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春秋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品经济论文,繁荣论文,战国时代论文,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经济大环境下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商业区域的繁荣；商业都市的发达；商人地位的提高和社会观念的日益商业化倾向。
关键词 春秋战国 商品经济 繁荣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商业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农业一步的，因为必须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有了剩余，才有可能出现商品交换。中国的商业大致是西周时期产生，到春秋战国时期始渐发达，商品经济出现了一定的繁荣局面。本文试就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及其诸种特征，作以简要论述。
一、商业区域的出现
从春秋初年到战国末期，先后出现了凭借工商业发达而强盛富庶的区域性国家。齐桓公通商惠工，富甲天下；晋文公宽农通商，国用富裕，遂成霸业；越用计然策略，发展商业，终吞强吴；至于鲁郑各国虽不至霸，然皆有重商之趋势；秦国则沟通四方，发展商业，府库丰盈，一匡天下，并吞诸侯。
大致分起来，春秋时期有三个繁盛的商业区：一是东方的齐鲁之地；一是位居中原四通八达的郑国商业区；一是东南沿海的吴越地区。
即以齐国为例，从地理环境上看，齐地“东负海而北漳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1〕而且“地泻卤，人民贫。”〔2〕环境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太公封于齐，欲在此等困难条件下发展农业，无异于自甘贫穷。所以“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减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物多归齐，齐为大国。”〔3〕这就是说，齐在太公开国之初， 便已确定了发展工商业的国策，开山为铜，煮海为盐，提倡女红及各种手工业，以此与各国争胜，与各国争民，遂使齐成为一个大国。
及至管仲相桓公，也是先了解齐国的地理情况：“齐地者，五分之一非谷之所生者，然者吾非托食之主耶？”〔4〕于是管仲“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土乡十有五”。〔5〕在全国“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胜贫穷，禄贤能。”〔6〕使齐国靠商业强盛。 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袵矣！”〔7〕正是对管仲工商富国的策略的肯定。
齐国不仅以工商富国，其成就霸业也得力于其工商业的富裕。《史记》载：“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避远，不与中国会盟。而桓公能收宣其德，故诸侯宾会。”〔8〕可见，这时的齐国多不用战争， 而是靠其雄厚的财力使别国臣服。
我们从下段“齐下鲁梁”的史事，就可以了解齐是怎样用经济手段屈人之兵的。《管子·轻重篇》载：“桓公曰：鲁梁之于齐也，蛮螫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失其农事而作绨焉。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金，什至而金三千金，则是鲁梁不赋于民，则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二月而管子使人之鲁梁，鲁梁国中之中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絏而踵相随，车毂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征，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则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三月而得。鲁梁之民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之六七，三年，鲁梁之君请服。”〔9〕这段史实， 是春秋时期齐国以商业致霸业的一个典型事例。正是靠着雄厚的经济实力，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春秋时期的商业国，除了齐国外还有鲁国，郑国、吴越等。齐鲁可以说是东方沿海地区的商业国。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国，因为居于有利的地理位置，是交通往来的中心，所以商业也很发达。郑国政府一向与商人有联系，子产说：“昔我先君与商人共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尔有利市宝财，我弗与知。”〔10〕可见商人与政府颇有渊源。郑在春秋初年已很强盛，大体都是商业发达使然。后来秦晋争郑，晋楚争郑，弄得不可开交，或者也是郑国的富庶引来的。这样看来，商业的发达帮助了郑国，又拖累了郑国。至于东南沿海的吴越，在环境上与齐鲁很类似，采用的也是工商富国的道路。越国的决策人计然、范蠡既是官吏，又是大商人，他们经商的手段，在历史上更是著名。
上述几国是春秋时期较为集中的商业区。因为齐鲁、郑、吴越这三个商业区的繁盛，进而影响到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发展商业的政策。晋文公重耳就实行了宽农经商的农商并重的国策，使晋国迅速强盛，一跃成为春秋霸主。
到了战国时期，秦国脱颖而出。《史记》载：“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远物而多贾，献孝公
栎邑，栎邑北却戎翟，更通之晋，更多大贾，武昭治咸阳……南却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竹、木之器，南御滇
，僮，西近邛笮，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富……，唯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及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1〕据此可知，秦在战国初年，已是商业相当繁盛的国家了。这也是它得以兼并六国的凭借。《秦始皇本纪》载：“尉缭说秦王用三十万金，破坏六国合纵。”后来李斯即用其策，统一天下，可见秦的统一，也是以金融势力为基础的。
二、商业都市的发达
都市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工商业的发展，必促进城市的繁荣。
春秋初期的社会状况是：“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二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12〕到了春秋末期，随着商业的发展，汇集到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如《越绝书》描述的“吴大城周四百里，二百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八步”，都是很庞大的城市。再发展到战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13〕在众多的城市中，涌现了几个盛极一时的工商业中心，如齐之临淄，赵之邯郸，秦之咸阳，魏之大梁，楚之郢都，周之洛阳等等。这些都市与相关的发达地区相互沟通，交流有无，从而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商业网。
东部以临淄为中心，北通燕赵，南通吴越，东连山东半岛，西通洛阳。由临淄往东南而至陶。陶是淮河大平原上一大都会，“天下之中，诸侯四通，皆物所交易也。”〔14〕东南大都会还有吴国都城吴，“东有渔盐之获，三江五湖之利”。〔15〕由吴开渠至长江，溯江而上，在巢湖淝水一带有寿春，是楚考烈王的都城，还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轮会也。”〔16〕这里有淝水通阳翟，淮水通南阳，由南阳的宛地则可顺汉水南达长江。宛是当时的著名冶铁中心。
西方以咸阳为中心，南有巴蜀特产，西北有戎翟的牛马，东面则是“地小狭，民人众”〔17〕的“三晋”市场。咸阳就是沟通巴蜀戎翟商品输入三晋的枢纽。
北面则以邯郸为中心，联系四方。再往北有燕，“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夫余乌桓，东绾秽貂，朝鲜真番之利。”〔18〕
中部都会，郑、商依然著名。洛阳“东买齐鲁、南质梁楚”，〔19〕北有燕赵，西通咸阳。
这样一张商业网有力地沟通了中国各地的商业联系，促使商业中心更加繁荣。
由于商业的发达，大都市的繁盛，在这些都市中我们可以看到体现商品经济基本特征的几种商业现象已经出现了。
其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市场上已经开始征收直接的商税。孟子说：“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是以践丈夫始焉。”〔20〕抛却孟子个人对于商业的鄙视，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商业由政府管理，即“有司者治之耳”。而且也有了专门从事商业的人，即孟子所指的“贱丈夫”。以经商为职业，当然是商业发达后的现象，对专商征收商税则更表明商业发达且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其二，商业的积极发展，促使借贷关系的出现。借贷可以说是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这里我们引一段文献材料说明借贷关系盛行的情况。
《管子·轻重篇》记载了一次齐国的全国性调查。桓公想知道国人的生活情况，于是管仲派出四人分别到四方调查，其结果是：“鲍叔驰而西反报曰：西方之氓者……其称贷之家，多者千种，少者六七百种，其出之钟也一钟，其受息之氓九百余家。
实胥无驰而南反报曰：南方之萌者，……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任也，其受息之萌，八百余家。
宁戚驰而东反报曰：东方之萌……其称贷之家，丁惠高园多者五千钟，少者三十钟，其出之中钟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
隰朋驰而北反报曰：北方之萌者……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受子息民三万家。”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西、南、东、北四方欠债的人很多，故放债的人当然也很多，这说明了当时借贷关系已很盛行。从借贷关系的盛行，又可反证商品经济的发达。
又《史记·孟尝君传》载冯驩为孟尝君收债于薛， “得息钱十万”。这样大规模的借贷也是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后才会出现的现象。
因此，我们便可断定：春秋战国时期，城市中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而且正逐步走向成熟，各种商业形式都已出现了。
三、商人地位的提高和社会观念的商业化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商业区域的出现和商业都市的繁盛发达，出现了一些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尤其在战国末年，各国间战事频繁，铁的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就出现了大冶铁商人。另外，由于人人不可或缺的盐，也往往在产盐地出现垄断的大商人。
大盐商猗顿就是春秋时期一个暴发商人。《汉书集解》说：“猗顿，鲁之穷士也。”受陶朱公启发，“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随后，猗顿转而经营盐业，不断扩大规模，成为春秋时最大的盐商。
当时其他物品的商业交换也很丰富，“山西饶材、竹、鲈、旄、玉、石；山东多渔盐，漆、丝、声色；河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羊、瑇瑁，珠、玑、齿、草；龙门碣石北多马，羊、牛、旃、丧、筋、角、铜。”〔21〕生活物资既如此丰富，商业焉得不发达？商人焉得不活跃？大商业，大商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众多的巨富商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观念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其影响可见于两点：
其一，商人地位在逐步提高。
春秋时有著名的“弦高犒师”的史事：秦国袭郑，郑人弦高路见秦军，便以“乘韦先牛”犒劳秦军，暗示郑已有备，秦师无功而返。我们在前面说过郑国是一个商业国，国家重视商人利益，所以商人会为国家做出一些大事，而这也表明商人在郑国是一个很有地位的阶层。
另外有孔子弟子端木子贡行商，他经商于曹鲁间，可以结驷连骑与各国诸侯卿大夫分庭抗礼。太史公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22〕可见，一个有势力的商人可以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战国时，商人地位进一步提高，吕不韦为阳翟大贾，居然能运用谋略，为秦庄襄王复国，可见商人势力之大，地位之高。后来吕不韦相秦，也是商人操纵政府的发端。当时鼎鼎大名的李斯等人，也只能依附吕不韦而起。
到秦统一中国，商人势力达到“大者倾郡，中则倾县，小者倾乡里”〔23〕的地步，商人地位也更有所提高。
其二，大商人的出现导致了社会观念的日益商业化倾向。
由于商业的发达，许多起于布衣的人也可以通过成为大商人提高自己的地位。这样，商人地位的提高，就带动了整个社会观念日渐向功利主义转化。《汉书》载“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草严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别，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及周之衰，礼义毁，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祝，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24〕这完全是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变化。
太史公曰：“周衰，礼义废，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修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屠隘僭越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粉华富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何况中庸之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25〕可见，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人们的观念已不可避免地趋向实利和商业化了。
从以上种种史实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商品经济已很发达，而商人也已拥有相当的地位，成为左右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说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比较积极地发展了。但是，也必须看到，它毕竟是农业经济大环境中的商品经济。它的发展，受到了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的多方排斥和压制，因而比较脆弱。它只能是小农经济的点缀和补充。尽管如此，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征规律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总结，从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衡量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地位，商人的作用和全面透彻地研究春秋战国的社会经济思想。
注释：
〔1〕《淮南子》。
〔2〕〔11〕〔14〕〔15〕〔16〕〔17〕〔18〕〔19〕〔21〕〔22〕〔23〕《史记·货殖列传》。
〔3〕〔6〕〔8〕《史记·齐太公世家》。
〔4〕〔9〕《管子·轻重篇》。
〔5〕《国语·齐语》。
〔7〕《论语·学而》。
〔10〕《左传·昭公13年》。
〔12〕〔13〕《战国策·赵策》。
〔20〕《孟子·公孙丑下》。
〔23〕〔24〕《汉书·货殖列传》。
〔25〕《史记·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