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收入分配与区域差距——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贸易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距论文,区域经济论文,成因论文,对外贸易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区域效应
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是当代贸易理论探讨的重要命题。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在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在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将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萨缪尔森则从赫-俄模型假设条件出发推导出生产要素均等化定理，指出国际贸易在引起本国要素收益变化的同时，也会使不同国家的要素价格趋向一致，这一结论又被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趋同”过程。趋同结论的积极启示是国际贸易有助于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
新古典主义的“趋同”结论也引起了广泛争议。[1] 结构主义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贸易条件恶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会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观点认为，趋同过程能否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区位因素，国际贸易活动亦倾向于选择那些区位较好的国家间进行，参与国际贸易获得分工利益有助于促进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缩小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而对于区位较差的国家而言，不可能获得广泛的国际贸易参与机会，因而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与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也难以充分发挥。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则强调制度与激励机制的重要性，认为国际贸易仅是外部条件，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于制度变革，而收入分配则是一个政策问题。[1] 由于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特点，在缺乏明晰产权、强有力的合同执行能力和政府的有效性时，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因而新古典主义预测的趋同过程是不会发生的。
迄今为止，有关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观点，与其说是存在观点分歧，不如说是给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条件增加了新的注释。对于不同地理位置、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背景不同的国家，由国际贸易带来的收入分配影响是不同的，国际贸易并非必然导致国家间的收入趋同，同样对于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影响也是不确定的。[2]
新古典主义的“趋同”结论是基于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静态分析观点，从动态角度来看，各国的生产要素收益会因国际贸易而缩小，也会因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而扩大。就一般意义而言，要素价格能否实现均等化还取决于生产要素是否能够自由流动。在现实世界中，要素市场是不充分的，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会导致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和国内结构性失业，从而扩大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而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虽然可以起到缩小两类国家的收入差距作用，但也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从而扩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如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亦不可避免。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劳动力流向发达国家，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和发达国家劳动力工资水平下降，从而缩小两类国家的收入差距。但劳动力流动引起的收入分配变化还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劳动结构有关，[3] 如果流向发达国家的是低技能劳动者，确实会缩小两类国家的收入差距。如果流向发达国家的是高技能劳动者，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因缺少高技能的劳动者会阻碍经济发展，从而使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降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则受惠于高技能劳动者供给增加，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工资下降，从而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其结果是缩小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但却扩大了两类国家间的收入差距。
以上关于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表明，国际贸易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过程具有明显的区域效应。国际贸易不仅对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一国内部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内部存在广泛的区域差异与要素禀赋条件不一致，一方面不同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对外贸易带来的要素收益变化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难以扩散，因而使得对外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复杂的表现形式，本文以下通过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结构分析，探讨国际贸易对中国地区收入差距演化的结构关联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对外贸易成因。
二、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演化的结构分析
1.收入不平等的测度与区域差距的描述框架
收入不平等程度是描述区域经济差距的基本尺度。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包括人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消费支出水平等绝对指标，通常是在这些绝对指标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统计计量方法可以获得描述不平等程度的相对指标，如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等。近年来，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较多，但一些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选取的指标差异和计量方法的不同，另外也与研究时期不同以及价格指数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有关。[4] 本文首先采用泰尔指数描述区域差距，该指标在优点在于不仅能够描述区域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可以对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基尼系数描述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基尼系数常用于描述组内收入差距，该指数在描述组间差距方面是有局限性，但可以对基尼系数按收入来源或产值构成进行分解，通过基尼系数的产业分解，可以描述产业结构的区域不平等程度以及地区差距变化的结构性成因。
2.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泰尔指数分解描述
本文采用的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附图
上式中，N为地区数，y[，i]为i地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P[，i]为i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的份额。对泰尔指数进行一阶分解，计算公式如下：
附图
其中，Y[，ij]为第i地带第j省的收入，Y为所有省份的总收入，N[，ij]为第i地带第j省的人口，N为所有省份的总人口，对上式进行计算得：
附图
其中，Y[，i]为i地带的总收入，N[，i]为i地带的总人口，T[，WR]为区域内差距，T[，BR]为区域间差距。本文将我国省区间差异的泰尔指数进一步分解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内部差距和区间差距：T[，p]=T[，1]+T[，2]+T[，3]+T[，123]
其中，T[，1]，T[，2]，T[，3]，T[，123]分别为三大地带内部与区域间差距的泰尔指数，对泰勒指数的区域分解未计人口权重，计算结果显示(图1)：
附图
图1 泰尔指数的区域分解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1)泰尔指数显示的我国省区间的经济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趋势；
(2)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最大，且对我国地区经济总体差距扩大的贡献最大，但近年来这种影响趋于减少；
(3)区间差距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影响不断扩大，近年来比重上升较快；
(4)三大地带的内部差距具有不断缩小趋势，呈现出所谓的“俱乐部收敛”特征。
3.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基尼系数分解描述本文采用的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附图
上式中，x[，i]是各省人均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的，y[，i]为各省的人均收入，n为省区数量。基尼系数具有不可以按地区分解特点，但可以按产业进行分解：G=Σ[，k](u[，k]/u)C[，k]
其中，G为总基尼系数，C[，k]为分项集中率(亦称为分项基尼系数)，u[，k]，u代表平均分项和人均总收入。本文将人均GDP按一、二、三次产业分解，分别计算三次产业省区之间差距的基尼系数C[，1]，C[，2]，C[，3]，则G=w[，1]C[，1]+w[，2]C[，2]+w[，3]C[，3]，其中w[，1]，w[，2]，w[，3]分别为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令w[，i]C[，i]/G为i产业对基尼系数的贡献，计算结果显示(图2)：
附图
图2 基尼系数的产业分解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分鉴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区间的人均GDP总体基尼系数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
(2)第一产业内部的基尼系数最低，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程度也最低，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3)第二产业内部的基尼系数最高，表明我国省区间第二产业的产值差异最为明显，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最高，且呈不断上升趋势。
4.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变化的结构性成因
对基尼系数的产业分解可以考察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发展程度，如果进一步考察前后两期基尼系数的变化还可以从中识别引起基尼系数变化的结构性因素。根据基尼系数的产业分解方程可以计算前后两期的基尼系数变化：
G-∑[，k](u[，k]/u)C[，k]=∑[，k]S[，k]C[，k]
△G-∑[，k]S[，k x-1]C[，k x+1]-∑[，k]S[，k]C[，k]-
∑[，k](S[，k x+1]+C[，k x+1]-S[，kx]C[，kx])
进一步整理得到：
△G-∑[，k]△S[，k]C[，kx]+∑[，x]△C[，k]S[，kx]+
∑[，k]△C[，k]△S[，k]
因此，可以将第一项定义为“结构效应”，它是由收入结构变化引起的总基尼系数变化；将第二项定义为“集中效应”，是由收入集中程度引起的总基尼系数变化；将第三项定义为“综合效应”，是由收入结构变化与收入集中程度变化综合作用引起的总基尼系数变化。[5]图3描述了1979～2001年各年份之间的基尼系数变化的三种效应构成，正值表示的是差异促增的，而负值则代表缩小差异的，分析结果显示：
附图
图3 基尼系数变化的构成分析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1)对总基尼系数变化影响较大的主要是“结构效应”与“收入集中效应”，而绝大多数年份的“综合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2)除个别年份外(1981，1982，1990)，大多数年份的结构效应差异促增的；1985年以前的收入集中效应主要表现为缩小区域差距，而1985年以后的收入集中效应除个别年份外(1989，1996，2000)大多数年份与结构效应共同促进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化；
3)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结构效应对差异促增的影响下降，而近年来收入集中效应对差异促增的影响不断增强。
三、贸易扩张与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演化的关联机制
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贸易扩张格局
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贸易规模的两个重要指标。从1993～2003年，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0.64上升到0.77，出口依存度从0.29～40；中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0.18下降到0.11，出口依存度从0.10降到0.06；西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0.13～0.11，而出口依存度在0.06左右徘徊。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图4)在三大地带中的相对比重呈上升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两个指标的相对比重则呈下降趋势，出口依存度与贸易依存度显示出相同的变化趋势。
附图
图4 贸易依存度的相对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4）
2.区域贸易规模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分析
进一步对贸易规模与区域产业结构进行关联分析，表1是用30个省份(重庆与四川合并)的贸易额和出口额分别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联分析结果，从三个年份的关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省的贸易额与出口额均与第二、三产业高度相关，特别是与第三产业的关联系数更高，但与第一产业的关联系数较低。
表1 区域贸易规模与产业结构的关联系数
贸易额与各产业的关联 出口额与各产业的关联
Ⅰ产业
Ⅱ产业
Ⅲ产业 Ⅰ产业 Ⅱ产业 Ⅲ产业
1996
0.31
0.67
0.70
0.34
0.68
0.71
2000
0.31
0.69
0.75
0.34
0.71
0.75
2002
0.29
0.71
0.76
0.33
0.73
0.7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1，2003)
3.区域比较优势与贸易经济结构
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差异，而国家内部的区域差异通常也与比较优势差异密切相关。蔡昉等(2002)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比较优势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6] 区域比较优势差异不仅体现在专业化分工与产业结构的差异，同样也会影响区域对外贸易结构。
从三大地带的产业结构变化来看(表2)，东部第一产业比重偏低，且不断下降，而二、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近年来东部的二、三产业比重均跃居三大地带之首。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基础较好，但近年来却徘徊不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也很缓慢。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相对较高，但呈不断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相对比重最低，而第三产业则有较快的上升。三大地带产业结构的相对比重关系从空间对应关系上亦进一步验证了关于贸易规模与第二、三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性的结论。
表2 三大地带的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
产业结构
出口结构
GDP(亿元)
出口依存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初级产业/％
制成品/％
东部：1996 39227
16 41 35 27
12
88
2000 57740
12 49 39 318
92
2002 70744
11 48 41 347
93
中部：1996 19187
26 45 29 5
24
76
2000 26266
19 46 35 5
28
72
2002 31385
28 47 36 5
28
72
西部：1995 9670
27 41 32 4
25
75
2000 13203
21 42 36 5
16
84
2002 15891
19 42 39 5
15
8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1，2003)，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97/1998，2001，2003)
不难看出，三大地带的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中西部地区不仅出口规模小，出口中初级产品比重高，初级产品出口虽然也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但初级产品贸易的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能力，对提高中西部地区收入的长期贡献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
4.区域要素流动与要素收益变化
国际贸易理论预测了在出口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收益趋于增加，在进口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收益会降低，而我国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口中的资本品比重较高，因而对外贸易对我国要素价格的影响是劳动力收益增加，而资本的收益降低，从动态利益来看，人力资本的收益也将会提高。就东中四的比较优势而言，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与自然资源，而东部的比较优势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但由于东部具有更强的出口能力，因而东部的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工资将会上升，中西部较低的贸易依存度对其资本收益的影响作用不大。东部出口部分的扩张会进一步吸引中西部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向东部迁移，其结果将缩小东中西的劳动力与人力资本收益。蔡肪等人(2002)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1978年以来东中西地带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的要素边际收益，结果显示地区间物质资本边际收益呈不断缩小趋势，但地区间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差异均存在着扩大的趋势。作者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不同要素边际报酬差异的变化趋势与要素流动性及其市场发育状况密切相关。笔者亦认为，对外贸易给东部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带来的要素收益受到国内要素市场条件限制，无法实现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这使得国际贸易促进要素均等化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反而成为扩大东中西三大地带收入差距的主导力量。
四、结论与简要评述
尽管贸易理论分析了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但对于国际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区域效应却难以直接推断，争论的观点强调一国的贸易条件、地理位置、区域要素禀赋差异以及国家制度环境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贸易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发挥作用，因而对于国际贸易引起的收入分配效应不能脱离国情背景，特别是考察像中国这样的具有明显内部差异的大国，更不能简单套用贸易理论来解释区域经济差距现象。
本文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描述分析中引入了结构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演化的结构性机理。而本文关于中国区域经济的贸易绩效分析，则是建立在能够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空间单元基础上，并侧重于贸易的结构关联与结构效应分析，从而建立起贸易扩张与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演化的结构关联机制，进而运用贸易理论(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并可以综合结构变化的宏观背景来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贸易原因。
本文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描述分析表明，现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东、中、西的地带差异，地带差异形成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是第二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衡，而第三产业的空间不均衡程度及其对地带差异的作用则日益凸现。对三大地带的贸易绩效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差距扩大与贸易规模扩张存在正向关联，贸易规模与第二、三产业高度关联，排除结构变化的政策性因素(本文省略了关于这部分的探讨)，贸易结构与区域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区域要素禀赋差异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区域产业结构进一步影响区域贸易规模，贸易规模与贸易结构决定了区域要素收益的相对变化。我国东部地区的贸易扩张增加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要素回报，而中西部地区较低的贸易依存度与出口初级产品比重偏高对中西部区域收入提高作用微弱。进一步由于要素市场条件限制，由贸易引起的要素收益扩大并不能在区域之间有效扩散，由此推断体制性因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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