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谈斯大林的方法论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方法论论文,俄罗斯论文,成因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社会政治杂志》1998年第1期刊登了哲学博士、教授B.H.别索洛夫的文章，题目为《斯大林的思维和行为方法论》。作者以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斯大林主义的形成原因为切入点剖析了斯大林的方法论的主观主义本质。现将文章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不能把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斯大林主义问题仅仅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特征。斯大林主义形成的客观前提来源于俄国发展的内在特点，首先是工业落后和文化比较落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国际条件也起了作用，如革命转入低潮、资本主义的包围、始终存在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等。国家的发展前景问题即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获得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国家领导人的而前，斯大林为捍卫列宁的这一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提高了他在党内的威信，加强了他的个人权力。斯大林选择了反民主的社会改造方法。他实际上执行了托洛茨基的路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前主席B.克拉斯基曾指出，“假设托洛茨基成为赢家，他日后也会用斯大林的那些方法去对付自已的敌手。”
研究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斯大林主义的成因还应考虑到斯大林所处的那个创建新社会的伟大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在苏联共产党人、外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看来，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体现者，而那些不同意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人则是背弃信念者，甚至是叛徒。
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日益迫近的情况下，提出“不许触动斯大林，不许触动苏联”的号召无可非议，因为苏联确实成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希望和堡垒。1937年的案件尽管受到遣责，却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的“学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与苏联人民的斗争、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斯大林的任何批评和反对都可能成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许多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世界著名活动家，如毕加索，阿拉贡、罗曼·罗兰等人，对斯大林的歌颁在很多方面也促进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形成。
一些政治活动家对斯大林所作的或褒或贬的评价也不容忽视。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考茨基对斯大林的批评最为激烈。他认为，列宁还试图把专政和民主结合起来，而斯大林则建立了波拿巴式的个人专政。斯大林领导俄国实现了现代化，但他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统治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阶级的极权统治，也就是以暴君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官僚的极权统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领袖奥·鲍威尔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不是反革命的波拿巴主义者，而是借助于暴力和专政引导国家走上巩固社会主义道路的雅各宾派。斯大林滥用了权力，但他在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在为强化无产阶级和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准备土壤。孟什维克领袖费·唐恩也认为布尔什维克是采用雅各宾主义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是暴君，但是他的成就完全可与彼得一世的伟大改革相提并论。
研究斯大林问题也要考虑到斯大林在宗教方面的印记。斯大林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宗教信条对他思维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斯大林也由于在教会学校受到良好教育而成长为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
斯大林早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因出身贫寒而引起的综合症，这种情感长期以来始终陪伴着他。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从1901年起的16年间一直处于地下状态，此间曾7次被捕和被流放，5次逃跑。这一切都在他对待侨居国外的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态度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斯大林不喜欢他们，对他们有反感。
斯大林也学习过革命理论，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也就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问题发表过文章。但是在他的所有理论著作中，他的思路既简单又片面。他偏爱教学工作的惯用程式，广泛采用问答式。他处处力求作出结论。这一切都影响到他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理解，他把马克思主义遗产简单化、庸俗化和教条化了。
具体说来，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第一，斯大林使历史唯物主义丧失了逻辑独立性和理论独立性。照斯大林的说法，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研究社会生活。第二，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归结为以下几个简单化的原理：唯物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认为物质是内容，观念、意识是形式。第三，对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作了公式化的阐释，把社会划分为五种基本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他忽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忽视了诸如农村村社所有制和国家官僚统治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要素。第四，对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作用作了机械的阐释。过分地缩小了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差别。他不顾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硬把社会历史科学说成是“例如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
对历史规律所作的这种阐释是斯大林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规律提供的伪保。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的作用受到排斥。在斯大林看来，革命的发展是普遍规律及领袖智慧的胜利。在他身上宿命论和极端的唯意志论事实上已融为一体。他的任何决定都被他和他的追随者说成是合乎规律的发展的表现。
斯大林坚持的是庸俗化了的历史观，他把历史看成无个性的过程，人们在其中的命运已注定是驯服的“螺丝钉”。在扭曲变形的历史观中，人们的活动、他们的利益在“铁的”规律面前被认为是某种次要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于是，低下的生活水平也好，政治文化的不发达也好，对人们的强制也好，统统可以名正言顺地存在下去。在群众“不懂得”客观规律的时候，斯大林便以专横的管理方式对他们进行“帮助”。
将历史的选择仅仅限于唯一的一种能意料到的可能性，这就免除了领袖和群众对自己的行为应负的责任，因为任何一种行为都已被纳入历史必然性这根结实的链条。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除既定方针之外的任何其他选择：人们被设定在单维地认识现实的程序之内，对任何多样性均持怀疑态度，无论是科学、文化、技术、战略和策略等，概莫能外。
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义问答，他始终重复着同一种说法、同一种论据。他以“不是……就是……”这个公式使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不是绝对的公有制，就是私有制复辞，不是集体化，就是向资本主义倒退；不是同反对派一起反对党和苏联，就是相反。没有任何摇摆。没有第三条道路。
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实用性的武器。他随着形势的变化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对另一些原理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加以修改。在斯大林那里不存在任何“中间结论”，他的理论与实践是直接融为一体的：他把局部的策略步骤与学说中的战略和原则直接联系起来，其结果是根本不在革命运动问题上作任何自我批评。
斯大林的方法论决定了他的理论结构，他的理论结构除了以诡辩术，而且更多地是假冒理论之名对纯粹的策略措施进行论证，别尤其他。斯大林没有使理论通过实践得到具体化，却根据实际需要把理论简化到庸俗化的地步。
按照卢卡奇的说法，斯大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是宗派主义。这种宗派主义“不是把批判的世界观而是把教条主义的世界观提到首位”。斯大林的宗派主义的特殊危险性在于，它已经造成“一个大国的大党进行统治的事实”。实际上已导致建立金字塔形的庞大的、高度集中的机关，金字塔愈往下愈大，“由一个个小斯大林组成”。因此主观主义在向教条转化的过程中便具备了宗派主义先前的一切表现形态所不具有的广泛的社会性。
教条主义成了世界观的基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联系遭到破坏，导致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原则由“行动的指南”变为干巴巴的教条；另一方面，个别鲜活的事实的矛盾性因素不见了（其偶然性因素往往也不见了）。总之，产生了互为联系的虚假的两极——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这种两极分化使主观主义变得合法化，主观主义是斯大林统治所特有的方法论的本质特征。
斯大林从主观主义的逻辑出发为俄国指出了两种均属虚假而且根本对立的发展前景：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前景和作为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的前景。他认为，在保留国家、政治警察机构及其一切后果的情况下，共产主义有可能在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冲破资本主义包围之前获得实现。
斯大林为其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歪曲穿上了捍卫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利用经典作家用过的术语、提法以及他们的名字为自己的策略性决定作辩护和提供理论根据。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和形象也逐步被斯大林掩盖了。他的做法是：首先用列宁排挤马克思，把列宁作为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帝国主义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学说的创始入推到首要地位。与列宁齐名的则是他的战友、他的事业的继承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战士斯大林。然后再编造斯大林是当代列宁的神话。最后列宁退居次要地位，让位于斯大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最终得以形成。很显然，这样的转变的结果势必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发生变化。斯大林把马克思的方法变成了操纵一成不变的，抽象僵化的范畴的粗陋控制器，使马克思主义成了人类生活、科学的一切方面均须服从的总理论。
今天，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法论已经遭到屏弃，俄国人民现在需要的是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发展文明和文化。为此必须在俄国社会的精神领域确立宽容的态度、对话的意愿和处理问题的多维性；必须具备反对任何极权主义倾向、反对统治者恣妄为、反对宫吏—官僚机关独揽一切的正直和勇敢精神，必须具备捍卫公民权利与自由、捍卫理性和道德原则的彻底性和坚定性。只有这样，俄国才能成为真正自由和热爱自由的人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