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岛”翻译界的一股清流
——《西风》创刊号考
胡晨飞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西南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 传统的对于“孤岛”(1937.11.12-1941.12.8)文学翻译的研究，往往关注“孤岛”逼仄压抑的政治环境，然而事实上，政治绝不是影响和制约“孤岛”文学翻译生产的唯一要素。基于此，本文以“孤岛”的一份重要翻译刊物《西风》为研究对象，从其创刊号的翻译选材、翻译特色、译者群体以及翻译目的等方面切入，探讨政治以外制约“孤岛”文学翻译生产的多重因素，以期为“孤岛”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新的研究路径与思考角度。
[关键词] 上海“孤岛”；《西风》；翻译
1.0引言
1937年11月12日，淞沪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上海“孤岛”正式形成。事实上，“孤岛”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概念。其所代表的时间段，从1937年11月12日(“八一三”淞沪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撤离沪西阵地)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大概持续有四年零一个月；而其所代表的空间段，具体而言，国民党军队撤离后，上海的华界以及公共租界位于苏州河以北的地区(即虹口和杨浦的“日租界”)沦陷，然而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这一处于日军包围之中、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租界地区，即为“孤岛”，具体范围“东至黄浦江，西达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南抵民国路(今人民路)，北临苏州河”(熊月之、周武，2009：412)。
选取《康复护理学》中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康复护理》作为教学内容，学时数为3学时，采用基于整体护理模式的情境模拟教学方式，使同学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发挥自主学习能力，完成课程的学习，具体实施如下。
传统的对于“孤岛”文学翻译的研究，往往习惯于将“孤岛”笼统地置于抗战的整个社会大环境下，进而将“孤岛”社会空间与政治紧密关联，由此侧重考察意识形态以及“左翼”文学对于翻译的影响，而忽视了“孤岛”看似紧张实则相对自由独立的政治与文学环境这一关键性社会要素。于是，在上述研究视角下，国家与政治成了翻译文学史唯一的注解，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以及生存于其中的人的空间完全被消解。由此，一方面，丰富而立体的“孤岛”翻译文学史被挤压成了单调而扁平的线性叙述；另一方面，“孤岛”也不再具有其独特的研究意义，而是沦为了国家政治的一个不起眼的脚注。诚然，“在一定社会形态里，社会空间结构通常会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原则，突出社会空间的公众性和排斥性”(庞好农，2017：74)。但是，“孤岛”特殊的社会空间，却在权力属性之外，开放了更加兼容与丰富的话语空间。
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存在较多的问题，严重影响农民中贫困群体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和可行性，在降低农村贫困疾病群体经济风险和消除贫困上大打折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
事实上，诚如当时身在国统区的丰子恺所言，“上海言论尚称自由，至可欣慰”(丰子恺、何家槐，1939：57)。这里的“自由”二字，恰恰可以构成描述“孤岛”政治与文化的关键词。从政治上看，“孤岛”时期的上海实际处于政权悬空的无政府状态。事实上，存在于当时中国大陆的五方政权/势力——解放区的共产党政权、国统区的国民党政权、沦陷区的日寇与汪伪政权以及租界内的英法美势力都无法完全掌控“孤岛”，从而使“孤岛”能够以一种相对独立与自由的状态生存和发展。这样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加之租界当局采取“你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我们外国人就不管你们的事”(裘柱常，1985：136)的态度，使得无论是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国统区三民主义和左翼文学合成的抗战文艺，还是沦陷区内所谓的和平文艺，都无法取得对于“孤岛”文化的绝对控制权，从而也就给“孤岛”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且丰富多样的文学发展空间。“也就是说，在战前上海一直存在的国民党控制政治领域、共产党控制文化领域的二元统治格局，开始让位于一种新的制衡结构。政治与文学旧秩序的失去与新秩序的重建，使孤岛的文学空间开始变得阔大。新文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同时促使了新的文学格局生成。孤岛之初近乎空白的文学场域中，各种文学力量围绕各自文学空间的重构开始新的博弈”(王鹏飞，2013：3)。而正是在这种博弈当中，“孤岛”为我们言说翻译与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之间极尽复杂的关系提供了绝妙的时间际遇与空间平台。
但是，对于“孤岛”文学空间独立与自由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要将“孤岛”从政治的“大历史”中割裂出来。只是，相较于冷色调的宏大政治叙事，笔者更感兴趣于翻译活动与文化建构之间的生动互文关系。诚如有论者所言，“翻译史不仅和文化史密不可分，……在翻译史和文化史相融合的视野中，一些之前很少为人所关注的翻译主题便具有了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刘立壹、刘振前，2017：110)。回到本文的研究主题，从文化史的维度切入，笔者更关注的是，历史语境的现场，作为一种建构力量的翻译，与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时代缩影的文学与文化等社会因子间的诸种暧昧与纠葛，以及由它们的合力所书写出的鲜活而生动的“小历史”。因为，恰恰是这些“小历史”的碎片，拼接和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历史”。由是，尘封于“孤岛”翻译文学史一隅的《西风》，是否可看作是上述关注域下一片熠熠生辉的历史碎片呢？如果是，《西风》与翻译之间，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
2.0《西风》的翻译缘起与影响
1936年9月，黄嘉德①、黄嘉音②和林语堂三人各出资旧法币200元创办《西风》月刊，林语堂任顾问编辑，黄嘉德、黄嘉音任主编兼发行人，日常事务则由黄嘉音主持。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决定成立西风社，亲自办理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事务。社址设在愚园路愚谷村20号，1940年迁至霞飞路542弄霞飞市场4号，1947年又迁至胶州路186号。《西风》创刊后不久，林语堂即携家眷赴美定居，除了提供译稿，从未过问过西风社的事，《西风》的实际事务由黄嘉德昆仲承办。③
从刊物的存续时间上看，《西风》创刊于1936年9月1日，1937年8月1日刊行第12期后，因为“八一三”淞沪战役停刊2期，期间联合《宇宙风》和《逸经》出版《联合旬刊》7期，1937年11月1日复刊出版第13期，1942年1月发行第65期后因太平洋战争休刊，1944年7月在重庆复刊，刊期续前，1945年12月第81期迁回上海，至1949年5月终刊。从创刊到终刊，《西风》前后历时13年，凡118期，连续地贯穿了整个“孤岛”阶段的始末，这在同时代的刊物中，实属不易。
为激发代表履职活力，强化代表责任感和使命感，青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代表辞职暂行办法》，建立了人大代表退出机制，规定凡调离本行政区、调离原工作岗位，违纪违法、损害代表形象，未经批准两次不参加人大闭会期间活动或连续两年会议期间未提出意见建议的，应当罢免或劝其辞去职务，还明确规定“在向选民述职接受评议中，不称职或不满意票超过50%的”，应当辞去或劝其辞去代表职务，终止代表资格。
就刊物的销量而言，《西风》“创刊号印了2000册，不胫而走，销路看好，不久又再版1000册……以后《西风》每期销量激增，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销路超过20000份，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刊物中是比较高的”(邹振环，2001：217)。有论者在回忆“孤岛”的出版境况时，也曾提到，“当时一般刊物的发行，必须通过商人办的书报社(即是‘经纪人’)，销路大的如《西风》等则自设发行网”(金性尧，1985：128)，《西风》的销量由此也可见一斑。
销量可观，亦即表明刊物的读者多、影响大。事实上，“到孤岛时期，《西风》已作为西洋杂志文最具势力的代表，在战时上海文坛地位显赫”(张济顺，2015：198)。甚至，这股《西风》已刮过“孤岛”，风及全国，乃至海外。《西风》的编者之一黄嘉音在谈到自己在广东南雄机场的一段经历时曾经这样描述：
这是我此行第一次踏上自由中国的国土。想不到一下飞机，竟有人叫起我的名字来。原来航空检查员是西风的读者，在乘客名单上看见了西风保姆的名字，特别跑过来表示欢迎的。(黄嘉音，1944：310)
如果说上述描述还仅仅只是证明了《西风》在国内的影响力，那么黄嘉德的一段美国经历，则显示了《西风》在海外的影响。
冷眼旁观 洋鬼子眼中的中国人(嘉德)父亲的后悔(嘉音)疯子不疯论(史丁)
典礼在可容二万余人的哥大南广场举行。……新闻记者特别席设于最前三排。因为申请记者入场券者甚众，而座位有限，所以限制极严。除纽约各大日报及通讯社外，杂志界领到记者入场券者寥寥无几。我以西风月刊主编的名义取得一张记者入场券，因此得以坐在最前排，参观这哥大四十六年来最隆重的校长就职典礼。(黄嘉德，1949：438)
本刊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提倡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有趣味的通俗文章为宗旨，内容分专篇，科学·自然，心理·教育，妇女·家庭，传记·史话，游记·探险，军备·战争，社会·暴露，政治·经济，艺术·文学，电影·戏剧·娱乐诸部门，另辟冷眼旁观，雨丝风片，西洋幽默，书评，西书精华，笔花，名人隽语，漫画，插图，木刻等栏。凡与本刊性质相合之稿件，只要文笔清隽流丽，无论创作翻译，均所欢迎。谨请海内外文友，多赐佳作。(编者，1936：扉页)
然而，遗憾的是，待“西风”散尽，这份在历史语境中有着相当份量的刊物，却没有在翻译文学史上留下它应有的一抹色彩。偶有论者提及，也多为史料的一般性梳理，或是将其作为“论语派”的附庸。⑤华东师范大学张济顺教授于此方面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⑥但是，《西风》作为一份全面的翻译刊物，其翻译的属性却鲜少为研究者们所关注。那么，我们所要追问的即是，相较于普通的文学期刊，《西风》的编者们为什么会选择创办一份翻译刊物？对于黄氏兄弟而言，翻译仅仅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吗？亦或是他们追求个人理想的工具与手段？如果是前者，《西风》实现了向国人传播西洋文化的目标吗？如果是后者，《西风》如何通过一系列翻译活动的践行来达成编者们的文学与社会诉求？而在个人理想与社会压力的对抗与博弈中，翻译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此外，四年零一个月的“孤岛”岁月，《西风》的翻译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吗？如果不是，这种变化仅仅是政治空间紧缩的必然产物呢，还是其中另有“隐情”？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则有必要重回历史现场，首先对《西风》创刊号加以考察。
3.0翻译的斡旋——《西风》创刊号考
科学·自然 科学婴孩——狂想的实现(胡悲)星球旅行——到月球去(江鸿)铁肺的故事——可歌可泣的发明经过(史丁)罪犯与微尘——科学侦探怎样捉犯人(梦谷)
西洋杂志文以个人笔调见称，作者每每能以亲切真挚的态度，很坦白地说出胸中的话，绝不装腔作势，或摇旗呐喊，他说他的话，信不信由你。其取材非常自由，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一个题目太大，也没有一个题目太小。……此种有情思有活力有个性的文章读来令人觉得淋漓痛快，兴味深浓，好像跟久别重逢的知友谈天说地一样，又舒服，又畅快。
普通的中国文章则不然。作者大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执笔，用拘谨勉强的态度，说着冠冕堂皇不着边际的空话，不是要教训读者，便是要警戒世人，很少能够除去道学家的假面具谈些真心话的。这大约是因为旧传统的势力还根深蒂固于人心中的缘故吧。……所以中国文章往往如蠟美人，千篇一律，了无生气，正和西洋杂志文的健康美形成一种显著的对比。
……
专篇 英国人(老舍)萧伯纳情书(黄嘉德)
黄氏兄弟在该文中就中西文章的取材、内容、用笔、格调等做了全方位对比，西洋杂志文的“优”与中式文章的“劣”由此可见一斑。随后，他们道出了创办《西风》的目的，即，借助翻译，使国人“认识西洋杂志文的真面目”，并最终扭转“国内杂志界的风气”。与黄氏兄弟二人的文章相配合，《宇宙风》同一期上还刊出了一则《西风》月刊的广告，进一步强化了刊物的宗旨——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以及刊物的文稿特色——内容活泼充实，文笔清隽流丽，提倡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有趣味的通俗文章。
高度专业化的知识特性。知识服务需要提供者具备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往往是客户所不具备的,或者是客户满足自我知识需求的成本太高，或者客户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获取这些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知识服务提供者以其专业化，可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明码标价。服务的高附加值特性。知识服务是通过自身的知识创新,在满足客户需求的过程中,帮助客户实现创新,是一种高智力型难以复制的创新服务,因此具有高附加值，此附加值是知识服务提供者将专业化服务与客户需求巧妙对接的创造性产物。
《西风》与世人相见在《宇宙风》之后，而发端在《宇宙风》之前。我每读西洋杂志文章，而感其取材之丰富，文体之活泼，与范围之广大，皆足为吾国杂志之模范。又回读我国杂志，而叹其取材之单调，文体之刻板，及范围之拘束，因每愤而有起办《西风》之志。一、愤吾国文人与书本太接近，与人生太疏远，……故中国杂志长于理论而拙于写实，其弊在于空浮，而杂志反映人生之功遂失。二、愤文人之架子十足，学者之气味冲天，……故中国杂志格调高而神趣失，其弊在于板重。三、愤文字成为读书阶级之专技，非文人决不投稿杂志，……然非另办杂志，专译西洋杂志文字，不足以见中西杂志文字与内容相差之巨，而为将来中国杂志开一蹊径。……西风东渐，不自今日始。翻译西洋报章，林则徐魏默然亦早已提倡在先。特今日所见翻译西报文字，又皆犯格调太高之病，不曰介绍西洋文学名著，便讲西洋政治经济，而对西洋人生社会家庭风俗，不屑谈亦不能谈也。长此下去，文学何能通俗，杂志何能普及，终成文人之玩意，你读我的我读你的而已，……。(林语堂，1936：6-7)
林语堂的论说，至少可以回答下述两方面问题：首先，创办一份翻译刊物，绝非黄氏兄弟一时兴起的草率决定。《西风》背后有编者们清晰而明确的办刊宗旨与目标，他们希望“专译西洋杂志文字”，以此为契机引入西洋杂志文的概念与方法，“为将来中国杂志开一蹊径”，并最终实现文学的通俗化与杂志的普及化。其次，对于黄氏兄弟而言，翻译也绝非沟通文化的桥梁这般简单，他们希冀借助翻译的“西风”吹散吾国文坛乃至杂志界的阴霾，从此使文坛换了风气。可以说，翻译是西风的编者们实现其个人理想与文学诉求所倚重的重要手段与实践工具。
王禹偁也继承了韩愈的观点，其《答张扶书》曰：“夫文，传道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57页。 ，强调文句必须“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58页。 。又《三黜赋》曰：“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 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文。”[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三黜赋》，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210页。
更进一步，《西风发刊词》中，林语堂对我国杂志文章的流弊直言不讳。他认为，我国杂志文的取材、文体、范围都有待改进，同时现有的对于西报文字的翻译，又犯了格调太高之病。那么，黄氏兄弟是如何通过《西风》之上翻译的斡旋，消弭掉了上述的种种流弊呢？而这一消弭的过程，在创刊号中又有哪些体现？
在刊登于创刊号的“西风月刊投稿简章”中，有两条内容值得特别注意：一、本刊接收外稿。四、编辑人对来稿有删改权。不愿删改者须预先声明。⑦一方面，接收外稿(海内外稿件)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风》的开放性，相较于当时许多仅仅局限于同一个圈子的刊物，《西风》则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展露于上海文坛，为改良取材单调、文体刻板、范围拘束的我国杂志文做足了准备。另一方面，编辑人对来稿有删改权，这就保证了《西风》可以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框架下运作，进而也就能够更好地贯彻其办刊宗旨。于是，在“接收外稿”与“对来稿有删改权”的大前提下，《西风》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它的翻译实践活动。
口语交际的“随意性”是指交流时语言、内容及形式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一般来说，非实用性会话比实用性会话的随意性更强。”
首先，就翻译选材而言，其特点有二。第一，《西风》的翻译是全面的翻译。正如创刊号扉页上的“西风月刊征稿启示”所述：
更有甚者，“当《西风》停刊后，香港曾有人冒用黄嘉历④先生的名，仿《西风》的款式在港出版‘西风杂志’，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西风》只在大陆停刊，而改在香港续办”(陈震宇，1997：74)。
《西风》所征的译稿类目几乎无所不包。通过全面的翻译，一方面，编者们试图打破传统文人“几乎书本之外，不知有所谓学问”的思想壁垒，使他们进入宇宙社会的大学堂，从而能写“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有趣味的通俗文章”。另一方面，编者们也试图改善普通读者“不知西洋文学为何物”的认知状况，使他们了解并熟悉西洋杂志文，甚至能够写出“洋气”的中国“杂志文”(林语堂，1936：6-7)。
根据电网的实际运行状况，确定330kV变电站母线短路电流限流指标时应遵循以下3个原则：（1）短路电流限制到额定电流的4倍以下；（2）短路电流应不低于额定电流的2倍；（3）设计限流电抗值时要考虑电网今后的发展并且断口电压留有适当的余量（至少10%）。
第二，《西风》的翻译是贴近人生社会的翻译。纵览创刊号目录，社会百态尽现眼前：
西风第一期目录
观察组有效率97.67%、依从性95.35%、护理风险发生率2.33%，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发刊词 为什么要刮西风(林语堂)
我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初旬摒挡一切，准备返国；不料旧金山码头发生工潮，美国西岸航运停顿，只得改由纽约动身。为了启程日期延迟了半月余，因此看到了十月十二日哥伦比亚大学新校长艾森豪威(Dwight David Eisenhower)就职典礼，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雨丝风片 (编者辑)
我们这次与林语堂陶亢徳两先生合办西风月刊，目的就是想多介绍这种有生气的文章，叫不懂西文或没有机会阅读外国杂志的国人，也可以认识西洋杂志文的真面目。我们此种尝试没有什么特别伟大的野心，不过希望能够稍微转移国内杂志界的风气而已。(黄嘉德、黄嘉音，1936：394-395)
1936年7月《西风》创刊前夕，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二人在《宇宙风》第20期上发表《谈杂志文》，可看作《西风》发刊词的序曲。
心理·教育 低能儿童——怎样教养可怜儿(黄嘉音)学校分数的价值——取消分数论(凌霜)怪人与怪癖——集稀奇古怪之大成(会维明)女教员做人难——社会与职业的冲突(王宏喜)
长篇连载 浮生六记(汉英对译)(沈复著 林语堂译)
妇女·家庭 丈夫荒——为什么找不到丈夫(罗一山)日本的艺伎——快乐天使的潜势力(林幽)
传记 童话作家安徒生——一篇童话式的传记(黄嘉德)
军备·战争 人类好战论——人之初性本恶(林疑今)天空恐怖——过去与未来的空战(金安人)坦克车来了——战场新怪物(陈未鸣)
社会·暴露 医院疗疾记——公共医院醜史(蓝萍心)汽车贼——偷到那里去(许以牧)破坏罢工的机关——工会敌人之秘密组织(默然)
西洋幽默 借火柴——小事化大事(亚伍)
对于学生而言，管弦乐的欣赏并不陌生，但打字机对于学生而言就是陌生的。如果没有视频的辅助，学生很难把音乐中的节奏和打字机工作时发出的节奏及各种音响结合起来进行想象。视频在音乐课中的使用是很普遍的，这里凸显的是多媒体技术对帮助学生加深音乐文化理解的作用。那么，音乐教学中有哪些文化需要借助媒体技术来实现呢？
书评 我要怎写就怎写(宋以忠)
西书精华 战争黑幕——要钱的爱国志士(黄嘉音)
编后语 (编者)
吹毛求疵 名人隽语 笔花 插图 漫画 补白 (编者，1936：4-5)
创刊号上，除了林语堂的《发刊词》以及老舍的《英国人》，其余文章均译自西洋书报杂志。这些文章大多贴近西洋社会人生，并且所反映的现实问题也很容易迁移到当时中国的社会语境之中。例如，节译自《训练学校》的《低能儿童》一文，译者黄嘉音在附于译文后的“译余杂感”中评论，“低能儿童的教养，在欧美各国，早已被社会人士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可是在我们这落伍的中国，似乎还没有什么大慈善家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在这不低能的儿童没有机会受教育者滔滔皆是的今日，要叫社会人士先注意到低能儿童的教育问题，未免早得出乎情理之外。我译后的唯一感想，是中国的低能儿童与不低能的穷小子一样，未免太倒霉了。谁叫你们生活在中国呢”(黄嘉音，1936：51)？又如，译自美国《星期六邮什志》杂志的《汽车贼》一文，译者许以牧在文前的“译者识”中谈到翻译此文的初衷，“今年七月间上海《大陆报》有一段新闻标题曰：‘公共租界信有汽车盗贼团’。……都市汽车一多，窃贼随之而生，不足为怪。本文……把汽车贼的内幕暴露出来，使读者知道许多不容易知道的事情”(许以牧，1936：116)。通过译介贴近欧美人生社会，且与我国社会人生相关联的西洋书报文章，《西风》的编者们希望向我国读者切实介绍“西洋人生社会家庭风俗”，以使国人“更亲切认识西洋文化之真面目”(林语堂，1936：7)；同时，他们更试图通过译介，改良国内翻译西报文字“格调太高之病”，革新整个杂志界的办刊理念与办刊方式，以彻底实现杂志的普及化。
其次，就译者选择而言，《西风》也有其明确的标准。在发刊词中，林语堂指出，我国杂志范围拘束的原因正在于，相较于“西洋书报撰著者银行家有之，陆军大将有之，探险家有之，狱吏狱犯亦有之”的广泛性，我国的文坛景况则是“文字成为读书阶级之专技，非文人绝不投稿杂志”(林语堂，1936：6-7)。因此，为了从根源上改变我国杂志“范围拘束”的弊病，《西风》在译者群体的选择上，明显偏重于“非专业”的文人群体。这一点，从其创刊号目录中，便可一目了然。除了林语堂、老舍、黄嘉德、黄嘉音以及林氏子弟林疑今，创刊号所收译文的投稿者，至少在当时，都不是文坛名人。诚如有论者的考察，《西风》的“投稿者有不少是当时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光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黄嘉德还特约一些留学生和出国考察人员写一些诸如纽约通讯、伦敦通讯、巴黎通讯、东京通讯等”(邹振环、王纯，2000：62)。
再次，翻译是黄氏兄弟用于破除根深蒂固的文坛旧传统、开创杂志新文体的方式与方法。但是，对待翻译，他们的态度绝不是“为我所用”地任意编译，相反，他们认为，翻译是严肃而重要的事业。我们注意到，从创刊号开始，《西风》就辟有“吹毛求疵”一栏，专门讨论书报翻译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坛和报界问题。创刊号上的两则论述如下：
1936年9月1日，《西风》创刊号正式发行，林语堂为其撰写了题为《为什么要刮西风》的发刊词。在这篇长达千余字的发刊词中，他细数了“为什么要刮西风”的种种缘由：
翻译究竟不是可以随便的事，一不小心，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种错误，就是经验丰富的老译家，有时也很难避免。我国报界的翻译家，就常常闹这种笑话。这是一个好例：
化工工业园区的发展离不开严格的安全环保管理制度。据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莉军介绍，几年前，工业区曾为化工企业产生的废气废水扰民、污染环境而深感头痛。通过3年环境综合整治，工业区关停了44家小化工企业，使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呈现两升三降的良好态势，即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1%，税收年均增长17%；环境信访量年均下降36%，万元产值能耗年均下降13%，区域VOCs排放量比2016年下降17.6%。经过艰辛努力，通过执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工业区发展的环境问题。“对于化工园区来说，安全环保永远在路上。”孙莉军如是说。
八月一日国民海通社柏林电讯，报告世界运动会开幕情形，有一段曰：Costarica and Haiti were greeted with sympathetic cheers,each of these teams consisting of but one man who was his own standard bearer.原文意义该是说：在卡斯泰利亚及海地两队入场时，观众报以同情之欢呼声，该两队每队只有一人，自执该队之旗。
可是刊登在某大报的译电，却变成莫名其妙的下文：“卡斯泰利亚及海地两队，则高呼为礼，但该两队每队只有一人，故旗手之外，并无他人高呼相和。”在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外，又复画蛇添足。翻译界所闹的笑话，我国特别多。我们觉得惟有这样“吹毛求疵”，翻译界才会进步，在翻译界中工作的人，才不敢乱拆烂污。(编者，1936：20)
3.重视“服”好务。加强硬件和软件建设，配足办税设备，优化整合办税厅人员，坚持执行限时办结制度，采取限时办结+即时办结，以及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等有效措施，为纳税人提供便捷的人工办税和自助办税服务，使办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同时，结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大力做好政策宣传，及时把税收优惠政策送到纳税人手中，让纳税人应知尽享税收红利。
柏林八月三日世运电讯，报告德国干佐守卫Woellke铅球第一，成绩破大会记录。关于此君的名字，“国民海通社”于八月二日，译为和而基。于八月三日则译为渥克，哈瓦斯社译为华奇，同盟社译为尾耳基，同时刊登八月四日《申报》教育栏。一个西人的名字，到中国来便变成四个人，扑朔迷离，使读者糊里糊涂。我们觉得这种“四位一体”的事件，至少编辑新闻的人，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的。(编者，1936：40)
选取Ⅰ,Ⅱ,Ⅲ,Ⅳ 4类场地条件和6,7,8,9 4种地震烈度对特高压钢管塔进行地震反应谱分析.根据前述分析结果,对钢管塔沿0°方向输入地震波进行反应谱分析.图3所示为4类不同场地、4种不同地震烈度下钢管塔地线挂点位移和钢管塔内最大应力.
从上述两则“吹毛求疵”所讨论的问题来看，黄氏兄弟对待翻译严肃而认真。诚如黄嘉德在其所编的《翻译论集》“编者序”中所言，“翻译具有沟通文化的功能。翻译一方面可以把本国的文化介绍到外国去，使异族认识本国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可以把外国的文化转输进来，去短取长，改造本国固有的文化，使之更为高超，更为完美。……我国近代文化的落后，证明固有的文化需要新的力量和新的发展。介绍国外的文化，可以帮助调整我国文化的内容，弥补缺憾，走上中兴之路。所以翻译在我国是一种极端重要的事业”(黄嘉德，1940：V)。正是由于《西风》编者们对待翻译的谨严态度，以及把翻译当作一种“极端重要的事业”的理念，翻译才可能成为帮助他们达成文学诉求的有力工具，也才可能在个人与社会的种种权力纠葛中充当调解员的重要角色，而我们此处的讨论也才具备了相应的合法性与意义。
4.0结语
1936年，林语堂在其用英文写作的《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一书中如是说，“期刊是一个国家文化进步的最好体现。……许多期刊的兴衰与文学史上各次运动密切相关。因此，许多期刊的出现和消失都是非常自然的，它们完成了某种使命，然后告别公众；它们做了一些事情，也留下一些事情没有做；如果有好的编辑，有些事情也许会做得更好。在这个意义上，一份期刊就像一个人，生命虽短，但却影响着他所处的时代，也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他的贡献大小取决于其个性与能力”(林语堂，2008：125)。
由是，《西风》的消逝是大历史的必然。但是，因为有了好的编辑，它的“个性与能力”也深刻地影响了它所处的时代的小历史。一方面，《西风》以其鲜明的“西洋杂志文”席卷“孤岛”，在战时上海文坛独树一帜，持续地影响了一大批杂志的创办、一大批青年人的写作、一大批读者的文学审美。另一方面，以《西风》为平台，黄氏兄弟二人正式开启了他们的文学之途。他们远离政治，借助翻译，在个人抱负与时代环境的博弈中，书写了属于他们的精彩故事。
注释：
① 黄嘉德(1908-1992)，福建晋江人，笔名蓝萍心、默然。193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并留校任教，期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英美文学并获硕士学位。解放后执教于山东大学外文系，并成为该系英美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著名华裔学者刘禾(Lydia H.Liu)即为其学生。新闻出版方面，他主持编辑过《西风》《西风精华》《西风副刊》《西书精华》等杂志，并曾担任上海《评论半月刊》发行人，上海《侨生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兼副刊《南风》主编，以及山东大学《文史哲》编委。翻译方面，其公开出版的单行本译著至少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萧伯纳传》(Frank Harris,Bernard Shaw ,1934)、《乡村求爱》(Bernard Shaw,Village Wooing ,1935)、《公民教育》(Charles E.Merriam,Civ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35)、《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Carlton J.H.Hayes,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1936)、《英国公民教育》(John M.Gaus,Great Britain :A Study of Civic Loyalty ,1938)、《乌有乡消息》(William Morris,News from Nowhere :A Dream of John Ball ,1981)；以及西风社出版的《萧伯纳情书》(Christopher St.John,Ellen Terry and Bernard Shaw :A Correspondence ,1938)、《流浪者自传》(William H.Davies,The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 -tramp ,1939)、《下场》(Julia E.Ford,Consequences ,1941)、《生活的艺术》(Lin Yutang,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41)等。此外，他还撰写有妇女家庭问题论文集《新女型》(良友图书公司出版，1936)、学术专著《萧伯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同时编纂有《翻译论集》(西风社出版，1940)等。——上述黄嘉德的相关背景资料，主要参见：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
② 黄嘉音(1913-1961)，福建晋江人，笔名黄诗林。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辅修新闻学和心理学。新闻出版方面，在校期间他就曾担任圣约翰大学校刊《约翰声》主编，后编辑《西风》《西风副刊》《西书精华》，1945年创办《光》半月刊，1946年与妻子朱绮创办《家》月刊，并曾担任《大美晚报》副刊、《申报·自由谈》以及《文汇报·彩色版》编辑。翻译方面，其公开出版的单行本译著至少包括：西风社出版的《大地的叹息》(Thornton Wilder,Woman of Andros ,1941)、《得意书》(Writers,1941)、《流犯馀生记》(Rene Beldenoit,Dry Buillotine ,1948)；光出版社出版的《广岛被炸记》(John Hersey,Hiroshima ,1946)；家出版社出版的《实用育婴问答》(Herman N.Bundersen,The Baby Manual :The First Two Years ,1947)、《斗争中的亚洲妇女》(1949)、《婚姻生活指导》(Hannah M.Stone &Abraham Stone,A Marriage Manual ,1949)、《婴儿的权利》(A.Margaret &M.D.Ribble,The Rights of Infants ,1950)；以及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古普佛,Legends of Greece and Rome ,1956)等。此外，他还撰写有随笔集《我爱讲的故事》(西风社出版，1945)、《孕妇卫生》(家出版社出版，1950)、《自以为是皇后的女孩：变态心理治疗的一例》(家出版社出版，1950)、《心理治疗三百例》(家出版社出版，1951)、《儿童教育新谈》(家出版社出版，1951)、《儿童心理病态防治案例》(家出版社出版，1951)、《打针吃药治不好的病》(家出版社出版，1952)等。——上述黄嘉音的相关背景资料，主要参见：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以及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
③ 上述《西风》的相关背景资料，主要参见：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④ 黄嘉历为黄氏子弟之一。黄氏兄弟的父亲黄沧海牧师曾有过两位太太，郑氏和蓝氏。他与郑氏育有一女，与蓝氏育有五男三女。其中，兄弟五人按照长幼次序为：黄嘉惠、黄嘉历、黄嘉谟、黄嘉德、黄嘉音；姐妹四人按照长幼次序为：黄玛惜(郑氏生)、黄仁爱、黄仁慈、黄仁华。——笔者注
⑤ 主要论著包括：郭刚.翻译与政治：对上海孤岛时期文学翻译的考察[J].中国翻译，2016，(4)：35-42；王鹏飞.“孤岛”文学期刊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孔令云.论现代媒体与散文文体的共生共长[J].传媒观察，2012，(7)：62-63；孔令云.杂志文：1940年代散文的另类形态[J].江苏社会科学，2010，(1)：170-174；俞王毛.林氏刊物与海派文学[J].美与时代，2005，(12)：85-86；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陈震宇.黄嘉音与《西风》二三事[J].出版广角，1997，(3)：74；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⑥ 主要论著包括：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张济顺.性与性别：一群文化人的社会关怀——以《西风》为中心的考察[A].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当前，工程中常见的级配碎石混合料摊铺方法主要有三种，分别为平地机整平、推土机摊铺以及摊铺机摊铺，考虑到摊铺机摊铺虽然费用较高，但相较于其他两种摊铺方式，其摊铺效率较高且摊铺质量较好，混合料不易出现较为严重的离析现象。因此，在本项目中均采用摊铺机进行级配碎石的摊铺施工工作。需要注意的是，级配碎石混合料的摊铺速度通常控制在1.0～2.0m/min，应尽量与拌和机的生产相匹配，做到不间断供料，保证施工连续性。
⑦ “西风月刊投稿简章”共分九条，除上述所列一、四条，剩余七条分别为：二、来稿概须用稿纸缮写清楚，并将通讯地址注明稿端。三、译稿概须注明原文出处，并须附寄原文。五、稿费暂定一律每面元半，于每期出版前五天发出。六、来稿在本刊发表后，版权由译著者保留。惟本社于另行刊印文集时，有自由选用之优先权。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费外，并赠送刊登该稿之本刊一册。补白材料一律酌赠本刊。八、来稿非经在稿端特别声明，并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者，概不退还。九、来稿请遥寄上海愚园路愚谷邨二十号西风月刊社编辑部。——参见：编者.西风月刊投稿简章[J].西风，1936，(1)：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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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esh Wind within Translation Field in Shanghai “Gudao ”:On the First Issue of The West Wind
HU Chenfei
(Graduate School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China )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Gudao ” (1937.11.12-1941.12.8)tends to focus on the tens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translation production .In fact ,however ,politics is by no means the only factor influencing and controlling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Gudao ”.This paper ,therefore ,takes a key translation periodical named The West Wind as its research object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materials ,translation features ,translator selections and translation purposes of the first issue of The West Wind ,it argues that ,in addition to political influence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Gudao ”is also controlled by number other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with a view to explore a new study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Gudao ”.
Key words :Shanghai “Gudao ”;The West Wind ;translation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2019)05-0109-11
DOI :10.16482/j.sdwy37-1026.2019-05-013
收稿日期： 2018-06-29；修改稿，2018-10-16；本刊修订，2019-08-31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孤岛’时期文学期刊译介活动与国民教育互动研究(1937-1941)”(项目编号：19CWW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晨飞，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史，翻译与文化。电子信箱：sunnysmile00@163.com。
(责任编辑：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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