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海[1]2002年在《论汇率制度：历史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汇率制度问题之所以成为困扰，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蒙代尔叁角”规律，即现实经济中很难同时达到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政策独立叁个目标的统一。90年代，不断扩大的资本流动总体上要求更有弹性的汇率安排，或者是国与国之间更有效的政策协调，缺乏适当的调整导致了一些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受到资本流动的冲击。当前的汇率体制最大限度地尊重了资本流动自由化的要求，美元、日元、欧元在汇率上出现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叁火货币国(或区)过分追求政策独立，缺乏必要的政策协调和约束造成的，未来在叁大国之间建立汇率目标区似乎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案，它在考虑了汇率稳定要求的同时，允许各国在政策上仍具有相当的自由度。欧洲货币联盟最终选择了以统一货币的方式实现内部汇率的稳定，尽管各国在宏观政策上丧失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是从长期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被认为可以带来更多的益处。为了避免固定汇率受到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选择不外乎有两种，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倾向于管理浮动，经济规模小的国家或许不得不接受货币局、美元化这样的汇率安排。在经济发展和金融开放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应朝着更有弹性的方向发展，管理浮动汇率应该是未来汇率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印梅[2]2014年在《国别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汇率行为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5年7月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当时我国贸易收支失衡的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汇率制度改革以后的贸易收支效应问题也得到了持久、广泛的关注。明晰汇率制度、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确切关系，无论是对汇率制度的完善、汇率调节还是对促进贸易收支均衡、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虑了相关文献中尚需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之后，通过理论分析、历史分析以及实证分析从国别视角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制度转换、汇率行为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并基于研究结论对现行汇率制度下的汇率制度完善、汇率调整与贸易收支均衡等问题提出建议。首先本文构建了汇率制度、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说明汇率制度主要通过汇率行为作用于贸易收支。将研究汇率制度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转为研究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关系。理论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价格是链接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重要桥梁；基于汇率弹性推导的判定条件与基于供求价格弹性的判定条件具有共通性，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其次，本文通过历史描述与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贸易收支关系的紧密程度、贸易主体对汇率行为的重视程度根据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变化。但从历史实践来看，贸易收支都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沿革、汇率调节中着重考虑的因素。随着国际经济联系不断深化，汇率政策服务对象和汇率影响因素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汇率政策对对外贸易的服务意识，但是市场机制下，汇率因素作为影响进出口价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却愈加受到微观贸易主体的重视。接着，本文论证了汇率行为与进出口贸易价格的关系。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外币价格上涨，进口本币价格下跌；汇率波动率上升进出口价格均上涨，但影响程度微不足道。比较来看，汇率行为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如生产成本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从国别角度看，人民币汇率行为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经分析认为传递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出口国资源、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及进口国资源、产业发展的比较劣势。同时，本文论证了汇率行为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汇率波动增加都将减少贸易收支余额，但汇率行为的影响不及需求因素以及成本因素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供给因素对出口的影响也要超过汇率行为的影响。从双边贸易收支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的调整来看，偏差修正期从3个月至18个月不等。从一个标准差的汇率水平的冲击后贸易收支余额变动的轨迹来看，短期拉升和短期恶化的贸易伙伴数相当。收支余额恶化基本发生在前3个月以内，受到冲击后的一年以内多数双边贸易余额的累积变动显现了增加效应。从进出口贸易额的市场分布来看，我国进出口市场分散度都呈不断递增的趋势，其中进口市场分散程度要高于出口市场分散程度。汇率行为对市场分散度的影响主要在于汇率波动的影响，有效汇率波动提高，进出口市场分散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接着，本文研究了现行汇率制度下的汇率调整与贸易收支均衡的关系。一篮子货币制度下，通过调整基准汇率即可保持本国货币相对于货币篮子的稳定，还能同时实现贸易收支相对均衡。但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人民币汇率的服务对象以及影响因素的多元化使得实际的汇率与贸易收支均衡目标下的汇率偏离的现象成为必然，但一国贸易收支均衡的重要性决定了贸易收支均衡目标下汇率是人民币汇率调整的重要参考，可以偏移，但不能远离。最后，本文经分析认为，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基础依然存在。在这种趋势下，基于上文研究结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完善以及我国贸易收支的调节提出四点建议。第一，人民币宜缓步升值，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既要考虑通过汇率调整促进贸易收支均衡，也要考虑升值对出口竞争力的抑制，为出口结构升级赢得时间。第二，进一步给予投资渠道、便利性等服务，促进资本流出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延缓升值步伐。第叁，完善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提高信息透明度，扩大波动区间，放松干预。第四，加强各种措施的搭配与协调，多管齐下，调节贸易收支均衡。
聂小刚[3]2005年在《经济冲击与汇率制度的选择》文中认为本文从经济冲击的视角研究了汇率制度选择的两个问题：一是分别研究了货币冲击、实际冲击、贸易条件冲击、投机冲击在不同汇率制度下会对经济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二是如何选择汇率制度才能应对这些经济冲击，保持经济稳定。本文分别运用经典理论的均衡模型和政府目标函数的非均衡模型分析了货币冲击、实际冲击、贸易条件冲击如何影响汇率制度的选择，并运用多国样本的实际汇率制度数据和冲击变量数据检验了这些理论。同时，本文还研究了投机冲击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冲击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分析了投机冲击发生时各种汇率制度引起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理论模型和形成机理，实证检验了不同汇率制度下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本文最后得出结论，经济冲击的类型特别是货币冲击与实际冲击的区分，应是汇率制度选择中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汇率制度选择不仅取决于经济冲击的类型，还取决于经济冲击发生时的政府提高产出动力、国外通货膨胀等因素条件；货币冲击与实际冲击负相关是两种冲击同时发生时政府选择浮动汇率制的必要条件；当货币冲击是一般性经济冲击的主要来源时，而且政府非常有动力提高产出时，政府将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以使政府损失成本最小并使内外均衡时经济受冲击影响最小。本文分析认为，当投机冲击发生时，各种汇率制度都有发生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形成机理、条件与可能；实证证明中间汇率制与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更容易导致货币危机；金融脆弱性与汇率制度的理论模型说明，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与最后贷款人结合在一起可以避免银行危机的发生。因此，本文得出货币冲击悖论，即一般性货币冲击演变为大规模投机冲击时，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尤其是选择钉住单一货币汇率制度就不再有利，容易引发货币危机或银行危机。本文最终得出政策建议：由于我国面临的经济冲击以货币冲击为主，我国的货币冲击与实际冲击负相关性不显着，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具备完全自由浮动的条件；又由于我国政府非常有动力提高产出水平，人民币应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并且比较现实的选择还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但是，根据货币冲击悖论原理，随着中国的资本流动程度日益增强与金融脆弱性的存在，完全没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在投机冲击发生时容易引起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偏向固定、稳定调整的爬行钉住汇率制度。这一结论为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吴玉兰[4]2007年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当中,将近一半的进出口是加工贸易。另外,人民币升值的趋势逐步形成,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达到7.4%,人民币升值是否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有影响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研究。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理论方面,首先阐述比较优势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汇率限制条件,然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分析加工贸易的形成,最后以相对供给曲线和相对需求曲线为框架,分析汇率如何通过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动而影响其贸易流量。在实证检验之前,本文用算术平均法测算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结果发现我国自8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出先贬后升然后平稳中略有贬值的叁个阶段。实证方面,本文选取加工贸易进出口、FDI、经济增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贸易政策等变量,首先对这些变量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这些变量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然后用协整的方法对这些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加工贸易进出口分别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FDI、经济增长、政策变量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策变量对加工贸易进出口的影响最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加工贸易进出口是具有弹性的。
孙柏[5]2013年在《基于非线性依赖关系分析的人民币汇率多元描述与预测》文中认为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各界对汇率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由于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本文拟在把握汇率系统非线性依赖特征的基础上，结合考虑不同国际外汇交易市场上相应的人民币汇率序列之间在数据信息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从多元角度精确描述和有效预测中国外汇市场的人民币汇率行为。这不但可以为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评价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参考，还能为帮助货币当局在坚持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下，准确认识人民币汇率未来改革方向提供可行的分析工具。基于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本文沿着从基础分析到实证检验，再到理论推断的整体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在回顾国际外汇市场的发展状况和总结中国外汇市场的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汇率行为研究的范畴，评价有关汇率行为描述和预测的两类基本范式和思路，并对叁大货币体系下有关汇率决定理论和汇率模型进行比较；接着对与汇率行为描述和预测相关的统计学习理论、方法进行全面的分析，并实证检验多个市场人民币汇率数据中的非线性依赖关系；然后从以往研究中有关汇率系统非线性依赖关系产生的两个假设出发，对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全球主要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数据的非线性依赖性和低维混沌特征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随后在对非线性非参数神经网络计算方法与模型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用来描述和预测中国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益率行为的多元动态Gauss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并对各个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序列之间的相关依赖关系进行验证；再后以动态Gauss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比较不同汇率预测模型以样本内描述和泛化能力上的差异，对有关中国外汇市场开放程度、人民币汇率弹性与混沌特性等方面预期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和判断。本文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得到一下主要结论：一是人民币汇率价格序列的BDS检验结果表明，各市场在不同研究期的汇率价格序列不服从随机游走假设，原因在于汇率系统中存在明显的非线性依赖关系；二是4个市场上不同时间跨度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益率序列中的确存在可捕捉和解释的条件异方差非线性依赖结构，且具体表现为波动群集和杠杆效应共存的特征；叁是不同国家外汇交易市场上不同时间跨度内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益率序列中的一般非线性关系和特定的GARCH类非线性依赖结构在本质上具有“插话式”和“瞬时性”非稳定特性；四是多元动态动态Gauss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在描述人民币汇率数据特征、刻画汇率数据间多样依赖关系结构以及样本外预测精度和能力方面均优于实证研究中选取的其它非线性参数模型；五是在相关理论检验方面，不同研究期内中国外汇市场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序列中包括一定比例的其它未知类型的一般非线性依赖结构。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益率序列中的非线性依赖关系可能产生于一个混沌机制的假设也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系统动力学视角、相空间重构理论和混沌性质与方法是构建人民币汇率行为描述与预测模型时必不可缺的分析工具。此外，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数据与其它市场同名汇率数据之间存在一定的可预测相关关系，中国外汇市场的开放程度、市场间关联程度和信息传递效率等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结构化特征。
姚斌[6]2007年在《基于福利分析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选择一个合适的汇率制度对一个经济开放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愈来愈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一直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百家争鸣的研究热点，各种理论和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发展和创新。本文以福利为研究的出发点，基于历史演进的方法论，运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分别建立了适合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小国”模型和“大国”模型。其中，“小国"模型以当前的经济发展为现实基础，从国际实际需求与国际价格等外生冲击角度详细考察了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对我国居民的不同福利影响；“大国”模型则以未来的经济趋势为理论基础，详细考察了国家规模与对外开放度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对我国居民的不同福利影响。两个模型遵从结构化的建模思路，综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两个角度，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得出了符合我国目前经济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的一致结论：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继续朝着更具灵活性的战略方向发展。
李维刚[7]2012年在《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5年7月人民银行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进入了对美元的单边升值通道。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以及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这些资本与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最终形成了2007年国内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与此同时，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因应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并至今先后两次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0.25%的水平下。美国这种只考虑自身利益的行为造成了全球美元的泛滥和美元货币的贬值，同时为未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延伸到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为防止出现经济的硬着路，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并将货币政策由紧缩转为宽松。适应外部均衡的调节再次导致了内部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反弹。基于当前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如何将人民币的汇率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结合起来，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回顾总结内外均衡政策搭配的理论和汇率决定与管理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内外均衡调节之间的作用机理及其调节效果。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初期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并没有像转轨后期那样队外部均衡发挥明显的调节作用；在人民币名义汇率钉住美元时期，对外均衡的调节主要是通过调节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影响实际有效汇率来间接实现的；人民币进入汇改升值后，由于投机与套利资本的进入，扭曲了内外均衡的作用机制，人民币汇率政策制定既需要考虑内部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国际协调。基于人民币汇改升值后套利资本涌入与经济过热的现实，本文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与中国当前经济相似的日本泡沫经济前后的内外均衡政策与汇率波动的作用机理，并对基于巴拉萨-萨缪尔逊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和日元汇率的升值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日元、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都是由于中日相对美国快速增长的生产率差异，这对今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提供了指导方向。综合中日经济过热时期的原因与宏观经济走势的相似性，本文提出日本因应泡沫经济的内外均衡调节与汇率政策对指导中国处理当前局部过热（主要是房地产行业）具有借鉴意义。之后，本文对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失调并不是一直保持着高估或者低估，个别时间接近均衡汇率；汇率失调与资本市场因子和产品市场因子的矛盾有关，实际汇率失调程度既取决于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两种相反预期作用的大小，也取决于资本市场价格因子和数量因子内部力量的作用结果。在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与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短期内，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贸易顺差、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的因素；长期来看，决定长期汇率均衡走势的是实体经济的体量因素。据此本文建议，与其重视向长期均衡汇率接近，不如放宽短期波动，稳定短期投机预期，从而实现长期均衡汇率的稳定，为将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另外，名义汇率渐进式的升值要同消除资产市场高估的政策措施相结合。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没有必要硬钉住均衡汇率进行调整,调整力度和成本不但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经济可承受程度相关,更多的还同一个国家整体经济以及国家竞争力有关。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上升，人民币汇率政策还应该包括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参与与协调。本论文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尚未完成、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人民币汇率的协调路径应该是先区域化后国际化。在区域化的措施方面，首先应该加快推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职能，并推动人民币作为部分大宗商品定价的尝试；其次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扩大人民币的回流通道和投资通道；最后要采取稳定措施，防止人民币的过度投机。综合中国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与人民币汇率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借鉴日本对泡沫经济所采取措施形成的教训，本文就围绕内外均衡的可持续发展和与这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得人民币汇率政策提出叁个建议：一是转变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内部均衡的同时，减轻外部失衡的压力；二是完善货币政策、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叁是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李祺[8]2006年在《汇率制度转型：效率、均衡与信誉》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动荡不安表现为汇率制度调整伴随着货币危机。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增加各国汇率制度选择自主权的同时,也形成了汇率制度选择的不确定性。汇率制度是金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金融向国际金融延伸的路径。汇率制度的选择关系到一国的经济能否持续均衡发展。鉴于一系列金融危机的教训,一国怎样退出现行的汇率制度,实现汇率制度的转型已经成为国际汇率制度研究的新领域。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选择合意的汇率制度也是避免发生货币危机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步伐,人民币汇率也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新的汇率制度改革向外界重新定义了未来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依据,迈出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动”转型的重要一步。本文以效率、均衡和信誉为切入点,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制度的转型,并由此论及人民币汇率制度退出的战略及改革路径。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对汇率制度和均衡汇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对汇率制度和均衡汇率关系的研究则相对零碎,特别是以效率为视角来研究两者的关系,以均衡理念来研究汇率制度转型则更为罕见。本文的研究正是这方面有益的尝试。本文从效率和均衡出发来界定汇率制度,即有效率的汇率制度是使各个利益主体找到属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为了使资源能有效地配置,需要均衡价格——均衡汇率,从而使内外经济达到均衡,促进经济增长。在汇率制度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信誉能够给政府带来长期收益,提高政府政策的有效性。根据这一思路,本文站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的角度,以汇率制度转型及其协调的逻辑主线贯串各章节,并探究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下的隐患及其完善路径,进而为汇率制度的转型提供对策性建议。本文首先对汇率决定理论和汇率制度理论进行了回顾与综述。迄今为止,对汇率变动的讨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并逐渐形成了很多理论解释与模型。马克思汇率理论在汇率理论的发展史上,毫无疑问地占据着独特的重要地位;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是现代汇率决定理论的基石;随着经济
姚大庆[9]2007年在《美元霸权体系下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人民币汇率是近几年来理论界和政策当局争论的的热点问题。综览国内外相关文献,各种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众说纷纭,但大多数文献都忽视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霸权的客观现实,更缺少在美元霸权的制度条件下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的系统研究。本论文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国际环境为起点,结合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国内因素,分别研究了美元霸权体系下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微观基础和宏观模型,在此基础上讨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选择,并通过对人民币汇率调整效应的实证研究,最后得到本文的结论。本论文共分八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介绍论文的背景和现实意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概述逻辑结构和主要创新。第二章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国际环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世界货币体系进入美元霸权时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霸权地位并没有随之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在有些方面程度甚至是加强了。本章回顾了美元霸权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发展演变,分析了不同时期美元霸权地位的表现形式和特点,阐述了美元霸权的意义和作用。针对一些学者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的担忧,本章还论证了在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并不存在所谓“新特里芬两难”的问题。第叁章分析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国内因素。2000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飞速增加,使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加大。本章认为,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和外商直接投资稳定增加反映了我国经济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内需不足导致的内生出口,二是内资低效导致的外资替代。这两个问题正是我们制定人民币汇率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国内因素。只有对这些国内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我们才能制定正确的汇率政策。第四章研究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微观基础。从微观的企业层面,美元霸权体现为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国际贸易业务均采用美元定价。本章首先介绍一个企业定价行为的模型,并比较了不同国家出口企业定价行为的国际经验。接下来,把出口厂商定价方式引入多恩布什超调理论,分析了定价行为导致的汇率不完全传递现象,并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口价格的传递程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传递程度低的原因。最后,鉴于我国目前缺乏企业出口定价行为的统计数据,作者还设法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调查结果证实了前面的结论。第五章介绍汇率经济学历史上四种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模型,并分析每种理论下相应的汇率政策。(1)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分析,汇率政策就是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叁个目标中进行选择。(2)根据超调模型,货币政策的作用只体现在短期的价格刚性和名义汇率超调,这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都提出挑战。实证分析表明,2005年7月的汇改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并无帮助,人民币持续升值迫使货币当局增加国内货币供给,反而削弱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3)按照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Redux模型,汇率波动不影响本国和外国的福利,汇率的稳定是无关紧要的,政府应该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但这个模型的前提假定与我国情况明显不符。(4)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中引入美元霸权,建立一个既具有微观基础又考虑到汇率不完全传递的模型,最适合中国国情,这个模型的结论是应该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因此,中国的最优汇率政策应该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不是任由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第六章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选择。汇率政策的传统目标存在两个问题:(1)把“均衡汇率”视为被动的变量,它的水平由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决定;(2)把各国的汇率目标视为相同,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汇率政策的目标都是实现所谓“均衡汇率”水平。实际上,一方面,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如果把汇率作为经济杠杆,就可以主动地调节汇率水平,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服务。另一方面,在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汇率政策是不对称的,中国没有必要过分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外有顺差,内有失业,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是相同的,即缺乏内需。因此,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增加就业和产出,促进中国实现内部平衡,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外部平衡。在贬值政策缺乏国际环境的条件下,我们应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第七章研究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效应。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1)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对于我国不同类型产品的影响取决于产品的附加值,它不利于我国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2)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较高,因而人民币升值会减少我国就业;(3)人民币长期持续升值,很容易导致本币的升值预期,使国内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加速国外投机资本流入,并进一步增大本币升值压力,产生更强的升值预期。因此,总的来看,人民币升值和波动对于我国的效应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第八章是全文的结论。通过前面各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即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汇率政策的最优选择。首先,在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汇率问题实质上是个政治问题,美国通过各种渠道鼓动和压迫人民币升值,其背后隐藏着极为深远的国家战略。其次,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人民币升值是无效的,根本达不到政策当局的预期目标。第叁,人民币汇率政策应该发挥其经济杠杆作用,为中国的利益服务。那么,如何解决大量顺差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压力呢?在短期内,我们可以用贸易战代替汇率战;在长期里,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
艾利娟[10]2016年在《资本控制下人民币汇率和利率联动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的,叁者关系密不可分。日前,伴随我国货币市场上大额存单和同业存单发行交易的有序进行,存款保险制度的顺利推出,以及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不断健全,金融机构对存款定价、资产定价等方面的行为日趋理性,该方面的能力也有显着的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实现完全利率市场化的实力基本养成,目前也基本形成了分层有序、差异化的竞争定价格局。2015年10月23日,我国央行宣布放开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至此,我国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迈出了由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的一步。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又回到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直到2010年6月,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逐步好转后,才恢复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外,我国在加入WTO之前一直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资本管制放开也成为了必然的趋势,近几年我国在逐步放开资本管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的努力。截至目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我国已经实现基本可兑换项目14项,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不可兑换项目有4项,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如此的背景下,考虑到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将资本控制因素加入到汇率和利率关系的研究中来就显得非常必要。本文的主要构想是研究在资本控制下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联动关系,通过将资本控制这一因素加入到模型中来,以更加真实的反映我国汇率和利率的联动关系,并依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在文献综述部分发现,国外学者多是采用最先进、最前沿的研究方法、统计模型和独特的视角对经典模型进行修正和完善,给后来的学者以很多启发；国内学者对汇率和利率联动关系的研究较国外学者起步较晚,理论方面多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拓展,实证方面则多是从叁个角度来研究：一是检验修正角度,即通过运用实证计量模型来对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等经典理论在中国市场上的印证,以探究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并对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二是站在数据本身的角度,结合我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汇率和利率之间的联动关系；叁是站在发展完善的角度,结合国外学者对汇率和利率联动的经典模型加入新的控制变量来做实证研究。在研究结论方面,国内外学者研究情况类似,由于每位学者所选取的数据区间、具体选择的利率指标、所使用的模型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之间的联动关系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汇率和利率的长期联动关系是存在的,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之间也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结合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文章主要是将资本控制这一因素加入到汇率和利率的联动关系的研究中来,研究在资本控制下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联动关系,通过引入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水平变量构建VAR模型,以研究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水平之间的联动关系,并依据实证结论为我国更好的利用汇率和利率联动关系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理论部分先是梳理了关于汇率和利率联动关系的经典理论,包括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及汇率超调模型,从经典理论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一国汇率和利率之间是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的；其次,结合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对汇率和利率之间复杂的影响路径进行一定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商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二者相互影响的方向并不明确；再次,文章研究了将资本控制这一因素加入到汇率和利率之间相互决定的关系表达式,结果表明资本控制程度确实是汇率和利率相互决定的关系中的重要因素,说明将资本控制程度纳入到汇率和利率联动关系的研究中来有很大的必要性。以上叁部分构成了文章的理论基础。为了对理论部分进行验证并探究我国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水平之间的变动关系,文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实证方面,文章首先采用先前学者们研究的测算一国资本控制程度的模型,对我国的资本控制程度进行估算,发现我国资本控制程度在2006年至2015年间均值在0.176,同时根据时变估计值的波动情况,发现虽然在2008年达到一个高点,但资本控制程度的波幅在0.164至0.176之间,波幅总体较小,说明我国汇率改革后的外汇市场较为稳定;其次,采用Kalman滤波处理方法,测算出资本控制程度在样本内的时变估计值,将测算的时变估计值作用于我国的利率水平,生成新的一个变量——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水平；再次,根据人民币汇率和利率联动的特点,构建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水平和货币供给量叁个变量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进行相应的分析,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叁个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并且通过协整检验发现,人民币汇率、资本作用的利率水平和货币供给量叁者之间还存在着协整关系,可以构建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以此研究了叁个变量间短期和长期的动态调整过程；最后,通过采用一年期Shibor利率指标对模型中的央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指标进行替换,重新构建VAR模型,对模型的结论进行稳健性的考察。通过实证研究并加以稳健性考察,文章可以得出的实证结论有：在短期内,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资本控制的利率水平以及货币供给量叁者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但具体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在长期内,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和货币供给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面对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的冲击时的响应不存在时滞效应,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在面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冲击时的响应存在时滞效应,同时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水平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要远大于人民币汇率对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的影响；方差分解中,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冲击对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的变化的方差贡献率占比较大,货币供给量的冲击对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水平和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方差贡献率占比较小；我国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之间的联动关系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长期内有效。结合本文中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之间联动关系的实证结论,本文提出改善汇率和利率联动关系中的非对称性、完善我国外汇和货币市场以及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汇率决定的长期影响叁个方面的建议,改善汇率和利率联动关系中的非对称性具体包括加快我国实现实质性利率市场化、实施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叁个方面,完善我国外汇和货币市场具体包括加强金融法律监管体制建设、创建汇率-利率联动危险预警机制以及培养市场主体正确的风险意识叁个方面。文章主要的创新点有：一是采用2006年1月-2015年12月的月度数据,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综合全面地分析了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水平的动态变动关系；二是采用资本控制作用的利率水平,将资本控制因素考虑在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关系的模型中,以反映更加真实的我国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关系；叁是本文中采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标并采用SHIBOR利率指标对模型进行稳健性考察。之所以采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而不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因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可以反映一国与其他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权重,可以更加真实的反映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水平,同时通过变更利率指标对模型结论进行稳健性考察,使所得实证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在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没有把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率等因素考虑进来；二是在构建模型时没有考虑到由于交易成本等问题可能导致的汇率和利率联动关系发生的结构转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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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元霸权体系下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 姚大庆. 复旦大学. 2007
[10]. 资本控制下人民币汇率和利率联动关系研究[D]. 艾利娟.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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