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作心态的构成与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创作是创作者灵魂里的创造行为。因此对创作的研究，必然要深入地去探究作家创作时的心理状态。
“歌儿正在蕴藏成熟”，这是一位诗人对自己创作心态的出色描写。《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换种说法，“心里所充满的，笔下就写出来”，这当然是件愉快的事。但创作心态本身，不是自然形成、无意生成的，而是经长期的准备、自觉的努力和培养才孕育成熟的。
但是，研究创作心态，就要抛开作家为从事创作而事先进行的学习、积累、孕育、构思等阶段的心理状态不论，只集中讨论作家在进入实际的创作活动后，心理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会产生什么不同于常态的心理状态。虽然这一特定阶段作家的心理状态仍是与过去的积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但为了精确起见，必须作明确的切割舍弃。道理很简单，创作心态就只能指作家进行具体文学创作时的各种心理状态，其余的就略而不论了。
一
每个作家都是在一个特定时刻进入创作活动的，诸如假期、空闲的时间、早晨或夜晚、午睡之后或是进餐之前。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对此有超凡的描述：“夜降临了，灵魂的力量徐徐苏醒……屋子里很寂寞。只有我一个人……只要一燃起灯火，坐在桌前信笔写来，孤独之感便立刻消失了。我不是一个人。我可以从这一间湫隘小屋里和千万人，和全世界说话。我可以向他们倾述各色各样的故事，惹他们发笑，使他们悲哀，引起他们的沉思和愤怒，爱情和怜悯，可以拉着他们的手，像向导似的在生活之路上指引他们。生活，虽然是在这里，在这四堵墙里创造出来的，但它却能冲向宇宙。……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我的心情激动不安，渴望着把此刻充满我的理性，我的心灵，我的整个躯体的一切传给人们。思想在我心里动荡，但究竟它会朝哪儿涌去，它将用什么方法来表现自己，我自己还不清楚。但我知道，我要为谁写作。我要和全世界说话。”（注：《金蔷薇》，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68－169页。）
从这段话可知，作家是在四周寂寞、安静的环境中开始写作的。“灵魂苏醒”表明心中涌起了创作欲望和创作冲动，他摆脱了日常事务的牵挂，而进入一种特殊的渴望创作的心境之中。这种状况同中国人所说的“肉眼闭而心眼开”情形相似，即作家洗掉了改换了自己作为常人的面目和俗气，收视返听，“视于无象，听于无声”，走出常人超越常人以观照和吟咏常人，从而实现了个人情感向艺术情感的转变。此刻作家的心理有清晰的观念和清楚的追求，那就是他要和“全世界说话”，要为人们写作，他恨不得能把自己的一切传递给别人，让更多的人能与之分享；同时，他的心中也有不少混茫朦胧的东西，即心里动荡，尚不知道要写什么，怎样写，能否写好。前者是有意识状态，能促使他自觉地、目标明确地努力和写作，后者则是无意识状态，使他能少受规范拘束，自由地投入心灵的创造活动。
进入创作之境，作家就脱离了世俗生活，摆脱了各种现实关系的纠缠，而进入一个想象的、虚构的、自由创造的境界。这是一个幻想的王国，作家在这个主观幻想的世界中是一切的主宰，是国王，是上帝，是造物主，可以随心所欲地造天设地，呼风唤雨，创造万物或毁灭万物。这是一个虚拟的假定的世界，作家在这个非现实的境界中，可以移花接木，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更改一切或重组一切。这是一个似醉非醉，似梦非梦，半醉半梦，忘我却又超我的迷人之境，身处此境的人，或狂热欣喜不能自持，或心醉神迷忘乎所以，或移情化物人我莫辨，或多愁善感恍如变了另一个人……
进入创造之境的作家无论是感觉、情感、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知错幻、想象变异、情感超常、心态失衡。考察此刻的创作心理，大体会经历如下阶段：1.进入。从非创作情境进入创作情境犹如从一个平凡的日常世界进入一个神奇的想象世界，一股充沛的情绪、一种独特的情致油然而生，催动着作家的整个肌体和心理都兴奋、活跃起来，于是他的知觉表象运动、审美意象运动、情感形式运动和语言符号运动都随之萌动开始。2.创作。沉浸在创作境界中的作家，心理功能扩大和强化了，他化入自己的描写对象之中，体察感悟、神思飞驰，涌动的情绪和丰满的意象在催动着形象、意境的生成和语言的表达。3.退出。当创作完成或是暂告一个段落时，作家又从那迷人的魔境中脱出，返回人世变为常人。但也有人老是难以彻底摆脱那特定的情景，总沉醉在一种真假莫辨的虚幻境界中难以自拔。
二
沉浸在创作境界中的作家，其心态大约会呈现和经历以下几种情形：
1.敞开和解放。未进入创作时，思想情感是处在一种压缩、抑制的凝聚状态，当作家打开封闭的闸门，给内心以自由时，便会惊异地发现，在自己的意识里，竟然会关着那么多的思想、情感和诗的力量，可挖掘的能力尚有许多，可动用的宝藏也实在不少。此刻，作家能否把被压抑的情感发泄，把一切能量都释放转化为可用之物，就取决于作家能否充分地敞开心房，解放自我，取决于作家能否冲决各种禁忌教条、僵化模式、陈腐偏见的牢笼，让想象依从向往而不服从任何非文学的需要，让情感弃除任何虚伪的人为成份，释放出最美好的情思。萨特在《为何写作》中说：“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作家——作为一个对自由的人们讲话的自由人——只有一个题材，那就是自由。”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认为：“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天然的深不可测的直觉大门打开时，就走上了正确的路子。”这些都要求作家在创作活动中，把自己被压抑的情感激发唤醒、改造升华，从而进入自由的审美创造。因为没有自由的心灵，便不会有自由的创作；没有自由的创作，就不会有杰出的作品。只有当心灵充分打开，才能接纳八面来风，尽取天下精华；只有让肌体处于最大限度的自由状态，各种心理功能才能协调有序地运行，才能充分释放和宣泄自己的内在创造力，一任自己的性灵自由地流淌，去从事伟大的艺术创造。
2.狂热和忘情。作家文思汹涌，完全沉浸在想象、构思、布局中时，有时会产生类似精神病疯狂症的狂热心理。郭沫若写《地球，我的母亲》时，诗兴袭来，竟脱下木屐奔跑，躺在地上与“地球母亲”亲昵、拥抱，如痴如醉不能自己。他说：“我在那里差不多是狂了。”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中曾生动地描述巴尔扎克：“他脱离自身的圈子，变成他小说中的人物。他工作的狂热克服一切……他半夜起床，一坐就是十二小时，关在家里两个月不出门，他失掉了外界事物的概念，至于不认识城里的街道。他陶醉在自己的作品里”。契诃夫在致谢格诺夫的信中说：“把自己点上火吧！要知道您很容易燃烧起来。”这些都表明，作家动用创造性想象去构思、塑造各种人物、情景时，他若不狂热不沉迷不忘情，就难以身临其境，就难以体会和描述得真切、逼真，只有忘情忘我地沉入于对象之中，才能不阻不隔，溶为一体。华格纳主张：“追随我内心冲动是我至上的法律；我服从本能所完成的就是我所要做的。本能底吐露是被诅咒抑或被祝福呢，我不知道，但我服从它，我决不使自身与心底趋向背道而驰。”（注：罗曼·罗兰：《现代音乐家评传》，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第89页。）这主张强调的实质是：真正的艺术创作是听凭自己内在需要的驱动，是靠作家的内心感觉去指引的，自发的真诚、忘情忘机是比处心积虑、刻意求真更高明也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品质。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所以创作不必太多考虑技巧、规则和功利目的，而是要我手写我口，我艺吐我心，发之肺腑，流自真情，就最有价值。
3.幻象与幻化。有位作家说：“假如你想画一只鸟，你必须变成一只鸟”，这是很妙的形象化的经验之谈。进入创作的作家，就生活在自己心造的幻想世界之中。他虚构出某一人物，不论是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人，还是纯想象幻想中的天使、恶魔、精灵、花妖、狐魅，就受这人或物的牵引、诱惑，开始自己的追逐、发挥和编排、表演。“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注：《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33页。）幻想的内容、形式依据幻想者性格、欲求和环境的不同而体现各异。巴尔扎克进入创作后，就会极其投入地参与到自己虚构的幻想世界中去，他对自己设计编织的人物和故事深信不疑，将它们看作真实的活生生的朋友和经历，他时而气得呼哧地骂他们是笨蛋、白痴，时而微笑称赞他们，时而又同情地安慰他们的不幸。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期间，天天都在同柳梦梅、杜丽娘打交道，全部心思集中在人物身上，一日，他写到《忆女》一场的“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的那段文章时，一个人跑到柴堆上伤心痛哭，吓得家人四处寻找，找到后又百般抚慰，才将他从梦幻世界中唤回。叶文玲在创作《小溪九道弯》时，因要写柚子花满树飘香柚花的景象，所以写着的时候，就宛若置身柚子林，鼻端也飘进一缕缕柚花的香味，写来格外动情逼真。她在写《青灯》时，当写到被凌辱的尼姑将未成形的胎儿装入小坛子沉以庵后小河中时，心头有一种胀闷难忍犹似晕船欲呕的感觉，悲愤而难受，很长时间都不舒服，回不过神来。作家在这种状态下是以幻为真，以虚为实的，他们完全把现实与幻想、真实与幻象混同不分，或者说他们坚信自己的幻想、想象、猜测是比真实更可靠更有价值的，因此，幻想制造的假象高于日常的真实，丑陋的现实应该让位，就像巴尔扎克非常自信地认为：“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就像马尔克斯说的：“我的所有小说，没有一行文字不以真事为基础的”。而实际上，他写了人身上长出猪尾巴、美女雷梅迪欧坐床单飞上天等许多怪诞、魔幻、非夷所思的事，这些东西乃幻想与真实的合成物，其产生的艺术效果要胜过普通的真实。
4.梦态与醉态。在创作中，作家有时会突然脱离清醒的理性制约而进入一种非醒非睡、如梦如幻、似醉非醉的无意识状态。“奇妙的现象出现了：写到某一时刻，不知怎么回事，你心中那个没有时空限制的博大的艺术天国中，你笔下的几个人物忽然生动起来、活起来，他们已不是你的智慧的‘儿子’与‘女儿’，而是你的战友、你的爱人、甚至是你自己——另一个你，这时候，你忘了你事先忧心忡忡的主题啦、故事啦、结构啦……统统去它们的吧。你只觉得你处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之中，它有些近乎梦境幻境般的笼罩着淡淡的烟雾，却又真切得与你的心、你的呼吸、乃至你的肉体连成一体，你的笔并非在写一个一个的字，不是平时自嘲的艰难地‘爬稿纸格子’，而是一种心灵的意识之流泉哗哗地通过你的笔尖倾泻到纸面，你的下意识思维之泉、情感之泉、想象之泉，或者说‘内视’之泉涌流得太快了，你的笔太慢了，你老是写错字——后一句的某些词汇总是急切地跳到前面的句子里‘插队’捣乱。但你暂且不必管它，也不必为个别想不起来的字词停下来去寻索，你只顾用你的文字符号在纸面上再现你心灵中的那个艺术天国。你越写越急，越写越快，刚才邻居孩子烦人的哭声，公路上噪杂的汽车喇叭声、窗外树枝上那几支老在你眼前跳跃的麻雀，都统统在你的意识中消失了，你几乎是震颤着在记录你的流泉的轨迹的，你看到、听到、感觉到你天国中的一切：日光、月光、星星、溪流、萤火虫、人、热的火、冷的风、哭声、笑声、乃至心灵的微波……你甚至化成了你的天国中的某一个人物……”（注：雷铎：《文学创作中的“醉态”与“梦态”》， 见1985年第3期《青春》。）这段文字描述生动具体， 从中我们可看到一种特殊的创作心态。梦态如同进入梦境，能变幻出许多清醒状态下很难创造出的意象、情景，会出现一些从未想过的美妙情节、细节和语言，帮助作家经历和体验许多前所未有的场景。醉态则虽精神亢奋，浮想联翩，但它不由酒精引起，而是由特定的情绪、氛围酿造，梦态醉态都是思维在非正常状态下的延续、再现和变形、发展。它们能使平时被理智、被逻辑和抽象思维压抑了的潜意识、幻觉、情绪、想象、情感松动、软化，任意浮现和自由驰骋，让头脑中积存的各种人物、形象、意念、语言超常规的排列组合，奇妙或荒诞地杂交，使你觉得鬼使神差，觉得若有神助。平时以为不过是梦想的情景出现了，所谓心想事成；以往不解的难题轻而易举飞跃而过了，许多料不到的非常规非常情关系组合呈现了。作家为自己心中的幻觉、幻象、梦想、梦境驱动吸引，身心俱为之俘获。在这种状态下的写作，有几分朦胧也有几分清醒，既心知其假（所感所见皆为虚象幻境），又爱不忍释，既“迷糊”、“混沌”，又举重若轻，超常非凡，往往能产生一种最佳竞技状态，写出些最奇幻最动人最瑰丽的篇章来。
5.焦虑与痛苦。人们通常认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内心保持一种虚静澄明、安定平和的状态最有利于写作。但许多作家的情况恰好相反，他们创作时，常处在一种精神极度不安乃至痛苦的情绪状态。最典型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由于生活困窘、债台高筑加之患有癫痫病，所以写作时往往情绪忧虑焦燥，痛苦不安。他在给其妻的信中坦露：“我由于孤独而变得神经过敏，我总有出什么坏事，不幸的幻觉。我的苦闷真是无法形容……我已是第四个礼拜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了。”（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在写《罪与罚》时， 他给卡特科夫写信说：“我并非一个单独生活，已亡故的家兄一家要由我负担，因此精神上感到痛苦。……在情绪很坏的时候，却必须首先写出具有艺术性的作品。”（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他多次提到自己像“苦役犯一样在写作”，“脑袋像风车一般转动着。我真不懂，我怎么会没有发疯”，其条件之恶劣和内心的焦虑痛苦足以让屠格涅夫式的人一想到就会吓死。因而，有评论家认为：陀氏的全部作品可归结为“骚动不安”四个字。陀氏自己也知道，由于受债务催逼贫困压迫，他的写作总是仓促急就被迫多产，“想的远比写的好”，作品远比构思坏，但却又无可奈何。鲁迅也是由于常常要与黑暗势力和无数政敌对抗，其作品就透露出忧患、困惑、孤独、痛苦多种成份，他在深刻的灵魂自我剖析和强烈的社会批判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自己的寂寞、悲哀和失望痛苦，使后人感觉到他心中存有相当激烈的内在冲突和焦虑，始终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并形成一种过份的神经质的敏感、惊恐和猜疑。这种极度不安的倾向转化为一种推动他发奋创作的动力，最终写出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长留人间。焦虑痛苦或是由作家对世界现状对周围环境强烈不满引发的，或是由作家对自我状况和内在精神困境所体验的不安、恐惧造成的，或是由于作家洞悉了人类永恒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冲突，窥见了自身深隐的本来面目，发现了人性的多重性、复杂性和种种弱点，或是由于作家受外界环境搅扰，引起情绪的烦恼和波动。总之它也是人的生存境况、心理活动、精神磨难的真实反映。所以只要作家不是无病呻吟，不是做作矫情，而是真切、深刻地去把握它，将它用艺术手段集中地描述、展现出来，就可以有力地鞭笞丑、批判恶、正视自己、改造自己，达到远比虚假肤浅地赞颂甜美生活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效果。
6.冷静与超然。在说了上述多种变态的心理活动后，又须折回来强调冷静和超然。因为若一味的发热发狂，一味的痴迷沉醉，一味的非自觉非逻辑非理性，那恐怕只会产生些热狂的、梦呓般的胡言乱语或痴人说梦，而未能创造出什么真正有用的艺术品来。所以在创作时，出现激情、梦境、幻觉、幻象、醉态、无意识是好事，但不能完全依赖和放任它们，不能总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创作激情和创作冲动像匹野马，作家既需扬鞭加油使它奋力驰奔目的地，也需要握紧缰绳（理智）操纵控制着它，使其避免因盲目、轻率而带来误入歧途的危险。黑格尔说：“没有思考和分辨，艺术家就无法驾驭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意蕴）”。钱钟书在《管锥篇》中也主张：“运冷静之思，写热烈之情感”。因为只有冷静，才能运用理智和理性的力量去指导、调控自己的行为，才能不为感情所奴，不受幻觉幻想欺骗，也不为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虚构摆布。毕竟，理性和理智是必要的尺度和规约，也是创作的主导和根本，它们才能保证创作者不走火入魔，不过于热昏、疯颠，而要自己做自己心灵的主人。
在冷静理智的前提下，还应具有几分超然的态度。没有超然，完全沉入在自己写作的情景中，那就容易狭隘、偏激或是不客观不理智。超然可使作家从特定的创作情景中跳出，与自己所写保持一段距离，这样批评精神就会自然涌现，便于站在情感之外对它们进行理性的审视、反思和改造，不盲目陶醉，不利令智昏，保持清醒、良好的心态。
三
上面所讲的只是几种主要的创作心态，实际情形比这要丰富复杂得多。
每个作家创作心态的构成和表现都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元素多成份、集合的和混杂的，有想象的情感、直觉和无意识，还有欲望、意志和理性等等。它的生成有时是缓慢的、渐进的，有时却是快捷的、突进的。或风起云涌，激情奔腾，或细流涓涓，绵绵不绝，或忽悲忽喜，大起大落，或一日数变，往返流转，交织更迭，此起彼伏，千姿百态，千变万化，令作家自己也惊讶不已。作家韩敬霆就说他在写作时，好像整个地变了个人，平日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七尺男儿，没来由地就变得多愁善感，似乎变成个柔弱的女性了。
运动员有最佳竞技状态，写作也有最佳创作心态。歌德说他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时，“像一个梦游病者那样，差不多无意识地写成了这本小东西。”巴乌斯托夫斯基说雨果的创作是“疯狂地倾泻出他的愤怒、狂喜和激昂的爱情，感染全人类。”王蒙说他写《海的梦》时，“一切都好像是从笔端自己流出来的”。俄罗斯作家尤里·卡札科夫说：“打字机噼噼啪啪作响，犹如机枪扫射一般，而白纸一张接一张塞入，就像子弹带哗哗卷入枪膛。工作轻松自如，进展势如破竹，作家感到自己似乎有无穷的威力，又感到自己无比高尚。”（注：弗兰索娃·英里亚克：《“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第359页。 ）这种状态下的创作，就是最佳状态。
创作最佳心态是一种超常的创造性的高峰体验，是作家艺术家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处在此种心态时的创作，文思像喷泉一样地自然喷涌，一个个新的意象奇迹般地闪现，作家全神贯注，忘怀一切。笔通手，手通心，心通宇宙天地，生理快感与精神快感交融一体，“从无到有，如歌如吟，如梦如戏，如花万朵，如云千变。我要编织，我要刺绣，我要抡砍，我要抚摸，我要突发奇想，我要出语惊人，我要插科打诨，我要披挂上阵，我要欲擒故纵，我要大开大阖。何等快乐！……感情得以补偿，想象得以飞扬，郁积得以宣泄，空洞得以充实，遗憾得以补偿”（注：王蒙：《写作的快乐》，见《人民政协报》，1995年3月14日。 ）让人乐不可支，沉迷其中而不觉苦累。
在这种状态下的创作，自发自动，情不自禁，忘我忘饥，仿佛有神灵凭附，仿佛有超人支配。而实际上它不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一个人的天性，是释放了平时让理智压抑了的无意识，让深层心理下的情绪、想象、幻觉都自由驰聘。
无意识是指主体意识阈限以下的心理事实，即未被知觉到意识。它是创作主体以往经验和认识的积淀物，是由过往的意识和实践积存转化而形成的深层心理状态，因此可说是心灵中最本质的东西。在创作过程中，由于作家情绪情感发生激烈的变化，诱发和推动无意识冲破意识层而得以自由释放，作家的心灵之门就彻底敞开了，情感和天性可以像泉水一样自由涌溢，创造精神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驰骋，意志与欲望可以全面地得以表现，这样就能极大地发挥作家的创造力，实现个人的潜能，进入忘我的最佳创造境地。
无意识与意识是相互联结不断转化的。因此创作最佳心态下涌现的很多预料不到的无意识活动，其实也是建立在雄厚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它并不脱离也不会违反正常的理性和意识，只是给它们予最大的补充与发挥。阿恩海姆在《论艺术心理学》中就说：“只有在意识最大限度地完成了自身的任务的情况下，无意识才能达到令人十分满意的作用。”这话说得真好！它启示我们，意识和无意识必须携起手来，相激相生，互励互补，共同作用于一个相同目标，才会形成巨大的力量。创作的最佳状态，无非就是艺术家的意识和无意识全被调动起来，使艺术思维活动处于自由创造的极致。
创作最佳状态是一种理想境界。进入这种状态的作家，开始看到自己创造物的端倪，觉察到创造物的容貌与声息，“每一处成功得意都鼓舞你的进一步努力，发展扩大和深入你的创造而且精益求精。每一处不成功与不如意都以它们的缺陷刺激你激励你去推翻它们，挽救它们，重新塑造它们。思想吸引着思想，形象推动着形象，语言挑动着语言，激情激动着激情，鲜活感生发着鲜活感。这就是创造，这就是创造的魅力。”（注：王蒙：《作家是用笔思想的》，见90年1期《读书》。 ）处在这种创作颠峰下的作家，感受和思维极度敏锐，心目中那个美好的理想境界忽近在咫尺，忽又飘然远去，诱导、催动着作家永不间断地向更高更美的层次迈进。此时，作家内心的许多方面，简直是一般经验所无法表达的，一种起飞欲、一种凌空感、一种成功和满足的激情鼓舞他不停歇不罢休，去攀完一峰又一峰，迎接一轮又一轮的挑战，并力图把这种美好状态长久地发扬保持下去。
从根本上来说，创作是一种思想的实验，一种灵魂的探险。作家好比是雷达，他要去探测人们感觉不到的感觉，看不到的事物和言说不清的景象，要去捕捉未来的信息，把人们从盲视的状态、感知的黑夜中导出，以促使人类美好未来的实现。作家好比是个冒险家，他要到人类从未涉足的未知领地去探险，要到无人攀越的精神高峰去攀登，要去拓展心灵的感知范围，扩张精神的疆域，要去揭示事物间前所未知的相互联系。这就注定了作家必须要敢于去冒别人不敢冒的险，去吃别人没吃过的苦，把个人、“把‘自我’下在赌注上。如同X 射线专家使自己身体遭受危险一样，作家是以自己整个的身心去冒险。他扮演着自己笔下的一切人物，有时变作恶魔有时又化为天使。他远远超出了想象的范围——既超越神圣，也超出了卑劣的范围。”（注：弗兰索娃·英里亚克：《“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第459页。）才可能有所作为。 而且每一次新的写作就“好比是一个拳击老手参加一轮新的决斗：一次比一次危险，一次比一次艰巨。”（注：海因里希·伯尔：《创作风险》，出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第424页。 ）因为他要拿已获得的成就孤注一掷，要突破前人和自己过去的成绩，才能创造出点新东西，这便更难乎其难了。凡·高说：“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为了它我甘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每个作家也都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和智慧，用自己一生的回忆、向往和努力去哺育自己的作用，由此便可知创作的艰险和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