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吴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晗以明史专家饮誉学林，就学术生命的全程而论，20世纪30年代乃其研治明史的辉 煌时段(注：以往涉及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的论著主要有：苏双碧、王宏志：《吴晗 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美]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6年版；潘光哲：《胡适与吴晗》，《历史月刊》(台北)1995年第9期；黄艾仁： 《是恩师，还是仇敌——胡适与吴晗的恩恩怨怨》，载《胡适研究》(第2辑)，安徽教 育出版社2000年版；朱宗震：《胡适离异的学生——吴晗》，载《孤独集》，上海书店 出版社2001年版；等。现有的文字多侧重对吴晗早年治学经历及成就的叙述，较少从学 术史层面进行阐说。马紫梅书虽突破这一格局，惜囿于体例，未能集中笔墨就吴晗与当 时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做系统梳理。本文拟稍稍补足这一缺憾。)，具有重要意义，占 据枢纽地位。在这一时期，吴晗著述甚勤、创获最丰：考索胡惟庸党案的来龙去脉、论 析《金瓶梅》的作者及时代背景、探究明代农民的生存状态、撰著《胡应麟年谱》，等 等。他的文章巨细兼顾，考释并举，其中不少刊发于《清华学报》、《清华周刊》和《 燕京学报》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吴晗为明代社会史研究粗立规模，他本人也由一普 通大学生历数年而卓然成一名家。与此同时，起初师从胡适的吴晗，从胡适的信徒逐步 转变为一名具有独特治学路数的成熟学者。
吴晗的这段学术经历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学术语境尤其是史坛思潮的嬗变息息相关 。当时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为首的史料学派在史学界，主要是学院派中仍居于 执牛耳的地位，但由于社会文化变迁的外力拉动和自身知识取向的内在限制，他们20年 代那种一统天下的局面已难以维继，其内部的分化也日益突出。此时，唯物史观派乘隙 而起，从思想文化界迅速波及史学领域，对史料学派构成了强烈冲击。简言之，在30年 代，横亘20世纪中国史坛的两大派别——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大规模冲突、对抗正式 揭幕(注：关于20世纪两派史学的对抗史，可参看王学典：《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 的百年史学》，载《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唯物史观派与 史料派的冲突与融合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线，离开它，许多重大学术史事件和 人物难以被充分解读。)。这两股巨流的冲撞和融汇为吴晗学术的生成提供了丰沃的土 壤。本文将追踪30年代吴晗的学术旅程，具体考察他与同时并存的两大学派间的亲疏离 合，进而观测此后史潮起伏的动向所在。
一、二元起点
吴晗学术之路的起点是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1929年秋，吴晗升入上海中国公学社会 历史系，选修胡适主讲的“中国文化史”课。到1930年春，他撰成文化史课业论文—— 《西汉经济状况》。胡适对此文十分赏识，将它推荐给大东书局，出版时还亲自题签书 名。《西汉经济状况》是吴晗的处女作，又为胡适所看重，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这篇文章全面考察了西汉时期的经济生活，涵括财政、平民生活、经济政策、均产政 策、土地制度、赋税制度、货币制度、人口问题、都市问题和农业灾害10个主题，并以 西汉黄金问题、移民统计为附录。为什么要从漫漫历史长河中截取西汉一段呢?吴晗认 为，“西汉二百二十八年中，产生了一切后代所奉行所继承的制度、政策、主义、思想 。”但令他不满意的是，“史家记载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不很详细，以致我们不能 详确的综合观察比较、探讨。”对此，吴晗深情地感叹道：“我们抱著十二分的惋惜态 度，来追悼这可贵的史料，在史家的笔下轻轻失去而幻灭，而沉失在黑暗中!”(注：吴 晗：《西汉经济状况》，载《吴晗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这 是吴晗撰写此文的由来。
《西汉经济状况》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借取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 的原理和方法来解析历史问题。尽管在概念的运用、表述的准确性方面存在不足，但吴 晗援社科方法入史的尝试已颇为可观。在讨论汉代困商政策时，吴晗依据经济学和社会 学理论进行解答。他指出，“据经济学原理，资本集中则小企业不振。据社会学原理， 大城市集中发展，则乡村衰落。”(注：吴晗：《西汉经济状况》，载《吴晗文集》第1 卷，第10页。)因而困商政策的推行是失计之举。吴晗还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经济 落伍的原因。他认为，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二千年来的工业、农业、商业之所 以不发达的最大原因，是中了新儒家的传统思想的毒。”新儒家的经济观念，误以为驱 民归农，是保护农业的唯一措施，从来不曾考虑到如何去巩固农村的组织，如何去增加 农业生产额的比率，如何去保障农民工作者的安全，如何去改良农器与种子以求效率的 增进。其次，根据社会学的集团分析法，吴晗指认畸形的阶级结构也是经济不发达的要 因之一。西汉时，由于“士”集团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日益抬升，跻身士流成为世人的 最高目标。结果，生产者日渐减少，消费者却过量增加。这一矛盾使经济陷入困局。( 注：吴晗：《西汉经济状况》，载《吴晗文集》第1卷，第57、58页。)
与经济学密不可分的统计学方法也是吴晗用以阐明历史现象的利器之一。因为“用经 济学家的眼光来看，一石米价钱的高下，可以看出旁的物件的价格，同时也可以知道社 会之就序与否的情形”，他制作了一张“西汉米价表”。(注：吴晗：《西汉经济状况 》，载《吴晗文集》第1卷，第6页。)在考究西汉的赋税、货币、人口、灾害等问题时 ，吴晗均采用了统计表的形式。但数量统计只是方法和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定量分析 寻觅出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此文附录的“西汉移民统计”，先是列举了西汉时期24次 移民的时间、数目，然后得出结论，“移民运动的发生，固导源于政治作用”，但结果 却是“商业经济的勃兴，商业都市的发展”。(注：吴晗：《西汉经济状况》，载《吴 晗文集》第1卷，第62、63页。)这里的统计分析对解答历史问题起到了辅助作用。
关注民众历史是《西汉经济状况》的又一特征。吴晗尝试凭着《汉书》、《史记》中 不完备的断文烂句，推想汉代平民的生活。他对当时农民的收支情况、妇女的工作负担 、人们的衣食等做了扼要的叙述。关于此项，大概主要是受材料稀缺的制约，作者其实 着墨不多。但将它单列一节，且置于首要地位，却足以说明吴晗对民众历史的重视程度 (注：此时吴晗还有一篇民间史的文章《昆仑奴考》，讨论“中国黑奴”的来历及特点 ，发表于《现代学生》第1卷第1期(1930年10月)，收入《吴晗文集》第1卷。)。把研究 触角伸向民间，虽带有明显的探测性质，但这一倾向应该引起足够注意，因为它成为日 后吴晗史学著述的主题之一。
《西汉经济状况》虽是吴晗的初出茅庐之作，我们却可从中窥见他后来所着力创建的 “新史学”的斑斑点点。其“新史学”的特征是以社会经济史为基干、以民间历史为关 注焦点、以社会科学为辅助工具。胡适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思想、考据方面，经济史远非 其意向所趋。在1920年的井田制辩论中，胡适化经济史问题为思想史问题，舍井田制而 言井田论即是明证(注：辩论详情参见《建设》第二卷第一、二、五期。)。至于民间历 史更非胡适的关注中心，他的学术主张中的民间取向主要体现在文学领域，即倡导白话 文运动上。胡适并不排斥现代社会科学，但他推崇、擅长的主要还是承乾嘉朴学余绪的 “文献材料整理术”和“史料审订术”。(注：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香 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页。)可见，吴晗最初创造的“新史学”的雏形与胡 适的治史取向截然异趣，却与唯物史观派的学术理念相契合。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 更是吴晗心仪的名流学者。照常理而言，吴晗应循规蹈矩地沿着胡适的学术路向行进才 是，可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显现出与胡适的歧异呢?这主要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史 坛气候的变化有关。蛰伏了近十年的唯物史观派平地崛起，以“中国社会史论战”席卷 学界。在青年学生中，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尤其受到欢迎。据郭湛波描述，1927—19 34年间的思想特征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 ‘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注：郭湛波：《近 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齐思和也回顾说，北伐后 学术思想的中心是“以唯物史观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注：齐思和：《近百 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连史料派主角之一顾颉 刚都不得不承认，在30年代的学术界，“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注：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载《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尽管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吴晗接触过唯物史观，但当唯物史 观成为弥漫一时的强劲思潮时，不必得之于某人某书，也可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可以 推断，吴晗迫切地解求西汉时期的经济问题，当与唯物史观的启示不无关联。
此外，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的史学观念在吴晗身上也有投影。关注民众、大量运用 统计学方法两项即为梁氏所力倡。梁启超的史学构想与唯物史观派颇多重合之处，而且 在总方向上是一致的(注：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梁启超与法国年鉴学派的不谋而合之处(文 见《读书》1993年第12期)，而后者又与唯物史观派颇为相似，由此可见梁启超与唯物 史观派在学术上的勾连。)。20世纪初年他策动的新史学思潮，客观上为唯物史观派史 学的出场扫清了道路，梁本人则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30年代唯物史观派的得势，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梁启超的启蒙之功。因而，来自唯物史观派和梁启超两方面的影响合而 为一，共同奠定了吴晗这篇文章的学术基调。
既然如此，胡适深为赏识此文似乎就难以索解了。如果我们仔细检读这部作品，不难 发现其中有若干与胡适及史料派相通之处。作为文化史课业论文，它基本贯彻了胡适的 研究思路。在胡适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设计中，第三项即为经济史。他主张分两个步 骤展开工作，“第一，用现在力所能及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并特别强 调子目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 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 》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吴晗的《西汉经济状况》即 属于这种子目的研究，与胡适之意颇合。更重要的是吴晗对疑古立场的认同。在“结论 ”部分，吴晗提到：“自近三十年来新史学勃兴的收获，把二千年来中国恒河沙数的一 切平民士大夫智愚不肖所有盲目想象的三皇、五帝、揖让、三代至治的迷梦揭去，便骤 然地把中国的历史剪断，缩短了一大部分。”(注：吴晗：《西汉经济状况》，载《吴 晗文集》第1卷，第56页。)把中国古史缩短二三千年是胡适的一个典型主张，吴晗的赞 同态度，大大拉近了他与史料学派的距离。以上所举的两点促成了胡适对这篇文章的认 可，但这并非《西汉经济状况》的关键部分，左右不了其基本倾向。
《西汉经济状况》一文，对我们认识吴晗处在学术入口的情形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若 就此下一断语，认定吴晗问学之初即是唯物史观派的同道，却又未免失之片面。因为与 此同时，吴晗几乎是在亦步亦趋地追随着胡适的研究。这在吴晗致胡适的最初几封信函 中有集中体现。
1930年3月19日，吴晗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信中主要谈论他整理《佛国记》的事，并 拟就了关于《佛国记》考的提纲，请求胡适给予“科学的方法”的指导，并提供资料上 的支持(注：《吴晗致胡适(1930年3月19日)》，载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6页。)。吴晗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求教胡适呢? 因为胡适当时正热衷佛学，1928年归国后研究敦煌佛经，撰述《高僧神会传》。显而易 见，吴晗选取的题目容易引起胡适的注意，有利于展开对话。可惜胡适这次未予置答。 6月29日，吴晗再次致信胡适，讨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身世(注：《吴晗致胡适 (1930年6月29日)》，载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66、67页。)。这同样 是胡适关切的问题。此次求教依旧没有引起胡适的反应，但吴晗在学术上追慕胡适的急 切心情已跃然纸上。吴晗的希望落空可能与胡适已于5月辞去校长职务、离开中国公学 有关。再者，吴晗在研究方向上尾随胡适，除投合胡适的兴趣之外，尚有不利的一面不 可不察。刚步入学术殿堂的吴晗在方法训练、材料占有上存在诸多不足，而胡适本人对 上述题目已有所探究，欲有让他感到惊喜的发现，决非易事。还有一点，胡适早享盛名 ，求教于门下者不知凡几，吴晗之遭冷落，并不足奇。这两封信反映出吴晗初涉学坛时 密切关注着胡适的研究动向，积极探索胡适关心的题目。这种探索具有考据性质，无疑 属于史料学派范围内的工作。
概括言之，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吴晗受到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双重影响，其学术 蕴涵着社会史学和考据学两种基因，并且双苞齐放，二者互不冲突，平行发展。这种二 元化起点为吴晗日后学术个性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二、胡适门生
1931年3、4月间，吴晗撰成一部《胡应麟年谱》。他将此文稿寄送胡适，并附信一封 ，叙说草成年谱的经过、引证的材料及修订的设想。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吴晗终于 叩开了胡适的大门。次日胡适即回复，对吴晗的工作给予肯定。他认为吴晗的结论、时 期划分都很得当。在信末胡适还向吴晗发出邀请：“星期有暇请来谈。”(注：《吴晗 致胡适(1931年5月5日)》，载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70、71页。)无 疑，这将成为吴晗学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次胡适能对吴晗青眼有加，大概出于以下两点原因：其一，胡应麟是明代的辨伪学 者，其作品《四部正讹》从浩繁的古籍中挑选出近百本伪作，并制定了鉴别历史文献真 伪的原则。这与胡适等史料派学人倡导的辨伪精神声息相通。此外，胡应麟对《水浒传 》版本的注意与胡适的兴趣一致。吴晗选胡应麟作题目，自然容易引起胡适的共鸣。其 二，前此胡适曾推断胡应麟卒年约为50岁，但根据很少，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注：见 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五，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第630页。)，而吴晗确切考定他死时52岁，与胡适的假定相去甚微。这样就为胡适的研 究提供了实际的支持，胡适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1931年8月初，吴晗以优异的文史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同月19日胡适就给当时的清华大 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了一封推荐信，要求特别关照吴晗。在信中，他对 吴晗赞赏备至，“他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 可观”，“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并附上年谱，让他们“以观 他的学力”。(注：转引自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19、20页。)不久，清华大 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与吴晗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建议吴晗攻治明史。胡适数日后又给吴 晗以具体的方法指导。
胡适认为蒋廷黻劝吴晗治明史，“是个最好的劝告”。这是因为秦汉时代材料太少， 不是初学者所能整理的，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 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注：《胡适复吴晗(1931年9月12日)》，载苏双 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75页。)。不难看出，胡适认为治史的难易程度取 决于史料遗存的多寡。秦汉史由于史料稀缺，驰骋“高远的想像力”至为重要。但这样 一来，胡适所标榜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 (因为在这一方法中，“假设”与“求证”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后者才是重心所在)。而 胡适对方法的崇尚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必须讲方法，必须处处体 现方法。由于这一方法情结的存在，胡适对“求证”难以落到实处、其方法不能有效贯 彻的秦汉史采取了回避态度(注：胡适对其学生罗尔纲有类似的指导，见罗尔纲：《师 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页。)。相反，治晚代历史，“凡立 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训练方法。”从“科学方法”的实现程度着眼，胡适 主张吴晗应以明史为业。他还指示吴晗“试作专题研究；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 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这一忠告，反映出胡适及史料学派在选题上 的特点，即回避重大问题的探讨，专向冷僻、琐碎的题目下手。胡适信中最后一段话将 其用意和盘托出：“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 代史料的学者。”(注：《胡适复吴晗(1931年9月12日)》，载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 书信文集》。)这正是史料派学人考史但不著史的一贯作风。胡适对吴晗的期待是他能 墨守其家法，做一名考据学者。
从这封指点吴晗治学的信中，我们还可体会出胡适有一种潜伏的动机压在纸背。那就 是竭力阻止吴晗滑到唯物史观派的学术路径上去，像不宜治秦汉史、应“小题大做”、 不要做新明史诸要点，似乎都是针对史观派而发的。史观派学人的代表作品，如郭沫若 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均是研究“文献不足征” 的上古史或史前史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也基本上是一场古史论战。史观派学人往往选题 宏大，以重构中国历史体系为鹄的。这些均与胡适的治学主张格格不入。但史观派造成 的社会声势又使胡适明显感受到了某种威胁。因而他在引导吴晗走上史料派道路的同时 ，存意让吴晗避开史观派的途辙。这封信蕴藏了两大学派相竞逐、两种学术路径相抗衡 的信息。
吴晗立即对胡适的教诲做出了积极反应。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上次先生所指示的 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 八方都是坦途。”接着向胡适汇报了他近期的工作情况，说已购置一部崇文本的《明史 》，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张卡片装了几只匣子，分为人名、书名、纪事三种，按类 填写，比较复杂的则写上札记簿。他准备先读完《明史》，再按胡适的指示逐步做去。 (注：《吴晗致胡适(1931年9月26日)》，载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76 页。)这表明，初入胡适之门的吴晗欣然接受了其治学之道，打算沿着他指点的津途按 部就班地展开工作。
在此后的几年中，胡适的影响在吴晗的学术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可以说吴晗基本上 是以考证学者的面目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无怪乎苏双碧认为吴晗“在学生时代最有成 就的著作，就是有关考据的文章。”(注：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8页。)《 胡惟庸党案考》、《明嘉靖本<甘泉先生文集>考证》、《<绿野仙踪>的作者》及探索《 金瓶梅》的系列文章均属此类。这些文章初步确立了吴晗在明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那 么，吴晗身上早先的唯物史观新史学的萌芽是否消失无踪了呢?不然，即使在考证文章 中，吴晗所受史观派的影响仍依稀可见。试举几例说明。
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中，吴晗不但详细追考了胡案的组构过程，辨明了诸多史实 上的谬误，还对胡案的发生进行了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吴晗认为，明初国库空虚，朱 元璋屡兴大狱，目的只是筹措财款，因此在一系列党狱中，许多地主富商被网罗进去， 这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从阶级关系上看，朱元璋出身寒贱，与士大夫集团的关系不能协 调，便借胡案打击士大夫集团(注：吴晗：《胡惟庸党案考》，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对胡案成因的剖析显然已超出史料整理的范围 ，很可能是受到了唯物史观派的启发。
吴晗关于《金瓶梅》的一组文章，前一篇《<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 》及其补记主要考证《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贞；后一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 会背景》就不再局限于此书的作者和年代问题，而是放宽视野，注意到其产生的社会背 景。构成这种社会背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土地集中的情形日益严重，小农破产， 或转死于沟壑，或揭竿为盗贼；二是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充，商人阶层 迅速崛起，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吴晗在文章结尾如此总结道： “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部作品。”(注：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该文 因此招致了一些旧派学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著作年代考证清楚就行了，何必谈论时代背 景呢!在当时，注重社会背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标志之一。
即使在资料汇编性质的《江苏藏书家史略》中，唯物史观的印痕也十分明显。吴晗在 “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拟一地人文之消长盛衰，盈虚机绪，必以其地经济情 形之降诎为升沉枢纽。”以江苏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 代重心，其原因就是常熟富庶，金陵、吴县繁饶，维扬商贾云集，为乾隆之际东南经济 中心(注：吴晗：《江苏藏书家史略》，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第208页。)。 吴晗从经济角度阐说文化盛衰，与唯物史观的诠释思路完全一致。
尽管如此，唯物史观在吴晗的史学思想中毕竟只是一股伏流。1931—1934年，是吴晗 与史料学派的蜜月期。胡适的学术理念制导着吴晗的研究。吴晗以“大胆的假设，小心 的求证”为座右铭，并题写在自己的毕业照片上。胡适对这位弟子也甚为满意。他在19 34年6月24日《大公报》上发表了《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的文章，特别提到一个细 节：主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与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大学史 学系即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个高材生就是指吴晗。吴晗既是民国学术界领袖胡适的得意 门生，又成为史料派大将傅斯年的争抢目标，足见他与史料学派的亲和程度。
1950年，吴晗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说，“1930年以后，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 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接着话锋一转，又承认当时“受 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注：吴晗：《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载苏双碧主编： 《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26页。)从这段貌似前后矛盾的自白中，我们可以部分地看 出吴晗对自己早年学术倾向的认知。他一面接受唯物史观，一面又受胡适极深的影响， 正与30年代吴晗出入于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的事实相合。但吴晗似乎放大了唯物史 观在其学术构成中的份量，至少在30年代前期是如此。两种异质的史学因素不可能永远 维持固定的比例。由于种种机缘的凑合，来自唯物史观派的影响在吴晗那里不断涌动、 扩张，同时，当初胡适如“天际明星”般的教诲逐渐失却光辉，终于只剩斑斑碎影。
三、社会史学者
1934年大概可以视为吴晗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吴晗不再徘徊于历史考证 的狭小天地，开始越出实验主义史学的门墙，走上了研治社会史的不归路。其学术转轨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选题视野的转换。与以往专事个别、孤立的史实的辨析不同，吴晗的目光已转移 到明代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上。明代的社会阶级结构、元明之际的社会变动、重要制度 、大规模动乱、经济状况等成为吴晗关注的焦点。吴晗的兴趣由个别零星事实转变到梁 启超所说的“史迹集团”(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版，第126页。)上。胡适“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做大题目”的告诫约束力已大大减 弱。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史类的文章在吴晗的著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像《十四世纪 之纺织工厂》、《元明两代之“匠户”》、《明代之粮长及其他》、《评梁嘉彬广东十 三行考》等均为明代经济的专门研究。对经济史的偏爱，是吴晗的学术天平向唯物史观 倾斜的重要表征。
二是由实证到诠释，从考据到义理，史观与史料融成一片。吴晗的工作不再局限于“ 整理明代史料”，不再停留在辨伪考订的初级工作上，在具备了一定的史料积累之后， 吴晗涉足更高层次的工作——史实重建。这不仅是条理排列史料，而且要确定历史事件 在因果链条中的时空位置，赋予其意义。
即使是考据工作，吴晗也能做到考据与义理相统一，史料与史观融合无间。他总结出 一种“剥笋考据法”：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每一问题或史实，先要追求这问题在历史 上的地位，已否解决，如已解决，它们的证据是否可信，如未解决，症结何在；接着用 全力考证这问题，恰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外障；再接着，还不肯 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满足，还要问为什么这史实成问题，为什么为许多外障所蔽而成问 题。这一切完成之后，对史实进行估价，给它在历史中一个恰好的位置。(注：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丛考》，吴晗先生序，正中书局1943年版。)这一方法已超迈传统考据 学，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从史实考证进入史事重建。胡适先前属于史料整 理层次的“剥皮主义”，与吴晗的“剥笋考据法”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除以上两方面的显著变化外，与《西汉经济状况》的治学风格一脉相承，吴晗关注民 众史和运用跨学科方法的倾向进一步强化。
在《明代之农民》一文中，吴晗提出，“农民人数最多，和土地的关系最密切，对国 家的负担也最重”，因而“他们的生活最值得我们注意”。(注：吴晗：《明代之农民 》，天津《益世报·史学》第12、13期(1935年10月15、29日)。)他还着眼于地主集团 与农民阶层的利益冲突，探索明代农民悲惨命运的根源所在。在《晚明“流寇”之社会 背景》及前面提到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两文中，吴晗对农民生存状 况的关注同样清晰可见。叙述民间历史、大众历史成为吴晗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还有，吴晗书写民众史时处处流露出一种同情态度，体现了一种民间立场。这与传统 史学有着根本区别。传统史学不乏关于民生疾苦的记载，但它是站在官方立场上发言的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吴晗能以同情的态度还原民间历史，反映出其观念之现代。
跨学科方法尤其社会学中的集团分析法是吴晗考察明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工具。吴晗使 用的范畴是脱去了道德、政治色彩的“阶级”，实质上就是“集团”。前述的《明代之 农民》、《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都是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进行整体描述的。 在《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中，吴晗考察了另一社会集团——仕宦阶级的生存状况。这 两大集团加以对照，明代社会结构的轮廓就勾勒出来了。集团分析法不将目光胶着在少 数个人身上，而是注意个体的集合，关心个人与集团、集团与集团、集团与社会之间的 复杂关系。它为研究主体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使其得以进入历史的幽深处。集团分析 法的运用，使吴晗与唯物史观派更加趋近。因为这一方法在唯物史观派学人的方法论体 系中居于中心地位，是此派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合以上各点，1934—1937年吴晗在史学上取径唯物史观，已是明显的事实。吴晗由 “胡适的信徒”转变为唯物史观的社会史学者的确事出有因。1934年后唯物史观派日益 走向成熟，其影响由表面进入深层。在经历了社会史论战之后，唯物史观派开始自我调 整，进入了常规建设阶段。1934年底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注意史料搜考与整理 。这标示着唯物史观派出现方向性变动。社会史论战时期的浩大声势虽不复存在，但唯 物史观由一种时髦的口号、旗帜逐渐变为一种平实的理论和方法。与此前飘浮在思想文 化界的上空不同，唯物史观开始渗入学术界包括一些学院派学者的研究之中，做到落地 生根并有望开花结果。这时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对受过现代学术训练、不满于传统考据学 的青年学者尤其具有吸引力。当时吴晗的学术转向应与此有密切关联(注：20世纪30年 代尝试将唯物史观应用于明史的研究者不在少数，不独吴晗为然。详见李小林、李晟文 主编：《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这是就大环境论。 若从小环境言，主要是“史学研究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1934年5月，吴晗与罗尔纲 、汤象龙、梁方仲等人组成一个学术团体，名为“史学研究会”。该会以塑造“叙述文 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的新史学为主旨，基本路向趋于唯物史观一途( 注：可参看汤象龙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回忆，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其主要特征有四点：1.它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 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角度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2.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 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3.它遵循实证与阐释并重的致知取向， 兼顾史观与史料，以求创立完整形态的历史学；4.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 西方社会科学借取理论和方法，以新的概念工具阐释中国历史。吴晗是“史学研究会” 中的重要一员，他身上浓缩了该团体的学术品质。这样吴晗便逐步疏离了胡适的治学道 路，与实验主义史学渐行渐远。
吴晗实现了从考据学者向社会史家的转型，但并不意味着他在1934年以后与史料整理 、历史考证工作完全绝缘。吴晗的转变是学术路向、治学境界上的转变，作为史学研究 基础的史料工作仍是不曾废弃的。1932年，吴晗开始从《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 中搜集、抄录有关材料，填补建州史研究的空白。他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就去北平图书 馆抄录，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5年。到1937年，共积累了300多万字的资料。依据这些资 料，吴晗写出了为建州史补白的两篇重要文章：《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和 《后金之兴起》。也正是由于这项旷日持久的资料汇集工作，才有了四十多年后(1980 年)《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一书的问世。
1934年以后，吴晗仍有考据文字发表。《明成祖生母考》一文即属此类。明成祖生母 为谁，直接关系成祖即位的合法性问题。傅斯年、朱希祖曾注意及此，吴晗也著文讨论 。他考证出明成祖为碽妃所生，并非高皇后之子(注：吴晗：《明成祖生母考》，载《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吴晗此文在研究门径上与傅斯年等一致，“具有整理国 故的性质”(注：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第300页。)。“整理国故”运动乃 胡适等人所提倡，在史学领域落实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而科学方法实质上是考据学 方法。因而，吴晗此文确为考据性质，并非社会史研究。
尽管吴晗治史的侧重点已发生了明显的位移，但他仍可算作一名社会史、考据学两栖 学者。在主攻社会史的同时，吴晗并未一概抛却史料派的学术方法，完全退出史料派的 栖身之地，只是较之以往，毕竟主从有别、境界不同了。
四、史家与史潮
1940年前后，吴晗的人生道路出现了重大转折，其学术生涯也发生显著变化。由于受 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微观生活境遇的压迫，吴晗的思想日趋激进，最终从书斋中破门 而出，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此时吴晗的学术走出了象牙之塔，负载着强烈的现实诉求 。1943—1948年吴晗发表的历史杂文，以古讽今，借题发挥，具有浓厚的影射史学色彩 。即使是学术含量较高的《朱元璋传》，也并非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曲折地表达出他对 现实社会的感受。建国后，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曾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 《世界历史小丛书》，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在史学界进行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清官问题”等讨论中一度非常活跃。但总体说来，1949年以后吴晗的贡献已经在事 功而不在学术了。随着政治角色不断强化，青年吴晗孜孜向学的身影日渐模糊起来。19 65年他受命编写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幸卷入政治漩涡，以悲剧方式走向人生的终点 。
吴晗30年代的学者生涯与史学界的氛围息息相关，他的后半生则与整个国家民族命运 紧紧缠绕在一起。因而，吴晗后半生的种种遭遇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早年相对平淡的 学术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被冷落了。但考察作为学者的吴晗，20世纪30年代是无论如何也 绕不过去的，因为这是他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吴晗承受着来自唯物史观派和史料 派的双重影响，出入于两派之间，同时从双方汲取合理性资源。这一取径使他得以走出 民国前期史学界史观与史料两极对立的僵局，臻于方法、理论、材料相需相成的新境界 。也正是这种学术上的非一元性、兼容性，使吴晗的史学成果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此时 段确立的学术旨趣，渗入吴晗整个学术生命之中，即使到了时局丕变、学风转向的建国 后仍或明或暗地发生作用。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中，吴晗坚定地站在历史 主义派一边，而且充当了一名主将(注：详参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第 三章“东山再起的历史主义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决不是偶然的， 这不正是他早年从胡适处得来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客观求真意识的复苏吗?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吴晗早年的史学生涯，尤其是他在1934—1937年的史学取向 仍是存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更明确地说，唯物史观的影响是否占有主导地位，观点并不 一致。毛泽东即持否定意见。在1948年11月24日致吴晗的信中，毛泽东说：“……在方 法问题上，先生似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注：《毛泽东 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替换为“阶级 斗争观点”方才准确。因为以今天的认知水平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涵盖远过于阶级斗 争观点，二者不能等同。毛泽东的评价以他对唯物史观的特定理解为出发点，且主要针 对《朱元璋传》一书，但它实际上长期支配了人们对建国前吴晗学术倾向的判定。不得 不承认，吴晗是从史料学派内部成长起来的，这一特殊背景使他不同于郭沫若、吕振羽 、翦伯赞等唯物史观派学者。但唯物史观派并非只有一种类型，舍此别无他途。这就要 涉及一个更具一般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理论体系与具体研究的结合关系。
据笔者观察，理论体系与具体研究的结合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完全结合，一是不完 全结合。换言之，一为封闭性结合，一为开放式结合。前者某一理论学说完全支配着某 种具体研究，几乎取消了其他理论的存在空间；后者某一理论学说部分地支配着某种具 体研究，为其他理论预留了存在空间。郭沫若等人的学术研究与唯物史观是完全结合， 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真理，毫无保留地认同其整个理论体系，处处以精典 论断为绳墨，为裁判是非的最后尺度。这种接受含有很大的信仰成分，潜伏着极端化倾 向和教条主义危险。同时，这种完全结合的包容性甚小，其他本可与唯物史观互为补充 的理论学说被拒之门外，导致了理论方法过于单一。与此不同，吴晗当时对马克思主义 的整个理论体系有所保留，尤其是政治学说部分，他承认唯物史观发现了部分真理，并 通过唯物史观来启发自己追寻历史奥秘。这种不完全结合包容性较大，唯物史观只是一 种工具、工具之一种，其他可以补救唯物史观之不足的理论方法都有容身之地，只不过 唯物史观在诸多理论中地位最显重要。
民国时期与唯物史观实现不完全结合或开放式结合的学者不止吴晗一人，陶希圣、冯 友兰、吕思勉等皆是如此。这种结合方式的存在，使在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核心群体之外 ，又产生了一个唯物史观派边缘学者群(其实核心与边缘只是相对而言，这里是就目前 的普遍认知来说)。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外壳的包裹，这个边缘学者群的存在，更为清晰 地显示出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合法性之所在。核心群与边缘群共同集结为唯物史观派阵营 ，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因之，吴晗与郭沫若等均属唯物史观派，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不 完全结合与完全结合、边缘与核心的区别，不是不同性质、不同学派的区别。
20世纪30年代吴晗走过的学术道路，从初沐梁启超“新史学”雨露到在胡适指引下取 径实验主义，最终转变为唯物史观的社会史学者，这几乎是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变迁 的一个缩影。史家吴晗既是一定史学思潮的产物，又反映着史潮的起伏涨落，暗示出此 后的走向。前面一再提到，吴晗的史学兼容了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特质，集双方之大 成，这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提示着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史坛变动的必然归趋 ，即两派合流。诚然，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两军对垒，大有冰炭难容的意味。但他们之 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融合互补的可能性一直就存在着。第一，史学自身具有 两派结束对立、走向合作的内在要求。史观与史料本是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 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若视史学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则史观为其灵魂 ，史料为其血肉，灵魂的贯注与血肉的充盈皆为史学生存发展之必需。由是观之，在史 观与史料之间各执一端的两派走向融合是现代中国史学趋于成熟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 ，从史学研究主体即史家方面看，史观与史料顾此失彼的学者只是理论家或考据家，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因为他们不能塑造出完整形态的历史学。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将 科学研究者分为蚂蚁型、蜘蛛型和蜜蜂型三类。蚂蚁型只会搜集数据，蜘蛛型只凭自己 的材料织网，而蜜蜂型既采集原料又进行加工(注：参见[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5页。)。准此而言，史料派学人多属蚂蚁型， 史观派学人基本上是蜘蛛型，而实证与诠释冶为一炉的蜜蜂型学者才是一种理想类型。 第三，自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具体情形而言，双方的汇流也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他们 之间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壁垒森严。一方面，在史料派学人的学术主张中，不乏对治史 之道的全面承认，只是实践中不能完全兑现，留下大片空白有待史观派填补。在《中国 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提出史学工作的目的包括明变、求因和评判三部分(注：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但以他为首的史 料派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明变”上，对“求因”、“评判”则很少问津，而后两项正 是唯物史观派之所长。顾颉刚不但声明不反对唯物史观，而且认为他们所从事的疑古辨 伪是为唯物史观派学者做铺垫、打基础(注：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载《 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59页。)。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派 学人也将史料派的成果作为开展研究的起点。唯物史观派的开山之作——郭沫若的《中 国古代社会研究》即提出清算古代社会必须以王国维等的业绩为出发点(注：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其业绩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制 度文物的考证，属史料派范围内的工作。其他唯物史观派学者也不时地明征或暗用史料 派的既有成果。由以上两方面可知，双方在学术上互渗互动并非虚言。最后，20世纪30 年代中后期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两派合流起了助推作用。世风与学风互为表里，分合之势 往往是同一的。世风尚合，则学风不分。“七·七事变”之后，山河破碎，国难日深。 面对这一危局，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携手，一切内部的主义之争、党派之争暂时被悬置 起来，团结合作成为社会的主导理念。当是之时，在学术思想领域，结束长期的分裂和 对峙，两大学派走向融合，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