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房子与老子 ——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
彭争呈 邹 红
内容提要： 老年人“无休止劳动”或“过度劳动参与”都会对老年人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探究有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关系，从家庭代际关系视角，解释了中国老年人“无休止劳动”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有未婚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存在“婚姻效应”，会显著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约3.3%～4.9%；且会通过房价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会增加有未婚儿子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还会显著增加家庭的购(建)房概率和因购(建)房而产生的家庭债务。在中国家庭代际文化背景下，子女“为结婚而买房”的社会现实很可能损害老年人的福利，政府应努力实现年轻人“住有所居”的梦想，保障老年人的福利权益。
关键词： 家庭代际关系 子女婚姻 房价 老年人劳动参与 老年人福利
一、问题提出
2017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41亿，占总人口的17.3%。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不仅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还将影响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相关研究发现，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农村老年人普遍存在“无休止劳动”(ceaseless toil)[1]或“过度劳动参与”问题[2]。后续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并将其解释为：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大，健康状况的下降，老年人未能显著地减少其劳动供给[3]。然而，这些研究只是发现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福利受损的一个现象，却未能解释其背后的原因。即使在社会保障相对完善的城镇地区，受个人或家庭因素的影响，老年人退休后也很可能选择重新就业[4-5]。相对于年轻人，从事生产活动对老年劳动者的体能要求更高，带来的健康风险也更大，从而老年人的劳动市场退出行为可以被视为其福利状况的一个显示性指标[6]。因此，探究老年人“无休止劳动”背后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老年人福利的影响因素，保障老年人福利权益，提高老龄化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相比于西方家庭，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家庭更加看重代际联系，从而也更加强调家庭内部代际利益的一致性[7]，因而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的社会经济特征与老年父母的福利水平紧密相关。中国人历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帮助子女“成家立业”几乎成了每一位中国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当前适婚青年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姻市场竞争压力，无疑又增加了这种向下代际转移的概率和强度[8]。同时，中国也是一个重视“安居乐业”的国家，房子几乎成为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必需品”。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家庭房屋所有权拥有率达87%，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末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住房价格经历了快速的上涨过程。房价的上涨既可能带来家庭财富增加，产生“财富效应”，也可能缩紧家庭预算约束，形成“房奴效应”[9]。婚姻市场竞争的加剧、“安居乐业”的传统观念和房产财富价值的诱惑，使得房子在婚姻市场日益成为一种“地位商品”，只有“筑好巢才能引来凤”[10][注] 基于CHFS2011、CHFS2013、CHFS2015数据的计算表明，18～34岁户主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58%～83%；限于篇幅，相关图表不再报告。 。而适婚的青年人由于刚刚踏入职场，个人收入有限，面对高企的房价，往往力不从心。因此，适婚青年的高住房需求也就很可能转嫁到父母身上，从而对老年父母的福利状况产生影响。
本文将基于全国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在当前房价高涨的背景下，子女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福利——劳动市场退出状况的影响，从子女婚姻的角度解释导致中国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的一个可能因素。
二、理论基础与典型事实
(一)子女婚姻影响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理论基础
关于子女婚姻影响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理论解释，已有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了探索。首先，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父母为子女结婚而买房实际上是一种向下的代际转移问题。关于代际转移的动机，相关研究多从“养儿防老”角度分析，如相比于西方“接力模式”下的代际转移关系，中国农村“反馈模式”下的代际转移行为则更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缺失背景下“养儿防老”动机的深刻体现[11]。为了这种模式不断的延续，帮助子女成家立业，延续“香火”，自然成为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提供适婚子女结婚的费用应算作是对子女的抚育费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的城市地区，父母出于年老时对子女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的需要，也依然会存在“逆反哺模式”，这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父母为子女结婚而承担的高额支出[12]。也有研究认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家庭更加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甚至与孙子女之间的代际一致性，因此在分析中国家庭成员的经济行为时，更应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单位来看待[13]。同时，农村老年人延长其生命周期内劳动时间的情况，并非单纯是个人的习惯性劳动，其背后更多的是出于家庭理性和经济利益考虑[2]。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家庭文化背景下，家庭成员间更加强调代际利益一致，子女成了家，老年父母才算完成了人生中对子女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成年子女的婚姻状况会对中老年父母的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图1 老年人劳动参与比例与未婚人口比例的拟合关系
其次，从家庭经济学角度来看，基于利他主义和家庭成员偏好一致假设，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通常也会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诉求和影响，而非一个简单的个人决策过程[14]。这一观点突破了个体效用最大化理论的局限性，开始将家庭成员的利益和诉求纳入个体劳动决策分析中。家庭集体决策理论则进一步认为，家庭成员并非都是利他的，也有利己的可能性，成员之间存在偏好的异质性，家庭成员的劳动决策是个体利益和其他成员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15]。相关研究基于集体劳动供给模型，把孩子作为家庭公共产品对模型进行拓展，从理论上发现家庭公共产品(如孩子的福利)的消费量会显著影响父母个人的偏好[16]。经验研究也表明，家庭关系会从不同角度对个体劳动供给决策产生影响，如老年夫妻双方的劳动市场决策会相互影响，家庭代际间照料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等[17-20]。
从上述文献可以发现，无论是基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社会学分析，还是基于现代劳动供给问题的经济学分析，都有理由认为，在中国紧密的家庭代际关系文化中，子女的婚姻与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和福利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已有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间接的证据，如有研究发现未婚子女数量和已婚子女数量分别使城镇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的概率显著增加13%和6.3%，并认为“‘养老’的传统在今天终究变成了‘啃老’”[4]；也有研究发现成年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提前退休的概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0]。但是这些研究实际上只分析了城市地区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关系，并未考虑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子女特征与老年人劳动参与行为的关系。本文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345个地级市区域的截面分析发现，50～74岁老年人中劳动参与者的比例与20～34岁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图1所示)，这提供了一个更有样本代表性的关于子女婚姻与老年人劳动参与关系的经验证据。
(二)子女婚姻与家庭购房需求的典型事实
近年来，农村“剩男”、城市“剩女”问题越来越突出，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使得适婚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的膨胀带来房产价值不断上升，房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象征。因此，“买房结婚”作为年轻人结婚的前提条件被社会普遍接受。而面对个人收入有限与房价高企的矛盾，适婚青年的购房需求很难通过个人能力解决，从而不得不寻求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资助。本文基于CHFS2013、CHFS2015的数据，分析了50～74岁户主家庭未来意向购(建)房和过去两年实际购(建)房的目的，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接近30%的家庭会出于子女结婚而购(建)房。图3则是从年轻人的角度，基于CHFS2011、CHFS2013的数据，分析了18～34岁户主家庭购房首付款的来源[注] CHFS2011数据中没有购房目的问题，CHFS2015没有调查购房首付款的来源。 。超过25%的18～34岁户主家庭购房的首付款来源于父母，进一步支持了图2的发现。这两幅图从统计上支持了关于父母为子女结婚而直接或间接(提供首付款)购房的推测。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和统计经验分析，有理由认为，当成年子女面对结婚问题时，父母会有很强的动机帮助子女购买或建设新房，而这种动机则很可能导致老年人不得不“干得更久”。
资料来源：CHFS2013、CHFS2015。
图2 50～74岁户主家庭购(建)房目的
资料来源：CHFS2011、CHFS2013。
图3 18～34岁户主家庭购房首付款来源
姜汁 鲜姜绞榨去渣，取其汁入药，辛散力强，长于化痰止呕。姜汁为丸，有化痰利窍的功效，呕吐不止者可用姜汁急救。取姜汁敷患处还能缓解疼痛、消肿。它还具有灭菌、消炎、清洁创面、促进食欲等作用。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将主要讨论以下问题：(1)在中国紧密的家庭代际关系文化背景下，适婚子女的未婚状况是否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婚姻效应”，从而导致老年人在既定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下更多地参与市场劳动？(2)面对高涨的房价和“买房结婚”的现实，适婚子女的未婚状况是否会通过房价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影响？(3)子女婚姻状况通过房价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背后的“购房”机制是否成立？本文将基于全国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三、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人们从未停止过对美食的追求，我也一样，看到好吃的东西总不免喜形于色，食指大动。美味能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和给人带来愉悦感，古代思想家老子说：“五味令人口爽。”美味来源于食材的品种、新鲜程度和取决于烹饪技艺的高低。论食材之广泛，烹饪技艺之复杂与高超，色香味形之讲究，中华饮食无疑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那么，家庭的购房行为或房价变动是否真的会影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已有研究也探索了房价或房产价值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发现，房产价值会像金融财富一样对55岁以上老年人的劳动供给产生“财富效应”，降低有房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而且女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对房产价值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21]。另一些研究则发现，房价每上涨10%会使老年人的预期退休年龄增加4个月，其可能的机制是房价上涨带来房屋租金价格上升，使租房老人的生活成本增加，进而延长这部分老年人生命周期的工作时长[22]。但是，目前还未发现有关中国家庭房产或房价变动与老年人劳动参与行为的研究，因此本文也将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
(二)变量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是否参与市场工作(employ )”由问题“当前是否工作(含务农)”得到，需要指出的是将当前失业但正在找工作的情形也视为“参与市场工作”。子女婚姻特征变量用“是否有18岁及以上未婚子女(unmchild )”来代表，用“是否有18岁及以上未婚儿子(unmso n)”“是否有18岁及以上未婚女儿(unmdau )”来反映未婚子女的性别差异。之所以选择以18岁为标准，是因为18岁是法定的成年年龄，且即将进入法定结婚年龄；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购房是一笔大的开销，往往需要多年的积蓄，因而当有子女接近或达到18岁后，父母为子女结婚而储蓄、购房的紧迫感更强；后文也使用“是否有22岁及以上未婚子女(unmchild 22)”和“是否有26岁及以上未婚子女(unmchild 26)”做了替代性检验。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如表1所示。“家里是否有12岁及以下儿童(child 12)”和“家里是否有80岁及以上老年人(older 80)”是为了反映家庭照料因素可能对50～74岁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住宅价格是根据地级市的住宅销售额和住宅销售面积计算而来。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表1(续)
注：限于篇幅，房贷和房产总市值等变量的统计情况略；上述统计分析过程进行了加权处理。
四、实证检验
(一)未婚子女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实证检验
为了识别有未婚子女对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婚姻效应”是否存在，本文建立以下模型：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项目，到目前为止该调查已完成了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四期全国层面的调查；由于2017年的调查数据尚未公开，本文只使用前三期的数据。2011年的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80个县(区/市)，8 438个家庭；2013年和2015年扩展到29个省/市/自治区，样本数分别达到28 143个和37 289个家庭，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全部家庭成员，具有很好的样本代表性。CHFS不仅提供研究中国家庭金融问题的微观数据，如住房资产和金融财富、负债和信贷约束等，还涵盖了家庭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健康、就业等方面的信息，具有很好的数据结构。由于50～74岁年龄段人口大多即将或已经进入“退休”阶段，且属于低龄老年人口，就业能力相对较强，子女也大多处于适婚年龄，因此本文选取了前三次调查数据中年龄在50～74岁且有子女的受访家庭作为研究样本。后文也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调整了样本的年龄范围，主要结论依然成立。其他用到的数据中，地级市区域住宅价格和人均GDP数据来自于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和部分地区的统计年鉴，地级市层面性别比数据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整理而得。
employ ijt =α 1+β 1unmchild ijt +γ 1X +δ 1P j +θ 1Y t +ε ijt
(1)
其中，employ ijt 为个体i 是否参与劳动，unmchild ijt 代表个体i 是否有未婚子女，主要包括是否有18岁及以上的未婚子女(unmchild )、是否有18岁及以上的未婚儿子(unmson )和是否有18岁及以上的未婚女儿(unmdau )等。X 为个体、家庭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P j 为地区固定效应，Y t 为年份固定效应，ε ijt 为随机扰动项。对于模型(1)，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PM)进行估计[注] 虽然线性概率模型的预测值有可能落在0～1以外，但是本文的实证模型只用于解释而非预测，故不影响变量系数的一致估计。 ，且主要关注β 1的符号、大小及统计显著性。
其中，lnprice it 是t 年个体i 所在地级市住宅销售均价的对数，μ ijt 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的含义同模型(1)。本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对模型(2)进行估计，且主要关注交互项系数β 4的符号、大小及统计显著性。
SPWM是调制波与载波在交点时刻产生的控制信号，控制功率器件的通断，得到一系列等幅不等宽的脉冲序列[6]。调制波在微控制器中是正弦函数，载波是通用定时器的寄存器加减产生虚拟三角波[7]，SPWM波形的算法采用规则采样法[4]，如图6所示。
根据前文对文献的回顾，家庭照料因素也是影响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鉴于此，列(2)—列(4)控制了家里“是否有12岁以下儿童”和“是否有80岁以上老年人”。结果表明，家里有12岁以下儿童会显著降低老年人劳动参与，家里有80岁以上老年人的影响也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由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还可能受到地域观念习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因此列(3)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列(4)同时控制了城市人均GDP和省份固定效应，结果同列(1)、列(2)基本一致。这也说明，本文模型很可能不存在地区层面的遗漏变量问题，因此后文的回归中将只控制城市人均GDP和省份固定效应。老年人个体特征和其他家庭特征的影响与预期基本一致，在此不再一一解释。
表2 有未婚子女与老年人劳动参与
表2(续)
注：所有回归过程都进行了加权，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表示P <0.01,**表示P <0.05,*表示P <0.1；后表同。
如果模型存在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等问题，则会导致系数的估计有偏或不一致。尽管在表2的逐步回归过程中，控制了老年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区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固定效应等五大类变量，且结论都一致，基本能够排除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出于结论的稳健性考虑，为了进一步排除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分别使用“18岁以上未婚子女数”“是否有22岁以上未婚子女”和“是否有26岁以上未婚子女”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以及用城市层面的性别比作为“是否有18岁以上未婚子女”的工具变量进行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2基本一致，如表3列(1)—列(4)所示。表3列(2)—列(3)结果的显著性说明适婚子女对父母劳动供给的“婚姻效应”在不同年龄划分标准下依然存在。鉴于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都是二值变量，表3列(4)回归使用的是Biprobit模型[注] 出于对性别比数据结构和CFPS2011数据特征的考虑，此处的回归只使用了CHFS2013、CHFS2015的样本，且2013年对应的是2010年人口普查时20～24岁人口的性别比，2015年对应的是15～19岁人口的性别比。 ，该回归模型结论的一致性说明了前文的结论在不同估计模型下的稳健性。
已有研究表明，老年人配偶的健康、退休等特征也会影响老年人的就业行为，因此使用数据中有配偶信息的样本，在模型中控制配偶的年龄、学历、户口类型、健康和是否工作等变量，结果如表3列(5)所示。可以发现，即使考虑到配偶的特征，前文的结论也依然成立。在CHFS2011、CHFS2013、CHFS2015三期调查数据中，有部分样本是被连续追踪的，本文利用这部分样本的面板结构特征，使用面板Logit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列(6)所示[注] 使用Hausman检验，结果也表明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相关结果不再报告。 ；可以看出，未婚子女对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婚姻效应”依然存在。此外，将样本的年龄范围分别调整为45～79岁和60～69岁，结果表明有未婚子女依然会显著增加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限于篇幅，相关的结果不再报告)。综上可以发现，表2的结论具有很好的稳健性，即有未婚子女会显著增加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
表3 稳健性检验
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城市人均GDP、省份和年份虚拟变量，后表同；列(6)报告的是回归系数而非边际效应，括号内的标准误是通过自助法获得的稳健标准误。
严重的性别偏好导致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失衡，使得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而女性则占据了市场优势，正所谓“儿子是建设银行，女儿是招商银行”。那么，适婚子女对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婚姻效应”是否真的在子女性别上存在差异？对此，本文基于未婚子女的性别进行了相关检验。由于主要解释变量“有18岁以上未婚儿子”和“有18岁以上未婚女儿”除了包含婚姻和性别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存在完全是性别因素作用的可能，为了剔除这一可能，分别在表4的列(1)、列(3)、列(5)和列(2)、列(4)、列(6)控制了“是否有儿子”和“是否有女儿”。表4列(1)和列(2)反映的是全样本下“有18岁以上未婚儿子”和“有18岁以上未婚女儿”对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影响。可以看出，即使在控制子女性别的情况下，有未婚儿子和有未婚女儿依然会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增加，系数的大小分别为2.6%和3.2%；这说明，适婚子女对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婚姻效应”并不存在子女性别上的显著差异。
表4 基于子女性别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农村地区的性别偏好较为严重，导致农村的性别失衡问题更加突出，因而农村适婚男性青年在婚姻竞争中的压力更大。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使得农村适婚女青年在婚姻匹配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城市户籍或在城里有房的男性，以便通过婚姻来实现城乡居民角色的转换和社会阶层的上升。农村适婚女青年在婚姻匹配过程中的这种选择偏好，一方面降低了城市男青年的婚姻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则加剧了农村男青年和城市女青年的婚姻竞争压力。因此，相对于农村的“剩男问题”，近年来城市的“剩女问题”也更加突出。那么，这种明显的城乡差异现象是否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鉴于此，本文按居住地类型进行了分城乡样本分析，结果如表4列(3)—列(6)所示。其中，有未婚儿子会使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显著增加3.7%，而有未婚女儿的影响则在统计上不显著；与此相反，有未婚儿子对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而有未婚女儿则会使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显著增加4.4%。这说明，考虑到城乡因素后，适婚子女对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婚姻效应”存在子女性别上的异质性，有未婚儿子的农村老年人和有未婚女儿的城镇老年人更倾向于参与劳动，这与本文的直观推测基本一致。基于城乡户籍的分组回归结果与此类似，限于篇幅，结果不再报告。
目前，云南电力市场进入了“电量稳步增长，电价趋于合理”的多方共赢良性循环，以做实中长期交易为突破口，取得了用户降成本、经济稳增长、水电少弃水、火电有保障、电力与其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转型升级的显著成绩，连续多年稳定了发、供、用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对加快推进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为云南省打好“绿色三张牌”，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稳定了根基。
(二)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实验检验
本文认为未婚子女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婚姻效应”的一个重要机制是：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子女“为结婚而买房”的行为对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从而使老年父母更倾向出去工作。为了检验这一推断是否成立，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子女未婚特征变量与房价变量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模型：
渡槽为现浇肋拱模架，盘扣模架底座搭设在横桥向工字钢上；盘扣支架的横向剪刀撑应与支架底部横向工字钢进行焊接，将工字钢、贝雷梁与钢支墩之间用套箍进行连接；下部钢管柱采用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并预埋钢板埋件。
employ ijt =α 2+β 2unmchild ijt +β 3lnprice it +β 4unmchild ijt ×lnprice it +γ 2X +δ 2P j +θ 2Y t +μ ijt
(2)
表2报告的是对模型(1)的逐步回归结果。在列(1)—列(4)中，依次控制了老年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城市固定效应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省份固定效应。可以发现，家里有18岁及以上未婚子女对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影响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表明，有18岁及以上未婚子女会使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概率增加3.3%～4.8%。除了“传宗接代”的文化传统使得子女的婚姻问题成为中国老年父母的一项重要任务，“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观念也使子女数量、儿子偏好、“光宗耀祖”的子女教育问题等可能成为影响父母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那么，子女的数量、性别和教育问题是否也是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重要渠道？为了更清晰地识别子女对老年父母劳动供给的“婚姻效应”，排除其他可能的影响机制，列(2)—列(4)也控制了“子女数”、“是否有儿子”和“子女教育支出的对数”。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和子女教育支出的对数也会对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否有儿子的影响虽然统计上不显著，但系数的符号却是符合预期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银行业的高利润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本人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我国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和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所以银行业的高利润是一种“畸高”，存在着诸多隐患。
“礼尚往来”历来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年轻人在结婚时“男方备聘礼，女方陪嫁妆”的习俗更是必不可少。当前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不仅助推了房子在婚姻匹配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直接推高了彩礼数额，成为有未婚子女家庭的另一项重要负担。因此，子女对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婚姻效应”，除了体现在房价这一机制上，也很有可能通过高额的彩礼(含嫁妆)支出来影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鉴于此，为了更好地识别房价机制的作用，在模型(2)中分别控制了地级市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家庭平均彩礼支出对数，结果如表5列(5)—列(6)所示。可以发现，在控制不同层面家庭平均彩礼支出后，交互项系数所反映的结论与列(1)—列(4)的结论仍然一致。这说明，即使排除彩礼支出的影响，子女婚姻状况依然会通过房价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综上，可以认为适婚子女的未婚状况会通过房价这一机制对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5 有未婚子女与房价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
注：列(1)和列(2)的其他控制变量不包括地级市层面人均GDP的对数(lnpgdp )。
由于中国“从夫居”的文化特征，年轻人结婚时大多是男方购买新房，因此子女婚姻通过房价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有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有未婚儿子的老年人身上。为了检验这一推论是否成立，本文分别用是否有18岁以上未婚儿子和是否有18岁以上未婚女儿与房价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可以发现，有未婚儿子和有未婚女儿与房价交互效应都会增加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而且有未婚女儿与房价的交互效应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农村的“剩男问题”，在规模较大的城市“剩女问题”更为突出，而这些大城市的房价水平更高、上涨更快。
表5列(1)—列(3)是基于是否有18岁及以上未婚子女与房价对数交互项回归的结果；其中列(1)只控制了个体和家庭特征，列(2)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列(3)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了城市人均GDP的对数和省级固定效应。可以发现，在逐步控制不同层面变量的情况下，交互项的系数都相当稳健，且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比于没有未婚子女的老年人，房价每上涨1%会使有未婚子女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增加5.2%～6.2%。虽然本文的房价数据是地级市层面的宏观数据，对于个体的劳动经济决策来说，具有内生性的概率比较低；但是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使用滞后三期的房价对数(lnhprice 3)替换当期房价的对数，以解决当期房价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如列(4)所示。可以发现，即使使用滞后三期的房价对数与是否有18岁及以上未婚子女进行交互，所得的结论与前三列一致，从而排除了当期房价的内生性对结论可能的不利影响。
从表4中可以发现，有未婚儿子会显著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而有未婚女儿则会显著增加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那么，当考虑到房价这一机制后，这种城乡异质性是否依然存在？对此，本文也基于受访者的居住地类型进行了城乡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列(3)—列(6)所示。可以发现，有未婚儿子与房价的交互效应会使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增加6.1%，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有未婚女儿与房价的交互效应会使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增加7.1%，但只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于有未婚女儿的农村老年人，房价上涨对有未婚儿子的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大。另外也发现，有未婚儿子与房价的交互效应对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有未婚女儿与房价的交互效应则会使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概率增加4.2%，但也只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于有未婚儿子的城镇老年人，房价上涨更有可能增加有未婚女儿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综上，房价上涨会显著增加有未婚儿子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
本文也用是否有18岁以上未婚子女与房价的交互项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分城乡和老年人性别进行了分组回归(限于篇幅，具体结果不再报告)。结果发现，有未婚子女与房价的交互效应会显著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约6.7%，但对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有未婚子女与房价的交互效应会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增加男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约9.1%，但对女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未婚子女对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婚姻效应”在房价这一机制上存在城乡和老年人性别上的异质性。
表6 未婚子女性别与房价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的异质性
注：列(1)、列(3)、列(5)子女性别变量控制的是“是否有儿子”，其他各列子女性别变量则控制的是“是否有女儿”。
五、进一步讨论
(一)子女婚姻对家庭购房行为的影响
利用CHFS2013、CHFS2015的追访样本信息，在控制地区房价的情况下，本文分析了“有18岁及以上未婚子女”对家庭“过去两年是否购(建)房”的影响，结果如表7列(1)—列(3)所示。结果表明，有未婚子女会使家庭“过去两年购(建)房”的概率显著增加2.6%，有未婚儿子会使“过去两年购(建)房”的概率显著增加3.9%，但有未婚女儿对过去两年家庭的购房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地，同样在控制地区房价的情况下，本文分析了家里“有18岁以上未婚子女”对家庭“未来五年是否有购(建)房意向”的影响，结果如表7列(4)—列(6)所示。
前文分析表明，有未婚子女会显著增加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而且会通过房价这一机制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认为，只有当有未婚子女会显著增加家庭购房概率时，子女婚姻通过房价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这一机制才能真正成立；否则，子女婚姻与房价的交互效应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正向影响，很可能只是房价变动带来的其他因素导致的。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有未婚子女是否会显著影响家庭购房行为。
高校在农村电商培养上，缺乏有实践经验的师资力量。在现有的电商师资上，多属于高学历高科研能力的“研究型”教师，缺乏行业实战经验，在农村电商发展中，所处的发展环境是根植于复杂的农村环境，研究型教师提供知识实用性不强，而除了师资力量缺乏，标准化的农村电商培养教材也存在短缺。
表7 有未婚子女对家庭购(建)房行为的影响
注：表7各列结果都是基于家庭层面的回归，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的户口类型、地区房价对数、家庭收入对数、家庭教育支出对数、家庭规模、是否有儿子(列(3)、列(6)控制的子女性别变量是“是否有女儿”)、家里是否有12岁及以下儿童、居住地的城乡类型、地区人均GDP的对数、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表8同。
家里有未婚子女会使家庭未来五年购(建)房意向显著增加7.8%，有未婚儿子和有未婚女儿会分别使家庭未来五年购(建)房意向显著增加8.7%和3.1%。以上分析表明，即使在控制地区房价水平的情况下，有18岁以上未婚子女不仅会显著增加家庭实际购(建)房的概率，还会显著增加家庭未来五年的购(建)房意向。
(二)对房奴效应和财富效应的再检验
已有研究发现，房价的快速上涨会显著增加家庭负债，对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产生“房奴效应”和“财富效应”[9]。上文的分析表明，有未婚子女会显著增加家庭购(建)房的概率；那么，在房价不断高涨的现实下，有未婚子女是否会通过增加家庭购(建)房的概率对家庭负债产生影响，并进而对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产生“房奴效应”？本文利用CHFS数据详细的家庭金融信息，进一步检验了有18岁以上未婚子女对家庭负债情况的影响，结果如表8所示。列(1)—列(3)的被解释变量是“家里是否有因购(建)房、装修而产生的待还贷款或借款”，结果显示，有未婚子女、有未婚儿子和有未婚女儿会使家里有待还房贷或借款的概率显著增加4.6%～5.3%。列(4)—列(6)的被解释变量是“家里因购(建)房、装修而产生的待还贷款或借款数额的对数”，有未婚子女、有未婚儿子和有未婚女儿会使家里有待还房贷或借款的数额显著增加49.6%～57.0%。以上分析表明，家里有未婚子女不仅会显著增加家庭因购(建)房、装修而产生负债的概率，还会显著增加债务的数额。从家庭金融的角度来说，这一发现也提供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国家庭负债不断上升原因的解释，当然这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表8 有未婚子女与房贷
表9 对财富效应的再检验
注：“家庭房产增加值(hvalue )”是由家庭当前房产的总市值(hwealth )扣除购(建)房成本得到；其他控制变量同表2。
除了“房奴效应”，家里有未婚子女是否会影响“财富效应”对老年父母劳动参与的效果？借鉴相关研究的思路，本文基于有房产的家庭样本，用家庭“房产总市值的对数(lnhwealth )”和“房产增加值的对数(lnhvalue )”作为衡量房产财富的变量，以检验在考虑是否有未婚子女情况下，房产价值变动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实际影响。表9列(1)、列(3)是在未考虑有未婚子女情况下，家庭房产财富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可以发现，房产总市值和增加值都会对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类似。这表明，在不考虑是否有未婚子女情形下，房价上涨带来的房产财富增加，也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财富效应”，降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列(2)和列(4)分别用“是否有未婚子女”与“房产总市值对数”、“房产增加值对数”进行交互，以检验在考虑子女婚姻状况下，房产价值变动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实际影响。结果显示，所有交互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当考虑到子女的婚姻状况后，在给定家庭房产财富水平的情况下，相比于没有未婚子女的老年人，有未婚子女会显著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这也说明，房产价值上升对家庭成员劳动供给的“财富效应”是有条件的，这是已有研究未曾发现的。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是老年人福利状况的一个重要显示指标，“无休止劳动”或“过度劳动参与”都会对老年人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相对于西方松散的家庭代际关系，中国紧密的家庭代际联系，使得老年人的经济行为和福利水平也深刻地融入到家庭关系之中。本文基于中国的家庭代际文化背景，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三期数据，探究了有未婚成年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关系，从家庭代际关系角度对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假说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主要发现：(1)成年子女的婚姻状况对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存在“婚姻效应”，有18岁以上未婚子女会显著增加老年人的劳动参与3.3%～4.9%；且这种“婚姻效应”在未婚子女性别上存在城乡上的异质性，有未婚儿子的农村老年人和有未婚女儿的城镇老年人更倾向于参与劳动。(2)子女的婚姻状况会通过房价对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没有未婚子女的老年人，房价每上涨1%会使有未婚子女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增加5.2%～6.2%，房价上涨会显著增加有未婚儿子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3)有未婚子女会显著增加家庭过去的购(建)房概率和未来的购(建)房意愿，也会增加家庭因购(建)房等而产生的家庭债务，对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房奴效应”；当考虑到子女婚姻状况后，房产财富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财富效应”减弱，在给定家庭房产财富水平下，有未婚子女会显著增加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
在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探究老年人福利损失背后的原因，对于保障老年人的福利权益，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表明，在中国特殊的家庭文化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也是影响老年人福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房价高涨的社会经济现实下，子女婚姻与房价会通过家庭代际关系影响老年父母的劳动参与，甚至产生“房奴效应”，导致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无休止劳动”。这种影响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效应，使“老有所乐”成为部分老年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进而降低老龄化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倡导良好的社会文明规范，降低年轻人的婚姻成本对老年人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努力解决年轻人的住房问题，帮助新生家庭实现“住有所居”的梦想，解决老年父母的后顾之忧。
1.1 研究对象 中山市内建筑工人、企业工人和餐饮宾馆服务等三种职业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定义是指在没有改变原居住地户籍的情况下，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市从事务工、经商、社会服务等各种经济活动的人群，排除旅游、上学、访友、探亲、就医、从军等情况。
表3显示，配方施肥对试验期末土壤理化性状的的影响不明显，配方施肥和常规施肥处理的期末土壤pH、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均无显著差异，但仍可发现配方施肥处理期末土壤速效钾含量明显高于常规施肥。
参考文献：
[1]BENJAMIN D,BRANDT L,FAN J.Ceaseless toil? Health and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Z].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579,2003.
[2]姜向群,刘妮娜.我国农村老年人过度劳动参与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13(12)：73-77.
[3]谭娜,周先波.中国农村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存在吗?——基于年龄和健康对劳动供给时间影响的研究[J].经济评论,2013(2):19-29.
[4]于丽,马丽媛,尹训东,等.养老还是“啃老”?——基于中国城市老年人的再就业研究[J].劳动经济研究,2016(5)：24-54.
[5]黄祖宏,王蓉蓉.独生子女父母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对上海市老年独生子女父母调查的Ordinal回归实证分析[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1):52-57,72.
[6]白南生,李靖,陈晨.子女外出务工、转移收入与农村老人农业劳动供给——基于安徽省劳动力输出集中地三个村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46-52.
[7]刘汶蓉.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J].社会学研究,2016(4):145-168,245.
[8]WEI S,ZHANG X.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1,119(3)：511-564.
[9]吴伟平,章元,刘乃全.房价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来自CHNS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动态,2016(11)：57-67.
[10]方丽,田传浩.筑好巢才能引好凤:农村住房投资与婚姻缔结[J].经济学(季刊),2016(2):571-596.
[11]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7-16.
[12]车茂娟.中国家庭养育关系中的“逆反哺模式”[J].人口学刊,1990(4):52-54.
[13]CHEN F,LIU G,MAIR C A.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J].Social Forces,2011,90(2):571-594.
[14]BECKER G S.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The Economic Journal,1965,75(299)：493-517.
[15]CHIAPPORI P.Rational household labor supply[J].Econometrica,1988,56(1):63-90.
[16]CHERCHYE L,DE ROCK B,VERMEULEN F.Married with children：a collective labor supply model with detailed time use and intrahousehold expenditure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7):3377-3405.
[17]WARREN D A.Retirement decisions of couples in Australia：the impact of spous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eferences[J].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2015,6:149-162.
[18]QUEIROZ B L,SOUZA L R.Retirement incentives and couple’s retirement decisions in Brazil[J].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2017,9:1-13.
[19]CIANI E.Informal adult care and caregivers’ employment in Europe[J].Labour Economics,2012,19(2):155-164.
[20]廖少宏.提前退休模式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2(3):96-105,112.
[21]ZHAO L,BURGE G.Housing wealth,property taxes and labor supply among the elderly[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17,35(1):227-263.
[22]FARNHAM M,SEVAK P.Housing wealth and retirement timing[J].CESifo Economic Studies,2016,62(1):26-46.
Sons ,Housing and Parents —Unmarried Children ,Housing Price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PENG Zhengcheng,ZOU Ho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
Abstract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factors in the employ ment of the elderly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aging in the unique historical,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China,where intergenerational ties are traditionally strong.Using the data of CHFS 2011/2013/2015,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marital status of unmarried children has an effect on the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It is found that having unmarried children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the increasing housing price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f the elderly have unmarried children,and the effect will be mainly on the rural elderly with unmarried sons.Moreover,the probability of buying a house and the loan arising from house purchases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if the family have unmarried children.Thus,the marital status of children will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abor supply of elderly parents,which may induce ceaseless toil-a damage to the welfare of the elderly.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ive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having hoime to live in for the young,to protect the welfare of the elderly.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 within family；unmarried children；housing price；elderly labor participation；elderly welfare
收稿日期： 2019-03-25
作者简介： 彭争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611130;
邹 红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DOI： 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9.07.006
中图分类号： F2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36(2019)07-0075-15
责任编辑：周 斌
标签：家庭代际关系论文; 子女婚姻论文; 房价论文; 老年人劳动参与论文; 老年人福利论文;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