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工作功能的社会性、发展的周期性和理论的范畴性-《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论》读后论文

语言文字工作功能的社会性、发展的周期性和理论的范畴性-《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论》读后论文

书 评

语言文字工作功能的社会性、发展的周期性和理论的范畴性
——《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论》读后

鹿钦佞

摘要: 关彦庆、关亦淳的新著《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论》是一本描述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历时发展和共时建设的专著。用详实的历时材料和丰富的共时案例,证明了语言文字工作与国家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互动发展。我们发现作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语言文字工作具有功能的社会性、发展的周期性和理论的范畴性特征。

关键词: 《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论》;社会性;周期性;范畴性

关彦庆、关亦淳的新著《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论》于2018年12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1万字,包括五章:第一章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定位,第二章新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执行,第三章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效果,第四章新中国的外向型语言文字工作和第五章新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应用的反思。序言表明李向农先生对本书的认同,前言是作者对全书内容的整理和升华,体现了作者作为语言文字工作者独特的思想体验。正文部分,作者用详实的历时材料和丰富的共时案例,证明了语言文字工作与国家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互动发展。《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论》是一部描述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历时发展和共时建设的专著。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试图建立一套描写、分析和解释语言文字工作的理论模型”的想法非常有意义,丰富了应用语言学的内涵,这是专业的理论工作者的学术追求。通读全书,我们很受启发,尤其语言文字工作功能的社会性、发展的周期性和理论的范畴性观点是本书的理论贡献。下面将分别谈谈我们的认识和体会。

一、语言文字工作功能的社会性

语言文字工作功能的社会性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初始意义。本书运用充分的材料和证据,证明了语言文字工作的社会性体现为工具性、服务性、层次性、引领性。

第二章“新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执行”。政策执行的社会特征显著。作者从三个视角具体分析了语言政策贯彻和执行过程,突出体现了语言政策应用的复杂性、时代性。第一个视角:新中国扫除文盲工作研究。作者以吉林省为例,用大量的丰富的具体的材料证明了语言政策贯彻落实的艰难。获得经验和启发是,政府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必须与具体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必须结合语言学的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必须有长期攻坚的决心。扫除文盲不只是识字问题,它是开启民智、走出愚昧的开始。扫除文盲是新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之一,这个重大决策在70年后的今天观察,意义特别重大。第二个视角:《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应用。作者以吉林省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例,具体描述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工具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汉语拼音是舶来品,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认同。早期的问题是认为汉语拼音是认读汉字的负担。周有光(1958)就曾批评过这类愚昧的认识。当前有人认为汉语拼音会影响汉字文化认同,这是非常狭隘的语言观。“《方案》的公布有利于识字教育和唯普工作的具体落实,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1]43第三个视角:语言文字管理问题。作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法律精神为切入点进行了阐述。认为“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关于语言文字社会功能的认识引起了语言观的变革,当然也就孕育了语言文字法的出台。”[1]82-83认为“《国家语言文字法》就是突出国家主体语言的意图,从宏观上实施语言管理。”[2]这一章,作者的观察视角从语言文字工作的行政管理到法制管理,集中描述了新中国语言文字管理走向正轨,走向科学化。

1)根据流体弹塑性内摩擦侵彻理论,系统提出了超高速动能武器打击侵深、成坑及地冲击效应最小安全防护层厚度计算方法,为建立防护工程抗超高速动能武器打击的防护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第三章“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效果”。工作的社会效果是评估工作重要指标。作者从三个视角具体论述了语言文字工作的验收与评估。第一个视角:推广普通话与方言特点的保持。作者认为“音节尾音下沉是吉林方言的重要特征。尾音下沉与音节整体调值低互补形成吉林方言重要的语音特色。普通话与方言的竞争不是两个语言系统的竞争。”[1]90这个结论有新意,提出了普通话与方言的另一种观察角度,能够较为科学地看待语言之间的发展、融合和替代关系。第二个视角:语言文字工作效果的评估。作者以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效率和效益切入,认为“普测不仅仅测出应试人的普通话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认识水平,使他们成为普通话的自主宣传者和实践者。普通话水平测试具有政策性、社会性、学术性和技术性,它的效率和效益问题成为语言政策干预社会生活、引领语言观念的重要观察点。”[1]133语言测试表面看是对语言文字工作效果的评估,实践层面看,是语言管理的深入,是对国家官方语言认同的强化。第三个视角:建设新农村的语言文字工作。作者认为“在农村治理语言文明重于治理语言规范”[1]141,这个观点有新意,它从实际效果出发,指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城乡有别,工作重点和切入点应该体现差异性。

如果向南要结婚,把老家那栋老房子做婚房,显然也不太合适,房子已经太老了,要做新房,肯定也需要修葺一番,这花的钱,相当于是无用钱,因为易非已不打算让妈和弟弟再回老家去了,而且将来李倩倩坐月子,老家显然也不方便,别说是妈,就是易非自己,也不想让爸爸的长孙在老家受苦的。

第四章“新中国的外向型语言文字工作”。本章尤其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把语言文字工作区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内向型语言规划成果是外向型语言规划的前提,外向型语言规划也只有明确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角色定位才能实现科学发展”[1]82这个区分的意义在于语言文字工作的视角由窄变宽,其社会属性更为复杂。作者选择了四个观察视角具体论述了外向型语言文字工作贯彻和执行的特点和规律。第一个视角:语言地位规划的模式。作者提出了语言地位规划包括认同模式、强推模式、协商模式和培育模式,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语言规划和顶层设计的建议是“用引导认同的语言地位规划模式,使汉语成为沿线国家重要的中介语言”。[1]159-160我们认为认同是合作的前提,没有认同合作的可能性等于零。第二个视角:外向型汉语教师职业能力的培养。作者对准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能力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思考,认为对内与对外的汉语教学的假设不同,“职业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涉及很多因素,管理部门重视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是根本,个人重视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1]170对外向型汉语教师职业能力培养认识的水平就决定我们培养出什么水平的准对外汉语教师。第三个视角:孔子学院汉语的语言文字工作特点。作者以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工作实践为例,具体论述了外向型语言文字工作与内向型语言文字工作的不同。但是二者也有共同点,“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工作是外向型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应遵循前提性、基础性,服务性、保障性,创新性、引领性三个阶段定位规律。根据当前孔子学院语言文字工作特点判断,外向型语言文字工作处于前提性、基础性定位向服务性、保障性定位转型。我国的外向型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3]第四个视角:“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语言文字工作。国家工作的转移,也使外向型语言文字工作成为新领域,这个部分作者用墨较多,论述的内容较为复杂。如何观察、分析新情况是当前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作者认为“按照内向型语言文字工作的周期性认识,预测外向型语言文字工作也应该经历前期铺路搭桥、中期服务保障、后期创新引领的循环递升的发展模式。这三个层次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通相融的。只是前期以铺路搭桥为主、中期以服务保障为主、后期以创新引领为主。”[1]186

二、语言文字工作发展的周期性

定位论是作者讨论的比较充分的部分,也是作者独特的理论视角。第一章“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定位”。作者是从历时定位、共时定位和制约定位的因素三个视角展开论述的。定位观点的提出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从国家视角看,任何一项工作都有独特的功能意义,怎样才能看清楚某项工作的意义?作者在前言中说:“角色定位是对系统中两个对立项关系的认识。只有明确了语言文字工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定位属性,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语言文字工作与其他领域工作的关系,才能有效地科学地开展语言文字工作。”在历时定位讨论中,作者把新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应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纳入一个系统中观察,分析两个对象在系统中表现出来的对应关系,进而明确它们在系统中的定位意义。作者得出了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不同发展阶段的定位特点,“语言文字工作定位表现为建国初的前提性、基础性定位;改革开放以后的服务性、保障性定位;21世纪以来的创新性、引领性定位。”在共时定位的讨论中,作者讨论的实际上是如何开展工作问题,提出了四种工作思路。内容上,由学术性向通俗性转变;管理上,由强制性向服务性转变;思路上,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态度上,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这四种思路也是定位性考量,是如何让语言文字工作走进人们的生活,改善语言观念,提高工作生活质量。内容上的通俗性是政策的解读,突出可读性、可接受性;管理的服务性是执行政策理念的更新,突出引领性、自主性;思路上的开放性是打破领域壁垒,突出责任性、普及性;态度上的主动性是认识上提升,突出实践性、自觉性。在制约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定位的因素的讨论中,作者认为语言研究者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不起决定性作用,他们的作用是在定位确定后实现定位。教育发展水平越低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的决定性作用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对定位的决定性作用越小。经济发展的形式和规模对语言文字工作定位的选择有重要影响。科技文化水平是语言文字工作发展到高级阶段决定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定位的因素。人口流动的方式和范围是国家政策的风向标,是分析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因素。[1]39-40

三、语言文字工作理论的范畴性

结合论是作者用墨最多的部分,前言中说“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本书的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选择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可见,结合论材料或者案例的选择是有针对性、指向性、典型性的。作者认为规范具有统一性,应用具有强制性。70年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实施,“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走过来,展现了难得的行事魄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国家和个人的语言文字能力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1]220-221。第五章“新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应用的反思”。作者选择了五个观察视角具体论述了语言规范在贯彻和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第一个视角:汉语词意识与词式书写的关系。词式书写是书面语的形式规范问题,是文化普及、科技应用深入的新要求。作者认为“词意识是言语能力,词式书写是语文能力,词意识与词式书写之间不是因果关系。”[1]221第二个视角:汉语拼音拼写规则的贯彻原则。从管理上看,汉语拼音的拼写应该遵守国家发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等语言文字规范,但是事实上却“百花齐放”,尤其是小学生语文课本,《汉语拼音政策法基本规则》贯彻得不彻底,已经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汉语拼音的拼写规则与法律不同,法律的贯彻执行具有强制性,一视同仁,不能打折扣。语言文字规范有国家标准,具体执行因行业特点、文化水平等的不同,“应该按照实际需要贯彻层级性原则”。[1]234作者的这个观点我们赞同,这是语言文字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便于把工作落到实处。第三个视角:《汉语拼音方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汉语拼音是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成果,是帮助学习汉字、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这种工具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个工具在学习者“听说读写”各项能力的功能作用是否有区别?作者认为“《方案》拼写普通话指向学习者的‘听说’能力,给汉字注音指向学习者的‘读写’能力。”[5]这个观点提高了我们对汉语拼音功能作用的认识。第四个视角:研制汉语拼写方案的必要性。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汉语拼写方案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是发明一种拼音文字替代汉字,一种观点是一语双文。该不该研制汉语拼写方案是观念和认识问题,如何研制拼写方案是理论和技术问题。“作为一种工具,它设计的完善程度都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用者的要求,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工具的局限性就会表现出来。解决办法只有两种:要么进一步完善,要么彻底更新,否则必然被淘汰。”[1]255作者从汉字发展进程、服务国家发展、本土化需要、学习者的需要、解放思想等几方面具体论述了研制汉语拼写方案的必要性。这是面向未来的语言政策的理论思考。第五个视角:语言文字标准应用的充分性。这个角度很特别,虽然作者讨论得很少,但是具有认识论价值。从现有文献看,未见到相关论述。“理论告诉人们如何认识问题,标准是告诉人们规范是什么。理论指导标准的制定,标准是理论的应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终极目标就是应用的充分性。如何贯彻落实语言文字标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语言文化建设的应用命题。”[1]269我们同意作者的观点,从语言文字政策贯彻和执行的角度看,语言文字标准应用充分性应该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

语言文字工作发展的周期性是作者对语言文字工作宏观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探索语言文字工作发展的规律、制定语言文字工作的方案、处理语言文字工作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将近70年的历时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日新月异,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语言文字工作的内容表现为几个发展阶段。比如:第一阶段:以文字为主。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扫除文盲、方言普查、推广普通话。第二阶段:以语言为主。语言文字信息化、普通话水平测试、推普周。第三阶段:以国家语言安全为主。城市语言工作评估、提升语言文字能力、保护国家语言安全、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第四阶段:助推国家走向世界为主。海外发展以海外汉语国际推广、“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等。作者在前言中明确提出“定位论、结合论和模式论,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理论模型,描写和分析语言文字工作的发展周期,解释语言文字工作发展过程的机理”周期性观念。作者在第一章第三节“制约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定位的因素”的最后,根据我国语言文字工作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概括出了语言文字工作的四种模式,即“政治干预模式、经济拉动模式、法律管理模式、科技文化引领模式。”作者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周期性理论是语言文字工作规律的反应,丰富了语言政策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作者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周期性理论有新意,它至少可以成为判断语言文字工作进程的一个依据,是制定语言政策的一个参照。

语言文字工作理论的范畴性是作者首先提出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前言中有明确的专题性的讨论,在正文的五个部分中都有具体的分析。作者认为语言文字工作的理论体现为语言政策[4]315本体论、应用论① 与作者沟通“应用”的含义,作者强调之所以采纳“应用论”这个术语,是为了突出执行语言政策遇到具体问题非常复杂这个特征。但是从话语体系角度看,“应用论”也可称“执行论”。 和效果论。本书集中讨论了新中国语言政策应用问题,体现了作者提出的三个维度,即定位论、结合论和模式论。

父辈的特质深刻影响了王棣的成长历程。作为企业接班人,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进入经济类专业学习。17岁时,王棣被王勇送到了部队中,第二年考入了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因为2005年训练时的意外受伤,他不得已告别校园和军营。

在过去的20年里,有两个天文学家团队都想要验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宇宙做出的最奇怪预测(广义相对论),他们互为竞争对手,不约而同地把望远镜对准了远在26 000光年以外的这颗恒星,S2。天文学家强烈怀疑,在S2的不远处坐落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黑洞,它是恒星的吞噬者,也是整个银河系的奠基者。这两个团队都希望能在观测过程中确认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存在。

关于模式论,作者用墨最少,只在两处谈到,但是其对理解语言文字工作规律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第一处是在第一章第三节制约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定位的因素的最后,谈到语言本体规划的模式,认为新中国语言本体规划有四种模式,包括政治干预模式、经济拉动模式、法律管理模式、科技文化引领模式。第二处是第四章第一节语言的地位规划模式,认为语言地位规划有四种模式,包括认同模式、强推模式、协商模式和培育模式。作者关于模式论的创新意义在于“语言规划模式是对语言规划规律的科学认识。规律具有客观性,模式具有主观性;规律具有必然性,模式具有创造性。”[1]159

四、不足和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论著有很多。《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论》这本专著的显著特点是试图建构语言政策理论架构,并结合具体的语言文字工作实践展开论述。但是该书的弱点也是从语言政策应用理论表现出来的。我们只能说作者有了建立理论架构的意识,具体的理论体系没有明确的纲目。从全书内容看,定位论有明确的线索,结合论的实践部分内容丰富,但是这些实践不是用结合论的理论框架统筹起来的。模式论部分显得单薄一些,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70年里,国家的各项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语言文字工作也不例外,在新中国发展建设过程中创造了奇迹,成为助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反思过去,语言文字工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面向未来,语言文字工作将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这是非常紧迫的理论问题,需要语言文字工作者作出回答。本书的语言政策理论研究,突出应用论,是从实际出发、从解决具体问题出发、从语言文字工作的属性出发,剥离其他因素,使语言政策的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语言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它涉及各个行业,更涉及千家万户;在新时代的中国,语言文字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纽带。语言文字工作的特点在于它的服务性,在为其他工作服务的过程中体现价值、创造价值。作者结合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实践,具体论述了语言政策的执行。从认识论的视角,点出了语言政策应用论的研究价值。“创新认识需要跳出原有的路径,创新成果的产出有一个艰苦的过程,创新成果的应用还有一个漫长的形式接受和内化的过程,期待作者继续努力。”[1]234尽管书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它都不能淹没作者在语言文字工作服务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1]关彦庆,关亦淳.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关彦庆,关亦淳.《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应用和完善——以吉林省语言文字工作具体发展状况为例[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7(3):49-56.

[3]关彦庆,秦茂舒.孔子学院汉语言文字工作的多元价值[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9(1):31-37.

[4]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秘书处.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5]关亦淳,关彦庆.《汉语拼音方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16(5):108-110.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974(2019)05-0140-04

DOI: 10.13877/j.cnki.cn22-1284.2019.09.020

收稿日期: 2019-07-16

作者简介: 鹿钦佞,山东高密人,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语法学、汉语国际教育。(上海 201620)

(责任编辑:章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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