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高等教育和代际流动：机制、变化和现实_社会因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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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2014-12-18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5)02-0174-08

       一、背景与问题

       教育与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的关联一直是从事社会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重要的关注点之一。由于学科属性的差异，不同领域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研究旨趣。社会学研究的兴趣点在于探究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与子代经济社会地位之间传递与流动的实质过程；教育学则是在教育公平的视阈内，分析特定个体和群体在教育获得过程中，诸如家庭背景、父代职业以及教育政策等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以收入为指标来测查父代经济地位(Economic Position)与子代经济地位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大小”，并采用计量经济学的特定模型探索代际流动的规律。实际上，虽然代际流动的议题涉及许多的理论和事实内容，但是学者们在衡量代际流动水平和比较代际流动差异的时候，一般的操作方法即是测量代际的收入差异。正如盖瑞·梭伦(Gary Solon)所言：“代际流动是一个与经济收入、社会阶层和其他非经济收入相关的较为宽泛的概念，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代际流动主要是指代际的收入流动。”[1]

       但是，不同学科之间在研究旨趣和关注重点上的差异却不能否认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在其所涉内容和指标使用上的内在关联。比如，社会学研究中往往以职业为指标来考察父代与子代之间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而职业与经济学研究者使用收入为指标测量的经济地位是紧密相连的，毫无疑问，子代的教育获得又会受到父代的职业和其经济状况的影响。那么，当我们整合这些指标或者要素并探讨其联系的时候，就不难看出教育在其中的“媒质”功能，实际上，“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有助于促进收入的代际流动，有利于避免收入不平等在代际的传递，有益于促进社会公平”[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学和社会学研究旨趣的结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分析角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结合”能使我们从实质上把握和理解代际流动这一事关社会公平和社会开放的社会现象。

       随着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与逐渐普及，从塑造有竞争力的个体和增强社会流动性的角度而言，获得高等教育成为实现上述目的的最主要途径；另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使得高等教育的作用在新的时期更为凸显。因为作为现代化结果之一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社会和市场提出的一个显著要求就是所谓高素质人才的供给，而这更加凸显了高等教育获得在提升个体流动能力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影响。实际上，社会变迁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同时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获得和代际流动的样态，并且决定着两者的互动关系。

       基于以上的背景分析和本文的研究目的，笔者着重探讨的焦点问题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在回顾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二者的作用机制；②以第一部分所回顾的理论与所建构的机制为分析框架，探析社会变迁和转型以及因这种变迁和转型的政策调整对二者关系的影响；③运用跨国比较的视角，考察国外尤其是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方面的关系现状，并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以期获得一种一般或者普遍性的认知。

       二、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理论与机制

       代际流动涉及父代经济社会地位和子代经济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异分析和关联度量。通过回顾和梳理以往的相关研究和文献，我们发现对于经济社会地位的测量可以有很多指标，也有多种方法可供选择，但是不管使用何种指标和方法，都跟以下的因素有关，比如家庭背景、个人财富、社会阶层、职业地位以及所获教育等，而且这些因素之间本身也是高度相关的。我们在考察代际流动的关联时，就是分析父代在以上因素所反映的地位上的差异(优越与否)对子代地位获得过程的作用机理和实质影响。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个体的地位获得过程与其父代地位高度相关，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封闭与固化，结果便是来自贫困家庭或弱势群体的子女将会延续父代的境况，且很有可能长期延续。而如果父代在地位上的优越性并不会对子代的地位获得过程有实质性的影响或者影响较小，则说明这一社会更加开放和公平。在现代社会中，就个体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的方式而言，获得教育尤其是获得高等教育被认为是提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实际途径和最主要的方式。而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是“OED三角”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

       “OED三角”理论是探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的经典理论。布劳(P.Blau)和邓肯(D.Duncan)在其经典之作《美国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中系统阐明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在这里，O指社会出身(Social Origin)，E即教育获得(Educational Attainment)，D为社会地位(Social Destination)，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从图1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有三条可能的流动路径，第一条是从O到D的流动，这一流动路径的特点是个体的社会出身决定社会地位，教育在流动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第二条路径与第一条恰好相反，即教育获得在代际流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父代的地位不会影响子代地位获得的过程。第三条路径是先从家庭出身到教育获得，再从教育获得到社会地位的流动，这一流动的特点是流动过程的间接性，即父代的社会地位不会直接传递给子女，而是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而影响其社会地位，教育获得在这一路径中成为一种“中介变量”。通过路径分析可以发现，代际流动分为直接流动和间接流动。直接流动指涉OD关系，即父代地位对子代地位的决定性影响，这就是直接的代际流动，而现代社会中代际流动的主要方式则是第三种途径，同时涉及OE和ED关系。实际上，这些关系会随着社会变迁及其政策设计发生变化，本文的第三部分会详细探讨。

      

       图1 教育与代际流动的OED三角

       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首次提出，布迪厄认为，资本是特定交易系统中的一种社会关系，而这种交易系统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象征性的。在其所著的《国家精英》(The State Nobility)一书中，布迪厄直接将文化资本阐释为“较高等的教育”[3]。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化资本是可以赋予权力和地位的一种社会关系。”[3]这一说法不仅揭示了文化资本的实质内涵，更使得文化资本的获得途径，即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功能越发凸显。

       在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以及追求社会公平的愿景下，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造成个人和家庭收入巨大差异的个体因素，而在与个体有关的多种因素当中，一个人所占有的文化资本的“多少”被认为是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实际上，一个人的文化资本不仅决定了其本身的收益能力，而且决定了这个人的发展能力和社会流动能力。而当我们在判断和评价个体的文化资本如何以及多少的时候，主要的参考指标即是其文化程度。依循这样的逻辑，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被他人和社会视为拥有文化资本的人，而且文化程度或者学历越高，这个人的文化资本就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进阶的过程实质是文化资本的累积过程。所以，文化资本的累积无疑能够增加个体的流动能力并提升代际的流动水平，而开放的教育机会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家庭背景欠佳的人提高自身社会阶层和培植代际流动能力的首要方式。[4]也即是说，拥有了相应的文化资本就等于拥有了向上流动的“砝码”。

       以上“OED”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的梳理表明高等教育获得在代际流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一个人能否获得高等教育以及获得何种层次的高等教育，势必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当中，有些是客观而宏观的，比如一个人所处的时代、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等；有些则带有主观性和具有微观特征，比如父代地位、个人禀赋以及努力程度等。实际上，“由于财富、声望和地位的殊同，社会各个层次的人群所能享受的高等教育机会，以及他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期待也是迥异的”[5]。笔者在这里着重想要表达的是：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处于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之中。也就是说，有许多因素不仅同时影响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彼此关联和相互影响，形成了特定的作用机制。

       现代社会代际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作为中介的所谓“媒质”流动，而分析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因素及其内部关系可以从“源头”上检验代际流动的公平与否。根据OED三角中的OE关联可以推知个体高等教育的获得与父代地位有关，而对于父代地位的衡量可以通过父代学历、父代职业和父代收入来实现。这三个因素恰好可以对应布迪厄的三种资本形式，即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其实，这三类资本之间也有着较强的内在一致性，因为一个人的学历、职业与收入往往是高度相关的。其次，个人因素也是影响其能否获得高等教育以及获得何种高等教育的条件之一。比如个人禀赋、个人的努力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一个人能否顺利完成特定阶段的学业和实现持续的教育进阶。还有，既然高等教育是一种“国家设置”，那么相关的高等教育政策也一定会以各种方式影响个体高等教育的获得。比如国家对于高等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以及国家针对特定群体的优惠和照顾等。就拿国家对于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来说，这一政策就会通过影响个体高等教育的获得机会来影响代际流动乃至社会流动。已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教育支出规模与代际流动固化呈负相关关系，那些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投资额度占GDP越大的国家，社会流动就越通畅。[6]

       就代际流动而言，除了受上述父代地位和能否获得高等教育这两个因素影响之外，个人因素也是一个变量。例如，在其他因素或者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子代个人是否能在就业市场中抓住机遇及其在工作中的“表现”也会影响其代际流动能力。至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就业政策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则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时代，就会有与之对应的劳动力市场和相应的就业政策，从这个角度而言，是时代特征而非其他因素决定和形塑了属于某个时代“自己”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政策。实际上，社会变迁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在传统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需求和职业结构之下，有着完全不同的代际流动机制和模式。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以上对于影响高等教育获得和代际流动的因素的介绍绝非“完全”。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穷尽这些影响因素，所以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因素乃至亚因素影响两者以及两者的机理关系；另一方面，还是从变迁的角度分析，每个时代的影响因素也会不一样，新的时代为了维持这种“系统”的均衡和运行一定还会加入或者剔除某些因素。第二，我们对影响二者关系的不同因素的分述和分析意在明晰其机制关系和系统特征，本质上并没有影响高等教育作为代际流动机制的中介或者媒质功能。

       三、社会变迁对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关系的影响

       从历史的、发展的和纵向的角度看问题，不仅可以概览一种社会现象的全貌，而且可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过去的几十年，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劳动力市场中的传统部门持续衰落，而新兴部门，尤其是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节能环保为特点的高科技企业不断涌现。这样一来，社会对于科技型人才和专业性人才的需求陡然增加。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高等教育的扩张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实际上，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变迁不仅决定和形塑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就业政策，而且“牵引”和影响着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那么，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旨在增加高等教育公平和促进代际流动的全球高等教育扩张是否带来了预期的理想效果呢?

       代际流动的形态随着社会变迁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着完全不同的代际流动情形(见表1)。在传统社会，不仅获得教育是贵族阶层的特权，而且职业结构单一，代际流动的基本形式是父子相承，子代在工作中的技能也一般是由父亲传授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而来，父代与子代无论在职业类型还是社会地位方面，变化都不是很大。传统社会中的这种代际流动情形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较为常见，其特征是代际继承性很高，而代际流动性很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现代化，教育向大众开放并且持续扩张，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代际流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这一时代代际流动的特征就转变为代际继承性较低，而代际流动性较高。实际上，每一种代际流动的情形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表现，而正是随着社会变迁的这种外在的“力量”决定了其基本的样态。我国学者李煜的研究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在梳理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概括了三种代际流动模式，分别是：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和国家庇护流动模式[7]，这三种流动模式也与特定的社会形态相联系。①

      

       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至少会带来两个变化。一方面，新兴部门的繁荣和用人单位以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为原则的用工筛选制度使得代际继承性降低，也就是说，父代地位及其职业上的优势绕开劳动力市场直接传递给子代的可能性降低，这样就使得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时的“资质”更为重要，而高等教育获得则是最重要的资质表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获得高学历也就意味着获得了功能重要性高，回报也优厚的职位的敲门砖”[8]；另一方面，父代经济地位的持续改善(相对而言)和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完善使得个体在“追求”高学历的过程中实现了相对的机会公平，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得以凸显。这样的结果便是整个社会的代际流动逐渐趋向理性和合理，社会的活力也得以持续增强。

       反映社会活力的现代企业和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为了追求效益和稳健运转，就必须依靠不同层次和不同种类的掌握着特定知识和技能的个体。这样一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获得就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教育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紧密关联是对以科技和经济组织为特征的社会的必然反应。”[9]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期，这一社会转型期的“过渡”特征也体现于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联之中。总体而言，现阶段影响个体代际流动的除了个人因素之外，还受家庭因素的影响，但相比于传统社会而言，代际流动性显著提高，而代际继承性持续降低。

       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同样引起了OED三角内部关系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下，三者的互动关系及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是不一样的，OED三角内部的关联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见表2)。理论上来说，社会变迁与OED三角的关系是：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迁，OD和OE关系渐弱，ED关系渐强，社会转型期的OD关系和OE关系会逐渐由强变弱，而ED关系则会慢慢由弱变强。按照这一理论的推演，我们可以预测后工业社会的代际流动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其特征是代际继承性很低，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完全取决于子代个人，而就OED三角关系而言，ED关联达到最强，OD和OE关联达到最低程度甚至达到无关联状态。

      

       从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OE关系的现状和变化。如前所述，社会的现代化使得OD之间的关联持续减弱，ED之间的关联不断增强，那么OE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可以想象，如果家庭背景对于个体的教育获得还是有着极其强烈的影响，那些家庭背景优越的子女一定会获得较好的教育，这就等于变相地增强了OD关系，而不是理论上的减弱。从这个角度来说，相对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才是关键所在。那么旨在减弱OE关联的诸如高等教育扩张和相应的高等教育政策调整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呢?

       过去的几十年，各国都见证了教育领域的显著扩张。从1960年到2000年短短的四十年间，全球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增长了7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趋势不仅相对平稳，而且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教育层次。那么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扩招的一个显性结果是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极大增长。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0年的高等教育升学率比1970年增加了四倍。[9]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各国都认识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人类发展方面的决定性功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或者说赶上了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的水平。以中国为例，2012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10]

       从理论上讲，高等教育扩张能够使得更多的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多学者也认为教育扩张不仅是社会的需求，而且也能够促进教育公平和代际流动。那么实际效果怎样呢?大量的研究表明，教育扩张产生的高等教育获得人数的相对增长并没有带来代际流动的增加，相反却导致了代际流动的固化(Inter-generational Immobility)。相关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教育扩张可能在横向上引起教育机会和人力资本生产的不平等，而且人力资本的回报与父母收入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将会引起更为持久的代际流动固化。[4]而如果说扩大高校招生曾经含有为底层人群的社会晋升拓宽渠道的初衷，那么其后发生的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显然更有利于权势阶层及殷实家庭的子弟。李春玲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大学扩招不但没有减小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反而增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程度。[11]这说明随社会变迁而设置的这一政策调整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

       四、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现实样态

       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话题，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会面临和面对这一问题并有必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实际上，相较于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现有研究，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经验研究方面，都要更加的深入和细致。所以这部分的目的便是结合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现实状况，运用跨国比较的视角，考察国外尤其是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方面的关系现状，以期获得一种一般或者普遍性的认知。

       可以肯定，既然教育获得对于代际流动的作用是显著的，那么保持代际的教育层次的连续和跃升就是提高代际流动水平的最重要方式。具体来说，如果父代拥有高中学历，那么为了提高代际流动水平或者获得比父代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则子代也至少应该具有高中学历，甚至大学学历或更高层级的学历，而如果父代拥有大学学历，那么子代理应获得大学文凭。实际上，父代的教育水平对于保持教育在代际的持续和跃升是异常重要的。我们看看意大利的情况，相关的研究指出，意大利的高等教育获得情况高度极化，对于那些家庭背景欠佳的孩子来说，获得高等教育仍然是“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12]虽然最近十几年意大利的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干预，但其效果仍然不甚理想。事实上，意大利有着比其他国家更高的高等教育辍学率。比如：以2009年为例，意大利处于15～64岁之间的人口中获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是15％，而相同年龄段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比例是30％，25～30岁之间的年轻群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意大利为20％，而OECD国家为37％。[13]类似的研究同样证明了那些父母背景或者家庭经济地位良好的学生更有可能完成大学教育并获得学位，正如艾娜(Aina C.)断言：“如果要判断意大利的高等教育是否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的话，答案一定是否定的。”[13]意大利虽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但如果考虑教育获得和学生家庭经济社会条件的话，那些出生于弱势群体家庭的子女仍然非常有可能延续教育获得上的“弱势”境况，而家庭背景较为优越的孩子却仍然保持了其相对稳定的优势。[12]这说明父代的教育层次和家庭背景依然会显著影响子代的高等教育获得。

       英美两国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卓越的教育体系，代际流动水平理应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实际的情况怎样呢?首先看一下英国的情况，为了发展更有竞争力的经济和促进社会流动，英国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英国《卫报》2014年4月24日报道，根据最新调查，英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近50％。[14]但是这种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没有使得所有类型的群体相同地受益。有学者利用197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数据纵向考察了英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高等教育获得的情况，结果发现高等教育的扩张并没有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各个阶层之间平均分布，相反，这种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却不相称地使得富裕家庭的子女有了进入大学的更多可能。虽然在英国高等教育扩张之前，富裕家庭子女的入学率也较高，但这一举措实际上“并非有意地”使穷人和富人之间在入学机会上的“鸿沟”拉大。[15]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是进入优质高校的门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却因为“过度教育”而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文凭贬值”。为了证明不同的父代地位对于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并探索英美两国在这一点上的差异，有学者专门对此做了研究。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两国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从业者都有较高的需求，且获得高等教育和掌握特定技能均能得到理想的市场回报，但高等教育在美国对于增强代际流动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英国。[16]实际上，与美国相比，英国父代与子代在职业联系上更为紧密。

       而我们对美国的考察也发现，社会不公平使高等教育获得和代际流动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特征。比如，相较于美国的其他群体，非裔美国人往往被看作是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能否获得较为良好的社会地位往往与其教育程度、职业、经济上的独立和是否拥有住房有关。实际上，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对这些与其社会地位息息相关的因素稍加分析便可以肯定，这些都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直接相关，毫无疑问，高等教育的获得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哈达韦(Hardaway C.R.)等人甚至认为，由于就业和待遇歧视，教育程度或许是划分或者判断非裔美国人社会地位的最为合适的指标。[17]因为相对于其他的群体而言，他们往往得不到与其教育程度匹配的工作机会和薪资待遇，所以，非裔美国人要想获得与其他群体相同或者更优的工作和待遇，提高教育水平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从这个角度来说，高等教育的获得对于他们的意义远远高于其他的族裔群体。因循这样的逻辑，非裔美国人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大学，往往是倾其所能、倾其所有，父母们不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使用了抵押贷款和住房净值贷款，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孩子进入大学，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并提升他们的代际流动能力。实际上，这种情况以及背后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低收入家庭和广大农村的寒门子弟。

       不得不说的是，父代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会间接地传递给子代，使得代际流动依然表现出明显的不公平。一方面，以个体的社会交往网络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在个体就业和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是潜在和巨大的。实际上，社会资本已然成为促进个体职业流动和增加个体流动机会的显著影响因素，高校毕业生在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父母的职业和社会关系对其就业和提高自身的教育回报功不可没。以中国为例，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中，如果其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官员或者干部，那么其不仅能够比其他的毕业生更快地找到工作，并且工资收入也比其他人平均高出15％。[18]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正在利用其在户口、单位、关系和信息方面的优势，通过让其子女出国接受更为优质的高等教育来完成下一代的向上流动和“优势地位”的再生产。[19]事实上，当上述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在无法进入国内一流大学且他们又不愿意去国内二流、三流(相对而言)及专科、技工院校接受高等教育之时，父代往往利用其关系和资源将其子女送往国外的私立大学。而当他们在国外学习完毕并且在国外工作几年之后回国时，因为这种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被冠以“海归”身份，而相对于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来说，“海归”不仅更易受到重视和重用，而且发展空间大，工资待遇高且晋升机会多。

       五、结论与启示

       当我们在讨论个体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时，往往将其分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依循这样的分类方式，我们也可以将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简单地分成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如果子代社会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代的“条件”和资源这些先赋因素的话，这样的社会被认为是不够开放的，也是不公平的。相反，如果个人通过努力所获得的自致因素对其社会流动有显著影响甚至决定性影响的话，这个社会就被认为是相对开放和公平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解释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关系时常被使用的理论是“OED三角”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之间有着特定的机理关系和作用机制，并且随着社会变迁和地区差异，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流变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获得依然被认为是个体通过努力“自致”而来的增强个体社会流动能力的最重要因素，其在代际流动中的功能是显著的。

       我们的研究同时发现：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获得仍然具有相当的不公平性。这体现在：不但父代在地位上的优势会显著影响子代的高等教育获得，而且因为社会不公平使得高等教育获得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和高等教育功能的凸显虽然使得父代不能直接将其地位上的优势传递给子代，但是却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即通过影响子代的高等教育获得，尤其是更为优质的高等教育的获得，变相地影响了代际流动。所以，高等教育获得纵然是促进代际流动和增加社会公平的有效机制，但其具有的隐秘性的“继承性”的特点却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特定转型期，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也体现了转型期具有的“过渡”特点。总体而言，现阶段影响个体代际流动的因素具有“复合型”特征，即除了个人因素之外，父代地位和社会变迁等因素均会对特定个体的流动产生影响。但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代际流动性显著较高，而代际继承性持续降低，在OED三角关系内部，ED关系逐渐加强，OD和OE关系持续减弱。

       依据上面的研究结果并结合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现状，我们可以得到下述的启示：第一，前文已经述及，教育投入对于个体高等教育的获得影响巨大，而且一国的教育投入占其GDP的比例越高，社会流动就更为通畅。实际上，最近十几年各国都在持续提高教育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然而，正如布兰登(Blanden J.)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并非任何教育支出的相对增加都会对社会流动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目前我们尚不明确这些钱如何被花得更为有效。”[6]从这个角度讲，相对于教育支出额度的单纯增加，资金流向和使用效率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在教育公平的框架下谈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相对平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这方面存在的城乡差异，尤其是在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以及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尚处于探索期的情况下。此前有学者已经分析和对比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城乡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在教育获得尤其是高等教育获得方面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相对于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在教育获得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厄和不便，城市人口的优势明显。诚如这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当下最为紧迫的是要正视影响教育获得的根本“力量”，因为这不仅决定了教育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代际流动的不公平，而且有助于社会地位低下的贫困人口以及流动人口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20]所以，高等教育政策的设计必须考虑城乡差异，创新性地通过多种方式扩展以农村学子和流动人口子女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获得机会。

       综上，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流动机制下，无论是个体的高等教育获得还是代际流动的状态，父代在经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还是会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影响子代的高等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我们期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高等教育治理水平的逐步提高，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拟合”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在新时期的机制，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作为促进代际流动和增强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的功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政策导向意义是明显的。

       注释：

       ①李煜认为每一种代际流动模式有着不同的特征或者表现。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的特点是流动机会按照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第二种模式的特征是代际流动的继承性，即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家庇护流动模式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而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或被赋予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相应的流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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