要，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潜在因素。
(6)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差异。随着国有企业对人口吸纳能力的降低而且较少对流动人口开放，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众多外资企业，在一部分地区成为人口的主要接受部门，外资企业及所创造财富的多少足以显示出区域的对外开放差异，进而对迁移流动产生影响。另外，对外开放程度是市场化水平的重要反映，对外开放程度高，为外资的进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人口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开放程度还是制度和政策的反映，有学者曾提出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和对外开放程度，并将对外开放度作为制度因素变量进行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因此，将对外开放程度差异作为潜在外力的影响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变量对潜在外力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将迁移潜在外力分层次构建如图2。
(三)人口迁移内部变量——潜在内力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出”和“拉入”机制，事实上是由于两地之间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区域差异而产生的。但这种机制对于迁移者而言，只能是外部条件，只是为潜在迁移者提供了迁移的第一动因，最终迁移行为实施与否还是与个人的主观等因素有关，这就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内部变量——潜在内力。潜在内力主要表现为由于个人禀赋不同，人们对迁移具有不同的倾向。因此，潜在内力体现为人口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年龄。从微观角度分析，将年龄作为影响因素分析迁移动因的文献颇多。我们同样认为，由于年龄的差异，人们的倾向意愿不同。一般说来，青年期是人生中最活跃的阶段，迁移倾向在所有年龄段中是最高的。中年以后，工作和生活渐趋稳定，其迁移倾向必然迅速减少。直到老年由于退休后相当自由，返回故里或投亲靠友等意愿强烈，迁移倾向又重新增多。
(2)性别。通常男女性别不同，迁移倾向存在差异。由于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宰，所以其迁移倾向往往大于女性。很多研究数据表明，在家庭的迁移活动中，由于女性就业机会比男性少，所以男性一般主导家庭性迁移。其迁移倾向确实高于女性。
(3)文化程度。文化程度是迁移潜在内力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文化程度较高者比较低者更具有迁移动机，因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在获取学习和就业机会上比别的人群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他们与文化程度低者相比，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对外界的了解更多，这对于他们的迁移大有帮助，因此迁移倾向更强烈。
(4)家庭及生命周期。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细胞”，生活在家庭中的个体，其迁移倾向也会因家庭的类型而产生差异。美国有关国内迁移的研究表明：家庭关系对迁移者的决策有所影响：家庭纽带往往会使个人意愿屈从于家庭，所以个人的迁移决策往往受到家庭关系的制约[9]。不仅如此，在人的一生中必然要经历很多阶段，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组建自己的家庭，找工作，结婚，有小孩。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无疑会对个体的迁移行为产生很大的潜在影响。
(5)个性类型。不同个性的人对迁移在意识上的可行性反映不同也可作为影响迁移内在机制。因为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个性，属于不同的个性类型，不同个性类型的人对迁移具有不同的看法。心理学家D·赖斯曼认为，个性发展有三个基本方向，即“传统型”个性、“内省型”个性和“他向型”个性三种倾向。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由这三种不同的个性类型成分指导其行为。当“传统型”个性主导人的行为时，对于迁移可能性认识上持基本否定态度；而当“内省型”个性主导其行为时，对迁移可能性的认识持肯定态度，认为肯定可行；当“他向型”个性主导其行为时，对迁移的这种可行性则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并不十分热衷。这三种不同个性类型反映出对迁移倾向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决定迁移潜在内力外，由于迁移行为都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影响，代表着他们所在的区域，迁移决策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它必然受到家庭所在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形成不同的个性特点。迁移潜在内力隐含了区域传统文化对迁移动机的影响。迁移潜在内力构架如图3。
(四)人口迁移中间变量——实现渠道
我们所提出的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认为，迁移行为是环境力量和个人力量所形成的迁移潜力或势能，需通过实现渠道转化成现实的迁移行为。实现渠道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管是潜在内力还是潜在外力都是迁移势能，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传递进行转化。迁移实现渠道在迁移中的作用会随着迁移潜在力的强弱或大小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有A、B两地，B地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明显高于A地，A地的居民极渴望迁往B地，说明A地和B地之间具有极强的迁移外力，但A地居民能否真正迁往B地则关键在于这种迁移潜在外力能否顺利转变为实际的迁移行为。如果A地和B地之间有条大河相隔，即使两地之间存在极强的迁移潜在外力，A地居民也无法前往B地，因为人们在迁移过程中存在着中间阻力，或者说人口迁移的实现渠道不够畅通，但两地之间如果存在交通工具或者修建一座桥梁，A地居民则可以迁往B地，从宏观上说，迁移潜在外力才能转化成现实迁移状况。同样，从微观上考虑，个人禀赋和个性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导致了个人具有不同的迁移倾向，这种迁移的倾向和动机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克服迁移过程中的中间障碍因素才能转化。然而，如何克服中间障碍因素，即如何转化？这就要求在个人迁移潜力基础上，具有实现渠道。
前面提到，迁移行为应从宏观和微观考虑，区分了迁移潜在外力即环境力量和迁移潜在内力即个人力量，那么，迁移实现渠道是应该与环境力量和个人力量相匹配的，因此，可将中间渠道变量分成两类。
一类是与迁移潜在外力相匹配的渠道变量。因为迁移潜在外力是环境的力量，与个人没有关系，因此，与潜在外力相匹配的渠道变量也是与个人没有关系的变量，这类变量对所有人具有“同质性”，对所有的个体无差异，不变异。如：距离变量，对任何具有迁移动机的人都是一致的，两地的距离不会因某个人而发生改变。另外，政府所提供的信息途径变量也是属于与潜在外力相匹配的渠道变量，由于是政府所提供的，因而此类渠道变量对每一个潜在迁移者都是相同的，不同的人获得政府信息的渠道都是相同的。
另一类是与潜在内力相匹配的渠道变量。潜在内力由个人因素决定，因而，与此相匹配的渠道变量是与个人有关的变量。不同的个人所具有的克服迁移中间渠道能力不同，获得迁移信息来源不一样，因此，这类变量具有“异质性”，即不同的个体，将迁移潜在内力转化成现实迁移行为的实现渠道不同。如：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变量。不同的人社会关系网络不同，有不同的信息来源渠道。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变量是与潜在内力相匹配的渠道变量。
通过以上分析，对人口迁移动因分析的图1可进一步丰富，如图4所示。
四、小结
在经典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基础上，结合著名行为方程，将主客观原因结合起来，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人口转移势能转化假说，更全面地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形成机制，一方面弥补了人口推—拉理论推拉力无明确定义的不足，另一方面使迁移推拉力测度成为可能。综合起来，人口迁移行为以及推拉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人口迁移行为是个人、环境和中间渠道的函数。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侧重于外部环境差异的描述，而忽视了个人及中间渠道的分析。事实上，个人以及外部环境的差异激发了人口的迁移动机或倾向，而这种迁移动机和倾向需要中间实现渠道才能转化为实际的迁移行为。人口迁移行为不仅取决于内在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驱动力，还取决于将需求动机转化成现实迁移行为的实现途径。
第二，分析表明，通常利用人口推—拉理论所分析的推拉力，实际上如收入水平和失业率等社会经济变量究竟是推力还是拉力是很难判断的，关键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比较，而不能笼统地概括哪些是推力因素，哪些是拉力因素。区域之间推拉力的判断，存在一个参照物的问题。对于不同的参照物，区域的推拉力状况是不一样的。
第三，人口迁移推—拉理论所提出的推拉力实际上是潜在推拉力，是一个区域相对于其他区域的净推拉力比较。区域之间推拉力理论上能分开，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却是综合发生作用的。所区分出来的推拉力是区域之间的推拉作用比较后的净力。
注释：
①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北京市迁移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研究结果(内部资料)，2006年。
标签：推拉理论论文; 中国人口迁移论文; 外部经济论文; 学习迁移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