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调整期与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放型论文,经济建设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实现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跨越式发展，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对外投资也迅速发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业已十年，同时，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体制和政策环境与国际规则基本接轨，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基本形成①。30多年的经验事实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科学地遵循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全球化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提供的重大机遇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但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因调整而导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围绕恢复经济增长所展开的一系列调整和探索使全球经济进入新的调整期，这种调整使各国利益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冲突加剧。正确判断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是形成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的出发点，我国在新时期对外开放的目标和对策也将主要围绕着经济全球化调整带来的挑战展开。
一、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而资金匮乏和国内市场狭小是这些国家推进工业化面临的先天性障碍。因而发展中国家通常不得不采取借助外部资金和市场来推进工业化的外向型战略，其手段之一是采用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方式换取外部资金以积累资本，但更为有效的办法是依据自身比较优势，通过引进外资和向国外出口制成品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以获得额外的资源和发展条件。后一种战略取得成功的核心前提是，这些国家必须通过改革来获得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环境。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正是根据上述基本原理，充分抓住国内外机遇，通过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结合，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回顾我国过去30多年的开放历程，可以认为中国的开放之路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发展规律的选择。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至少如下四个方面的经验：
第一，在积极的探索过程中实施渐进性的对外开放，主要表现在领域、程度、区域和结构上的渐进式开放。这种模式降低了因开放使国内市场受到冲击的风险，同时也有效地检验了每个阶段开放的积极或消极的效果，给政策调整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中国选择贸易自由化之路与经济全球化黄金时期的到来相一致，为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第二，依据比较优势推进对外开放。1978年以后，中国始终按照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和发展国际分工。在微观层面，企业在寻求市场生存的竞争中，将基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与引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相结合；而在宏观层面，将贸易自由化的自主推进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机结合。这种结合给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形成了能够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出口综合优势，而国外市场的相对稳定又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生产和市场规模逐步扩张，达到在许多商品市场上都具有“相对垄断优势”的程度，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也为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奠定了基础。以机电产品生产和贸易为例，2009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位居世界首位，而到2010年，机电产品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全球份额占比达14.6％，该年度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量占全球的20.8％(见表1)。
第三，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激发企业和个人利用市场的积极性。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信号是通过价格和利润回报刺激企业和个人的能力，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变成发展生产，并将产品出售到任何可以实现收入的市场，而不论这种市场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外市场的成熟和信誉使得中国生产者将对外贸易作为商品销售的重要渠道。这样，中国的对外贸易就在厂商寻求销售市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进而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这种企业寻找市场的努力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动力。进入2000年以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上稳定在40％以上，在2005－2007年间，整体对外贸易依存度甚至超过60％(图1)。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日趋复杂的国际竞争形势争取比较合理的争端解决平台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企业发展国外市场的自然选择的充分认可和肯定。
图1 1992－2011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数据来源：对外贸易和GDP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换算所用汇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四，特别注重在开拓国外市场的同时培育国内市场。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伴随中国GDP总水平和人均水平的迅速增长，国内的需求水平也在增长，从而推动了国内制成品市场的发育和成熟，外资的引进又推动了这种市场形态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逐步形成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和运行的基础，而国内市场的逐步发育成熟为中国在适当的阶段实施转型和追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调整趋势及其性质
最近一轮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衰退或低迷的持续时间之长出乎多数人的预料。2012年除日本经济因为灾后重建的需求刺激将会有一个强于最初预计的反弹以外，其他发达国家(尽管美国经济将继续维持其缓慢但脆弱持续的回升)的经济复苏仍将因为主权利率的上升、银行去杠杆化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现期财政整顿和中长期债务水平上升之间矛盾的困扰而面临下行的风险，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也将因国际市场恢复缓慢和内部需求不振等因素的影响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对地缘政治因素引起的石油供给风险的担忧再度增加。2012年1月发表的IMF《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活动将在2012年减速(表2)。
事实上，本轮经济危机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累积的深层矛盾的释放，因而各国将在谋求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调整期。总体来看，这种调整将是长期失衡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再平衡过程。由于各国经济调整的方向和程度尚未明确，还处于探索新出路的过程中，因而这种调整将在全球问题迭出、经济运行形势不够明朗的背景下展开。
(一)全球生产分工与国家就业利益的再平衡
本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衰退，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全面的全球化过程中所做的一次被迫性调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依靠其金融比较优势不断增殖自身利益的行为需要有一个新的制度对之加以约束和保障，否则极易导致金融发展过度而创造自身的毁灭。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分工网络的日益复杂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与东道国自身利益的实现产生冲突，迫使推动全球生产分工的比较优势和资源优势受到民族主义的抵制。这使得全球分工超越了单纯的国家比较优势，而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供应和销售网络必须在国家利益能够接受或容忍的程度上得以运行和发展的问题。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面临深刻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金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市场全球化发展过快，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一个普遍被认可的秩序来约束和保障。在旧的秩序依然运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的条件下，世界经济的调整和运行处于探索之中，这种探索可能是正面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也可能是因为尚未找到确定的解决问题的路径而愿意选择“反动的”回复传统的解决方案或路径，从而导致新冲突的出现。
(二)美国制造业“回归”与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再平衡
美国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双重打击，目前尚未找到从根本上恢复经济的解决路径。奥巴马政府意识到，金融部门的扩张过度和实体经济的相对萎缩是导致本轮危机爆发和扩散的根本原因，因而为帮助美国经济摆脱危机，奥巴马政府在试图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金融业发展的同时，巩固和强化美国实体经济的基础，进而提出了旨在重振制造业的“5年出口倍增”计划。但自2001年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以平均每年4％的速度持续减少②，其原因在于美国制造业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在持续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而其本土更多地倾向于保留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这意味着，美国在传统制造活动上的整体比较优势已趋于消失。2009年危机蔓延到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以后，制造业就业人数更是猛降12％就是很好的证明。但另一方面，美国公司通过外包方式剥离非核心业务的战略反而加强了其对全球分工体系制高点的控制能力。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建立在“回归制造业”基础上的复苏战略的直接目标却是增加出口和解决就业，本质上并不切合美国当前的比较优势，因而这种战略无法成为美国作为全球科学技术领导者摆脱危机的根本选择，至多是一个恢复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权宜之计。该战略对全球经济的一个潜在威胁是对美国民族主义的刺激，使得民族主义在美国贸易和投资政策制定上扮演重要角色。如果2012年共和党赢得美国大选，预计很可能会改变“制造业回归”战略。我们认为，通过激发新一轮技术革命来推动新型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才是推进美国经济结构良性调整的根本路径。
(三)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成员国经济利益的再平衡
长期财政支出过度和全球经济竞争力下降导致欧洲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陷入泥潭。2011年欧元区危机升级并与其他地区的金融脆弱性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市场对银行部门损失和财政可持续性存在疑虑，许多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利差扩大到了欧盟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③。欧元区主权与银行融资压力之间的恶性循环加剧，将导致规模更大和更持久的银行去杠杆化过程，进而是信贷和产出的大幅收缩。预计欧元区经济在2012年将陷入轻度衰退。
紧缩财政支出成为欧洲经济实现复苏和长期增长的前提。但对各国政府而言，紧缩支出将招致国内民众的极力反对，因而借助外部压力，即通过推进欧盟财政一体化来实现支出紧缩就成为多数欧盟成员国政府的选择。在现有基础上财政一体化一开始就面临多方困扰：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成员国不愿过多地承担推动财政一体化的成本，给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启动造成障碍；而一旦财政一体化推动了经济状况较差国家的复苏，受助国将丧失继续推进财政一体化的动力。因此，当前旨在加强财政纪律约束的财政一体化进程不能从根本上提振欧洲经济恢复的信心，无论减少财政支出还是维持现有支出规模，近期内欧洲经济将不会出现明显的起色。现阶段的欧盟追求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困难重重，而在现存的一体化框架内各行其是，又必将使各成员国的经济状况进一步趋于恶化。欧元区正在保留经济自主和追求经济一体化间寻求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结合点，在此基础上继续渐进式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才是摆脱危机的更为现实的选择。这种具有欧洲特色的、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和扩大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也正在经历着痛苦的调整过程。欧洲调整全球化进程的方向——坚定地推进一体化是正确的，但在此过程中不得不强化财政纪律，紧缩相关国家的财政支出，从而推进经济运行和约束机制的调整。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开放与统一内部市场的再平衡
对新兴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由于外部环境恶化和内部需求不振，2011年的出口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和债券资金也急剧减少④。再加上近期实施的紧缩宏观经济政策，2012年这些经济体增长预计也将放慢。在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需求不振的情况下，长期依赖向这些国家出口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将被迫在国内挖掘市场需求，对外调整市场结构，从而不得不相应压缩对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是目前诸多国家采取的策略。
按照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基本假设，经济全球化可以为新兴国家提供可靠的市场，只要新兴国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坚持对外开放，则外部市场的逐步扩展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然而，在金融危机导致较长时期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如何结合当前的全球经济新背景，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准确设定深入推进的开放领域、结构、层次和深度，成为摆在它们面前的现实挑战。新兴国家尚未找到新的市场来替代传统的外部市场，因而这些国家一方面不得不针对长期依赖的发达国家市场结构的调整而对本国经济进行相应调整，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转而面对和拓展尚不十分完善的国内市场。从长期看，对于新型市场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大国而言，统一和完善内部市场非常重要。新兴国家的这种调整实质上是全球化过程中的被迫调整，也是对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市场模式做出适应性调整。
三、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比较优势的动态调整
2008年以后，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衰退给我国出口、进而是经济增长造成巨大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累积的许多深层次内部矛盾逐渐显现，使得中国经济处于内外部矛盾困扰之下，可持续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挑战
从外部环境看，最近一轮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作为经济全球化最重要推进主体的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追求与其母国政府所倡导的维护本国就业与复苏经济的利益产生冲突，继而出现了母国政府采用积极或消极手段阻止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细化的现象。在西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失业大量增加的背景之下，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被强烈地召唤出来，保护贸易成为政府获得选票、提振本国经济复苏信心的重要手段。这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促使欧美等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将平时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转为“以邻为壑”的政策，频繁制造贸易摩擦和争端。尽管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角度看是贸易摩擦的冷处理机制，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给正常的贸易展开造成了阴影，恶化了人们对贸易环境的预期。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转移国内矛盾和转嫁经济调整等目的，持续向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可预见的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可能引致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总而言之，目前要求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各国各自为政、保护和争取本国利益的倾向性非常突出。
从内部环境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内，我国对经济迅速增长的追求带来了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有可能形成“国进民退”体制特色。政府与垄断企业结合形成国有部门垄断趋于加强和竞争性部门竞争程度趋于提高的“二元市场”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不利于经济自主运行机制的形成，从而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在入世过渡期结束以后，“二元市场结构”日益突出⑤。由于通过引入外部竞争推动我国内部体制改革是当年我国谋求入世的重要动机，入世过渡期结束后“二元市场结构”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通过开放倒逼体制改革实际取得的效果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开放带来的竞争效应对国内某些部门的负面冲击，使得一些学者和官员对开放政策和方向选择产生怀疑，这种质疑将直接影响到新时期我国发展战略方向的调整。最后，在国外需求相对萎缩、国内生产成本持续上涨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压力之下，大量的外贸企业出口困难，导致企业减产或倒闭，失业增加，企业履约率下降，融资难度加大。微观企业经营风险的加剧逐渐成为我国经济调整面临的现实威胁。
(二)未来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调整
低廉的劳动成本是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最重要的比较优势。近年来，中国劳动成本持续上升和企业出口面临的多重困境已经引起学术界和决策者的广泛关注。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Harold L.Sirkin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将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因素和当前美国工人3倍于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事实，预计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净劳动力成本将与美国相当，30％左右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将在5年内重新回美国生产，届时美国将重夺制造业第一的位置。与此同时，中国周边的越南、印尼、印度的劳动力资源更年轻、工资更低，这将吸引更多的制造企业从中国转入这些国家。
这些事实和预计引发了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格局调整过程中将逐步丧失劳动成本优势的担忧。但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继续保持劳动成本优势。一方面，正如波士顿咨询公司所承认的，平均而言，现阶段中国工资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到2015年，长三角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仍将只及欧洲的35％。美国制造业重新振兴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均生产率提高到足以抵消中国低价劳动力成本的水平，二是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不低于其他行业(金融业)。但即使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到足够程度，劳动力返回制造业将进一步拉动美国工资上涨；而在资本回报率方面，要使美国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达到服务业的投资收益水平更是困难重重；制造业从中国迁入其他亚洲国家，将会引起当地工资上涨，对于那些小国而言，当前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实际上是脆弱的。另一方面，随着学习效应的积累和自主的技术进步努力，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将持续提高。中国还拥有工业化中期巨大的工业发展潜力与大国优势，表现为巨大的国内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庞大的人才储备、产业链条长等；另外，跨国公司迁移在华生产基地将面临巨大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判断，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格局调整进程中将继续制造业发展的潜力与成本优势，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掌控全球价值链对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约束将日益突出，中国迫切需要强化自主的技术进步能力，推进产业升级，同时致力于扩大内需，减轻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使中国制造业对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依赖程度有一个适应性的调整。
四、对在新形势下推进我国开放的政策建议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及时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调整带来的环境变化，利用全球产业结构和制度调整的机遇，坚持以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基础，继续推进开放发展战略，在坚持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在政府的积极干预下建立开放经济新体系，实现开放经济发展的稳定、持续增长。
上述目标的实现须以如下领域的支持为基础：第一，要加速实现从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节约资源和能源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许多实证研究均表明，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增长红利，但如果我们不能适时地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那么这种出口的带动作用会逐步递减。因此，在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们应当在继续发挥和深入挖掘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贸易比较优势的同时，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三，目前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多以价格为竞争手段，多数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定价权，对国际市场行情信息把握能力较弱，客观上加剧了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因而在WTO的框架下加速建立和完善国内行业协会，实现出口和生产的协调控制，对于增强我国企业的整体出口竞争力和出口福利的提高极为重要。最后，要在继续坚持推进开放的同时加速国内体制改革，促进国内市场经济的成熟和规范。
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我们应当在WTO的框架内加速推进和完善对新能源、新材料的补贴政策，以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动力；通过推行科技发展政策和发展进口，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进口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结合我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当中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坚持适度的贸易收支顺差是合理也是必要的。最后，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尚处未成型、各国间博弈加强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加强对欧美国家发展新态势的研究和对策的长期研究。
注释：
①姚景源：《入世10年：成就、问题及展望》，《红旗文稿》2011年第15期。
②James Bryant,"Can the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urvive in the Years to Come?",http://bizmology.hoovers.com/2011/04/29/.
③IMF：《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1月，第3页。
④IMF：《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1月，第7页。
⑤佟家栋、彭支伟：《政府在经济市场化中的作用——中国入世十年的思考》，《国际贸易》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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