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及其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5年日俄战争，在半个多世纪里，帝国主义列强凭仗坚船利炮，对中国鹰攫鲸吞，瓜分沃土，当时的日本依据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和日清签订的《中日会议东北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占有了旅大地区的租界权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及其权益，致使中华民族陷入屈辱的地位，亿万民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神州大地腥风血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尤为甚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使东北全境沦为殖民地，在屠刀下的东北人民成为被宰割的奴隶。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征服民心，培养驯服的奴仆，又在沦陷区积极实施奴化教育，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迄今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如何看待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还其真面目，并从中汲取历史教训，这不仅是研究东北地方教育史之所需，而且是加强与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客观要求。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这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究竟是“王道乐土”的“和平教育”，还是殖民地的“统治教育”；是民族压迫的“奴化教育”还是日满亲善的“智民教育”；是政治韬略的“愚民教育”，还是强国富民的“济世教育”，诸如此类的见解，在近半个世纪里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呈现出一片“色彩斑澜”的理论世界，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澄清、去论定。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哪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剖析，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运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说解决正确的方法论问题，乃是统一认识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前提。
一、研究方法论的阐释
我们认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心主义。人所共知，世界万物都是客观存在，都有其运行发展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表现为发现和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却不能随意编造、改变它。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则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我们还认为只有在这条科学的认识路线指引下，才能正确选择和运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现代方法，从而才能正确采用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使之有机地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方法论体系。其中，哲学方法要讨论科学的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而“三论”方法虽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有较高的概括程度和较大的运用范围，但它却不能象哲学方法那样抽象地对待世界，而是较为具体地、精确地、定量地对待世界，是一种“胶合剂”，把哲学方法与具体的科学方法牢牢地粘在一起；它是一种“转换语言”，使哲学方法转化到各部门的科学方法之中，又使各部门的科学方法统帅于哲学方法之下。至于具体的科学方法，它在哲学方法和“三论”的指导帮助下，可供采用的方法是繁多的，歧异的，而不是固定的、万能的。它们是以课题研究的需要为依据而被纳入科研方法体系之中，起着攻坚的“尖兵”作用。这些具体的科学方法，在科学分类上可分为旨在了解过去教育发展状态的实验研究法。当前更新的科学分类则是把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分为五种类型，即历史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理论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此外，还有其它分类，但就其科学性来说，远不如上述的分类。显然，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教育，首要的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并要在其指导下，根据研究的需要，恰当地选择与运用“三论”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方法，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追寻、探索和发现一个新领域，得出一个新结论，为科学殿堂增添一个新的颗粒。这就是所谓的“凿石取玉，剖蚌求珠”，决不该主观臆断、鱼目混珠、以假乱真。
现今，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采用科学的方法体系，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根据历史事实，做一番客观剖析，力求取得一个符合实际的共识。这是既有益于东北教育史学的研究，又有利于中日邦交的学术活动，相信会受到坚持真理、造福人类的学者们的欢迎和支持。
二、研究方法论的运用
研究方法论源于研究实践，高于研究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高级表现形式，它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便没有正确的实践活动，也就得不出新的科学认识。同样，研究方法理论与研究方法运用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方法论体系，其中的哲学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根本的，起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是区分两种方法论体系的“灵魂”与标志，而“三论”方法和具体的科学方法则是从属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化和实际运用。据此，我们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主要从以下三个部分进行研究。
（一）历史反思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客观存在、是铁证。事实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如果“起点有错、结论必误”，这是科研实践反复验证过的真理。想要起点不错，对待事实必须做到客观、翔实、公正。首先，我们来看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实施状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东北已建立起来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悉遭破坏，各级学校被迫关闭。到1933年小学仅恢复9100所，只占事变前的小学13000余所的70%；学生数502100余人，占事变前的学生数747100人的68%；教师16290人，占事变前的教师数24400人的66%。到1937年，中学才恢复173所，占事变前194所的89%；学生33600余人，占事变前学生数38500人的87%；教师1600余人，占事变前教师数2400人的66%。1933年开课的高等学校只有2所，1935年只有5所，1937年也只有10所，占事变前30所的33%，实在少得可怜。可是，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地区教育破坏的基础上，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措施：
1.为了加强对各级学校的控制，指派了大批日本人充当校长、副校长或学监、主持，以及教师，直接监视中国教师的言行；
2.废除排日教材，编审“国定教材”，强行向青少年灌输所谓的“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以及“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
3.将日语作为“国语”列为教材，并设置：“语学津贴”，以资鼓励，意在“使学生体认日本精神，努力发挥日满一德一心之真义”；
4.为了使在职教师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图去教育学生，先后开办了“教员讲习会”、“教员讲习所”，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以清除他们的“不纯思想”，提高他们奴化学生所需的素质；
5.为了抵制爱国学生反满抗日的斗争，日本侵略者封闭了事变前的主要大学，剥夺了大部分青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虽然日伪统治者为适应经济掠夺的需要和防止学生产生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也只开办了为数甚少、规模较小、专业残缺的农、工、医等类学校，极力限制文科学校的发展；
6.为保证伪满的教育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方针政策发展下去，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教育“指导监督”机构，“务善导国民之思想，以养成忠良之国民”。实际是强迫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按着教育警察机关的旨意行事，如稍有不从，轻则免职、开除学籍，重则被杀头，甚至株连九族。
上述的若干奴化教育措施，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重点由建立和巩固殖民统治秩序向配合扩军备战的经济掠夺方面转变，于1937年春夏之交，审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了所谓“新学制”。它的基本内容是：提出了完整的奴化教育方针，其核心是实现所谓的“王道教育”；确立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即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和师道教育、职业教育两个部门，使伪满的教育完全纳入了殖民主义的轨道。1937年以后，各级学校虽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仍未达到事变前的发展水平。然而，彻底的殖民化教育却使中华民族教育丧失殆尽，严重地影响了东北人民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
与此同时，在“关东州”（旅大地区）和“满铁附属地”，日本殖民者对它统辖的教育事业，实施民族差别待遇的方针和政策，除对中国人设校施教，培养驯服的奴仆，实现“皇民化”外，不遗余力地兴办日本人学校，培养“忠君爱国”、“随土而安”、“在世界各地到处开拓”的侵略者。这种侵华日本人教育，到1945年“八·一五”前夕，仅占全地区人口165万人的14%的日本人（23万人），在他们开办的小学校里，就学率高达99%以上；中学校学生亦达1万人，而在大学本科就读的日本人（1742人），却占中日学生同校人数（1864人）的93.5%。把日本人教育同中国人教育两相对照，日本侵略者的用心就昭然若揭了，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笔者就是这个历史时期教育的见证人，也是这个历史时期教育的受害者，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处境的局限，当时对其不得一览全貌，洞察祸心，却有被奴役的切肤之痛，这是至今所不能忘却的。事实总归是事实，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判定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基础和依据，这是谁也不能逾越和改变的历史真实。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对它进行科学的论证而已。
（二）客观剖析
面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与判定，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学术课题，必须从事实出发，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地对它进行客观的剖析。
首先，从客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来看，任何教育都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反转过来又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东北沦陷时期教育同样是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并为之服务。理论上是这样，事实本身也是如此。这从当时日本侵略者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可以判明与证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作为“政治工作的第一步棋”，就是设校施教，旨在从精神上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国家观念和革命思想，使中国居民归化于日本。这种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方针上。早在20世纪初，日本辽东守备军军政长官陆军少将神尾光臣的训令就说：“目前各军在军事上需要做好的工作虽然很多，但同时效力于疏导清国官民，勤于职守和生产也是当务之急。其中首要的任务应是教育事业”。其性质正如“关东州”掌握学务的民政署庶务科长关尾二郎所阐释的那样：“关于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因此，我们不能够把它轻易道尽，简单言明”。真是不打自招，欲盖弥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认为要把东北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光靠武力征服是难以达到的。所以，他们在血腥镇压东北爱国力量的同时，加强对奴化教育的实施，提出：“以王道为实施教育之方针”。其内容则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旨趣，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予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满洲帝国学习要览》，伪民生部教育司1941年编）。实际上是把法西斯统治思想“徐徐灌注于民众教育及幼年教育之中”，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培养驯服的熟练劳动者和忠实的走狗与奴才。
这个教育方针的精神从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微观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日本侵略者为强化“建国精神”教育，在各地创建了建国神社，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并在中小学设置“建国精神”科，强化时局教育，开设日语课，等等。意在要人们对日本天皇和傀儡皇帝崇敬和服从；拥护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宣扬“日满共同防卫”思想，为大东亚圣战效劳。为配合这种教育，还在中等以上学校增设教练科，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以培养战争的后备军。此外，还强迫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参加“勤劳奉仕”活动，把学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时劳动大军。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并在事实中包藏着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用心。如果把它们同侵华日本人教育相比，就会更好地把日本侵略者愚弄中国人的骗局揭露无余。侵华日本人教育从教育方针上虽然也宣扬“国际亲善”、“民族协和”、“博爱共存”之类的高调，但其实质内容是大力培养殖民思想，驱使日本教职员和学生“热爱这块土地（满蒙地区），并把它为自己的故乡，进而向西伯利亚进发”，为其“大陆政策”效命。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并认定前者，即中国人教育是培养奴仆的教育，后者，即日本人教育是培养侵略者的教育，应该说这是不会发生歧议的。
其次，从教育发展的外延与内涵来看，东北沦陷时期的中国人教育，总体上数量、规模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有所压缩，尤其是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在前面的历史反思中已经作了陈述，勿庸赘言。就是在其内涵的质量与水平上也有所降低。如中等学校由原来的三·三制改为四年一贯制，减少了两年，难以完成基础教育传授一般文化科学知识的任务。而高等学校也由四年制改为三年制，无法保证近代高等学校在学术上所要达到的水平是可想见。至于在德育、体育方面就更提不上来了，它们所造成的曲扭的思想品德（奴隶性格）和畸型发展的身体（熟练的劳动力），严重地损害了一代中国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这里也应该看到，当时的部分学校，如“施行以实业教育或实务教育为主眼之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尽管是使青少年一代充当为日本侵略者效力的熟练劳动力，但是由于强调“知识技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光复后的东北经济建设准备了基础条件。此外，还有少数思想进步并富有学识的教师，在言传身教中积极影响和启迪了一些爱国学生，使之成为青年一代的中坚分子，为祖国的复兴、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东北沦陷时期教育发展的历史辨证法所使然。
最后，从主观与客观上看，日本侵略者的本性决定只能是为了殖民地政治、经济的需要而举办教育事业，以培养为其经济掠夺、政治同化服务的奴仆和奴才。事实上，在这方面他们已经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培养了一大批供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驱使的“顺民”和为经济掠夺服务的劳动力。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办教育决非恩赐于中国人，从所谓的“人道”上“使之沐浴到文明的阳光”。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对其掠夺压迫的对象大发慈悲之心的，从来如此，无一例外。然而，人世间却会有“事与愿违”的情况发生，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沦陷时期所“苦心经营”的教育事业，就是一个适例。如同英属印度，由于智育开发而陷入“弊害”一样，客观上“贻误”了他们的殖民政策。这是日本侵略者所始料不及或者是无法避免的后果。
知识就是火种，就是力量，人民一旦拥有了它，就会摆脱愚昧，就会辩明真伪善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历史，也是东北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不要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感召下，东北人民英勇斗争、前赴后继，谱写下的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就是在敌伪时期养成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也曾自发地利用隐蔽的斗争形式，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开展反满抗日的救亡活动。如1935年，海龙县第六小学女教师文静一（22岁），安荣卿（21岁），目睹日本侵略者惨杀无辜同胞，义愤填膺，密谋刺杀日本高官，为死者报仇，虽然壮志未酬，惨遭杀害，但是她们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却鼓舞着广大爱国教育工作者继续战斗。又如，在日伪的高等学校中爱国学生曾组织过“东北青年救亡总会”、“读书会”、“恢复会”等抗日救国团体，它们英勇斗争，决心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些组织在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会员被敌人长期监禁，或惨遭杀害。在东北大地上涌现出来的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的殖民地教育走向反面的结果，反满抗日的爱国师生竞成为日本侵略者为自己培养的挖墓人，历史就是这样嘲弄和惩罚一切侵略者。
（三）简要结语
历史是无情的，它宣扬正义，鞭笞邪恶，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因为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使一时出现历史的逆流，也终归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下场，就是历史的明证。他们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是这样，教育奴化也无例外。尽管日本帝国主义者精心策划、苦心经营、粉饰太平、愚弄民众，到头来都被教育的事实、教育的举措、教育的结果所揭穿，对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只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而他们却成为历史的罪人；带给日本人民的则是内疚与负重；而为中国人反满抗日斗争和东北地区光复后的建设却培育了火种和力量；日本侵略者“洒向人间都是怨”，中国人则在苦难中站起来，这就是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历史总结。
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的介点上，应该共同反思历史，展望未来，并从历史中汲取血染的教训，从未来把握真诚的友谊，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东北地方教育史》，1992年，辽宁大学出版社。
2.《东北教育通史》，199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
3.《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三集上），1990年，辽宁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