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研究与文学想象，兼评石江山《空的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诗学论文,文学论文,石江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让我们从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开始。近年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谢阁兰都引起了学者们的热切关注，其著作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开始被译介到英语世界。与此同时，有关他的研究著作数量也在快速增加。根据美国学者布什(Christopher Bush)和比林斯(Timothy Billings)的说法，“自谢阁兰1919年去世到1990年的70年间，西方世界有关他的研究专著不到20部，而在1990年至今不到20年间，便已有20多部研究著作问世”①。现在，无论作为一位汉学家还是作为一位文学家，谢阁兰都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其历史地位已经无可动摇。不过，翻阅谢阁兰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严谨翔实的实地考证和灵动飘逸的异邦想象竟然无法剥离，学者与诗人的身份异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结果，谢阁兰的著作常常让人觉得难以分类。例如，《中国西部考古记》(1923-1924)为两汉墓葬艺术的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其本身却介于游记和考古著作之间；《古今碑录》(1912)收有诗歌六十余首，它们似乎是基于西安碑林所存石碑铭文的实录，其实更多的是出自作者的想象；《画》(1916)集画评、画论和对中国历史与政治的分析于一体，但其详尽描述的那些画作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而其写作更是采用了散文体诗的形式；《勒内·莱斯》(1922)是一本小说，描写了一位外国人在中国的经历，却将自传和虚构混杂在一起；即使那本未完成的《论异国情调》也是如此，尽管有着一个中规中矩的论文标题，也很难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总之，谢阁兰的汉学著作虽然反映了古老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其主旨却在于揭示出一个诗人想象中的理想国度。就像谢阁兰曾经对友人说过的：“最终，我寻求的不仅是中国自身的一种创造，而且是中国的一种幻象。”②
不仅如此，谢阁兰本身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存在了。实际上，近年来对于谢阁兰的重新发现足以说明，并不存在，至少不完全存在一个根据历史事实而展现出来的谢阁兰，而更多的是基于其想象性著作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历史人物。而这一点，在其“诗人”地位的确立上恰恰可以看得最为清楚。对于这个问题，一个经常为人所援引，可以说是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去世前不久发表了一通宏论，称法国人总是喜欢谈论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945)，甚至是不那么有名的夏尔·佩吉(Charles Peguy，1873-1914)，却忘记了谢阁兰。博尔赫斯问道：“难道他们不知道谢阁兰是我们时代最睿智的作家之一，而且可能是唯一一位能够将东西方美学和哲学融合为一的作家吗？”③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看到对于这段话的绘声绘色的直接援引，例如在《画》一书的英文版前言中。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这个评价是否恰当，而在于后来人们发现，翻遍了博尔赫斯的文稿，在哪里也找不到他说的这段话。④
如果博尔赫斯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谢阁兰作为诗人的历史地位仍然稳固吗？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呢？许多人都知道，在令其声名鹊起的那部《词与物》中，福柯正是通过对博尔赫斯的引证，提到了一部充满了奇思异想的中国百科全书，并声称《词与物》就诞生于其阅读那个段落时发出的笑声。由是引出了下面的问题：博尔赫斯说过这话吗？这回是真的。关于这部中国百科全书的讨论出自博尔赫斯的一篇文章，标题为《约翰威金斯的分析语言》，后收入其文集并正式出版。在那里，博尔赫斯提到了“由弗兰茨·库恩归之于一部标题为《中国百科全书》”的著作。不过，在德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库恩(Franz Kuhn)的著述中，也找不到关于这部中国百科全书的任何文字。所以，这部中国百科全书可能还是出自文学家博尔赫斯的想象。⑤
同样的问题是，如果博尔赫斯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福柯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历史地位仍然稳固吗？答案同样是肯定的。不过，我们需要稍微追究一下福柯在《词与物》中关于中国的讨论：
当我们读解博尔赫斯时让我们发笑的那种局促不安，可能相关于那些其语言已被摧毁的人们的深深的苦恼：即丧失了场所和名称所“共有”的东西。因此，就有了失所症和失语症。但是，博尔赫斯的段落却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展开的；博尔赫斯归之于畸形分类(它阻碍我们对之进行思考)，归之于那个缺乏所有连贯空间的图表的神秘王国，恰恰是这样一个区域，仅仅它的名称就为西方人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乌托邦储藏地。在我们的梦幻世界中，难道中国不恰恰是这一幸运的空间场地吗？在我们的想象系统中，中国文化是最谨小慎微的，最为秩序井然的，最最无视时间的事件，但又最喜爱空间的纯粹展开；我们把它视为一种苍天下面的堤坝文明；我们看到它在四周有围墙的陆地的整个表面上撒播和凝固。即使它的文字也不是以水平的方式复制声音的飞逝，而是以垂直的方式树立了物的静止的但仍可辨认的意象。这样，被博尔赫斯引用的中国百科全书，以及它所提出的分类法，导致了一种没有空间的思想，没有家园和场所的词与范畴，但是这种词和范畴却植根于庄重的空间，它们全部超载了复杂的画像、紊乱的路径、奇异的场所、秘密的通道和出乎意料的交往；于是，在我们居住的地球的另一端，似乎存在着一种文化。它完全致力于空间的有序，但是，它并不在任何使我们有可能命名、讲话和思考的场所中去分类大量的存在物。⑥
在这段论述中，福柯并没有明确表现出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在这里对应使用的几对词语非常富有意味：乌托邦储藏地/神秘王国，梦幻世界/空间场地，想象系统/地球的另一端。它们清楚地表明，福柯始终试图在西方对于中国的两种认识——即在梦境、想象及乌托邦(utopian)意义上的中国和在地理学(geographical)或地志学(topological)意义上的中国，简言之，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一个真实的地方(a real place)和一个乌有之乡(a nonplace)——之间寻求一种平衡。⑦虽然，这里的一些用语难免会引起质疑，但其隐含的思想却不容忽视。
在这里，有这样几点需要特别加以注意。首先，福柯似乎有意将自己立论的基础归之于一部不那么可靠的著作，即某一部中国百科全书，而那本书很可能出自一位文学家的想象。其次，这部中国百科全书在分类上的确荒诞，但这一分类引人发笑的不合逻辑却具有独特的逻辑力量——其将真实的东西和想象的东西合乎逻辑地并列在一起。就是依靠这种力量，不但“我们的”(福柯们的)思想的限度被展露出来，而且我们的(中国读者的)思想的限度也被展露出来了。我们是这样思想的吗？我们的祖辈是这样思想的吗？如果真是如此，我们是否知道或者思考过这样的思想的意义？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福柯本人对于中国的描述中的确充满了异邦想象的成分。不过，不同于其他许多西方思想家，福柯并不为自己对中国或东方的“不真实”认识感到有什么不妥或不安。因为，福柯清楚地意识到并试图明确表明，他、博尔赫斯或者其他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构成——即真实存在与虚幻存在的一种结合或统一，一种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对于福柯来说，那些可能不那么真实的东西才是历史的真实产物。因为，不可能的并不是传说中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存在物(如那部《中国百科全书》里的怪异动物)，因为它们就是思想的产物，就是历史的构成。相反，不可能的是我们对它们的所谓真实的认识，即所谓客观的，或者基于历史事实之上的认识。历史当然存在，但历史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它们是否真的存在，重要的是它们如何成为真实的或不真实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先验性，也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存在所无法逃离的限度。如果说，这样的认识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研究，对于汉学研究来说，应该也是如此。
福柯并不是一位汉学家，甚至不是一位在谢阁兰意义上的汉学家。因此，福柯关于中国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于西方思想传统。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其对于中国文字的看法，即“它的文字也不是以水平的方式复制声音的飞逝，而是以垂直的方式树立了物的静止的但仍可辨认的意象”。这也就是说，不同于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中国的象形—表意文字只是基于意象在空间中的呈现，与声音在时间中的延续毫无关系。我们知道，这是西方自莱布尼茨以来就存在的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不准确理解。而且，这一显然更多地来自异邦想象的认识至今仍然为大多数西方人所深信不疑。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即使像福柯这样的学者也还在重复这样的论调。更为有趣的是，这同一种看法，却可能引申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例如，在黑格尔那里，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之间的区别就已经决定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高下之分。黑格尔认为，中国和东方的象形文字代表着精神发展的低级阶段，而字母文字则自在自为地是更为智慧的文字，体现着更为自由和纯粹的精神。⑧相反，在德里达那里，中国文字的表意特征却被给予极高的评价。德里达相信，中国的表意文字可以为破除所谓“语音—逻各斯中心论”，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提供一种启示和依据。⑨因此，重要的或许不是西方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是否正确，而是这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一认识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我们知道，德里达对于中国表意文字的看法主要来自美国汉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和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诗学思想。在《论文字学》中谈及“语音—逻各斯中心论”在现代所遭受的质疑时，德里达曾这样表示：“这就是费诺罗萨的工作的意义所在，他对庞德及其诗歌的影响众所周知：同马拉美一起，庞德这种完全基于形象之上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是对最为深厚的西方传统的第一次突破。由此，中国表意文字对于庞德作品的吸引力可以被赋予全部的历史意义。”⑩这一评价是否准确，不仅涉及对费诺罗萨—庞德诗学的认识，而且涉及对德里达思想的整体把握。眼下，需要指出的只是，费诺罗萨的思想的确曾经影响了庞德及其诗歌，但我们所知道的费诺罗萨的思想却可能更多地出自庞德。众所周知，所谓费诺罗萨—庞德诗学的基础是费诺罗萨的那篇《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而且，这篇文字对于美国现代诗歌创作和理论的影响极为深远。不过，我们以往所了解的这篇文字的观点其实是经过诗人庞德的筛选和过滤的，它并非准确和完整地反映了费诺罗萨本人的思想。甚至可以这样说，正如艾略特在谈及庞德的汉诗翻译时所说的那句名言——“如我们今天所知，(《华夏集》中的——笔者所加)中国诗歌是庞德创造出来的”——所表明的一样，费诺罗萨的诗学思想至少在部分上也是庞德创造出来的。
近年来，基于新的材料之上，美国学者对于《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2008年，由苏源熙(Huan Saussy)、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和柯夏智(Lucas Klein)编辑的《〈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评注本》出版，这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篇文字的不同版本的真实全貌。阅读这篇文字的所有三个版本以及相关材料，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庞德在编辑整理这篇文字时只选取了一些他觉得最重要或最需要的部分，而有意漏掉了其中的一些内容。最为重要的是，所谓《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的第二部分，即明显属于同一系列的另一篇讲稿，被庞德完全舍弃或删除了。正是在这一部分中，费诺罗萨详尽讨论了中国语言文字与声音有关的东西，特别是诗歌的韵律问题。任何对于费诺罗萨—庞德诗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一发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意象派诗歌的理论和实践，以及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于美国和欧洲现代派诗歌乃至当代西方文学和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重新评注和解读费诺罗萨的文字也就变得愈发重要了。
就汉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评注本》的出版的确是一个极大的贡献，它的问世使围绕着费诺罗萨这一重要文献的种种问题得以厘清。不过，即使我们最终得知，费诺罗萨对于中国文字的认识不仅限于其意象性方面，同时也涉及与声音相关的诸多方面，庞德以“中国文字方法”(ideogrammic method)而为人所知的诗歌实践和理论就因此失去意义了吗？德里达对于这一诗学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位置所做的评价就因此失去基础了吗？显然不会。而且，这也不是《〈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评注本》的编辑者们的目的。正如苏源熙在该书的长篇引言中所说的：“很长时间以来，《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都似乎是被当作庞德的著作而非费诺罗萨的著作来阅读的。通过复原费诺罗萨的文本和试图重构其意图，我们希望能够将其更为稳固地置于跨文化对话之中，而庞德是对话者之一——一个最重要的对话者，但仅仅是之一。”(11)不仅如此，这一对话本身就是由不同方式构成的。其中，文学想象始终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如同该书的编者们已经意识到的，对于《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的评价始终截然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读者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严谨的语文学学者和充满想象力的诗人。在前者看来，这篇文字充满了错误和臆想，而在后者那里，这篇文字则博学而深刻。如苏源熙指出的，面对这篇文字，“一些人关注的是诗歌，另一些人关注的是中国书写文字。很容易被忘记的却是，费诺罗萨文章的论点就是这二者源出于一”(12)。或许，费诺罗萨的这一论点应该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被记取，即在跨文化交流中不仅有严实的论证，而且充满了异邦的想象。因此，仅仅停留在基于史实的考证之上而找到和指出一些想象性误解或创造性曲解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探索和发现这些误解和曲解如何作用于和影响了我们的前人和我们自己的思维、认识和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石江山在其新著《空的诗学》(Poetics of Emptiness，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0)中所做的努力可能更为值得重视。因为，这部著作不仅基于新的材料之上翔实辨析了费诺罗萨的思想来源和思想内容，而且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深入探讨了费诺罗萨—庞德诗学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形成和意义。除了前言、引论和结语，《空的诗学》由两大部分构成，分别题为“佛家意象”和“道家意象”。第一部分包括三章，前两章用来讨论费诺罗萨的《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其中，第一章探讨的是《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的佛教思想基础；第二章内容主要涉及《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中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关系，特别是其中与声音有关的部分，及基于中国古典诗学思想之上的费诺罗萨诗学的宇宙论特征和意识形态内容。第三章专门讨论美国诗人施奈德(Gary Snyder)的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及其与费诺罗萨—庞德诗学的关联。第二部分由两章构成，分别讨论了华裔美国学者和诗人叶维廉(Wai-lim Yip)的诗歌翻译与诗学思想及韩裔美国女诗人和艺术家车学敬(Theresa Hak Kyung Cha)的创作与思想。这样，仅仅从此书的结构和内容就可看出，作者试图将所谓“空的诗学”——在东西方交流背景下的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置于一个巨大的时空—意义网络内加以探索和解析。就这个意义而言，《空的诗学》无疑是富有启发性和相当成功的。
在我们读解这部著作的内容之前，需要先来看一下其页面处理。我们已经提及，《空的诗学》由五章构成，而在每一章的开始皆有一个近乎空白的页面，上面仅仅书写了一个汉字，它们分别为：空、文、法、无、虚。这样的处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人庞德在《诗章》中的做法。另外，就《空的诗学》而言，这五个汉字显然具有一种结构意义。作为五个概念和意象，它们分别对应着五章的具体内容，展现了“空的诗学”的不同方面和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即使如此，这五个草书汉字在空旷页面上的呈现仍然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或许，它们正是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跨文化意象转换之象征。并非偶然的是，《空的诗学》就始于对页面上的文字所作的思考。在前言中，作者首先引述了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在翻译了柳宗元《江雪》一诗后写下的一段评论：“雪是白色的书页，那老翁留痕于上，那墨河流淌而过。雪是读者的心境，那些质朴的符号存留于上，唯有更多的积雪才能将它们覆盖和涂抹。……我喜欢去想象勾画在‘江雪’页面中的每一个文字：一道笔触刻印在一幅中国画的留白之处，就像那无垠雪地中老翁自己的身影。”(13)的确，这段优美的文字，可能会引领着它的读者去阅读那“诗后之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里，被《空的诗学》作者石江山标为重点的“想象”一词的确不容错过。不过，不同于巴恩斯通让自己的想象长久驻留于中国诗画的意境之中，石江山在这里所想到的是，几代美国诗人在转向中国诗歌的同时，应该也转向了一种想象中的地域，即其称之为“跨太平洋意象”——在不同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思想的碰撞和接受中形成的一种观念和想象的集合体。石江山指出：“使用‘意象’一词，我并非想暗示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不同。……我想要特别强调然而也可能会使其复杂化的是‘想象’的正面意义，即通过‘对于材料的创造性使用’来处理现实的能力。”(14)石江山接着表示，但这也不是说“想象”一词是在浪漫主义的个人创造性的意义上来使用的。相反，它用来表明一种受到与权力、位置、承认和控制相关的地缘政治斗争限制的社会或集体幻想。“因此，(通过本书的研究——笔者所加)我不仅想探察‘空’的概念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诗学和新美学话语的创造(想象)中所起的催化作用，同时也想表明这些话语如何被用于曲解东亚诗学和哲学，而那诗学和哲学在历史上和政治上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语境。”(15)在我看来，使美国—西方对于中国—东方古典诗歌和诗学的想象自纯美的意象中摆脱出来，并将其置于一个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是《空的诗学》的主要特色之一和最富有启发之处。
如上面已经指出的，《空的诗学》对于费诺罗萨—庞德诗学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这主要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费诺罗萨思想的真实面貌，一是费诺罗萨思想与庞德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作者主要是通过厘清费诺罗萨思想与日本新佛教和中国古典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而加以实现的；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则是通过对费诺罗萨和庞德在理解中国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加以辨析而完成的。这两项工作皆部分依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和梳理，即《〈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评注本》的出版，而石江山正是该书的编者之一。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在美国学界一直有不少人认为，费诺罗萨的思想实际上是美国本土超验主义思想，特别是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思想的一种翻版，只是披上了一层东方思想的外衣。这同时也是费诺罗萨思想批评者的一个主要论据，即其对于中国或东方思想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空的诗学》中，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证明，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费诺罗萨所理解的中国思想，特别是中国佛教思想，被遮蔽在其不但有深入了解和研究而且甚至参与设计和创建的日本新佛教思想之下。这种新佛学是东方佛教思想、西方社会中的达尔文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混合，构建和推广它的目的，是争取日本文化在世界上的平等乃至主导地位。如石江山已经指出的，由于这一特殊背景，了解和认识费诺罗萨的佛教思想不是那么容易。关于费诺罗萨与这一新佛教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石江山在《空的诗学》中作了详尽的考察。这个问题在这里不需要详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新佛教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当时日本的文学艺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包括费诺罗萨帮助建立的东京美术学会。或许，正是由于日本新佛教思想具有太过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费诺罗萨本人对于传统佛教思想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反而多少被忽略了。根据石江山的研究，费诺罗萨不仅对于天台宗佛学深有体会，而且将其用于分析和理解语言现象。不过，虽然费诺罗萨将其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理解建立在传统佛教思想之上，但其关于中国诗学的认识却与道家思想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费诺罗萨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有着广泛的了解。例如，费诺罗萨拥有并研究过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易经》，并从阴阳学说和卦象的象征语言中找到了其宇宙万物相互联系的诗学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即使我们不能确定费诺罗萨是否读过空海的《文境秘府论》，但他显然对其内容有所了解。如石江山指出的，这不仅在于费诺罗萨对“文章”一词的理解与之相同，即不是将文章简单地等同于“文学”(literature)，而是将其视为基于阴阳宇宙学说之上的“普遍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其核心概念为“总体和谐”(synthetic harmony)，而且在于费诺罗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音步、韵律和声调等极为熟悉，他甚至已经知道四声在诗歌中可以被归纳为平仄两声，而这正对应着空海将阴阳宇宙学说视作中国古代诗歌形式之基础的看法。如此看来，费诺罗萨对于东方—中国文化相当了解。不过，其思想来源极为复杂，甚至有点过于庞杂，其中更有一些看法出自个人想象，受到质疑和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个问题更为有趣也更为重要，这就是庞德思想与费诺罗萨思想的关系。其实，即使没有新材料的支持，许多学者也早就认为庞德可能是误解了费诺罗萨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现在，新的材料已经证明，庞德在编辑出版费诺罗萨《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时的确是有所选择的。问题是，庞德何以要这样做？这样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根据石江山的研究，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不同于费诺罗萨对于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信奉，庞德信奉的是一种带有其独特想象性理解的儒家学说(与之相反，费诺罗萨激烈谴责儒家政治，认为其摧毁了佛家—道家“个性主义”，即“自然”)。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例证是庞德将孔子的“正名”与其诗学思想的核心——对于事物的直接处理——联系在一起。于是，在整理、编辑和出版《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时，庞德虽然保留了该文明显具有的源自东方哲学的诗学基调，却删除了那些更带有佛学色彩的词语和段落。其次，为了其“意象主义”诗学的需要，庞德特别强调了费诺罗萨关于中国文字的讨论中的一个方面，即中国书写文字是“事物的一幅即时图画”，而事实上，费诺罗萨虽然也强调中国书写文字的具体性和生动性，却更重视诸事物之间的关系。最后，庞德整理、编辑和出版的《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不包括所谓第二部分，即费诺罗萨关于这同一主题的另外一次讲演。而正是在这第二部分中，与中国书写文字相关的声音部分，特别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韵律学，得到了详尽的讨论。在这一部分的一开始，费诺罗萨就写道：“人们会注意到，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讨论过的中国诗歌似乎完全诉诸眼睛，似乎与声音因素完全无关。当然，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中国口语不仅先于书面语，而且中国早期诗歌就是为了吟唱而书写下来的。”(重点为笔者所加。)(16)所以，费诺罗萨试图复原中国古代诗歌的原初发音。为此，费诺罗萨坚持使用日语的拼写方式翻译中国诗歌。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字的古代发音更好地保存在中国南方方言和日语中。这一做法，在后期庞德那里也可以看到。(17)其实，庞德本人并非没有注意到费诺罗萨这一努力的意义，或许只是为了推动意象派诗歌运动而暂时将其搁置而已。事实上，庞德后来不但承认音乐性在中国诗歌中的作用，并且一直在借鉴费诺罗萨的翻译手法。现在，我们进一步得知，庞德后期不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曾经试图为中国古代诗歌注音。根据石江山的说法，庞德曾经与哈佛大学出版社争执了很久，以期实现自己的梦想——出版一本带有发音指南的《诗经》注音本。不过，在费诺罗萨和后期庞德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如石江山已经指出的：“如果说费诺罗萨高度评价中国文字的音乐特性是因为其与(道家——笔者所加)宇宙哲学和佛家秘传哲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庞德回到中国文字的声音则是为了倡导其关于儒家诗学服务于更高国家才智的思想。”(18)不仅如此，石江山还发现，在这两种倾向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最终，在伊兹拉·庞德和厄恩斯特·费诺罗萨的奇异互动的核心之处存在着一种反讽。庞德那产生了《神州集》的中国文字方法破坏了他自己的简约诗学，因为这一方法不仅否定了任何单一的、简洁的读解，同时也否定了像整一意义那样的任何东西。与此同时，正如史蒂芬·欧文(Stephen Owen)指出的，费诺罗萨所接受的相互关联模式已然是‘儒家正名学说的一种延伸’。换言之，作为庞德儒家诗学基础的学说可以在费诺罗萨倡言的相互关联形式主义那里找到更安全的庇护。”(19)由此可见，在费诺罗萨和庞德的诗学思想之间，以及在他们各自对中国和东方思想的认识与吸收之间，存在着远较人们通常所了解的更为复杂的关系。
即使如此，石江山当然也知道这一多少被曲解了的诗学思想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因此，在对费诺罗萨—庞德诗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石江山表示：“然而，也必须要指出，由于(庞德而造成的——笔者所加)关于相互关联诗学和韵律学的介绍的缺失，美国诗人和读者所一直接受的基本上是没有声音的中国诗歌的视觉感知，因而与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相去甚远。”(20)事实上，不但对美国读者而言是这样，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是如此。不管是批评还是赞赏，中国学者对于费诺罗萨—庞德诗学大都持有类似的看法，即，这一诗学思想关注的首先是诗歌所呈现的鲜明意象，并同样将这归结为对于中国文字的创造性误解。不仅如此，中国学者通常会将费诺罗萨—庞德对中国文字的不准确理解与西方思想传统联系起来。问题是，如果考虑到费诺罗萨和后期庞德关于中国文字与声音相关部分的看法，这一诗学思想还可以被完全纳入西方思想传统之中吗？其实，在讨论费诺罗萨的佛教思想时，石江山曾特别指出：“虽然费诺罗萨喜欢黑格尔关于辩证综合的看法，但他同时也在努力消解黑格尔那尖刻的反中文观点。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字过于‘具体’，因而限制了抽象精神的发展，费诺罗萨则试图表明，由于无法看到意指行为和所指事物的聚合性质，过于局限的正是字母文字。”(21)从这个角度来看，德里达对于费诺罗萨—庞德诗学所做的评价应该是恰当的。可是，德里达所依据的显然是人们长期以来对这一诗学的“错误”认识。于是，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历史先验性对于我们思想和存在的限制。
在谈及庞德的中国文字方法时，石江山正确地指出：“作为一种方法，中国表意文字之于庞德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像十四行诗或俳句这样的诗歌形式；它是一种影响深远的艺术呈现(或构造)观念，它与其他全球艺术运动——从立体主义到马克斯·恩斯特和柯特·舒维特这样的拼贴艺术家——联系在一起。”(22)同样，费诺罗萨的“空的诗学”也与后来的诸多艺术理论和实践活动密切相关，这也就是何以《空的诗学》有三章分别用于讨论美国诗人和翻译家施耐德、华裔美国学者和诗人叶维廉、韩裔美国诗人和艺术家车学敬的创作与思想。通过这样的讨论，石江山试图表明，所谓“空的诗学”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的产物。的确，这一选择本身就极其富有意味。我们知道，美国诗人施耐德曾经在东方(日本)生活多年，其生活和创作深受禅宗思想影响，而其诗歌和翻译(特别是他翻译的寒山诗)不仅在美国，同时也在亚洲(和中国)产生了影响。叶维廉曾经参与过香港和台湾新诗运动，并与许多美国现代诗人过从甚密，但其在美国的教学、研究和创作却在亚洲地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承认和接受。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大陆，其诗学思想一度成为跨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一。韩裔美国诗人和艺术家车学敬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相对陌生，但其独特的背景的确引人注目：女性，韩国出生，美国长大，曾在法国受教育，以西方现代艺术形式创作，却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更重要的是，在《空的诗学》对于这三个人的讨论中，皆不乏富于启发的洞见。
例如，在讨论施耐德的诗学和翻译思想时，石江山特别强调了所谓“超语言”(extralinguistic)经验的意义。这是指，“施耐德并不是在中国语言中，或者隐在地于一种‘中国世界观’中，而是从处于一种共享哲学和美学传统中的诗人们那有形视像中看到了中国诗歌的独特性”(23)。在引述了施耐德本人对于自己翻译寒山诗歌的体验，即“以一种理智和想象(活动——笔者所加)跃入诗人的心灵和世界”后，石江山进而指出：“施耐德将自己‘跃入寒山的心灵和世界’的能力归之于寒山世界的纯粹物质方面：‘寒冷、高远、孤独、山之意象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现代经验中找到。’”(24)在石江山看来，这就是何以“正是施耐德的而不是费诺罗萨的佛家思想以最为直接的方式影响了美国的文人”(25)。又如，在讨论叶维廉的诗学思想时，石江山注意到，不同于张钟元(Chang Chung-yuan)这样的老一辈华裔汉学家，“叶维廉将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道家’描述转化为一种充满生机的诗学和批评方法。……早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叶维廉在其著述中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既承认又挑战那发生于西方知识结构的普遍论断的方法，而且，在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或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后殖民翻译理论几十年之前，叶维廉就已经将自己的批评思想运用于翻译实践”(26)。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关键在于，石江山已经在提醒我们，叶维廉的“道家现代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确挑战了西方文学霸权，但现在可能会“成为对一种新的中国中心论范式下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倡导”(27)。在对车学敬的讨论中，作为道家思想核心概念之一的“虚”在现代语境中的表现得到了充分的探讨。传统道家学说中与身体相关的内容与基督教的“虚己”(kenosis)、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蒂娃)的“卑下”(abjection)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使车学敬的诗学和作为整体的“空的诗学”显示出了新的含义。
石江山曾经表示：“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家和学者若想介入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学、哲学与美学，因为中国作家(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已经相当多地吸收了这类异质文化。有趣的是，同样的情形也促使西方汉学变得更为跨学科化，因为汉学家在从事研究时也一样要面对复杂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和批评)可能会对现代汉学的转型产生影响。但问题并不止于此，或者至少不该仅止于此——因为汉学也有许多可供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学习的地方，同时，汉学研究对西方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讨。”(28)显然，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空的诗学》都是一次成功的努力和尝试。
注释：
①Christopher Bush,Timothy Billings,"Introduction to Victor Segalen",Stele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Timothy Billings and Christopher Bush,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07,p.3.
②转引自Andrew Harvey,Iain Watson,"Introduction to Victor Segalen",Paintings,London:Quartet Books Limited,1991,p.viii.
③Ibid.,p.vii.
④See Christopher Bush,Timothy Billings,"Introduction to Victor Segalen",Steles.
⑤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张隆溪的详细讨论，参见Zhang Longxi,Mighty Opposite: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29.
⑥福柯：《词与物》，6～7页，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译文略有改动。
⑦此处可参见Eric Hayot,Chinese Dreams：Pound,Brecht,Tel quel,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7，pp.122～130。不过，笔者不是非常同意该书作者对此持有的过于负面的看法。
⑧参见黑格尔：《精神哲学》，281～285页，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⑨参见德里达：《论文字学》，106～139页，汪家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⑩德里达：《论文字学》，136～137页。
(11)Huan Saussy,"Fenollosa Compounded:A Discrimination",in:Huan Saussy,Jonathan Stalling,Lucas Klein,eds.Ernest Fenollosa and Ezra Pound,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A Critical Edition,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p.2.
(12)Ibid.,p.2.
(13)转引自Jonathan Stalling,Poetics of Emptiness:Transformations of Asian Thought in American Poetry,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1,p.l。
(14)Jonathan Stalling,Poetics of Emptiness:Transformations of Asian Thought in American Poetry,pp.2～3.
(15)Ibid.,p.3.
(16)转引自Jonathan Stalling,Poetics of Emptiness:Transformations of Asian Thought in American Poetry,p.79。
(17)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西湖七章》，也就是《诗章·四十九》中，庞德曾经直接引用了《卿云歌》，但采用的就是日语发音拼写。
(18)Jonathan Stalling,Poetics of Emptiness:Transformations of Asian Thought in American Poetry,p.91.
(19)Ibid.,p.94.
(20)Ibid.,p.95.
(21)Ibid.,p.47.
(22)Ibid.,p.56.
(23)Ibid.,p.115.
(24)Ibid.,p.116.
(25)Ibid.,p.118.
(26)Ibid.,p.129.
(27)Ibid.,p.154.
(28)石江山：《走向异质文化研究：汉学如何丰富美国文学批评》，见《世界汉学》，2010年春季号，10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译文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