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新发展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深受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思想的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极不完善，经济发展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提出了各种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的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但这些战略推行的结果令人失望。进入80年代以后，作为对牺牲农业的发展战略的反思，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同时，随着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再对那些宏大的发展战略感兴趣，而将研究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微观主体行为。由于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与发达国家的农民相比有其特殊性，因而摆在发展经济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透彻理解农民的行为，才谈得上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发展战略。因此，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在80年代后逐渐成为热点，其结果便是：“农民经济学（PeasantEconomics）”的诞生。F.Ellis的《农民经济学》一书的出版并成为流行的大学教科书，可以说是农民经济学问世的标志。本文将对农民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作一介绍。
一、农民的定义
给农民下一个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可用于经济分析的定义，是“农民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Ellis在《农民经济学》中给农民下的定义是：“农民是主要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从事生产并以此为经济来源的居民户，其特点是部分参与不成熟的投入要素和产出市场”（Ellis，1998）。
这个定义概括了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特点，是农民经济学建立的基础。首先，这个定义强调了农民与市场关系的不完全性。一方面，农民的主要生产要素——土地和家庭劳动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他们所生产的部分农产品也不向市场出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农民所面临的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交通不便和通讯落后，市场信息的流通极为不畅。不完全信息导致市场分割、扭曲甚至缺失。在不同的空间或不同的时间上，各个市场上交易的同种产品的价格很少是相同的。其次，这个定义表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做出经济决策；农民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农民家庭——农户。农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农户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两者不可分割。农户的生产可分为两个部分：满足自身消费需要的生产和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农户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只有当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的生产被安排好后，才安排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再者，这个定义还表明，在面对市场进行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时，农民是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都是适用的。但是，由于农民只是部分参与市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因而他们的行为表现为有条件的利润最大化。最后，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农场主和农业企业家，后者更多地仅表现为单一的生产者，他们的所有生产决策都是面向市场的，其行为与新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一般厂商并无区别，因而完全可以运用新古典理论分析他们的行为。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只是部分面向市场组织生产活动，他们更多地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其利润最大化行为是有条件的。我们可以运用新古典理论和分析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行为进行分析，但不能完全照搬。
这个定义表明，运用新古典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民行为，必须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相结合。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农民经济学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结合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特殊性，建立了一系列的模型。这些模型的目的是根据农民所处的特殊市场环境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农民的特殊最大化目标，运用新古典学派的基本分析方法来分析农民的经济行为。
二、农民的有条件利润最大化行为
在舒尔茨出版《改造传统农业》之前，发展经济学家先验地认为农民是懒惰、固执的，目标不明确的。一句话，农民是非理性的，新古典分析方法是不适用的。这种观点既与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也阻碍了对农民行为的深入分析。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舒尔茨反驳了这种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民是无效率的传统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民也是精打细算的经济人，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农民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假说；在传统农业中，要素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Schultz，1964）。农民行为在经济上有效率这一点表明，农民行为也是一种最大化行为，因而可以运用新古典理论来进行分析。舒尔茨提出的这个假说，长期影响着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理解，它的合理性、限制和隐含的政策建议，仍然是农民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舒尔茨假说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涉及到一个相当有争议的课题。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如果农民行为是有效率的，那么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劳动投入的均衡条件是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等于实际工资。根据这一原理所建立的经济计量模型发现，亚非拉国家许多农民的要素投入是有效率的（Ali和Byerlee，1991），但也存在一些经验分析不支持舒尔茨的假说。Shapiro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其边际产品价值超过要素价格的40％（Shapiro，1983）。理论上的批评意见集中在舒尔茨用新古典模型来分析农民行为的做法上。因为舒尔茨假说的条件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难以得到满足。比如，所有的农民都是完全理性的，信息是完全的，农民所面临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等等假设都是不现实的。因而，从舒尔茨假说出发的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完全竞争模式并不能恰当反映发展中国家农民的行为，他们事实上受到高度的不确定性和相当多的限制条件的约束（欧曼和韦格纳拉加，2000）。因此，作为一般性假设，舒尔茨的假说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同。
舒尔茨假说的贡献在于使发展经济学家第一次认识到，农民是具有理性最大化行为的经济人，新古典学派的基本分析方法适用于对农民行为的分析，从而才能使农民行为的分析得以深入。因此，农民经济学借鉴新古典理论的利润最大化假说，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假定：有条件的利润最大化（Ellis，1998）。在这个假设中，农民的最大化行为受到以下条件的约束：（1）农户生产的多种目标约束。在不同的条件下农户的生产目标是不同的，如在遇到收入的不确定性时，农户的有条件最大化目标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保障，而不只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2）农民实现最大化目标的手段的有限性约束。发展中国家农民不能借助完善的市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如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和农产品市场不稳定，同时又缺乏抵御不确定性的保障机制和市场，无法通过市场来保障农业收成，所以农民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必须先为生产满足家庭成员最低生存水平所需要的粮食安排一定量的劳动。（3）市场不完善性的约束。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极不完善，致使保证不利情况下的最低消费水平成为农民效用最大化目标之一。农村信贷市场极其不完善，在很多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向地主借贷。地主向农民发放贷款，农民租种地主土地并以土地收成偿还贷款，这就使得农民的最大化行为受到地主的约束。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分佃制原是一种效率不高的土地租赁制度，因为农民最大化行为是租入过多的土地和投入过少的劳动。但在不完全市场上，分佃制使得地主可以决定佃农租地的数量和分成比例，决定佃农在土地上的最小劳动投入，这样佃农的劳动投入就不完全由佃农决定，从而避免了分佃制的低效率（张五常，2000）。
只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对农民行为造成的约束。对农民行为的分析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在有条件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下建立的农民行为模型，并不背离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根据不同约束条件建立起来的农民行为最大化模型的结论不同，但是它们的分析工具、方法和逻辑结构都是相同的，即都是新古典主义的。下文介绍的农民行为分析都体现了这一点。
三、农民的避险行为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比发达国家的厂商面临着更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是：（1）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气候、病虫害和其他自然条件的影响，从而使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发生波动。（2）市场价格波动。蛛网模型表明，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且幅度大。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不成熟，市场信息匮乏，农民收入受市场价格的波动影响更大。（3）由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关系所形成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农村中的基本资源，如土地和资本等分配严重不均，一些农民必须依靠租赁地主的土地或借高利贷才能生存。这样形成了农民对地主和高利贷者的依附关系。一方面，佃农由于只拥有很少生产资料和财富，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本来就较一般自耕农差；另一方面，地主或高利贷者是否继续租地或贷款给农民，对于农民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因此，地主或高利贷者的态度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种风险。（4）政府行为和战争造成的风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干预甚多，且政策经常变化，加之经常爆发各种性质的战争，这些都严重影响到农民生活的稳定。
这些风险对农民的最大化行为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农民生产规模小，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因而一般认为农民是风险规避者。农民规避风险的行为遵循着“安全第一的拇指规则”（Safety first rules of thumb）（Roumasset，1976）。在这一规则影响下，农民在进行生产决策时要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为自己制定一个在最不利情况下可以接受的最小收益界限以及这个可以承受的最小收益的发生概率。虽然某种生产抉择在确定条件下是最优的，但如果由于风险的存在而使得预期收益小于最低可接受收益，并且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大于可接受最低收益的发生概率，那么农民就不会选择这种最优决策，而是选择一种风险更小的决策。虽然后一种抉择不能使他实现最大化利润，但可以保证他在最不利条件下得以生存。
仍然可以用新古典理论来分析面临风险的农户的决策行为。在面临风险时，由于农民对保险有偏好，因此保险应纳入农民的效用函数。这样农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可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保险。可以用图1来加以说明。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农业生产的投入，纵轴表示产出。农户的收成面临两种情况：好年景和坏年景，Y[，1]、Y[，2]分别是在好年景和坏年景时的产量曲线；EY是综合考虑两种可能年景时的预期产量曲线；TC是总成本曲线。根据新古典理论，当总成本曲线的斜率和总产量曲线的斜率相等时，即MC=MR，农民就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如果农民是风险中性的，它将选择X[，E]的要素投入，这时预期投入最大，等于gh。但是，在X[，E]的投入上，一旦坏年景真正成为现实，那么农户得到的收入是—hI，即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就可能无法生存（这里实际上假设农民生存水平等于零收入）。因而，规避风险的农户将选择X[，2]的要素投入，虽然这时预期收入小于gh，但是在这个投入上，即使在坏年景里，农户也可以得到正的收益de。也就是说，农民虽然没有实现利润最大化，但给最低生存水平保了险，从而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农民避险行为的结果是：（1）没有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实现了效用最大化。（2）农民为了保证最低限度的食物消费可能牺牲效率而实行多样化经营。比如，在一块地上种几种农作物，这样即使某种农作物收成不好，只要不影响其他农作物收成，就不至于使农民陷入挨饿的境地。（3）农户对技术和制度创新热情不高。任何创新都伴随着风险，只有当创新能保证农民的最低收入时，农民才会接受这种创新。这就导致了农业技术进步缓慢以及农业耕作制度和农村社会制度的长期稳定。
大多数的经验研究支持上述结论。Bin—swanger和Sillers发现，农民是风险规避者，因此，在资源配置上没有实现最大效率。也有很多研究表明，农民的风险规避行为是技术和制度创新的障碍（Ellis，1998）。但同时，也有一些研究不支持上述结论。在根据“安全第一的拇指规则”设计的一项案例研究中，Parikh和Bernard发现，孟加拉国的贫农不是风险规避者（Parikh和Bernard，1988）。
四、农户的消费生产决策行为
按照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在存在完全市场的前提下，同一个人可以把它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作为两个独立的问题分开解决，这就是可分性原理。但是，可分性原理是否可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对此存在疑问。能否适用可分性原理关健在于是否存在完全市场。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并不完善，农户的要素投入和农产品都不是完全面向市场的，生产和消费都是半自给性的，因而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不可分割（文贯中，1989）。
苏联经济学家Chayanov在假设劳动市场不完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农户消费—生产决策的经典模型。该模型的假设是：（1）没有劳动市场，农户不能从劳动市场雇工，也不能向市场出售多余劳动。因此，农户的劳动不存在市场价格。（2）农产品或用于自己消费或在市场上出售，存在农产品的市场价格。（3）如上文所述，每个农户心里都有一个可接受的最低收入水平。
Chayanov模型的主要内容可以用图2表示。在图2中，纵轴表示农户的总产出或总收入，横轴表示农户的时间禀赋，分为劳动时间Le（从左到右的衡量）和闲暇L—Le（从右到左的衡量）。由于受生理因素的限制，一个人不能一天劳动24小时，因而Le由一个最大值L[，max]。TVP曲线表示生产函数：Y=P[，Y]·f（L[，e]）。无差异曲线I表示一定量的收入和闲暇给农户带来的效用：U=f（Y，L-L[，e]）。无差异曲线的斜率dY/d（L-L[，e]）表示主观工资率，即为了使总效用不变多放弃一单位的闲暇主观上所需要补偿的收入（也就是多增加一单位的劳动带来的收入）。Y[，min]表示农户可接受的最低收入水平，在这个收入水平上无差异曲线变为水平，这是因为若收入低于可接受的收入水平，农民可能面临生存问题，因而再多的闲暇也不能使效用增加。Y[，min]取决于家庭的人口构成消费者—劳动者比率，当家庭中只消费不生产的纯粹消费者相对增加时，家庭的消费支出增加，因而家庭可接受的最低收入水平上升。这样，农户的消费—生产决策可用最大化原理来求解：
Max U=f（Y，L—L[，e]）
s.t.Y=P[，Y]·f（L[，e]），Y≥Y[，min]，L[，e]≤L[，max]
解得均衡条件：
MU[，H]/MU[，Y]=dY/d（L-L[，e]）=MVP[，L]
即边际劳动产品价值等于主观工资率等于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在图2中均衡点是点A，这时农户投入L[，e]的劳动获得L-L[，e]的闲暇和Y的收入。
Chayanov模型的特点是农户消费—生产决策受农民家庭人口结构的影响。首先，家庭人口结构决定了最大可能的劳动投入L[，max]和最小可接受的收入水平Y[，min]。其次，它们还通过决定主观工资率决定了均衡条件，这与单纯的资本主义厂商决策不同。如图2所示，在原有均衡点A的基础上，现在假设农民家庭消费者—劳动者比率增加。由于消费人口相对增加，可接受的最低收入水平Y[，min]上升到Y′[，min]。同时农户相对于闲暇更偏好于收入（这是因为为了满足增加了的家庭消费支出，农民不得不多劳动以取得更多的收入），从而无差异曲线上升到I′位置，斜率dY/d（L-L[，e]）变小，即主观工资率下降。这样均衡点为无差异曲线I′与TVP曲线的交点A′上，家庭投入更多的劳动L[，e]′获得更多的收入Y′。所以，在Chayanov模型中，当消费者—劳动者比率变化时，农户的劳动投入和闲暇消费以及收入都会发生变化。
在Chayanov模型中消费决策和生产决策不可分的关键在于不存在劳动市场这一假设。一般来说，只要有一种农产品或要素市场不存在，那么就不存在这些农产品或要素的市场价格，这时就由主观价格来调节其供求。而主观价格同时影响消费和生产决策，因而消费决策和生产决策不可分离。只要市场是完全的，则农民生产和消费抉择是可分的。根据Barnun和Squre在Chayanov模型基础上放松不存在劳动市场的假设所建立的模型，农民消费和生产决策就是可分的，与一般新古典理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Ellis，1998）。
对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劳动市场的争论由来已久。刘易斯及其后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都假设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劳动市场。但近年来，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市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宾斯旺格和罗松茨瓦依格，看来这一问题还将继续争论下去。但由此可见，在研究农民的消费和生产决策时，对农民所处的市场环境必须有清晰的认识。这是农民经济学运用新古典理论时必须注意的，也是我国在研究农民问题时应当注意的因素。
标签：农民论文; 发展经济学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三农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利润最大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