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饮食行为与亲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黄思雨 1甘剑梅 2
(1.杭州市滨江区明月江南幼儿园,浙江杭州 310051；2.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浙江杭州 311231)
摘 要: 为了探究幼儿饮食行为的特点及亲子关系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幼儿饮食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对浙江省H市400名幼儿的家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幼儿饮食行为在性别、年龄、抚养模式、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父母教养方式可以显著预测幼儿的饮食行为；亲子冲突性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幼儿饮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亲子亲密性不起中介作用。研究对结果进行讨论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幼儿饮食行为；教养方式；亲子关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饮食行为是个体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产生的且与吃、喝有关的外部活动〔1〕。幼儿阶段是饮食行为养成的关键时期,不仅可以确保幼儿对营养的摄入,也有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甚至会对其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心理学家布朗研究了“食谱与性格”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儿童是否愿意接受多种食物,可能会影响其成年后是否具有包容的性格〔2〕。可见,从小建立良好的饮食行为尤为重要。
许琳琳的一项比较研究发现,幼儿的饮食行为在家园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幼儿在家被动进餐、挑食偏食和不良进餐姿势明显多于在园进餐〔3〕。这意味着,除遗传等先天因素,家庭环境也是幼儿饮食行为养成的关键。
父母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是主观家庭环境的反映,与父母的观念、行为和意志等各种主观条件有关〔4〕。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过程中,通常使用的一种形式和方法,是父母各种教育模式的概括〔5〕。已有研究认为,民主型家庭有利于幼儿健康饮食行为的养成〔6〕〔7〕。具体而言,民主型家庭最有利于发展幼儿的食物选择能力,培养幼儿科学的进餐速度和数量〔8〕。父母教养方式与亲子关系具有相关性。父母教养方式是亲子关系的环境变量〔9〕,亲子关系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孩子的最终状况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10〕〔11〕。研究发现,民主型教养方式的亲子冲突较少,冲突强度也较弱；而专制型教养方式的亲子冲突较为频繁,冲突的强度也较为激烈〔12〕。早在1989年,日本学者的研究就显示了亲子关系和幼儿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扭曲的亲子关系,使餐桌成为孩子们感到沉重压力、痛苦和挫折的地方,进而造成病态的饮食行为。一项双生子的跟踪研究表明,亲子冲突的差异可能是饮食失调的结果〔13〕。当然,至今有关亲子关系和饮食行为关联的研究相对较少。
吕淑萍：Xylem将继承ITT超过百年的水务经验，专门从事水输送、水处理、水测试领域的基础设施和应用技术，业务覆盖水循环整个过程。核心业务集中在两大领域，一个是水基础设施（水和污水处理及水的输送），另一个是应用水技术（灌溉、工业用水和建筑服务），具体由四大价值中心组成，包括：水和污水处理价值中心，提供各种污水处理泵和排水泵、生物处理技术、过滤和消毒处理产品，为市政和工业用户服务；住宅和商业供水价值中心，提供高效供水技术和产品，服务住宅、商业楼宇、农业及灌溉行业；分析仪器价值中心，制造供实验室和现场使用的各种便携式和在线精密测试分析仪器；流动控制价值中心，提供各种工业级低流量泵和工程阀门。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是与幼儿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系统,其各个组成部分具有联动性。以上研究已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会对幼儿饮食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于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还缺乏探究。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法,面向浙江省H市3-6岁儿童父母发放问卷,探究幼儿饮食行为的特点以及亲子关系在父母教养方式和饮食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二、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幼儿饮食行为的总体特征
(二)研究工具
1.饮食行为量表
本研究借助杨显君学者编写的《儿童饮食行为量表》〔14〕,包括挑食、食物响应、不良进食习惯、过饱响应、外因性进食、情绪性进食和主动进食能力七个维度。问卷共38道题目,采用五点计分法,从“1”(“从来没有”)至“5”(“总是”)表示行为的符合程度。信度评价结果显示,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各维度介于0.76-0.88 之间。
由表6可知,家庭经济条件对幼儿外因性进食(F =2.848,p <0.05)有显著性影响,低收入家庭的得分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家庭的得分,中等收入家庭的得分显著低于较高收入家庭,可见家庭经济条件为较高收入以下的幼儿,其外因性进食问题会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增长而增长,即较高收入家庭的幼儿外因性进食问题最为严重。
从性别差异上看(见表2),男孩在过饱响应(t =-2.601,p <0.05)和外因性进食(t =-2.327,p <0.05)两方面的得分显著低于女孩,即女孩的食量显著小于男孩,女孩进食更容易受到进餐环境变化的影响。
“营改增”前后企业税负变化主要取决于可抵扣进项的多少。通常来说，“营改增”后企业会更倾向于增加外购行为，因此，企业总税负很可能会下降。企业总税负的下降及将外购的货物劳务与服务用于提高企业的优势项目或用于研发等方面，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使得企业盈利能力提高。基于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文献[6]给出了总体X的分布函数F(x)的非参数贝叶斯估计,在该估计中取F(x)的先验分布服从Dirichlet过程.Dirichlet过程定义如下.
采用Pianta编制、张晓(2008)等人翻译的亲子关系量表〔16〕,该量表共22道题,分为亲密性(10个项目)和冲突性(12个项目)两个维度。量表采用五点记分法,从“1”(“完全不符合”)至“5”(“完全符合”)分别表示题目陈述与真实感受的符合程度。父子关系亲密性和冲突性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2和0.83,母子关系亲密性和冲突性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和0.86。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2.0对所得数据进行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性检验及回归分析。采用Amos 24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变量进行中介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饮食行为特征
本次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于2019年2月从浙江省H市J区、B区、G区和X区各抽取1所幼儿园,每所幼儿园随机选择大、中和小各2个班级,面向家长发放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了412份问卷,收回问卷412份,回收率为100%。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400份。
式(1)中：ef为人均生态足迹(hm2/人)，j表示为区域内生态生产性土地类型，Wj为土地均衡因子，i表示为消费项目的种类，Aj为消费项目换算为某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人均面积(hm2/人)，c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人均消费量(kg/人)；p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单位面积全球平均产量水平(kg/hm2)。本研究均衡因子采用目前最新的均衡因子[12]，即耕地、建筑用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化石原料用地的均衡因子分别取值为2.51、2.51、1.26、0.46、0.37、1.26。
表1 幼儿饮食行为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
从幼儿饮食行为各维度的得分(见表1)可以看出,挑食、食物响应、不良进食习惯、过饱响应、外因性进食及情绪性进食能力的得分接近于中间值3,其中外因性进食的得分最高,表明3-6岁儿童的饮食行为易因进餐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主动进食能力作为唯一的积极饮食行为,得分高于中间值3,可见3-6岁儿童的主动进食能力整体情况良好。
2.幼儿饮食行为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李小树一面痴痴地盯着画稿，一面小心翼翼地伸手去触摸画稿上许春花的脸，大黑猫在李小树肩头“喵喵”大叫两声后，就纵身跳到许春花的肖像上，它的爪子毫不留情地在许春花的衣服上留下几条划痕。李小树气愤地把大黑猫装进纸箱后怜惜地看着画稿，后又没完没了地向我盘问起许春花。
表2 幼儿饮食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
表3 幼儿饮食行为在年龄上的差异
注：a 表示与小班组相比,p <0.05；b 表示与中班组相比,p <0.05。
表4 幼儿饮食行为在抚养模式上的差异
表5 幼儿饮食行为在父母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注：a 表示与高中及以下组相比,p <0.05。
表6 幼儿饮食行为在家庭经济水平上的差异
注：“低收入”指家庭月收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中等收入”指家庭月收入5000-10000元；“较高收入”指家庭月收入10000-20000元；“高收入”指家庭月收入为20000元以上。a 表示与低收入组相比,p <0.05；b 表示与中等收入组相比,p <0.05。
由表2可知,幼儿的饮食行为在各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利润偏低的问题，原因之一是成本过高，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居高不下，这些都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压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极大地压缩了利润的空间。二是税负过重。中小企业涉税种类繁多，其中个别税种的设置不够合理，好多的中小企业甚至出现了应缴税金总额比企业的净利润高的现象； 三是融资难融资贵，好多企业因为贷款而产生的利息远远高于了企业的利润。
由表3可知,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不良进食习惯显著减少(F =12.622,p <0.001),主动进餐能力显著增加(F =14.260,p <0.001)。说明大班幼儿的饮食习惯最好,主动性最高,而小班幼儿的饮食习惯和进餐主动性欠佳。
由表4可知,隔代养育下的幼儿,挑食(t =-3.394,p <0.01)和不良进餐习惯(t =-2.735,p <0.01)得分显著高于亲代养育的幼儿,主动进食能力(t =3.006,p <0.01)显著低于亲代养育的幼儿,可见相比于隔代养育的幼儿,亲代养育有利于缓减幼儿的挑食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幼儿良好饮食习惯和主动进食能力的养成。
父母文化程度对幼儿饮食行为也存在显著性影响(见表5),表现在挑食(F =3.761,p <0.05)和外因性进食(F =3.079,p <0.05)以及情绪性进食(F =4.726,p <0.01)三个维度上。相比于父母为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幼儿,父母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幼儿在挑食行为、外因性进食和情绪性进食行为更严重。
3.亲子关系量表
2.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二)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饮食行为的影响
1.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饮食行为的预测作用
表7 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饮食行为的预测作用
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分析,以饮食行为的各维度为因变量,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检验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饮食行为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饮食行为各维度的影响因素不同(见表7)。
挑食行为主要受到溺爱型教养方式的影响(R 2=0.113,F =52.053,p <0.001),溺爱型家庭的幼儿更容易发生挑食行为。食物响应主要受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影响(R 2=0.018,F =8.256,p <0.01),放任型家庭的幼儿往往难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是否进食。不良进食习惯主要受到溺爱型教养方式和不一致型教养方式的影响(R 2=0.122,F =28.753,p <0.001)。溺爱型家庭和不一致型家庭的幼儿,不良进食习惯更多。过饱响应受到溺爱型教养方式和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影响(R 2=0.082,F =18.725,p <0.001),溺爱型教养方式下的幼儿,食量小于正常值,而民主型家庭的幼儿食量相对较大。外因性进食主要受到溺爱型和不一致型教养方式的影响(R 2=0.069,F =15.861,p <0.001),溺爱型家庭和不一致型家庭的幼儿,进食行为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情绪性进食受到溺爱型、专制型、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影响(R 2=0.129,F =20.611,p <0.001),溺爱型、专制型、放任型教养方式下,幼儿更易发生情绪性进食的行为。主动进食能力主要受到溺爱型和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影响(R 2=0.143,F =34.332,p <0.001)。溺爱型教养方式下,幼儿主动进食能力越弱；民主型教养方式下,幼儿主动进食能力越强。
2.亲子关系在父母教养方式和饮食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理论假设,亲子关系在父母教养方式和饮食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我们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以饮食行为作为因变量,分别以亲子冲突性和亲子亲密性作为中介变量,利用Amos 24软件进行了验证。
本问卷主要参考由杨丽珠和杨春卿编制的问卷〔15〕,包括溺爱型、民主型、放任型、专制型、不一致型五个维度。问卷共 40 道题,采用五点计分法,从“1”(“从不”)至“5”(“总是”)分别表示题目陈述与父母行为的符合程度。此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23,分半信度为 0.643。
(1)亲子冲突性的中介作用
如图1,以亲子冲突性为中介变量,发现部分变量之间的载荷系数不显著,并且存在不合理关系,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最终得出合适的中介模型,如图2。
图1 亲子冲突性的中介模型(模型1)
图2 亲子冲突性的中介模型(模型2)
表8列出了模型的拟合指数。标准拟合指数(NFI )、相对拟合指数(CFI )、拟合优度指数(GFI )在0-1之间,且接近1。拟合优度检验(X 2/df )为4.40 <5。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0.092<1。综上所述,各指数拟合度良好,修正后的模型是合理可利用的模型。
表8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
路径分析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可以显著预测亲子冲突性(β =0.49,p <0.001),亲子冲突性可以显著预测幼儿饮食行为(β =-0.30,p <0.001)。这表明,亲子冲突性在父母教养方式和饮食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4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3.6%。
谢灯峰(1992—)，男，江西吉安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智能控制。E-mail:1002116865@qq.com
(2)亲子亲密性的中介作用
如图3,以亲子亲密性作为中介变量,发现亲子亲密性与饮食行为的关系不显著,因此该模型不成立。
图3 亲子亲密性的中介模型
四、 讨论与建议
(一)遵循幼儿饮食行为的发展规律
幼儿的饮食行为有其独特性和稳定性,作为父母,应当把握好幼儿饮食行为的特点,遵循幼儿饮食行为发展的客观规律,支持幼儿健康饮食行为的养成。
本研究结果表明,外因性进食是幼儿常见的饮食行为问题,处于发展中的幼儿还未形成稳定的饮食习惯,加上心理独立性较弱,极易受到进餐环境的影响。因此,父母可以根据幼儿的偏好构建饮食环境。在购买餐具时,让幼儿自主选择,建立幼儿与饮食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结。父母也可以从烹饪方式着手,在食物的形、色、香和味方面下功夫,让幼儿有愉悦的感官体验。若条件允许,还可以组织家庭之间的聚餐,受同伴榜样效应的影响,幼儿的进食积极性会有所提高。
此外,幼儿的饮食行为特点存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具体而言,女孩的食量显著少于男孩,与戴杨〔17〕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这种差异可能与活动水平有关。男孩活动量大,消耗多,食量自然也较大〔18〕〔19〕。本研究还发现,相比于男孩,女孩易受进餐环境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女孩的反应阈低,对周围的环境更为敏感〔20〕。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的主动进食能力显著提高,不良饮食习惯显著减少,这两方面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国外的研究结果：幼儿的进食速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21〕。这是因为,4岁以后的幼儿,大脑前额叶快速发展,执行功能增强,幼儿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22〕。同时,小肌肉的充分锻炼和发展,让餐具的使用更为灵活自如。在心理方面,幼儿的气质发生改变,生物节律趋向规律性〔23〕,注意力分散度降低,稳定性增强〔24〕,有利于减少不良饮食习惯的发生,促进主动进食能力的发展。面对性别和年龄造成的饮食行为差异,父母可采用一定的策略,但不必过分焦虑。譬如,针对女孩进食量较少的问题,父母可以带孩子多运动,适当增加运动量,从而促进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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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科学的教养方式
本研究证明了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饮食行为的两条作用路径。首先,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幼儿的饮食行为,父母对孩子表现出关爱、理解、鼓励和信任,可以直接降低幼儿不良饮食行为的发生。其次,父母教养方式还会通过亲子冲突间接影响幼儿的饮食行为。亲子冲突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对立和不一致,是亲子关系的对抗部分。长期不当的教养方式,会带来消极的亲子互动,激化矛盾的发生。幼儿被置于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对家庭共餐产生恐惧和逃避心理,难以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习惯。
无论是何种路径,父母教养方式都起到关键作用,因此选择科学的教养方式尤为重要。研究结果表明,民主型家庭的幼儿,饮食行为的整体状况较为乐观。以往的研究也发现,来自民主型家庭的幼儿,饮食质量较高。这是因为民主型父母会为幼儿营造科学且有规律的用餐环境,如有独立的餐厅、固定的家庭共餐时间、和成人平等的食物条件等等〔25〕。可见,民主型父母能够关注到饮食行为发生的整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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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不管以什么形式存在，我国兜底条款一直在著作权法条文中。1990年《著作权法》在列举了复制、表演、播放、展览等作品使用方式之后还外加了“等方式”。2001年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以后改为“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2010年《著作权法》保留了这一表述。2012年3月，国家版权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也保留了该条款，这从侧面反映出兜底条款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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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型父母给予幼儿充足的空间自主进食。陈旭微〔26〕曾提出,只有当幼儿进餐的主体性被尊重时,才能真正体会到进餐的愉悦感,才能从本质上提高进餐的积极性。民主型父母懂得放手,而不是像溺爱型父母过分包办,特别是隔代养育下的幼儿,由于祖辈的宠溺,容易养成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面对幼儿的饮食问题,民主型父母会寻求原因,而不是过分苛责。他们知道,菜汤撒得到处都是,可能是因为幼儿的能力限制；他们会耐心询问幼儿用手抓菜的原因,是不是出于好奇；他们不会因为幼儿挑食,就采用强迫手段,导致幼儿失去了对食物的本能喜爱。
民主型父母是有原则的,他们会密切关注幼儿的问题和需要,给予幼儿及时、科学的评价。顾荣芳教授在健康饮食行为的养成理论中强调,幼儿养成“自动化”的健康行为,需要成人的时刻提醒。一方面,父母要承担起自己的职责。例如,面对幼儿“吃个不停”“看见食物就想吃”的行为,不能视而不见。同时,父母的评价应当前后一致,否则将造成幼儿的认知混乱。此外,评价应当科学。部分父母误将“吃得快”“吃得多”视为“吃得好”,看到幼儿狼吞虎咽的样子就表扬,实则助推了幼儿不良饮食习惯的养成。
(三)通过正面沟通和积极互动,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
父母应该正视亲子矛盾的存在,加强亲子互动和有效沟通,进而改善亲子关系。本研究发现,亲子冲突性在教养方式和饮食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亲子亲密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可见加强亲子亲密性固然有利于幼儿饮食行为的发展,但减少亲子之间的冲突能让幼儿的饮食行为有更大的改善。
对此,父母更应该关注亲子冲突,善用策略,理性育儿,减少矛盾的发生。研究者发现,有的父母喜欢在吃饭时指责幼儿,还有的成人会因为一时之气在幼儿面前摔筷子。这些消极的紧张氛围和不良的情绪表达方式,会严重影响幼儿的进食情绪,甚至产生代际传递。
此外,共同制定家庭饮食公约也有助于减少矛盾的发生。父母可以多鼓励幼儿提出进餐时“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内容,并思考其合理性,让幼儿在认知和情感上认同规则。同时,亲子双方有平等的权利互相监督,直至规则内化为习惯。
(四)重审饮食教育的价值
本研究发现,父母学历为本科及以上或家庭收入为较高层次的幼儿,饮食行为问题较为严重。这颠覆了我们曾经所认为的“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教养水平也越高”的观念。可见,一些父母缺乏科学的饮食教育观,甚至漠视饮食教育,把饮食教育置于教育金字塔的最底层。在这些父母眼中,饮食的价值往往等同于“吃饱长身体”,而忽视了饮食教育对幼儿终身发展的意义。事实上,随着人们对家庭共餐的重视,“食育”和“餐桌教育”正日益受到家庭的重视。父母如何在家庭共餐的短暂时光里,带给孩子更富有内涵的饮食教育,促进家庭饮食生态的正向流动,需要进一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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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思雨(1996-),女,浙江诸暨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明月江南幼儿园教师,研究方向为幼儿教育；
通讯作者： 甘剑梅(1971-),女,四川内江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原理、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76( 2019) 11-Y079-07
(责任编辑：赵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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