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战争与冲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国家论文,当代论文,冲突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联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走向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全盛时期，形成了有十几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与阵营关系亲密的一大批表示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90年代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运转入低潮。这一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过程和原因由此一直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文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战争与冲突的角度来研究和总结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不仅对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可为有效地处理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对外关系提供借鉴作用。
一、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战争与冲突概览
1.研究范围与内容的界定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91年苏联解体。
在此时间内，先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列入本文考察范围的是：
欧洲：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
亚洲：中国、蒙古、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红色高棉)；
美洲：古巴。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尚有一些国家、政权宣称其信奉社会主义，而史学界通常并未如此认定，本文亦未将其列入研究范围。)
为使研究内容更为集中，笔者对研究范畴界定的标准为：其一，必须是国际性的战争与冲突，不包括纯粹的内战和国内冲突，例如中国国共两党的内战和台海危机、南斯拉夫的国内民族冲突等；其二，必须是发展到了实际使用武力的热战阶段，不包括未使用武力的危机阶段，例如柏林危机、波兰危机、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等。
根据战争与冲突对象的不同，笔者将其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两大类型，以列表方式表述如下：
2.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6场
战争或冲突名称 当事国或参战国 时间
苏联出兵匈牙利苏联和匈牙利1956年10月—11月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匈牙利、波兰、保
加利亚、民主德国对捷克
斯洛伐克 1968年8月20日—21日
中苏边界战争中国对苏联 1969年3月2日—17日(中国黑龙江)
1969年8月13日(中国新疆)
柬埔寨战争越南对民主柬埔寨 1978年12月25日—1991年10月23日
中越边境战争中国对越南 1979年2月—80年代后期
中越南海武装冲突中国对越南1988年3月14日
3.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10场
战争或冲突名称当事国或参战国时间
越南抗法战争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对法国 1946年12月19日-1954年7月21日
朝鲜战争朝鲜、中国对韩国、以美国为
首的15国联合国军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
越南战争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对越南
国(南越)和美国1961年-1975年
中印边界战争中国对印度1962年10月20日-11月21日
古巴吉隆滩战役古巴对由美国所支持的雇佣军1961年4月17日-19日
中越(南越)西沙之战中国对越南(南越) 1974年1月19日-20日
柬泰边界冲突越南对泰国1979年-1984年
美柬通岛武装冲突美国对民主柬埔寨 1975年5月12日-15日
阿富汗战争苏联对阿富汗1979年12月27日-1988年4月14日
古巴、苏联在非洲20世纪70-80年代，在非洲地
的军事卷入和行动区发生的一些内战和地区冲突
中，苏联和古巴采取苏联出武
器、资金，古巴出兵的方式予
以干预和介入。其中主要有：
1975年-1976年古巴出兵介入 70年代后期-80年代
安哥拉内战、1978年古巴出兵
介入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争端
、80年代古巴出兵支持安哥拉
与南非作战、80年代古巴出兵
支持莫桑比克与南非作战。
二、战争与冲突概览的基本分析
1.战争与冲突的涉及面
1945—1991年间，社会主义国家共发生对外战争、冲突和军事行动16场，直接参战或卷入冲突的共11个国家，为：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古巴，占社会主义国家16国总数的约70%；其中两个最大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直接卷入的战争和冲突分别是4场和6场。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另外5个未直接卷入战争和冲突的国家并非完全超脱于外，它们的国内局势与外交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战争与冲突的影响：
南斯拉夫：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后期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两度恶化，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军事压力，“整师整师的苏联坦克开始出现于南斯拉夫边境”；(注：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南斯拉夫被迫在国内实行战备体制。
罗马尼亚：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苏军又在苏联、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同罗马尼亚接壤的边境上集结军队，使罗马尼亚十分紧张，”“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出兵，并向罗马尼亚军队发出了总动员令。”(注：参见潘光：《当代国际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页。)
阿尔巴尼亚：中苏交恶后，阿尔巴尼亚因为支持中国，受到了苏联的军事压力，采取了全民皆兵的国家战备体制，这是一段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历史过程；
蒙古：中苏关系恶化后，“1967年3月，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在蒙古境内部署苏联军队的协定，由双方的国防部长签字。”“苏联驻蒙部队和武器装备，分布在乌兰巴托四个区、全国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六十四个县，使用土地4139平方公里，共建有机场7个，兵营55座”；而蒙军则“重建作战诸兵种，配合入蒙苏军来对付中国”。(注：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第93页，第90页。)
老挝：越南入侵柬埔寨后，老挝受到越南严密控制，“越南在老挝驻有五、六万军队，近万名专家、顾问和秘密警察，操纵着老挝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宣传以及对外事务等各个方面。”(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备忘录》，《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老挝被迫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支持越南，在很大程度上被绑上了越南的战车。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定，社会主义16国均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战争与武装冲突的漩涡。
2.战争与冲突发生的频度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1场；发生于50年代：2场；发生于60年代：5场；发生于70年代：6场；发生于80年代：2场。
3.战争与冲突的强度
大规模的局部战争2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就其持续时间、投入兵力、作战方式、对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当代历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4场：越南抗法战争、阿富汗战争、柬埔寨战争、中越边境战争。这些战争成为世界持续多年的热点问题，在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中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余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共10场。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关于战争与冲突强度的划分标准遵循国际上的通行惯例，主要是依据参战的人数和战争的激烈程度，但若在国际关系意义上考察，其重要性并不一定与强度成正比。例如1969年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虽然双方直接投入的兵力各为数百人，充其量为营级或团级规模，仅仅是一场低烈度的武装冲突，但它的影响却极为强烈和深远。其一是对两国的国内局势产生强烈冲击，中国为此下达了战备动员令，举国进入临战状态；其二是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对此作出的评论是：“当今世界上最深刻不过的斗争也许是……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斗争。……这就是使我们同北京和解具有紧迫感的因素。”(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页。)
4.战争与冲突的作战对象
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6场；社会主义国家对发达国家：5场；社会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5场。
5.战争与冲突的区域
欧洲地区：2场；亚洲地区：12场；美洲地区：1场；非洲地区：1场。
三、战争与冲突的起因分析
1.战争与冲突的直观性起因
可大致分为：
(1)领土、边界纠纷，共5场：中苏边界战争、中越边境战争、中越南海武装冲突、中印边界战争、中越(南越)西沙之战；
(2)反抗殖民主义及外来侵略干涉，共4场：越南抗法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吉隆滩战役；
(3)以推翻或扶持某国政权为目的，共5场：苏联出兵匈牙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柬埔寨战争、阿富汗战争、古巴和苏联在非洲的军事卷入；
(4)其他，共2场：柬泰边境冲突，可视为柬埔寨战争的延伸；美柬通岛武装冲突，此战属于夺回人质一类的特种作战性质。
2.战争与冲突起因的宏观背景与深层因素考察
上述关于战争与冲突爆发的起因侧重于直观性和表面性，尚不能全面反映出其中某些战争与冲突在更为广阔背景之上和更深层次之内发生的缘由，尤其是围绕边界与领土纠纷更是如此，它常常是各种积累问题爆发的诱因。为此，笔者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战争与冲突起因进行深层性研究应重点关注如下两点因素：
(1)国际关系的整合因素
二战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两极格局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很长时间内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轨迹，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建构基础亦基本上循着这条轨迹，两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充分反映了当两大阵营发生碰撞时社会主义阵营同气相求的基本立场。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并不能因此而排除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安全的需要，即便是小国也不例外。由于这种诉求和需要是随着国际关系大格局的变动、地区小格局的演变和本国国力国情的变化而转移的，这势必使相应的关系在发生着整合，国际力量的均衡在这种整合中起着某种杠杆性的作用。
我们试以越南为代表的印度支那地区战争来作一分析。笔者注意到，在全部16场社会主义国家战争与冲突中，居然有50%即8场发生于这一地区，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比例，由此也可以映衬出这一地区汇集了社会主义阵营内外关系的种种矛盾与纠葛。在这些战争与冲突里，始终有一只平衡之手在操纵着。平衡被实际性的打破或理论上的被认为打破，是导致新一轮战争与冲突爆发的重要内在因素，新的平衡的出现则使战争与冲突局面归于平静。
法国在二战结束后试图重建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导致了越南抗法战争的爆发，这仍是旧式的殖民与反殖民战争的范畴，但外部局势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爆发——使该战争逐步被美国纳入冷战的框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1月批准的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预言，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的丧失’最终都将导致整个东南亚的丧失，然后是印度和日本的丧失，最后将‘危及欧洲的稳定和安全’”。(注：《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8页。)美国发明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反映了美国对这一地区事态发展产生的破坏美国所认可之平衡关系的忧虑，它视其为共产主义的扩张并威胁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整体利益，这种认识最终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规模干涉越南事务和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的介入似乎在使平衡的天平发生转换，因为北越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相比处于绝对劣势。但越南战争期间，北越得到了来自中国和苏联两大国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正是这种支持，抵消了美国的强势，使越战期间这一地区的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发展仍处于平衡的均势状态。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统一，美国势力退出这一地区，接踵而来发生了中国与越南交恶、苏联与越南结盟、越南发动入侵柬埔寨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使得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态势发生了严重的失衡，中国方面对这种失衡作出了如下评估：“可以预料，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一旦在柬埔寨站稳脚跟，就会以印度支那为基地，实现其更加狂妄的扩张计划。……苏联的军事力量已从海参崴向南推进数千公里，墩两洋通道形成直接威胁，同它在阿富汗、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行动相策应，成为苏联实现南下战略的又一途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备忘录》，《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爆发了中越边界战争，出现了国际各派力量支援柬埔寨抵抗力量联合抗越的局面，而这种局面的形成，牵制和抵耗了越南与苏联的力量，国际关系的重新整合使态势由失衡向平衡转化，奠定了柬埔寨问题最终解决、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与冲突中，我们依然可以寻觅到这种整合的因素，例如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古巴在非洲采取的军事行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的整合，成为大国之间寻求全球战略平衡的砝码。
(2)意识形态对抗格局内的民族主义情结
关于民族主义有若干种诠释，笔者在此所指的民族主义是通常宽泛意义上的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由于从斯大林时代始，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作了对立化的描述与处理，这使得民族主义被异化为一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思想观念。这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与冲突时，就出现了一个几乎是规律性的现象：对抗的双方也常用意识形态的观点来解释这种战争与暴力的行为，力图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装入意识形态对抗的框架。例如苏联出兵匈牙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苏联认为是这些国家出现了背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倾向，必须用暴力方式予以归正；中苏边界战争前后，中苏双方也都对对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和描述。
苏联为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找的理由是西方所称的“勃列日涅夫原则”，即中国所称的“有限主权论”。1968年9月26日的《真理报》刊出一篇名为《社会主义国家之主权与国际义务》的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说解，文章提出每个共产党不仅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也要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整个国际共运负责。谁要是忘了这些责任，仅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就是逃避其国家义务，因为主权是不可以用一种“抽象的”、“无阶级性的”或“合法的”方式考虑的。这样，“有限主权论”将民族国家之民族性具体实质表现的依附体——国家主权——予以了否定。
但是，民族主义的感情与理念并未因此而消亡，它更因有了实体的国家和国家主权而具有了依托。实际上，从战后初期的苏南争端和情报局事件始，这种将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进行对立化处理的方式已经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种下了恶果，它在极大程度上模糊和蒙蔽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国际关系的交往法则和内部事务处理的一般规律，1956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正是在这种处理原则下将东欧民族的自主情绪进行了全盘的敌对化处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被镇压实际上将这种对立化进一步推向极端；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漫长征途上，毛泽东就曾被斯大林用“民族主义者”的眼光反复审视着，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摆脱斯大林的窠臼。根据西德总理阿登纳的回忆，赫鲁晓夫在1955年与他的闲谈中流露了这样一种情绪：“他说：‘您想象一下，赤色中国现在已经有六亿以上人口，每年还要增加1200万。这些人都靠一把米过活。这该会，’说着他双手拍在一起，‘这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赫鲁晓夫相当突然地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请您帮助我们。您帮助我们对付赤色中国吧!’”(注：《阿登纳回忆录》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626页。)赫鲁晓夫居然会向冷战的对手寻求帮助来对付自己的同道，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说明赫鲁晓夫本人就是在用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化的情绪在处理着中苏关系。因此，中苏分歧和关系的破裂在表面上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解不同，而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不同理解的包装下不断增长，进而导致国家关系的紧张，直至兵戎相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察，虽然冷战的核心区域是在欧洲，但社会主义国家全部16场战争和武装冲突，有12场发生在亚洲地区，除了最通常的冷战对抗因素外，也正是因为这一地区汇集了源远流长、错综复杂的民族纠葛。
因此，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水火不相容，民族主义意识理念的存在并不就意味着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下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被抹杀、被融合，将其对立化的处理只能使民族主义情绪在合适的场合以更大的能量爆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已经在证实着这一点。
四、战争与冲突的后果分析
1.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声望
这主要是指那些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战而胜之，对社会主义阵营起了稳定作用，对社会主义事业起了传播作用。例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使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板块得以成形；再如古巴吉隆滩战役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成了古巴最终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催化剂；尤其是越南战争，社会主义北越在十几年战争期间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志，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士气，振奋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精神，其最终结果给人造成的直观感受是东方的社会主义丛林小国越南击败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并迫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与争夺中采取守势，实行战略收缩调整。
2.削弱和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国际共运事业
这是在研究发生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可以在几十年的冷战中经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两场与资本主义阵营大规模局部战争的考验，并在战火中显示其旺盛生机，但阵营内部的对抗与分裂却消耗了它的实力，破坏着它的形象。
社会主义阵营在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末情报局事件和50年代后期第二次苏南争端的冲击之后，终于陷入苏共和中共这两个主要大党的争端漩流难以自拔，产生了大分裂，而作为非执政党的各国共产党也无可避免地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分裂，这其中不仅包括有着重要影响的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老牌共产党，也包括印度、日本等与中苏紧密相邻国家的共产党，甚至包括远隔重洋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1964年……是中苏分歧愈益扩大达到无可换回的破裂的一年。它对于古巴和整个大陆革命计划的冲击，几乎没有比这更富有破坏性了，因为拉丁美洲正统共产党中许多最富有战斗性的成员蜂拥到新的亲华集团中去。而那些曾经叫得最凶的支持卡斯特罗同志的人，现在只能听毛主席的声音了。早在1964年1月，秘鲁共产党已一分为二，其他共产党包括玻利维亚党在内也预期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注：[英]理查德·戈特：《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第425页。)这表明自60年代起，国际共运无可挽回地分裂了。
国际共运大分裂让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感到不可思议和左右为难。古巴革命的著名领导人格瓦拉对此曾评论说：“中苏分歧对我们来说是最悲伤的事件之一。在这些分歧中，我们不站在任何一边。……我们的党正在讨论它们。我们党的立场是不讲谁是谁非。我们选择我们的立场：……对我们有重大关系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庄严地继续下去。”(注：[英]理查德·戈特：《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第425页。)格瓦拉试图在这种分裂中寻求平衡路线，但在当时非敌即友的对抗情绪里，他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在实际运作中处处碰壁，他成为被当时的中国和苏联两边所谴责的人物，政治命运极其不幸。
3.带有对外扩张性质的战争，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声誉，而且亦影响了自己的国力
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越南侵略柬埔寨和苏联入侵阿富汗，这里不再赘述。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的形成，在严重地损耗着本来就并不富裕的国力。在此笔者以中苏交恶对双方军事力量和国力的影响为例：
由于关系恶化，苏联和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将对方视为主要的敌国，双方在边境一带集结重兵，日本学者估计：1966—1980年“15年间苏联陆军师的总数共增加了32个，其中26个(占80%)用于加强中苏边境地区，……苏陆军绝大部分是在中苏边境。1964年宣布取消的陆军总司令部，到1967年重新建立，1968年又新成立了后贝加尔军区，这些都与此有关。”(注：[日]青木日出雄：《远东苏军实力》，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这一时期苏联和中国在边界的军事部署现在还缺乏两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据80年代初的《简氏军事年鉴》计算，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投入的兵力，占它全部地面部队的41%，而中国为对付苏联的军事压力所配置的兵力，占其全部地面部队的43%。在这段共同边界上，中苏双方各设立了四个军区，分别遥遥相对，其军事力量的对应见下表(注：参见罗家云：《联共制俄原是梦》，台湾祥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苏联兵力配置：共计63个师 中国兵力配置：共计113个师
20个机械化步兵师
1个装甲师
远东军区7个战术火箭师沈阳军区 37个师
1个空降师
总计：29个师
3个坦克师
7个机械化步兵师
后贝加尔军区3个战术火箭师北京军区 46个师
1个空降师
总计：14个师
5个机械化步兵师
西伯利亚军区2个战术火箭师兰州军区 15个师
2个防空师
总计：9个师
3个战术火箭师
1个装甲师
中亚军区6个机械化步兵师新疆军区15个师
1个空降师
总计：11个师
以上这些战略部署和战备工作消耗了苏联和中国的大量财力。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979年2月7日的统计，在1968—1978年期间，以不变美元计算，苏联的军事开支超过美国10%以上；而据美国中央情报局《1968—1978年苏美防务活动中一美元的价值对比》文件估计，1978年苏联的军费比美国多45%。(注：参见[美]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和变迁》，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
在对后果的分析中笔者看到，上述之二、三点的长远后果是令人痛惜并且是灾难性的，20世纪60—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科技长足进步，而社会主义国家在此期间战争与冲突频繁，共发生13场，占总数的80%强。战争与冲突的发生以及为此进行的全民性备战活动阻滞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在内部的纷争与对抗中离心离德，分裂解体。虽然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的因素是多重的，但以往遭到忽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战争与冲突无疑是核心因素之一。
五、两个相关问题的探讨
1.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遗产中关于战争学说的论述，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性质、战争的阶级性和正义性等问题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学说的论述是其丰富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为此都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们著书立说对此进行介绍与总结，其主要研究内容涉及经典作家对战争起源、战争实质、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等方面的论述。由于在列宁的时代，社会主义由理论走向了实践，因而苏联对列宁军事思想的总结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战争问题，但也仅仅局限于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有关思想的总结。无论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还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经典作家们的战争学说如何进行阐述，战争总是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民族解放等等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在此理论框架内所从事的战争行为无疑都具有正义战争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亦用此来诠释。然而，当代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战争与武装冲突，却无疑对传统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这种情况是经典作家们根本不可能论及的，它使理论的解释陷入无力，而又为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对这个问题，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较早地试图予以解释，这大概与他们是阵营内部最先与苏联发生冲突的国家有关，他们的处境使他们尽早地面对这一理论命题，但在这方面他们所显示出的理论的执拗也是相当有趣，直到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学者仍在力图从经典作家的典籍中寻找理论根据，他们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冲突的发生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恰恰是由于它实现得还不充分。确切地讲，是由于在物质生产领域内，在保证生产者本身掌握自己劳动的条件、资金和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掌握整个社会生活产生的生产关系中还没有实现彻底的转变。”(注：[南]伊布拉欣帕什奇：《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9期。)这种诠释仍使人一头雾水。
中国学者对此问题也进行着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顾德欣先生在其《战争新论》一书中提出的几种解释：
其一，在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民族国家角色，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特殊的利益，而特殊利益将使它们之间产生摩擦甚至冲突。
其二，在旧社会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断受到旧世界残余的困扰，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排除对外武力干涉的历史原因；在国际关系方面，主要表现为受到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
其三，建立新制度后产生的新矛盾以及国家领导人在处理新矛盾时执行的对外政策，其中由于“个人性格与国家性格的分离倾向”，使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水平将有力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走向；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出现差别(不平衡)和由于对这种差别的武断态度，也会引起对立和对抗。(注：参见顾德欣：《战争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84—85页，第90页。)
中外人士和学者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战争这一现象进行理解。但是这些诠释存在着一个共性点的问题是：始终立意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完美无缺，立足于社会主义绝对战争观的正确无误，认为只是由于各种缘由和外在因素——诸如历史、政策、误会、甚至个人性格——出现了对马列主义战争学说的偏误，才导致这些战争的爆发。如果这些解释能够完全成立，设想将这一切排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就能够完全消除兵革吗?恐怕结论不是那么简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实际上没有预料也更无法阐述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如何发生战争的，更遑论用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来解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上述解释仍不具有完全的理论信服度，无法根本解决这一理论命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待学界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2.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理矛盾冲突、协调内部关系的比较分析
社会主义阵营在诞生之初曾被西方国家看成是铁板一块，但这种看法在战后最初几年内随着苏南争端的爆发和情报局事件立刻被改变了，中苏边界冲突、中越边界战争、柬埔寨战争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则又在不断强化着这一改变的现实；相反，传统上被视为战争策源地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在20世纪的上半叶策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在战后50多年的历史上，其阵营内部没有发生过一场战争，哪怕是一次小小的武装冲突也没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传统观点无疑受到了某种挑战。对这一敏感的话题，笔者想跳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抗的传统研究路数，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简要地提出比较研究的思路：
其一，二战结束后，在德日意败降基础上形成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经济联盟，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反映了作为盟主的美国整合西方联盟的经济观；而欧洲联合从经济联合的欧共体起步，在战后逐步走向了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一损俱损和一荣俱荣的战略关系事实上使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战争来解决内部经济发展问题变得不可能和不必要；
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联盟，阵营内部用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来一统阵营，很容易忽视甚至无视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和民族主义，造成大党、大国主义盛行，政治关系不平等的局面。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上并未联合，经济互助委员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组织，而更像是一个政治情绪化的结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大国自力更生、小国伸手要补助的组合，根本没有建立起符合现代经济关系的基本规则。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显现出政治关系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在经济一体化和运作机制上程度不高，缺少相应的国际制度安排。
其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它们更注重于完善国际关系的制约机制，当代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善于利用各种会议、条约、组织、机构等来约束行动，协调关系，处理纠纷。一旦发动对阵营外国家的战争，则频频祭出联合国大旗，虽然每每有操纵多数之嫌，但毕竟为其军事行动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际体系的特点在于缺少相应的保障安全的国际制度安排和相互关系中的制约机制，在处理冲突、协调关系上显得僵硬，矛盾冲突发生后没有缓冲和转圜的余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社会主义阵营缺少相应的国际关系理念有关。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不含有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论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是论述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同样也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所产生的问题。斯大林时代，直到二战结束，苏联始终作为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孤独地生存着，并不需要相应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理论，因此，当二战结束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时，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理论性观念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了。赫鲁晓夫时期，它被发展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用来解释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关系。“以一位苏联国际法专家的话说便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是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扩大用在社会主义主权国关系的范围内’”。(注：[美]JosephL.Nogee等著：《苏联二次大战后的外交政策》，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32页。)其结果，强势国家尤其是苏联处于无约束机制的环境中，苏联的军备政策及其对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使用所持的态度左右着局势，形成了苏联军事资源的滥用和恣意挥霍，将使用军事资源和力量推上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的中心地位，甚至是最后的因素。
其三，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属于一个共性点较多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的圈子之内(日本差异较大)，基督教文明和拉丁文化是它们所拥有的共同语言。一旦需要，这种由文化和宗教的背景产生的价值观常会焕发出巨大的能量。
社会主义的国际体系情况相当复杂，包括了文化背景极不相同的国家。虽然这一现象在其他国家体系中也存在着：“所有国际问题分析家都认识到，本世纪的国家体系包括文化背景极不相同的国家。”(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但这一“极不相同”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表现的过为集中了，它所包涵的人种、文明、历史、宗教、传统等等是如此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仅仅用相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来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理解与信任的基础相当脆弱，一旦出现争端很容易使民族主义情绪激化。
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与国际共运也存在着差异，忽视甚至无视这种差异，用处理当年共产国际党与党的关系来处理社会主义国与国的关系，是绝对不可取的，“这里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际共运的利益主要是体现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上，还是体现在超越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意在保持国际共运思想纯洁性的某种抽象的所谓更高的利益上。”(注：谢显益：《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实际上当年苏共在处理共产国际党与党的关系时所表现出对中心地位的维护和权威作用的渴求，已经为共产国际最终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而在当代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国与国和党与党的关系混同一体，其后果也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
结语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战争与冲突的频繁发生使之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中逐渐处于弱势，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运欲重整旗鼓，必须认真反思这一历史经验教训。已经有人提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同时也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使用武力干涉的惟一途径。”(注：参见顾德欣：《战争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84—85页，第90页。)笔者也有这一共识，并主张，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观念，坚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理性意识，建立和维护相应的协调与制约机制，应该作为追求的方向。笔者借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战争来自人们的内心，因此人们必须在心中筑起和平的堡垒。”(注：转引自[日]猪口邦子：《战争与和平》，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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