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秩序重建与中国文化自信：延安红色文化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中国文化论文,秩序论文,当代论文,自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6)03-0005-12 新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正在深刻调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加深，不仅是资本全球化经济秩序的致命危机，更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深刻危机。危机沿着新全球化的“知识资本—工业文明”线路图向世界的传导以及全球的奋起抗击和颠覆性变革，使全球格局发生深度改变。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改变了由西方七国集团把持多年的全球经济秩序，而且更改变着由西方话语霸权统治着的全球文化秩序。全球文明对话秩序正在向新格局转变，一个新全球文明秩序不可避免地正在被重构。作为国家软实力，中国话语和中国价值无疑在未来全球文化对话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未来文明秩序，不仅对经济、政治、军事秩序起合法化巩固作用，而且还构成了全球秩序的真正底蕴。中国不仅为世界供给中国制造的物品，更为人类未来指明一个能够替代西方模式、具有优秀文化价值和值得称道的生活方式。全球文明对话秩序的重建，文化软实力的比拼，说到底都有赖于中国能够针对人类困境提出有效应对的文化，从而影响、引领全球走向希望的未来。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民族共同生活的实践不仅创造一切社会存在，而且创造社会存在对于人的意义、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构成的体系，就成为文化。因此，一个社会不仅要有实存结构，也要有作为社会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结构。一个民族依赖文化来传承自己民族生存于世界的意义和价值、自己的信仰和态度、自己的变革和守成，是民族之为民族、时代之为时代的行为和精神特质、风格、灵魂和血脉。文化就是人化，但是作为具有意义和价值追求向度的人化，其构成当然是一个由核心价值外扩为行为制度、进而扩展为物质器物层的三重体系。文化有发生学意义的生成过程，当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出场的文化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建构文化不能脱离传统，也不能脱离与周边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通，更不能脱离人的活的行为创制。因此，建设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不仅需要积极传承五千年优秀文化基因，不仅需要与异域、特别是西方文化优秀因素的融通，不仅需要在当代中国本土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中创新文化，更要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核心主脉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创造出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 中国取得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已历70年，每个中国人都会自觉想起作为抗战胜利之都的延安。延安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鸦片战争以来，不仅抵御外侮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而且中国革命也多有挫折，直至延安时期，才走向胜利。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也有一个从简单照搬到自主创造的转变过程，只有在延安时期，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催化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走向成熟，发展为成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这一红色文化传统，以周秦汉唐巍巍盛世文化版图为底色，以融会全球多元文化为经纬，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绘就了一张新的文化地图，成为新中国现代文化直接的发端之一。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跨越千年的两张文化地图。一张是以周秦汉唐为标志、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国文化地图。周秦汉唐，曾经成为中国大地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四方来朝的世界中心、丝路发源的起点。另一张是现代的，从沿海传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经过若干挫折，最终在延安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于是，在曾经是世界文化中心的周秦汉唐帝国心脏的地域，最终也孕育成熟了作为未来世界文化轴心的现代中国文明底色和灵魂的红色文化。今天，“一带一路”再次从这里出发，让中国走向世界。两张文化地图叠加，共同指向了一个文化福地。虽然文化发源未必在这里，但是转向繁盛之地却每每在于斯。这也是一个包容交汇的文化之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此展开无形碰撞，对话转为融合，融会转为创新。这是一个可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文化原创和辐射中心，它根植于中国大地，无限地指向未来。 延安红色文化是一个总体概念，主要指以延安地域为中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形成的思想体系和生命体验，也指延安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延安先进群体的革命人格、心理、行为方式的综合。延安红色文化的最高产物，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集体价值和文化体系的结晶。作为文化形态的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红色文化，不仅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与五千年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诞生的主要标志，更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真正继承者与创新者；不仅是真理体系，更是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不仅是原创的，而且是指向当代中国现代性重写、指向未来和永远开放的。延安红色文化作为起点，其内在地包含着中国走到今天、走向未来的许多秘密。正在走向未来的中华民族，不仅要仰望星空、展望未来，也要回观既往，再看起点，把发端于起点的昨日同今天和未来链接起来合成一个坐标，把延安红色文化摆在这一文化大坐标中重新加以研究，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是与中国文化革命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不仅有实践路径，而且有文化路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创新的思想形态，也同样有民族的文化形态。 延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初完成地，因而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据此，深度考察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何以通过正确的文化路径，初步完成了同中国文化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创造出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延安红色文化的首要重点。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延安红色文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延安红色文化如何创制了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度探索。 第一，延安红色文化第一次真正转变了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彻底摆脱了对洋文化的教条主义，找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立足点。在延安时期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受教条主义文化态度束缚而缺少自信。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必然在传人过程中发生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和对话关系。起初，与许多其他五四人激烈反传统风格一样，以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来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曾经成为陈独秀、李大钊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思绪和文化态度。形式主义地简单拒斥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传统，虽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一定的文化空间，但是也必定带来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个中原因之一就是始终面临一个康德式的分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根究竟是源自和依赖外国的先天传播，还是源自中国革命后天的实践创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特别是对缺少文化知识的工农兵大众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先验的舶来品，而中国人要准确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各种“赫尔姆斯”(信使，如陈独秀、王明等人)来实现。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中国工农兵大众的革命实践与本本理论发生冲突，那么错误的一定是工农兵大众及其实践，纠偏的方式一定是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其结果，是中国革命遭受大挫折和大失败。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已经从军事和政治上纠正了教条主义，但是还来不及把它转变为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来加以检讨。只有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整风运动，彻底检讨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以《实践论》解决了一个文化立场转变和文化自信根基问题，才指明了唯有实践才是一切认识发生的根本来源和基础，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中国本土的实践中才能诞生。理论与实践一旦发生矛盾，错误的始终是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后天的工农大众和革命军队的浴血奋战中一点一滴地通过本土化路径来诞生，理论的主体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工农大众，他们的实践和文化创造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简单平移，不是马克思主义一成不变的在场，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大地重新塑造和重新出场。中国化的不仅是话语层面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而首先是理论、思想、文化的中国化。只有这一石破天惊的论断，真正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主体性，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制的前提条件和中国道路的真正起点。没有《实践论》，就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没有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站在中国道路的当代高度，我们无论如何回顾和评价这一起点的价值都不过分。 第二，站在周秦汉唐盛世文化版图的大地上，延安红色文化彻底扭转了形而上学地根本否定中国所有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提出必须要用优秀的中国文化基因再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周秦汉唐盛世发生地，延安红色文化感受到中国优秀文化的可贵，深刻体认到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在内核上吸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必然存在着几个关键的文化关系。一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化成果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何以被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所接受？这涉及文化的前理解。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始终带着中国文化之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相通的精华，如儒家“大同”思想，佛家“普度众生”式的佛教共产主义，道家的“天下为公”，等等，作为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理解和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文化前提。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总结。二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能否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转化并构成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内容？这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的转变。我们既不能按照文化激进主义态度全盘拒斥传统，但也不能按照文化保守主义甚至原教旨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传统文化向现代的简单衍生，将中国化等于“现代儒学”“现代道学”或“现代佛学”，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纳入“现代儒藏”了事，而是要深度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变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必须要经历的文化现代变革和创生性转换路径。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制是否需要融入中国文化才有可能？如何融入？这就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新出场的文化可能性和文化身份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融合不能没有文化身份，被称之为“不是东(中国)、西(西方)”。这应当属于当代中国文化形态范畴。不仅如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努力汲取了“实事求是”、“和谐”、“矛盾辩证法”、人类大同、天下为公等核心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髓，也就在努力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延安红色文化是这一文化形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第三，延安红色文化真正将中西文化包容融通，在实践基础上，成为开放、创新、指向未来、指向世界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具有真正的现代性和世界历史性品格。延安红色文化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格局中始终与世界文化和政治相连；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创，它本然开放地指向未来、指向世界。在若干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抗战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一个全球化世界格局中的存在，与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链接着世界和人类命运之网。这样的事业和文化，得到全球正义事业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珍视和支持。尽管被重重封锁，但是延安红色文化依然保持着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密切联系，实现同呼吸、共命运。同为红色文化圣地，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的文化氛围，就会发现：延安红色文化更具有世界性和多元包容性，不仅有来自美国、苏联、印度、加拿大、东南亚等国际友人或华人华侨带来的世界文化，也接纳了来自大后方和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文化青年及他们身上带来的各种文化思想。饱含人类进步文化的书籍、电影、歌舞、绘画、音乐等在延安各地广为流传。抗大、鲁艺、陕北公学、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等高等文化教育机构的建立也强力推动了高端文化交流、交融进程。延安将之在一个文化熔炉中炼成强大的民族抗日进步文化体系。从中，我们得到的有益启示是：这是一个能够代表中国开创未来的现代文化氛围的雏形。 二、《新民主主义论》：延安红色文化对于中国复杂现代性之路的重写 由于资本全球化两极结构的时空变换，在西方帝国中心依次继起的前现代、启蒙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思想文化，在边缘化的中国可能呈现“共时出场”甚至倒错出场。复杂现代性的语境表明：作为文化的现代性道路选择，中国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框架和节律来跟着西方亦步亦趋地依次经历上述阶段。 然而，在西方中心论统治下，中国的各个阶级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如何走入文化现代性曾经都是迷茫的。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痛定思痛之余，大清朝有识之士开始了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积极体认和不懈追求。但是，起初的认识是肤浅的，似乎“坚船利炮”等物质利器、奇技淫巧就等于西方现代性的全部，因而掀起了洋务运动，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甲午之战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转而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只有物的现代化而没有制度现代性，依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于是，依照西方经典现代性的模式，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接连出场，一个比一个彻底，然而，也没有根本改变中国衰败的命运。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到：文化的根本在于价值观念，在于国民性，在于人的现代化。因此，借助于韦伯原理，即借助于变革文化来变革社会，进入西方式现代化，就成为一种激进的文化共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类似于启蒙现代性的运动就开始了，“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猫小姐(Moral)”就作为西方启蒙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进入中国大众视野，清除旧文化、旧政治、旧道德，引进新文化、新政治、新道德，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绪。于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势头强劲的文化之一，被传介进来，成为一种新文化的标志。尽管马克思一再强调他的仅限于西欧的历史分期法不能作为公式简单套用于中国，但是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简单套用，以之说明中国的现代性出路。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已然处在封建状态，当前的主要任务依然是民主革命，前途主要是资本现代性，那么，这一革命的主导权当然应归属于资本家阶级，属于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当在现阶段放弃领导权。他不能区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所处的历史语境的差别以及性质的差别。王明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主张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权，但是他的论据恰好是与陈独秀一样的，认为现在应当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否则就没有必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其核心话语是如果认为中国革命仅属民主革命，则主导权不属于无产阶级。两者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误判，导致了中国革命的两次大失败。 基于两次大失败牵涉到对中国现代性性质的误读这一根源的深刻反思，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个新论断，即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论断。他认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已然失败并成为历史；今天，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运动引导下的民族独立、民主革命已经不再属于旧世界的范畴，而是与社会主义革命世界相连接，因而是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论断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主要纲领，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然而，我们仍然没有深度思考的是，这一论断指明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新现代性，从而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指明了道路。 中国新现代性之新，首先在于它没有按照西方现代性的历史逻辑亦步亦趋地走下去，而是将现代性的两个阶段有机结合起来。按照西方经典现代性的标准，甚至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民主革命属于资本的范畴，属于资产阶级主导的革命范畴。但是由于国情特殊性，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属性改变了。在革命对象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资本率先进入中国，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以官僚资本方式(官办企业)出场，因而与封建的皇权结合，构成了压迫中国的三座大山。革命对象的特殊性质，特别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强大在场，使民族资本难以革命面对。在中国革命的任务上，中国革命的任务不是单纯地打倒封建，而且要打倒三座大山，革命任务是要将“半现代”变成彻底的现代，革命的彻底性决定其需要与后民主革命阶段相互连接。在革命主体素质上，无产阶级的先行出场和民族资本的后至与弱小，对比强烈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主革命只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与下一场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连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划了新中国的性质：几个革命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其次，中国新现代性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新现代性的重写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当然要完成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民主化、文明化等一系列第一次现代性的内容，但是在受到后现代思潮洗礼、特别是欧洲新现代文化影响的中国，肯定要走以第二次现代性引领、带动第一次现代性的道路。因此，中国的新现代性就呈现一系列的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市场化，新型民主政治，新的科学发展观，等等。我们需要发展，但是我们需要生态的、人民主体的、全面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我们要按照第一次现代性的目标实现工业化，就必须用第二次现代性的信息化改造、提升、完成工业化，用“互联网+”、工业4.0和工业制造2025计划来完成新型工业化；我们要建立市场化的经济体系，就不仅需要建立市场起决定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动力体系，更要建立政府宏观把控、边界调节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我们需要发展城镇化，但是不能完全抛弃乡村，而是要新型城镇化，要与新农村建设相得益彰、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同步推进、人民增进幸福的城镇化；我们要实现民主，但是不仅要实现代议制的民主，而且要实现直接的协商民主；等等。中国新现代性的构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这是由《新民主主义论》开创的中国特色现代性进路。 再次，中国的新现代性当然要更彻底地完成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最终跨越“半现代陷阱”。由于中国的现代性进路从一开始就走在培育和强化官僚资本的错误道路上，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虽然有矛盾，但是又有本然的勾结，因此不可能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变革任务。大清朝、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权力构架不是处在纯粹封建的状态，而是处在官僚资本垄断造就的所谓“半现代”的状态时轰然坍塌。我们需要深度反思、警醒自己。今天，中国又面临“半现代”状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一个经济结构概念，也不仅是一个发展方式概念，本质上就是整个社会的“半现代陷阱”。我们有了市场，但是还很不完善，很不规范；我们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我们有了城镇化，但是建设道路还有问题；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但是无论党的现代化治理程度和多党合作机制都还需要大力完善；我们有了民主基础，但是还很薄弱；我们有法制，但是人治传统还很通行。这些，就像梦魇一样压迫着现代中国。我们有了经济的深化改革，但是其他领域改革还很滞后，甚至在改革中形成了新的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一步完成。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高举《新民主主义论》树起的大旗，回答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在重写现代性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三、窑洞对话与民主政治：延安红色文化庄严的政治承诺 延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多元化抗日政治派别合法共存、相互承认、联合抗战的特殊政治时期。除了汉奸卖国贼如汪精卫之流，其他爱国党派如共产党、国民党、国家社会党、民主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职教派、乡村教育派、救国会、民进党、九三学社、民革等都在抗日的旗帜下得到了相互的合法承认，并且成为统一战线联合抗战的各方。这一政治局面是中国五千年来所未有的民主格局。而格局的形成，曾经为中国战后实现民主政治带来直接的一线希望。然而，这一大好局面被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所摧毁。 正是在延安时期，利用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一格局的形成，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格局形成后，中国共产党人又在积极思考如何利用这一格局建设战后的民主政治，思考中华民族如何摆脱千年周期律的困扰而走向长久的复兴。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思考最多的是实现民主、反对独裁，治理践行最多的是如何实行边区民主，以与一党独裁的国民政府争影响。最著名的思考，就是延安“窑洞对”——从大后方来到边区考察的黄炎培与边区领袖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中国千年来反复出现的治乱兴衰的周期律，进行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对话。 黄炎培问：“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1]。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打破历史兴衰周期律的根本出路放在实行民主，即用人民当家做主来监督政府、管理社会，这既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无比崇高的政治理想，更是对全国人民无比郑重的政治承诺。即便今天读来，也同样令人感慨，发人深省，甚至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正因为有这一崇高的政治理想，才会使无数共产党人洒热血、抛头颅，为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正因为有这一郑重的政治承诺，红星才能照耀中国，使全国进步党派和亿万群众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打倒独裁，实行新中国民主政治大业。延安的声音，穿过了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在今天依然是标准，是尺度，仍在丈量着我们为跳出封建周期律所跨出的步伐有多远，成效有多大。 以民主理想为核心的“窑洞对”所代表的延安红色政治文化传统与大后方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独裁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至今，我们依然需要冷静地不断思考：执政6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究竟是继承和弘扬延安红色文化传统、完全兑现延安时期就发出的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政治承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续进行到底呢，还是重蹈当年国民党的覆辙、走另一条威权主义的利维坦道路？历史尽管曲折，答案应当尽在不言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需要坚定走下去，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五千年中国文明得出的历史结论，是经过百余年血与火洗礼的中国现代化的逻辑指向，是背负着人民希望的政治结论。 1940年，毛泽东在由延安各界代表人物参加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作了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经典阐释。毛泽东强调两件头等大事：一为抗日，二为民主，我们需要民主的抗日，抗日的民主，两者结合，缺一不可。“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什么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呢？欧美式宪政是“旧的、过了时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即蒋介石集团主张的所谓“宪政”，实际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目的是借此欺骗人民，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毛泽东认为这类“宪政”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进而，毛泽东同志主张：“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2](P690)这与《新民主主义论》(原题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中国新现代性民主思想一脉相承。毛泽东同志严厉批判有些人不仅不进步，躺着不动，“而且要向后倒退”[2](P691)。为了促进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毛泽东同志引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要求国民政府遵守至嘱，“最短时间”促其实现。两代、两党伟人的谆谆至嘱，都将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视为紧迫的任务，都将之视为中国独立解放、民族富强复兴的根本条件，这是历史的共识。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同志对未来民主政治的政府形式的一种积极构想。从洛克的《政府论》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形成了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于西方现代政府的理论建构。从康有为的立宪君主制设想到孙中山《建国大纲》，完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构架的理论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政权尽管在井冈山、延安等地相继存在，但是真正全面构想中国民主政治的政府理论，《论联合政府》是第一次。它深刻回答了在各党联合组政的民主框架下的可能性、必要性、存在问题及其对策。深入探讨了党如何在联合政府中实施自己的影响，如何在军队国家化后保持对军队的支配权，如何在政治上与其他党派开展合作共事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联合执政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最为完整的理论和政策纲领性的阐释文献。 延安红色政治文化包含着一系列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人民当家做主”是其最根本的理念。“三三制”边区政权模式是中国最为民主的多党合作模式。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即在边区政府中，共产党员占1/3，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种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实施专政的民主政权。 延安街头设“意见箱”，人民群众可以直接将意见提到边区政府最高层，这也是人人起来负责、参政议政的表现。人民群众的政治知晓权、监督权、参政议政权如何切实保障，今天依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课题。延安针对选民不识字而采取的“豆选民主”也是今天乡村海选式选举政治的一种先导。候选人的产生既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由组织推荐。选举时候选人座位背对一张条桌，条桌上对着每个候选人背后都放着一只粗瓷海碗，选民因为识字者鲜，故可手持黄豆，选谁当村长、乡长甚至县代表，只要在那个候选人的背后海碗中放一粒黄豆即可。最后，看谁的碗中黄豆多，即为当选。“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句20世纪40年代流传于延安地区的民谣，生动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在艰苦环境下运用“豆选法”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豆选连同烙票、划杠等淳朴的投票方式，生动地演绎着“草根民主”，其经验为土改后农民选举人民代表时所借鉴。这是延安红色政治文化对于选举民主的直接尝试。它表明：直接选举的民主政治并不必然与选民的文化程度挂钩。民主是人民的权力和权利，不应当用文化程度高低为由来加以轻易地剥夺。任何剥夺群众作为选举民主主体性的行为，都是对群众民主权力和权利的严重侵害，都是严重违背人民当家做主原则的背叛行为。 延安红色文化的民主精神还见之于农妇街头骂毛泽东的事件。毛泽东同志把这当作人民群众对自己领导的边区政府某些方面工作所表达的严重不满。因为大量中央红军和机关来到原本就贫瘠的延安，客观上加重了边区百姓的经济负担，不可能不引起老百姓的怨言。毛泽东同志征询各方意见，最终采纳了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精兵简政”的意见，同时开展了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主题的“大生产运动”，解决了边区政府自给自足的问题。这是以倒逼机制创出一条如何应对危机公关的民主政治之路。 总之，延安的红色政治文化及其试验，为当时，也为而后的中国走民主建国道路，开了极其重要的先河。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抵制伪国大，要求民主建国。新中国建国初期，根据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精神，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建立了由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组成的新政权，国家最高领导层包括国家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和各部部长，非中共人士都几近1/3。这是延安“三三制”的继续。今天，我们依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民主制度，但是客观地说，以延安红色政治传统为标准来要求，我们在民主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为人民服务”：延安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真理体系，而且是致力于中国人民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体系。作为价值体系，必须要有核心的价值观，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今天，我们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为青年一代“三观”塑造而苦恼、为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费神、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文化苦苦寻找核心灵魂的时候，重读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重要文章，应当是十分有教益的。 众所周知，《为人民服务》一文是篇纪念文章，纪念的对象是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他的工作不是直接在对日战场上拼杀，而是为延安的党政机关烧窑炭。这一普通的后勤战士，因为炭窑的突然坍塌而不幸牺牲。作为延安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了这一篇著名的纪念文章。这一事件本身就令人深省。它是一个尺度，也是一扇视窗，可以从中窥见延安红色文化所培育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人际平等的文化精神已经达到了何等程度。 毛泽东同志的纪念文章并没有过多地在张思德个人品行评价上置辞，而是将之放入到党和党领导的军队总体性质、总体价值、总体宗旨的高度来加以评价。张思德是这一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个别体现一般，他身上体现的，恰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所应有的优秀品质与核心价值观。这一性质、宗旨和核心价值观完全一致，那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3](P905)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一个抗日成为主线的特殊时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坚守先进价值并发挥其引领作用，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延安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当然是多元的。除了帝国主义和汉奸奴役文化外，无论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在延安，都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的林林总总的价值观，思想冲突和价值撞击是激烈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也来自各个阶级、阶层，各种文化、价值的对话、碰撞、冲突，不仅深深影响社会，也影响党内。如果没有自己的主流价值，就没有价值自信和灵魂，势必会涣散组织，瓦解意志。如何在党内外复杂价值环境中坚守并弘扬自己的核心价值，并使之成为一种价值引领的、统摄的、主导的价值，形成文化价值领导核心，由此带领广大人民的价值皈依从而凝聚起共同思想基础，构成一种为党领导的抗战力量，就成为党和党领导的事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为人民服务”价值观的提出解决了这一根本问题。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核心价值观，成为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主要标志，不仅是革命年代的根本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时期的根本价值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把实事求是的真理追求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指向高度结合起来，才能够唤起千千万万为了自己利益而奋斗的广大民众，跟着中国共产党一起打倒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只有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才值得人民信赖和拥护。当然，其根本价值宗旨必定会因为先锋队的弘扬而扩散、渗透到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去，成为引领、带动整个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根本价值甚至是最高价值。根本价值是红色文化的灵魂。根本价值需要与其他价值对话和撞击，只有在积极的对话和撞击中才能突显主导、引领和统摄地位。尊重多元、坚守一元，才能纲举目张。纲领性的价值如果错误了或模糊了，价值体系就必定是错乱的；纲领性的价值确立了，价值体系才会明确。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人民服务价值观的实现路径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对比之下，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很多东西。资本的物化意识使金钱价值上升为第一和首要价值，使“为人民服务”很容易蜕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为资本服务，为升官发财服务。某些政府和官员在百姓心目中的公信力之所以丧失，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想问题、定政策不从群众根本需要出发、权不为民所谋，而一心想傍大款、捞钱，捞尽个人好处，或大搞政绩工程。某些不良商人和不法企业没有丝毫的社会责任，违背公平正义、损害百姓利益，逐利耍滑、巧取豪夺，既污染环境，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崩溃；又引发社会冲突，使社会关系崩溃，使发展不可持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区别之一，应当是将为人民服务价值作为最终、最核心、最根本的价值。资本逐利支配下的市场当然要以营利为眼前目标，但是任何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约条件下的市场主体都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目的。为人民服务价值观既是超经济的，对于一切违背良心道德的营利行为天然具有价值排斥性和制约性；也是经济本然的正道，因为只有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营利主体才能合理地获利。获利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应当也需要保持一致，否则就本末倒置。政府、公共机构作为公共产品供给方，都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根本价值，“为人民服务”也将成为超越一切个人生死荣辱的根本标准。“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3]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凝聚全民族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价值基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只要有正确明晰的价值观指引，人们就有鲜明的政治方向，就有崇高的目标追求和强大精神动力。反之，何时价值观模糊甚至动摇，就会得软骨病，就会丧失信念，丧失奋斗精神，丧失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就会滑向堕落和腐败的泥潭。 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党和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也是党虚怀若谷、诚恳接受一切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意见的原因所在。既要为人民服务就要确立人民主体地位，明确党和国家只是人民实现自己根本利益和幸福生活的最好工具，而民主正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实现方式。坚持和发扬民主意味着党和政府不能撇开人民民主的根本利益要求而主观武断，不能为了追求自己的权势地位搞“一言堂”，不能拒绝一切善意的人们对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的公开评议、监督和批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3](P906)。今天，我们弘扬延安红色文化，只要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开拓社会主义民主的广阔前景，一定能无往而不胜。 五、《讲话》与《统一战线》：文化发展根本旨趣与统一战线的纲领 文艺是文化的美学表现形式。音乐、诗歌、小说、散文、绘画、戏剧、电影等等，为了谁，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忽视文艺、文化建设的纲领。《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汉奸走狗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又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观分为两个紧密关联的核心指向：提出了为了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服务及服务者的主体条件问题。 在文化研创实践中，文化立场是根本。文化问题研究不仅要以问题为中心，更要以立场为根本。海外的中国学研究的文化问题很多，也很有见地，但是由于文化立场不同，对同一问题提出的解答结论就与我们迥然而异。在抗战烽火岁月，文化之所治，首先就是要追问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究竟站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大众的、抗战的立场上，还是相反，站在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的立场上？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人民或敌人的文艺方针究竟是采取歌颂还是鞭挞的态度。文化为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为一切进步事业服务，讴歌抗战，讴歌抗战的一切进步势力，暴露敌人、鞭挞卖国者，是由一切进步文化的共同立场决定的根本方针。今天依然需要追问：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究竟其立场站在何处？我们当然不能站在外国敌对势力立场上，而是要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服务，为实现“中国梦”服务。我们需要汲取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文化成果，但是文化的构建，没有中国立场就没有中国灵魂，也就没有起码的基础，就没有中国文化。 明确了立场和服务对象，当然也就明确了服务的方针和方式。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也需要以唯物史观为前提。任何历史的出场者都有其复杂性，因而都有值得辩证对待的多元因素，但是，这不能否定文化主导面可分进步和落后。文化观不能陷于后现代的纯粹空间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泥潭，而否定文化有进步和落后的历史性向度。主导面支配着文化批评的主要方式和根本性质。对进步事业的满腔热情地讴歌和褒奖当然不能遮蔽对其中丑陋事件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批评是有立场、有原则的，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再达到团结目的的批评和批判。出发点和归宿点由立场决定，贯穿的主线也由立场决定。要实现很好地服务，就必须重新学习，与工农兵打成一片，贴近实践，深入群众，转变世界观和价值观，转变文化身份，提升主体素质。 “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设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文化也是战线，与军事战线一样，甚至发挥着更超乎想象的激励人民、打击敌人的精神作用，起着占领正义和道德制高点、使正义事业合法化的作用。有了这一作用，正义事业才堂堂正正地获得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的同情、支持，事业才能胜利。这一过程，可以被称之为文化的意识形态过程，与思想、理论的意识形态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有了立场和服务方针，就有了文化统一战线或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左联式“联合阵线”建立的共同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守立场，与形形色色的汉奸文化、分裂文化、反动文化做坚决的斗争，但它绝不是宗派主义的、孤芳自赏和自我封闭的在场，而是一种能够联合所有承认联合阵线共同目标并起引领作用的核心价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取得胜利，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仅需要建立政治军事的联合(统一)阵线，更需要文化统一战线。在这一文化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有原则的尊重多元、包容多样，不是放弃底线和基本原则，也不是宗派主义的。今天，我们在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文化语境中，要坚守核心价值，让核心价值辐射和引领文化走向；没有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是做不到的。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旗，在这面旗帜下将一切积极的文化力量联合起来，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才能明确前进方向，获得坚实的社会基础。 六、延安红色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与创新转换 延安红色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在于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开端，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新的问题、任务和使命，指明了现代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了先行的有益探索和宝贵经验。延安红色文化是一份沉甸甸的遗产，需要我们梳理和研究，继承和光大。延安红色文化是今天的出发点和初衷所在，其价值指向现代，又对现代性做了新的阐释，是至今仍然需要我们拿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尺度：看我们今天对延安红色文化指引方向是否真正坚守，对延安承诺究竟有无忘却。一切用回避、沉默甚至否定、抹杀方式来抛弃这一份遗产的做法，都意味着对历史和人民的背叛。“回溯—前进”或“返本开新”一直是历史和文化前进的主要方式。当一个历史行进到一个节点，我们总是要回到真正的起点，重新审视我们从起点走到今天的道路是否正确，是否走偏了路，是否忽略或丢掉了什么极不应当遗忘的传统，从而进一步确定未来前进的道路。 延安红色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还在于它站在一个全球化边缘地位的国家和落后地区产生的文化立场，建立了自己的现代文化自信，对全球化的昨天和今天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此，中国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不仅有传统声音的回响，更有现代文化的主张。在走向全球的中国文化征途中，从延安红色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制应当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从延安时期到今天，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从革命到执政，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四大转变造就了今天文化创制的新语境，也必然使延安红色文化在当代的出场具有了新的路径和新的形态。执政后，取得了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在没有其他政党压力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坚守延安红色文化的传统，坚守对人民实现民主政治的庄严承诺，是否还能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宗旨，是否能够有效克服或摆脱“利维坦”和科层制造就的与人民隔膜的状况，真正实现依宪、依法治国，建设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民主国家，就成为今天时代对执政文化的考验。在市场经济起决定性资源配置环境中，“金钱至上”的资本文化的侵袭、多元价值与主导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开放环境使全球价值与中国价值之间的对话更趋频仍，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特有的文化矛盾。因此，从延安红色文化到当代，中国文化虽然一脉相传，但也存在着创生性现代转换的客观需要。新的文化问题、新的对话语境、新的文化使命，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必须重新出场，在经历世界的后现代和欧洲新现代之后的复杂现代性中重写中国新现代性，用第二次现代性引领带动第一次现代性，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轴心坐标的现代移动，造成整个文化图景的变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对逝去传统做德里达意义上的马克思幽灵学式哀悼，而是要复活和弘扬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化经典的精神。 收稿日期：2016-03-18 本文为参加“陕西省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红色文化专题研讨会”的论文，发表时有所修改。标签：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红色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