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殖民主义文学监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07)05-0099-06
修订日期：2007-01-10
福柯(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引入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在18世纪设计的“全景监视监狱”(panopticon，又译“圆形监狱”)这一重要概念，以此强调“监视”(surveillance)在监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本氏监狱设计成圆形，圆心位置建有中央监视塔，由此监视者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囚室，对其中囚徒的一举一动一览无余。另外，囚犯自知受此监视，故规行矩步而不敢轻举妄动。久之，中央监视转化为囚犯心理自我监视，以此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Foucault，1991：200-228)“全景监视监狱”概念在引入后殖民主义研究之后，即指处于中心位置的西方宗主国对处于边缘位置的东方臣属国的全景监视。这种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全景监视是西方对东方实施帝国控制的最为重要的策略之一，颇有几分阿尔都塞(Althusser)式“呵喝”(interpellation)之功能。阿尔都塞论述其“呵喝”理论时说：“每天，警察(或别的什么人)大声对某人呵喝：‘嗨!说你那!’假如我所想象的这一假设的场面就发生在大街上，那个被警察呵喝的人将会转过身来面向警察。仅凭这180度的身体转动，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臣民。”(1984：48)其实，无论是阿尔都塞的“呵喝”，还是本瑟姆的“监视”，其目的只有一个：控制对方，将其转化为俯首帖耳的臣民或改造为循规蹈矩的良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监视就是无声的呵喝，呵喝就是有声的监视。在说到如何转化庶民的问题时，阿尔都塞特别强调国家意识形态机构(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在呵喝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即通过教会、学校、党派、工会、媒体、家庭、文化机构等规诲、引导庶民，使之趋同于主流道德价值观念，自觉接受统治者的统治(如呵喝、监视、控制等)。(1984：17)阿尔都塞所说的“文化机构”主要指文学艺术形式。换言之，西方殖民主义者能够以文学形式对东方被殖民地民族实施监视和控制，使其趋同于西方宗主国道德价值观念，自觉接受宗主国的监视和统治。由此可见，西方殖民主义文学具有监视东方被殖民地臣民的功能。
本文所说的殖民主义文学主要指西方宗主国作家写作的涉及西方殖民活动题材的文字，主要包括游记、小说等文学形式。如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所言，“殖民主义的文学……是由欧洲殖民者为他们自己所写的、关于他们所占领的非欧洲领土上的事情。它含有一种帝国主义者的眼光……充满了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1998：3；Boehmer，1995：3)博埃默此处所说的殖民主义文学含有的帝国主义者的眼光正是本文要讨论的殖民主义文学折射出的西方宗主国监视被殖民地土著人的目光。在讨论殖民主义文学监视之前，我们需要明确西方作家与东方被殖民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和定位。西方游客、考察员、作家等大都以宗主国或中心国的优等公民自居，代表知识与权力，有资格观察被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境况；所以，他们通常能够居于全景观察的中心位置，和在本瑟姆“全景监视监狱”的监视中心一样。如戴维·斯博(David Spurr)所言：“如像全景监视体系的监视者那样，参与此类观察的作家以权威者的身份，依靠分析性空间布局占据优势观察点。尽管作家与被观察事物之间有一定距离，但是作家被置于较高或中心的观察点，结果事物的组织与分类是按照作家自身的价值体系进行的。”(1993：16)根据斯博对作家的定位，西方作家在殖民主义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俨然以监视者的身份对被殖民地土著居民实施监视；他们身居世界中心，将其监视目光投向东方每一寸被殖民的土地，进行本瑟姆式的扫描，记录下所见所闻，写成报道、游记或小说，供西方殖民者控制东方被殖民者参考。
在早期欧洲人所写的游记中，通过曾经出游过美洲、非洲、印度等地的理查德·海克鲁特(Richard Hakluyt)的眼睛，我们看到西非人“呈黄褐色，蓄着长长的头发，赤身裸体……他们全是黑人，被称做黑鬼”(Miles，1989：22)。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笔下的南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呈橄榄树般黄褐色，男女头发均显黑色。男女都不蓄发，每天都将新长的头发去掉。他们都赤身裸体”(Miles，1989：22)。另一游者托马斯·凯文迪斯(Thomas Cavendish)记录他在南美大陆见到的土著人，“在这条河里我们见到许多野蛮人，我们与他们有过接触。他们是食人肉者，全以生肉及其他污秽物为食”。(Miles，1989：22)这类“人”通常被称为“裹着人皮的野兽”或“半人半猿的过渡性生物”。而荷兰人爵德克斯·亨迪司(Jodocus Hondius)于1652年写了一篇关于好望角霍顿塔特斯族人(Hottentots)的报道：“除了他们的人性之外，当地的本土人与不会说话的动物没有两样。……[他们]说话口齿不清，……他们的食物包括草本植物、牲口、野生动物和鱼。动物被他们连同内脏一起吃掉。把肠内脏物向外抖两下，不经清洗，在动物被屠宰或猎获后立刻连皮一起生吃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分男女地在草原上睡在一起。”(Coetzee，1988：12)读了这些游记，笔者立刻想到如今在英国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银行商场、车站港口、交通要道等地见到的现代电子视频监视器——摄像头(又称“电子眼”或“电眼”)。这些摄像头如同警察的眼睛，对某个区域的人员活动实行每天24小时监视；监视区域内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原原本本地摄入监视器并保存下来。而警察只需坐镇监视中心，通过监视网络终端的大屏幕，就可清清楚楚地看到监视区内人员的一举一动。当然，在西方殖民扩张初期，电子视频监视系统还未问世，欧洲人只能用自己的肉眼观察，用自己的手笔记录被殖民地土著人的举动。所以，当初虽无现代电子监视手段，欧洲殖民者仍可通过海克鲁特等人的眼睛监视土著居民的举动。
所以，海克鲁特等人写的游记绝非简单的见闻报道，而是监视记录，其监视范围覆盖东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西方游人的目光投到什么地方，西方监视东方的区域就扩大到什么地方。斯皮瓦克(Spivak)把西方游客到东方游览的行为看做是西方宗主国世界化(worlding)之行为。例如，英国船长杰弗雷·伯奇来到印度的喜马拉山镇(Simla Hills)游览的行为被斯皮瓦克看成是西方世界化的具体行为。如斯皮瓦克所言：“他(伯奇)是在世界化他自己的世界。”(Spivak，1985：133)斯皮瓦克的意思很明确，即西方殖民主义者(如伯奇)到达东方被殖民地的某个地方(甚至到像喜马拉这样的偏僻山区)的行为，不仅是游览观光，更是扩大西方殖民地版图的具体行为。他们涉足什么地方，西方殖民地版图就扩大到什么地方。这就是西方殖民主义世界化过程。但在此还应补充一句：他们涉足什么地方，西方殖民者的目光就投到什么地方，西方殖民地版图扩大到什么地方，西方监视东方的区域就扩大到什么地方。此外，斯皮瓦克认为，这个世界化过程同时也是他者化(Othering)过程。西方殖民者以大写他者(Other)的身份来到东方被殖民地，而东方被殖民地本土居民在他们的眼中自然而然就成为小写他者(other)，臣属于西方列强。例如，英国将军大卫·奥克特罗尼(David Ochterlony)在写给总督秘书的一封信中用下面的词语描述了他所接触到的喜马拉高地本土人：“野蛮”(brutality)、“变节”(perfidy)、“不德”(depravity)、“无信”(treachery)。在斯皮瓦克看来，奥克特罗尼是在他者化、边缘化印度喜马拉高地的本土居民。而这一过程本身又是奥克特罗尼建构西方中心大写他者的过程。(Spivak，1985：134)这个例子使人感到喜马拉高地本土人正在受到奥克特罗尼的监视，就像野蛮、不德的囚徒受到狱警的监视一样，并把监视记录以信的形式报告给总督秘书。
如果把游记书信看成是文学的一种形式，斯皮瓦克论述的西方世界化和他者化的实质就是西方通过文学描写对东方实施全景监视。这种文学形式的全景监视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监视都更加隐蔽和阴险。由西方建构的世界体系就好像本瑟姆设计的“全景监视监狱”，西方(特别是欧洲)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东方被殖民地国家则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在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中，像本瑟姆设计“全景监视监狱”那样，伊曼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设计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强调，在当今全球范围内“只有一个现代世界”(1974：7)。沃勒斯坦称这个世界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根据沃勒斯坦的设计，这个世界体系由3个部分构成，即中心、边缘、半边缘。中心是欧洲资本主义列强，边缘是东方被殖民地弱国，两者之间是半边缘国家。(1974：349)在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描述的世界体系中，15世纪前，意大利是世界中心；1500至1763年间，西欧是世界中心；1763至1941年间，欧洲是世界中心；自1941年以来，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成员国是世界中心。这4个阶段中的边缘国主要是东方(特别是非洲)被殖民地国家。(1977：42-43)沃勒斯坦和怀特建构的世界体系几乎就是一个本瑟姆式的全球监视监狱。再回过头看斯皮瓦克的例子，英国船长伯奇来到印度偏僻的喜马拉山镇游览观光被斯皮瓦克看成是西方世界化的过程。斯皮瓦克所说的世界化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西方将边缘偏僻的东方纳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加以监视的过程。所谓“世界化”中的“世界”就是沃勒斯坦和怀特所描述的“世界体系”；所谓的“游览”或“观光”行为就是“监视”行为。斯皮瓦克所说的“他者化”过程，就是把本土人贬为囚徒的过程。
再来看看西方中心国如何通过文学监视东方边缘国。对此，只需看看大家熟悉的西方文学名著但丁的《神曲》、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西方文学名著，即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神曲》的《地狱篇》(Inferno或Hell)描写的正是那些在地狱里遭受惩罚的芸芸众生，其中包括穆罕默德(Mohammed) (Said，1991：68-70)。这里的“地狱”如同“监狱”是有罪者赎罪受罚的地方。而在地狱中接受惩罚的穆罕默德是东方伊斯兰教的创立人。但丁代表西方人巡视来到这里，直盯盯地看着穆罕默德(Dante，1976：148；Dante，1949：247)。这显然是西方对地狱中接受惩罚的东方伊斯兰教徒的监视。这不仅是但丁对穆罕默德的监视，更重要的是西方人通过但丁的《地狱篇》对东方伊斯兰教徒的监视。
通过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特别是通过小说中英国姑娘阿黛拉(Adela)的眼睛，英国人对印度医生阿齐兹(Aziz)实施了全景监狱式的监视，一旦发现或怀疑他有不轨行为，立即将其逮捕审判。如在小说的第15、16章，阿齐兹拉着阿黛拉的手在岩洞里游览。当时，阿黛拉突然停住脚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凝视着洞里放出光彩的岩石。(Forster，1924：159)之后，阿齐兹牵着阿黛拉的手继续往前走，游览岩洞景观。这时，阿黛拉的视觉变成了幻觉(hallucination)，她眼前的景物和人变成了幻影。在她的幻觉中，她似乎感到阿齐兹侮辱了她。阿齐兹因此被捕入狱，受到审判。我们可以想象，英国读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会特别仔细关注阿齐兹在黑暗的岩洞里的一举一动，看他是否真的有越轨之举，侮辱了英国姑娘阿黛拉。在多数英国读者的眼中，印度本土人都同喜马拉高地人一样，野蛮、变节、不德，习于暗室亏心之事。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发现他们胡作非为，就要坚决将他们逮捕治罪。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人读《印度之行》 (特别是第15、16章)的过程，就是英国人监视以阿齐兹为代表的印度本土人的过程。而印度读者读《印度之行》时，就会以阿齐兹为戒，处处小心，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西方人的监视。
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里，牙买加克里奥耳人伯莎如同一个囚犯，终年被禁闭在顶楼里，受到其英国丈夫罗切斯特安排的格莱思·普尔的监视。当罗切斯特带人来到关闭伯莎的顶楼时，罗切斯特与伯莎搏斗起来，最后罗切斯特像捆绑犯人一样把伯莎反绑在椅子上。(勃朗特，1988：385-386)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里，出于自身安全的原因，鲁滨逊在孤岛上始终随身携带枪和刀，严密监视当地食人肉野蛮人的举动。鲁滨逊的监视点选择在一个小山顶上，由此向下看去，可把周围的一切情况尽收眼底。鲁滨逊自己说，“每天一大早都要跑到那小山……去巡逻一下，看看海上有没有小船驶近本岛，或有没有小船从远处向本岛驶来。”(笛福，1986：150)一日，鲁滨逊发现了食人肉的野蛮人，“我……登上了山顶，把我特意带在身边的望远镜拉开来，平卧在山顶上，向那一带地方望去。我立时发现那边有几个裸体的野人，围着一片小火坐着。……照我的推测，大概是在烹调他们带来的野蛮的人肉宴席；至于是死人还是活人，我就说不清了”(笛福，1986：161)。在营救星期五的过程中，鲁滨逊更加严密地监视来岛的野蛮人，“我……分作两步爬上小山顶。……我用望远镜，看出他们的人数不下三十个，已经生起火来，正在那里烧肉”(笛福，1986：178)。像《鲁滨逊漂流记》和《简·爱》这样的小说，为生活在英国而又暂时无法亲临东方被殖民地现场的英国人提供了一种监视东方野蛮人的特殊方式。也就是说，当身居英国的读者阅读像《简·爱》、《鲁滨逊漂流记》这类小说的时候，他们会像罗切斯特或普尔太太、鲁滨逊那样监视疯女人伯莎、来岛举行人肉宴的野蛮人。他们往往也会把伯莎当作一个野性十足的疯子而严密监视她的举动；他们很可能会思考她怎么变成这般不人不鬼的模样，为何疯到这等见人就抓的可怕程度，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有效地将她控制住(如把她关闭在顶楼上、反绑在椅子上等)才能防止她伤人。同理，阅读《鲁滨逊漂流记》的英国读者也会像鲁滨逊那样认为这些野蛮人杀死战斗中捕获的俘虏并将他们的肉烧烤食用的野蛮行为是犯罪，必须加以制止。所以，英国读者也会严密监视小说描写的野蛮人的一举一动，包括他们如何用木刀残忍地屠宰他们抓来的其他野蛮人，如何剖腹开膛、剔骨剐肉、烧烤食用。他们也会随鲁滨逊严密监视追杀俘虏(如星期五)的野蛮人，思考如何营救星期五，是开枪射击还是挥刀斩首等等。实际上，英国读者这种特殊形式的监视与英国殖民政府对被殖民地本土人一般形式的监视在思维上是极为相似的。英国殖民统治者时刻都需要监视本土人的举动，掌握他们的动向，废除他们的野蛮习俗、控制他们的行为。例如，英国警官到场监视印度土著野蛮习俗——寡妇殉身(sati或suttee)仪式。(斯皮瓦克，1999：145)所谓的寡妇殉身就是寡妇伴随死去的丈夫一起在火葬堆上焚灭。英国殖民政府通过监视发现殉身的寡妇深受印度土著习俗的束缚和本土男人的压制而不能自主地说话，并认为这是野蛮陋习，应予取缔。于是，1829年，英国殖民政府废除了印度寡妇殉身陋习。此举被认为是西方“白人正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斯皮瓦克，1999：140)。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警官监视印度寡妇殉身与鲁滨逊监视非洲野蛮人的食人肉、英国白人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与鲁滨逊从野蛮人那里救出野蛮人都是同一类的监视和拯救活动。但像英国警官那样能够现场监视印度寡妇殉身仪式的英国人并不占多数。大多数英国人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对东方被殖民地人实施监视。
所以，在沃勒斯坦和怀特建构的以西方宗主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西方民众主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对东方被殖民地本土人实施监视。于是，西方游客、作家所描写的人物成了西方人监视的对象。海克鲁特笔下的西非人、霍金斯笔下的南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凯文迪斯笔下的南美大陆土著人、亨迪司笔下的好望角霍顿塔特斯族人、伯奇眼中的和奥克特罗尼信中的印度喜马拉高地的山民、但丁笔下的穆罕默德、福斯特笔下的印度医生阿齐兹、勃朗特笔下牙买加克里奥耳人伯莎、笛福笔下食人肉的野蛮人等等都成为西方读者监视的对象。
在分析“监视”这一重要概念时，我们不可将它与另一重要概念“凝视”(gaze)混为一谈。首先，两个概念的理论来源不同，“监视”源于本瑟姆设计的“全景监视监狱”概念；“凝视”则主要源于拉康(Lacan)的“镜子阶段”(mirror stage)和“像片”概念。据拉康分析，从6个月开始，婴儿可以在镜子面前，通过凝视镜中自我影像，辨认、区分出镜中的“我”和镜外的“我”。(2000：44-45)。而这种辨认和区分能力的产生意味着自我意识的产生和自我身份的建构。我们知道，镜中“我”与镜外“我”是互为相似的(看似相似的)。其实，在一个主体的形成过程中，镜子仅是一个象征物或一个想象物，婴儿根据镜中的影像来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换言之，婴儿凝视镜子中自我影像好似凝视自己在别人眼(不是镜子)中的形象。此外，拉康在另一篇文章《什么是相片？》(What is a Picture？)中对“凝视”做了专门的分析。他认为：“决定我的东西……是外人对我的凝视。正是通过凝视，我进入了别人的目光；正是从外人凝视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凝视的结果。所以，事情就是，凝视就是一件仪器，光线在其中传播；我在其中，……变成了影像。”(2002：127)拉康在此强调，凝视是外人对自己的凝视。在拉康的“相片”理论与“镜子阶段”理论中，“镜子”和“他人眼睛”是两个相互替代物。我们可以从他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影像，就像从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影像一样。
其次，两者的目的不同。“监视”的目的是监视者控制和驯化被监视者，而“凝视”的主要目的是建构自我身份。例如，在《简·爱》里，罗切斯特和格莱思·普尔对伯莎的观察属于“监视”，因为他们看管她的目的是要控制和驯化她，一旦她撒野发疯，就将其反绑在椅子上。与此不同，简·爱从镜子里看伯莎的行为属于“凝视”。简·爱噩梦醒后从黑暗中的镜子里看到，“那是张没有血色的脸——那是张野蛮的脸。我但愿能忘掉那双红眼睛的转动和那张脸上可怕的又黑又肿的样子!”(勃朗特，1988：371)根据拉康的“镜子阶段”理论，伯莎是简·爱凝视镜子的目光折射出来的一个野蛮可怕的东方他者影像。简·爱的凝视目光不仅折射出伯莎野蛮的他者身份，而且反映出简·爱文明的自我身份。又如，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里，鲁滨逊盯着食人肉的野蛮人和星期五的行为属于“监视”，因为他要控制或驯化他们(如驯化星期五)。但当星期五第一次在用稻草铺垫而成的床上入睡后，鲁滨逊在一旁注视他的行为属于“凝视”，其目光折射出星期五的影像：“他的头发又长又黑，但不像羊毛那样卷曲；他的前额又高又大，他的眼睛充满生机，敏锐明亮。他的肤色不完全黑，更多的是黄褐色；但不像美洲的巴西人、弗吉尼亚人和别的美洲土著人那种丑陋的、恶心的黄褐色；而是发亮的深橄榄色，……他的脸看上去圆而丰满；他的鼻子小，但不如黑人那样扁平，他有一张漂亮的嘴巴，唇薄，牙齐，白如象牙”(Defoe，1965：208-209)。显然，仔细打量一个熟睡中野蛮人的脸貌属“凝视”行为，而非“监视”。
“监视”虽有别于“凝视”，却与近年时兴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实地观察记录”(ethnography)颇为相似。我们知道，人类学侧重于科学考察，文学侧重于艺术创作。然而，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家与作家、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却模糊难辨。如像克里福德·格慈(Clifford Geertz)、维克特·特纳(Victor Turner)等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同时对文学理论和实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更有玛格里特·米德(Margaret Mead)、爱德华·萨珀(Edward Sapir)、路思·本尼笛克特(Ruth Benedict)自称既是人类学家又是文学艺术家。(Clifford，1986：3)我们难以否定《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同样难以肯定它不是作者对非洲某岛上食人肉野蛮人生活的实地观察记录。在人类科学与文学艺术的界限模糊难辨的情况下，人类学“实地观察记录”也可说是游记故事或写实文学。把人类学的“实地观察记录”看成是文学写作的另一理由是人类学家总是带着一种“偏好”(partiality)观察他们要考察的对象。而偏好使他们工作起来更像一位文学艺术家，不像一位科学考察者。他们的偏好很可能使他们的实地观察记录变为一个创作或一种时尚。例如鲁滨逊怀着对食人肉野蛮人的憎恶，观察记录了野蛮人的行径。当鲁滨孙看见其他野蛮人追杀星期五时，他对星期五产生了一种“偏爱”，尽管星期五在被驯化之前同其他食人肉野蛮人一样野蛮。这种“偏爱”和“憎恶”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实地观察记录的这种“偏爱”或“憎恶”，我们就无可否定这部作品的文学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实地观察记录”是否等同于“实地监视”？区别“观录”或“监视”的关键在于观察的目的。如果实地观察的目的仅限于获取供科学研究用的原始资料，当属“实地观察记录”；如果实地观察的目的在于控制、驯化、改造被观察者，当属“实地监视”。我们知道，人类学家采用“实地观察记录”的方法零距离接近被观察者并写下观察到的情况，以获取有关被观察者的最原始资料。而人类学家用这些最原始资料研究分析被观察者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和掌握有关被观察者的知识。谈到“知识”，又必须谈“权力”，因为在后殖民理论中权力与知识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福柯认为，知识是权力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的产物。他用“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的形式把权力和知识紧密地连在一起。他说，“一方面，权力规则对权力做正式界定；另一方面，权力产生和传达的真理效果又反过来再产生权力。”(1980：93)这个“权力/知识”的关系突出地反映在萨义德(Said)论述的东方主义话语中。英国人亚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和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均以权威的身份对埃及人说话(Said，1979：31-57；萨义德，1999：39-40)，他们的“权威”同时又意味着他们比埃及本土人更加了解埃及；而他们自认为有比埃及本土人更多关于埃及的知识本身又反过来助长了他们的权威或加强了他们的权力。如萨义德所言：“当贝尔福为英国占领埃及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时，他心目中起支配作用的权力主要不是与军事或经济力量相联，而是与‘我们’对埃及的知识相联……英国人对埃及的知识就是埃及。”(1979：32-33；1999：39-40)由此可知，获取他者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驯化和改造他者。出于这样的目的，“实地观察记录”可以说是“实地监视”。稍前，我们已论证人类学家实地观察记录的行为也是一种文学写作的行为，在此，我们又论证了人类学家的实地观察记录行为也是一种实地监视行为。综合起来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实地观察记录”也是一种文学监视。
经此分析之后，再回过头看本文前面论述的欧洲游客旅游东方殖民地国家时写下的游记，就会感到如像海克鲁特、霍金斯、凯文迪斯、亨迪司等西方游客同时扮演了西方人类学家和作家的角色。他们实地观察记录被称为黑鬼的西非人、南美洲赤身裸体的土著印第安人、南美大陆上被称为“裹着人皮的野兽”或“半人半猿过渡性生物”的土著人、好望角生吃草本植物、牲口、野生动物的霍顿塔特斯族人的行为就是纪实文学(游记)写作和对这些野蛮人实施监视的过程，因为在记录写作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控制、驯化和改造他们现场看到的那些野蛮人。因此，在欧洲殖民扩张时期，西方殖民者通过殖民主义文学(如游记、小说等)监视东方被殖民地土著居民。
总之，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被殖民地本土居民受到西方人的监视。西方人写的游记、小说、报道、实地观察记录等文本把东方被殖民地居民带入西方本土读者的视觉，使之处于西方人的控制和监视之中。换言之，东方被殖民地本土人一旦被西方人写进游记、小说、报道、实地观察记录之中，他们就开始受到监视和控制，因为随后西方人要考虑的事就是如何驯化、开化和改造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