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中的议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白论文,议论论文,诗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李白的“殊调”、“大言”不仅常招致时人的“冷笑”，亦屡遭后人讥议，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苏辙等人所谓“好事喜名”、“华而不实”、“夸饰”云云[1](P.1535)。这类言论早已为古今论家所批驳，不过其中倒是指出了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好吐狂言好发议论，这正是构成李白独特的个性和诗风的重要因素。前人论及宋人“以议论为诗”，多将其源头追溯到杜甫那里，谈到唐人诗的议论亦多集中于杜甫。比如叶燮《原诗·外编》云：“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2](P.70) 再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2](P.250) 然而议论同样也明显存在于李白诗的各类题材和体裁中，前人却少有人论及，这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以议论为诗”并非宋人的发明，前人于此已有所论。宋代严羽、张戒等人及明清许多论家对宋诗议论的责难，恐怕并不主要在议论本身，而在宋诗中那些缺乏含蓄蕴藉、兴味索然的议论说理，正如清代阙名《静居绪言》云：“诗有议论者，有含意者，只在其诗之当与否。以谓诗必不可着议论，则便有坏堑造作之伪。”[3] 汉魏古诗及唐诗中的议论之所以很少为人诟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议论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与写景、叙事一样，目的要在吟咏情性，而非说理。严评本《李太白集》评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云：“甚达，甚警策，然自是唐人语，无宋气。”[4](P.2111) 此二句之议论所以“警策”、“无宋气”，原因便在其并非纯抽象的说理，而是建立在“一唱三叹”[5](P.26) 的基础之上， 表现诗人梦游仙国后的一种彻悟和对仕途人生的深刻反省与总结。
吴乔《围炉诗话》卷六云：“无好句不动人，而好句实非至极处。唐人至极处，乃在不著议论声色，含蓄深远耳。”[6](P.679) 此论意在标举唐诗主客观混茫一片、不可句摘的意境创造，似为不刊之论。不过，考察李白许多抒情名篇便可发现，其中动人之好句却正在有议论有声色，同样亦为“极致处”，只是并非以含蓄深远取胜，而是以崭截鲜明的判断呈现的。比如《将进酒》，强烈的主观抒情无疑是这首诗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几乎每句都是经典名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既是观念的选择性判断，又因“须尽欢”、“莫使”、“必有用”这类崭截的用语而显得自信豁达、豪气干云，从而更加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抒情色彩；“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几句议论，否定的是功名贤达，肯定的是醉饮狂歌，实则是以颓唐放诞来消解现实人生所遭遇的种种磨难。它作为诗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囊括总揽的气势，同样也具有鲜明的抒情性，正如裴斐先生所云“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7](PP.17～36)。这种具有强烈主观感情的议论“大言”，无疑最能体现李白独特的个性。再看如下诗句：
高阳小饮真琐琐，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赊，兰亭雄笔安足夸。尧祠笑杀五湖水，至今憔悴空荷花。（《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
表达的也是一种人生价值判断，议论中突出的则是一种舒卷在我的逸气豪情。上述诗句表明，议论并非一定是与吟咏情性对立冲突的，而是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李白许多谈政治人生的诗作都是以议论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只是这些议论因融入了鲜明的主观情绪与感受而具有鲜明的抒情特点，此即沈德潜所谓“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带情韵以行”的议论也就是诗化的议论，于此清人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中有一段精彩的言论，对我们认识李白诗中议论的特点很有启发意义：
大篇长章，必不可少叙事议论，即短篇小诗，亦有不可无议论者。但长篇须尽而不尽，短章须不尽而尽耳。叙事即伏议论之根，论议必顾叙事之母。或叙事而含议论，议论而兼叙事。或以议论为叙事，叙事为议论。错综变幻，使奇正相生，疏密相间，开阖抑扬，各极其妙，斯能事矣。人但知叙事中之叙事，议论中之议论，与夹叙夹议之妙，而抑知叙事外之叙事，议论外之议论，与夫不叙之叙，不议之议，其笔外有笔，味外有味，尤为玄之又玄，更臻微妙乎！夫不尽而尽者，情深于中，韵溢于外，言简意赅，词近旨远。……尽而不尽者，包罗万有，众妙毕臻。[3](P.2333)
也就是说，诗化的议论给读者提供的不仅是议论本身，还应有议论以外的意义；尽的是判断、选择、推理、态度、意见，不尽的是情韵。诗化的议论甚至可以跟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一样，达到“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功效。
事实上，李白许多抒情名篇，纯主观的抒情方式并不占大多数，像“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一类的直接抒情，自然是痛快淋漓，而更多的则是以叙事、用典及议论等方式来抒情。例如《月下独酌》其二：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通篇都在议论说理，难怪查慎行《初白诗评》以“此种语太庸近”而疑为伪作[4](P.3275)。从表面上看，诗人议论天地，臧否圣贤神仙，是在为自己“通大道”、“合自然”的醉饮“理论”找理由，甚至是强词夺理的诡辩，其诗旨似乎在辩明道理。而实际上，在这些不合逻辑的牵强议论之外，不过是诗人以一种戏谑调侃的方式抒发自己的人生情怀，排遣其人生失意与愤懑罢了。这可以从同题诗其四中的议论得到佐证：“辞粟卧首阳，屡空饥颜回。当代不乐饮，虚名安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这几句同样是为自己的饮酒行乐找借口，采取的则是以抑而扬的手法，并进一步否定神仙世界，肯定与否定之外所要表达的，其实也是“仙宫两无从，人间久催藏”（《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的人生困顿之感。
明人谢榛《四溟诗话》认为“用事多则流于议论”[8](P.1139)，显然他是反对以议论入诗的。不过用典在许多情况下是可以等同于议论的，因为用典本身已或多或少融入了作者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巧妙的用典同样可以达到“议论外之议论”、“不议之议”的功效，扩展思想的容量，强化情感力量。好用典亦善用典是李白政治抒情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如《行路难》其三：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这首诗几乎句句用典，也几乎通篇议论，却并无堆垛獭祭之弊。明人朱谏认为：“中间八句诚为堆叠，有犯诗家‘点鬼簿’之病，宜节而去之也。”[4](P.405) 大谬！至于苏轼手书此诗时要将中间八句删除[4]， 大概是因为其中所表达的深刻的政治见解“有伤忠厚”吧。此诗是通过褒贬古人来表达自己复杂的政治人生感受的。首四句下语果决，“莫洗”、“莫食”、“何用”，是自警，是选择的惟一性，毫无商量的余地，表示诗人绝不与那些弃世归隐的孤高之士为伍。接着又对那些殒身政治的“功成不退”者发表议论，“既……终”、“岂自保”、“苦不早”、“讵可闻”、“何足道”，语气崭截，在李白看来，他们的殒身是一种必然（“皆殒身”）。道理似乎都说尽了，态度也异常鲜明，然而尽的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尽的则是诗人的现实人生感怀：既不愿意弃世归隐，济世又深感仕路艰险。最后对及时身退的张翰的称赏，表示要以饮酒行乐了却一生，其实不过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宽解，而又含激愤之情于言外。只要了解李白在长安的政治遭遇，本诗中“议论外之议论”也就不难领会到了。
《行路难》正体现出李白以用典议论的显著特点，即随心所欲，纵横捭阖，历史人物和事件似乎完全受其驱使。所以如此，除了个性使然，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诗人情感的激越和在仕途政治中的尴尬境遇。再以《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为例，这也是李白典型的“大言”之作。萧士赟认为“此篇造语用事，错乱伦理”，“决非太白之作”[4](P.2710)，实在是因为其还未把握李白此类诗歌抒情的特质。这首诗的“伦理”实际上不在造语，也不在叙事，而在抒情的脉络，用事（议论）是随着诗人感情的流动而展开的。开头数句以王徽之乘兴访戴的典故，渲染幽峭清旷的月夜景色，寄寓一种卓尔不群的性情，接着笔锋陡转，突发议论：“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一方面是称赏对方不愿以斗鸡取宠，亦不愿以屠城邀功的正直品性，又为其能吟诗作赋而为世所轻鸣不平；另一方面也是将矛头直指昏暗的时政，借以抒发自己之愤世之情。以下一段借典故发表议论，系将“理”与现实的对立冲突来抨击社会政治的黑暗：“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在诗人看来，整个社会完全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贤才受谗遭辱，小人春风得志。这种议论方式在其他诗作中亦颇为多见，如“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三十九）、“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翰林读书言怀》）、“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白玉栖青蝇，君臣忽失路”（《赠溧阳宋少府陟》）、“楚国苍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鞠歌行》），其中既寄寓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又表达了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深刻不满。悖理对常理的颠覆使得诗人对自己人生价值与仕途政治产生怀疑，也对古往今来的悖理变为“常理”获得了“规律性”的认识：“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圣人尚不得志，何况常人。诗人的个性情感也在“理”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此亦正是“尽而不尽”的议论。这首诗的议论以对斗鸡之徒的煊赫嚣张及哥舒翰的屠城邀功的指斥发端，中间穿插对历史上“悖理”现象的评述，而以伤悼贤臣李邕、裴敦复作结，表达了诗人鲜明的批判倾向，用事议论的脉络完全由诗人的情感流动而行，线索是相当清晰的。
朱庭珍《筱园诗话》云：“凡怀古诗，须上下千古，包罗浑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议论于神韵之中，则气韵雄壮，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识自见，始非史论一派。”[3](P.2377) 吴乔《围炉诗话》卷三亦云：“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出己意，发议论，而斧凿铮铮，又落宋人之病。”并举杜牧《息妫》《赤壁》二诗，认为其“用意隐然，最为得体”。[6](P.558) 李白咏史怀古中的部分诗作，也体现出这些特点。例如《望鹦鹉洲悲祢衡》：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清人宋徵璧《抱真堂诗话》评前四句云：“直是叙事起，不落议论。他人则必云正平蚁视魏武尔！”[6](P.120) 所谓“不落议论”并非不发议论，而是“用意隐然”，“融议论于神韵之中”。诗人以祢衡自况，不说祢衡视曹操若蚁，而说视之如蚁者，天下只有祢衡一人！“显然”是称赏祢衡之才情与狂傲，“隐然”的则是自负自矜。以下为其遭遇鸣不平，悲祢衡实亦为悲己。
李白诗中的议论还惯于采用托物立意的手法，情感力度则显得相对和缓含蕴。例如《古风》四十七：“桃花开东园，含笑夸白日。偶蒙春风荣，生此艳阳质。岂无佳人色，但恐花不实。婉转龙火飞，零落早相失。讵知南山松，独立字萧瑟。”萧士贇注云：“谓士无实行，偶然荣遇者，其宠衰则易至于弃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独立而不改其节哉。”[4](P.217) 表现手法则是以叙带议，叙事中包含着判断，将诗人自己对人的品性的评判织入桃花和松柏的自然习性，意象（喻体）的象征意义是在叙事（议论）的过程中实现的。大体上说，此类诗作与汉魏古诗的表现手法相似。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李白诗中的议论主要是一种抒情手段，与其他的抒情方法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具有吟咏情性的功效。所不同的是，它不是以具体可感的画面、形象或者直抒胸臆表达感情，而是以观念性的判断、认识、选择、意见、推理来表达情感，因而又具有议论本身的特殊魅力：可以激越或冷峻，可以崭截或曲折，可以辛辣讽刺深刻揭露……，这又是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