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人教育与农民工“城市性”的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农民工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3)01-0070-04
适应改革开放以及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我国大批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由于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他们成为农民工。从农村移动到城市，经历的主要是空间的转换，但流动之后他们要面对更多的是对城市的适应。只有对城市适应了，农民工才能在城市生存下来，才会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这也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的应有之义。现实中，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却面临着种种障碍与困境。由此，破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难题，提升农民工的“城市性”势在必行。可以说，农民工对城市适应与否、适应的进程、适应的质量不仅影响农民工个人的发展，也事关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因此，探究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因素及化解方略非常重要。
一、“城市性”：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旨归
农民工流动到城市，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城市，即获得或提升其“城市性”。“城市性”(Urbanism)是城市适应的重要对应概念，最早对“城市性”做出论述的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沃思(Louis Wirth)，他认为，“城市性”是指一种生活方式，是城市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1]“城市性”可以说是一种城市生活的基调，其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1.正式社会组织取代非正式组织对日常社会起组织作用，社会的正式机制(法律、法规、政策和契约等)比非正式机制(血缘、家庭、习俗等)更重要。
2.竞争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旋律。城市生活时时具有危机感和竞争意识，许多机制都体现了优胜劣汰原则，人们不可能一次获得较好待遇的岗位和社会职位终身不变，生活节奏快，守时、忙碌往往成为城市人的特点。
3.社会交往表现出广泛性与浅表性，社会交往成为一种角色的交往，即非个人的和无情感作用的交往形式。[2]
以上“城市性”及其要求是农民工所欠缺或需要提升的方面，即农民工需要尽快实现城市适应。简言之，城市适应是他们的农村生活、工作、思维、行为方式等“惯习”向城市生活、工作、思维、行为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影响，同化农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过程，是逐步提升“城市性”的过程，其中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等多维度的转换，这一过程将经由“碰撞——反思——行动”，逐渐实现由“不适应”到“基本适应”再到“适应”的过程，最终实现由“乡村农民”向“城市市民”角色的转化。
二、“城市性”不足：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瓶颈
农民工移动到城市后，面临着空间位置的改变，社会角色的转换、资源获取方式的转变，更涉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一言以蔽之，面临着“城市性”不足的问题，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适应不良：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主旋律
城市意味着发达、繁华，大部分农村人对其充满着向往、憧憬，但当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城市后，在经历了最初的新鲜、惊奇后，特别是找到一份工作准备在城市生活下来后，继而感受强烈甚至不适应的便是城市生活的主旋律。可以说，城市生活节奏快，守时、忙碌往往成为城市人的特点。这对于初到城市的人来说，是较难适应的。因为相对于农村慢节拍、自我掌控节奏的生活方式而言，他们必须调整生活节奏，让自己动起来才能适应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另一方面，城市生活时时具有危机感和竞争意识，生活就像一直在跑步，稍不努力后面的人就会超过自己，甚至存在被淘汰的危险。这对于初到城市的人，会产生不安全和危机感。生活像陀螺，必须不停地转，最好是不断加快节奏，加速度地转。难以适应快节奏、竞争性强的生活主旋律，即经济适应不良是农民工“城市性”不足的首要层面，也是初级层面，正像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生存、安全需求一样，这一层面是较容易适应的。农民工“城市性”不足的层面，还包括社会适应不良和心理适应不良。
(二)社会适应不良：难以适应城市社会的正式社会机制
农民工来到城市，在经历了最初的经济适应不良后，接下来要应对的便是社会适应不良。首先，农民工在到城市初期，离乡背井，面临着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人际环境等的改变，大多会感到孤独、焦虑、无助等情绪情感，特别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这种情绪就会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农民工的交往对象大多还是同乡、同事，与他们有相似经历的人。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主要还是依赖老乡、同乡等初级社会关系。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渐渐发现，在城市中，血缘、家庭、习俗等社会的非正式机制的影响和作用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政策、契约等正式机制对社会日常生活发挥着组织作用，有着重要的影响。农民工对城市中正式社会机制的不适应，造成他们的社会适应不良。
据调查表明，农民工对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不乐观，他们对城市规则和制度的认知还相当模糊：对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规则缺乏必要的认识，基本停留在渴望阶段。[3]在农民工的适应过程中，观念的改变大多能自然而然发生，并没有遇到太大的价值冲突，但是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规则和制度，却认知不足，相关知识缺乏。同时，他们虽然有一定的自主意识，有组织维权的需要，但因为缺少相应的训练和实践，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地利用规则和法律进行自我保护。[3]
农民工一方面对城市法律法规、政策、契约了解匮乏，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即使了解也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社会的正式机制维护自身权益，仍然一定程度地依赖其原有的血缘、家庭、习俗等非正式机制来解决和处理其生活中的问题，造成他们城市社会适应不良，是农民工“城市性”不足的第二个层面。
(三)心理适应不良：难以获得城市归属感
农民工来到城市，除了面临经济适应不良、社会适应不良外，还面临着心理适应不良。农民工逐渐认知到城市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角色的交往，呈现出浅层次、广泛性的特点，而较少个人化、情感性的色彩，表面化、形式化是其重要表征。这种人际交往方式也令农民工难以适应，使他们较难获得城市归属感，进而产生心理适应不良问题。
一方面，农民工面临城市生活、工作的巨大反差，心理适应不良。调查显示，农民工情绪情感、心理压力、生活满意度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不适应问题，特别是情绪情感中的孤独感、心理压力、对工作城市的认可程度、隐现的自卑心理等都体现出了对城市文化的不适应。[4]农民工甚至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心理症候：相对的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强烈、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5]
另一方面，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在工作之余有限的业余时间里，娱乐活动较少，社会交往也主要以业缘、地缘关系为主，依然以情感性、深刻性交往为主。囿于原有的人际交往、娱乐方式，使农民工与城市生活方式相距甚远，边缘感较强，缺乏归属感。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表示与城市居民的交流并不多，不会主动去交流。可以说，他们宁愿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选择狭小的社会交际网络，而不愿或难以融入城市社交网络，这使得他们与城市居民的距离越拉越大，难以获得城市归属感。与经济适应不良、社会适应不良相比，心理适应不良是农民工“城市性”不足的第三个层面，也是更深的层面。只有实现了心理和社会层面的转变，形成新的价值观、意愿和思维方式，才算真正实现了城市化。
三、成人教育：提升农民工“城市性”的利器
如前所述，农民工的“城市性”不足主要表现为：经济适应不良、社会适应不良和心理适应不良三个层面。城市适应不良造成农民工“城市性”不足，阻碍了农民工城市适应的过程及质量。因此，提升农民工的“城市性”，促进其城市适应，势在必行。这不仅利于农民工个人的发展，而且对于推进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众多研究也表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包括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的双重阻碍。前者主要是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因素，后者包括农民工文化适应力弱、人力资本缺乏、城市居民的歧视与排斥等。[6]因此，农民工融入城市既有赖于制度性障碍的清除，又有赖于包括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人力资本提升、文化适应力增强等非制度性障碍的破除。制度性障碍的清除在于政府、社会等的作为和努力，非制度性障碍的清除特别是农民工“城市性”的提升和养成，则仰赖于农民工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协助。
促进农民工提升“城市性”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其进行再社会化的过程，即重新学习城市社会的规矩。在农民工再社会化途径中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成人教育与培训。可以说，成人教育在农民工提升“城市性”，获得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一)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经济适应力
经济层面的适应是农民工立足城市的基础，在其提升“城市性”、实现城市适应的过程中，经济条件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8]因此，为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生存力，首先要强化其经济适应力。研究表明，“学习行为首先给农民工带来了职业方面的变化，如工作环境的改变、工作能力的提升、工作待遇的增长等。”[8](P224)参加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别的成人教育、培训，提升职业技能，是农民工提升经济适应力，进而提高城市适应力的重要途径。经由成人教育，特别是专项技能培训，农民工可以成为具有一定资格的熟练劳动者、中初级技术工人或具有较高职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由此，应加强成人教育，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的经济适应力。首先，应提供针对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农民工的专向培训、分类培训，通过入职前、职中、职后相贯通的形式，在其职业生涯发展的各个阶段提供及时地、针对性强地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在培训过程中，应使培训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方面反映农民工的学习特点。如培训内容应具有时代性，符合农民工对最新知识的渴求；培训内容具有针对性，适应农民工的认知特点；培训内容体现地域性，满足农民工“就近就业”的需求等。再次，还应整合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培训机构和行业用人单位的教育培训资源，有计划、有目的、多层次、多形式地开辟农民工培训项目，形成满足农民工需求、符合劳动力市场要求的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出一批能起示范带头作用的培训基地，从而使农民工切实学到一技之长，增加参与城市职业竞争的砝码，切实提升其经济适应力。
(二)加强社会知识培训，提升社会适应力
难以适应城市的正式社会机制，从而造成的社会适应不良是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瓶颈之一。而参加成人教育、培训，也是破解这一难题，提升其城市适应力的重要武器。研究发现，“学习行为，也带来了农民工生活境遇的变化。如生活条件的改善、住宿环境的改变，甚至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经由学习行为，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也得以改变，改变了以前社会保障缺乏、社会地位较低的状况。”[8](P224)
当今的成人教育更加重视能促使人们多方面素质发展和潜能的开发，它在给予成人知识、技能的同时，还成为成人一生中不同阶段人格发展、个性品格完善的有力武器。因此，在对农民工进行知识、技能等职业能力提升的同时，还应加强社会知识培训，培养农民工的理性化人格(待人接物少用感情多用理智)，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力。同时，应对农民工进行城市生活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正式社会机制教育，不断提高农民工的自身法律意识、规则意识，使其学会运用社会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正式社会机制处理问题，扬弃对血缘、家庭、习俗等非正式社会机制的依从，适应间接的次级社会关系，从而提升社会适应力。
另外，应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一方面，农民工要积极走出自己的固有圈子，多参与社会、社区的活动，加入广泛的、多元的交际圈，多与城市人或城市适应良好的农民工交往，学习城市交往规则，提升社会适应力；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也应该敞开心扉，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农民工，认识到农民工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帮助他们提升社会交往能力，促进其城市适应。让农民工感受到认可，对城市有了热爱感、归属感、主人翁感，才能真正促使农民工从心里愿意改变自己，也才能为城市适应乃至成为城市人奠定基础。
(三)加强人文心理知识教育，提升心理适应力
如上所述，心理适应不良，难以获得归属感是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第三个瓶颈。心理适应是农民工文化适应的最高层次，要求做到认同城市价值观念、接受城市生活方式、获得心理上的认同、找到情感上的归宿，只有达到心理适应才能完成城市文化适应。因此，加强心理健康知识教育，提升农民工的心理适应力对于其适应城市至关重要。作为帮助成人学习、促进成人发展的科学和艺术的成人教育，也是提升农民工心理适应力的重要途径。成人教育和培训对于农民工的作用和价值，不仅表现在提高职业技能，提升经济适应力，还可以成为其人格发展、个性完善、心理素质提升的有力武器，从而为其实现城市适应创造良好的心理基础。经由成人教育，“对农民工的主观生存境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使他们的感觉、情绪、情感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使他们改变了心态，提升了自信心，产生了自尊感，觉得生活更加有意义”[8](P224)。
由此，农民工的成人教育和培训，可以促进农民工知识技能、思想品德、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发展，在对其进行职业性知识、技能性培训的同时，还能兼顾农民工自我素养的提升，特别注意对其进行心理健康知识、心理保健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加强人文关怀，提升其心理适应力。例如，可组织专门的人文组织、心理咨询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等定期走进农民工生活和工作场所，对其提供专门的人文、心理咨询，帮助农民工解决精神、心理问题，促使农民工打开心结，敞开心扉，跳出自我封闭的圈子，养成宽容、开放的心态，增强心理适应力。
概言之，经由成人教育、培训，会给农民工带来知识、技能层面的改变，使其知识得以增加，技能得以提高，工作能力得以增强。与此同时，知识的增加、技能的提升、工作能力的增强，必然带来其职业境遇、生活境遇、社会境遇的改变。
总之，成人教育，这门“帮助成人发展的科学和艺术”，定能以“回归农民工的生活世界，走进农民工的精神家园”为纲领，直面他们城市适应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为探究出适切的化解方略贡献自己的力量。
收稿日期：2012-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