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悲情文学的成因与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成因论文,悲情论文,特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认为魏晋六朝文学情感的抒发以悲为主。悲情的审美作用、汉末以来动荡现实对人们忧患意识的唤起，魏晋六朝的时代命运都决定了此时文学情感抒发以悲为主。建安文学是以慷慨悲凉为主体特征，而两晋时期文学情感主旋律是念乱忧生的悲愤、南朝文学的情感抒发以伤感悲哀为主。北朝文学情感的悲凉与南方文学有别。悲凉、悲愤、悲哀是魏晋六朝几个不同阶段情感抒发的不同特色。
关键词 悲凉 悲愤 悲哀
和先秦两汉文学相比，魏晋六朝文学的抒情性明显加强。文学不再被当作“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而是标榜“吟咏风谣，流连哀思”，“情灵摇荡”。并且情感抒发以悲为主。本文试图对魏晋六朝悲情文学的成因与特色作些探讨。
悲情的审美作用促使人们倾力于悲情抒发。言悲唱恨自然不是发端于魏晋六朝时期。以悲为美的审美观念包涵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有其历史经验的积淀。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记载：“丝声哀。”郑玄注云：“哀，怨也；谓声音之体婉妙，故哀怨矣。”《鬼谷子·本经阴符七篇》中指出：“故音不和则不悲。”可见“哀”向来就被作为艺术美的极致。哀以思的亡国之音比安以乐的点缀升平之调，其对人的激荡振撼力要强得多。而且，从本质上说，崇尚悲感正是人在礼法专制下，由不自觉而走向自觉时的一种情绪反映。两汉到魏晋正是经历着这种转折。我们知道，汉帝国以君主专制统治作为国体，而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服务于封建专制的儒家伦理教条，被抬高到道德伦理的绝对高度，文人的个性意识被压抑，对己只求个人伦理道德的完善，对外追求治国安民的政治事业，文学创作则被当作没有灵性的，对君主进行政治讽劝的手段。由于以政治道德的功利权衡、取代文学创作的审美评判，文学沦落为表疏奏章。从《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赋家之心，控引天地，包括宇宙”及与之相呼应的汉大赋铺张扬厉，以博大恢宏气象为美的审美风尚，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统治，国势强盛的时代导致人们形成一种以为可以任意驱役自然的社会虚妄心态，这种心态使得文士们在创作精神上自我迷失，自我心理歪曲。因而汉大赋中就不可能有忧与哀的灵魂情采。然而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其丰富复杂的情感感受不可抹煞，任何一种理性的力量都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并且在封建社会中，人的命运本质上就是一个悲剧：当他们循着封建主义的价值观去追求政治功利和道德完善时，总要牺牲作为人的弥足珍贵的富有个性的情感，从而避免不了深衷难抑的伤感、悲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就是显赫的功名也难以抵消对生命消蚀、年华逝去的慨叹。尤其历史发展到东汉后期，外戚宦官勾心斗角，党锢之祸，黄巾起义，饥馑瘟疫，军阀纷争，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给社会心灵带来莫大的痛苦，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是无法抗拒的，而个人是渺小的。于是现实的痛苦和生命的忧患充满了人们觉醒的心灵。《古诗十九首》便是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过少，悲苦过多的沉郁悲凉慨叹的典型音调。它开创了魏晋六朝文学以悲为情感基调的先声。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就这样伴随着人的觉醒而来，进而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审美趣味的内在底蕴，无疑源于人对自身命运的悲悼，源于悲悼中对人情、人性的张扬。这种审美观念导致魏晋六朝文学的悲的抒情基调的确立。
时代命运也决定魏晋六朝文学创作情悲的基调。相对于汉唐盛世，这一段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国运不昌的时期，改朝换代频繁，战乱频仍，士族文人处境艰难，命运难以自保，这也导致文学创作以悲情为主。
以悲为主的抒情基调贯穿整个魏晋六朝时期，但是各个不同的阶段，其悲感又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建安文学是以慷慨悲凉为其主体特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论及这时的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孕育了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雅好慷慨作为建安时人的普遍审美风尚亦影响着文学创作。慷慨，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悲忧色彩的感情激动，建安文学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为历代所推崇的也是其慷慨悲忧之气，其忧郁的悲凉感充满了整个文坛。
建安诗歌以乐府为多。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录的曲调来看，建安诗人所常用的比如《蒿里行》、《薤露行》原本是挽歌，《从军行》、《燕歌行》、《平陵乐》、《度关山》、《野田黄雀行》、《梁甫吟》、《陇西行》、《步出夏门行》、《饮马长城窟行》、《苦寒行》、《秋胡行》等，从《乐府解题》及本辞的表现能够认定具有悲的特征，是悲的曲调。的确，翻开建安诗歌这一页，其悲歌慷慨之气使人触目惊心，其忧郁悲凉之感让人心绪颤动。比如在动乱混战中崛起的一代枭雄曹操，无论是他感慨乱离，同情民苦的《薤露行》，还是描绘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蒿里行》都是悲感一线贯穿。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沉痛现实观照里，我们看到了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壮夫伟男那颗悲痛沉郁的心。苦寒的军旅间吟咏的“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更让我们体味到诗中的悲凉忧苦的音调。而且这种悲凉的音调中又蕴藏着昂扬奋发的激荡人心的力量。表现出一代英雄经天地振大业的心襟抱负。这个时期还有曹丕的《燕歌行》宛转哀忧，蔡琰的《悲愤诗》沉痛悲惨，《胡笳十八拍》苍凉悲壮，王粲的《七哀》发语悲恻，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苍劲悲凉，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悲愤怨恨，《七哀》哀怨深沉……以三曹七子的诗歌创作为主体的建安文学共同铸就了以悲凉慷慨情调为主旋律的建安风骨。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优良传统。
这时的赋作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与汉大赋明显不同。清刘熙载《艺概·赋概》中说“建安名家之赋，气格道上，意绪绵邈，骚人清深，此种尚氽一线。”意绪绵邈的抒情赋这时大量涌现，而且同样以悲为基本情调。魏文帝曹丕虽不乏慷慨之气，但赋作以婉丽清新见长，尤工于怀人感伤之作。他为阮
妻作的《寡妇赋》叙述阮妻子的悲苦之情，一咏三叹，让人愀然伤心。曹植却是把个人的升沉哀乐，亲友的聚会离别等生平遭际形之于赋，情之所至，有时悲歌慷慨，有时又低回咏叹，有时奋发激昂，有时又抑郁愁苦。如《九愁赋》虽通篇代屈原陈辞，但又处处切合时事，倾诉了他后期身遭禁锢的满腔悲愤；《蝉赋》以蝉自喻，抒发了他遭多方陷害而终究落网的悲哀。《出妇赋》则描写了遭遗弃的无辜妇女的痛苦。至于七子之冠王粲的《登楼赋》。通过抒发时难未平壮怀莫展的感慨，表达了乱世间失意文人慷慨悲凉的情怀。难怪朱熹在《楚辞后语》中引晁补之说：“盖魏赋极此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建安诗赋重抒情色彩、主悲感情调相一致的建安时文，特别是一些精美的书信，其情感浓郁，悲感洋溢的特征非常鲜明。曹丕的《与吴质书》抒别易会难的忧思，悼友人长逝的哀痛，感岁月倏忽物是人非的叹息，不惟文采斐然，而且情韵摇曳。《又与吴质书》中於邑慨叹中也充满了深挚的感伤情绪。曹植的书信文虽文采华靡，而情调与乃兄相近。亦悲亦叹，亦怨亦恨。他个人的悲剧命运与其悲感深重的文章组成一组悲怨的旋律，回响在历史的上空。
晋世群才的遭际不同于建安文人。正始以后，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与身家毁灭，他们的感伤慨叹中夹杂着无边的忧惧与深重的哀伤，文学创作中其情感的主旋律是念乱忧生的悲愤，悲中寓愤，愤中带怨，忧怨并起。阮籍、嵇康的诗文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典型音调。他们表面上是那样地狂放不羁，任情放达，而内心里却痛苦不堪，恐惧忧虑。阮籍的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实际上是他抱负无由施展，生命危在旦夕的变态表现。《晋书·阮籍传》说得明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在现实生活中无由发泄的愤懑和苦恼，都一古脑儿倾泻在他那情调悲怆的八十二篇《咏怀诗》中。如《夜中不能寐》一首，透过中间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披衣弹琴的诗人形象，油然让人感觉到的是一股悲凉、落寞，绵绵不尽的忧思。《一日复一日》更是他处在当时险恶政治环境中惶惶不可终日的生动写照。他的《大人先生传》中那个超脱现实，神游四海之表，天地之外的大人，其实就是作者自己。文中通过大人与人们的辩论，提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这过激的空想，而实际上这正是作者对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和虚伪透顶的社会风习发出的强烈抗议。是作者悲愤之至而发抒的怨愤罢了。而稽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则是他傲岸刚烈个性的集中表现，也是他与腐朽当局、污浊官场彻底决裂的郑重宣言。在他那洒脱自如狂放不羁的嘻笑怒骂里也同样蕴含着多么深重的怨愤。他狱中所作的四言《幽愤诗》更是他一腔幽愤的最后倾诉。他的痛快淋漓、愤世嫉俗导致他最终免不了招来杀身之祸。这时还有向秀的《思旧赋》为怀念嵇康、吕安而作。序中云：“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廖亮。追思晤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简淡的叙述，简单的景物点染，却早已情韵凄绝。而赋文言短意长，“刚开头却又煞了尾。”但从那言不尽意，欲言又止的寥寥几行文字中，我们仍可以体察到暴政的浓重阴影和作者的满腔悲愤。
黑暗腐朽的时代产生了愤世嫉俗的忧愤诗人。正始名士的文学创作以其悲愤、怨愤、忧愤为其情感主旋律。而西晋短暂的统一，促使文人仕进之心大受鼓舞，文学创作也一反其密切关注现实的悲愤情感，而代之以注重个人情感之作。“天才秀逸”的陆机，人称其辞多情少，而实际上，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在他的作品中有着特别明显的反映。如他的《赴洛道中作》之一，极写赴洛途中的哀愁，又以荒凉可怖的景色烘托其孤独、凄惨。这种夸大、烘托出来的悲感构成陆机的情感特色。实际上，两陆赴洛，为的是求取功名，而非贬谪流落。可是陆机却有意地渲染出这种悲痛的氛围。《吊魏武帝文》慨叹盖世英雄曹操，临终亦不免绸缪家人之务，透出一种“雄心摧于弱情，长算屈于短日”的哀叹。尤其写到曹操遗命婕妤，微带讥讽又包容了几分凄婉，情致含悲。至于潘岳，以善为哀谏之辞而著称文坛。他的《哀永逝文》、《悼亡赋》、《悼亡诗》，哀悼亡妻，无不凄凉婉转。他的《寡妇赋》比之曹丕的同题作，更为凄恻动人。比之陆机的雕章琢句，他的清畅疏落，跌宕多情对后世抒情文学影响更大。还有左思，以他的《咏史》喊出了士族门阀制度下才秀人微者不得仕进的悲愤的最强音，名为咏史，实为咏怀。这是正始之音的流风余韵。
遭受到“八王之乱”后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开始了中国长达约二百七十年的南北分裂。在东晋与“五胡十六国”对峙的约一百年间，文坛上玄风独盛，淡乎寡味的文章充斥。刘勰、钟嵘、沈约都曾论及此时的文学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谈玄论道恬淡无味的文学表面上看来是与建安以来的抒情文学背道而驰的。而实质上，崇尚玄谈之风，又何尝不是灾难深重的八王之乱，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斗争使许多名士惨遭杀身之祸后规避世务的一种反映？“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这种夷泰和平之情正是悲感至极忧怨无心排遣而后反弹出来的一种特殊时代表象。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晋末诗人陶渊明，他高远的理想志趣，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成就了他淳朴、简洁、平淡的诗风。他的卓然特立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但他不仅有着“悠然见南山”的独特风度，也有着“金刚怒目式”的一面。鲁迅就曾说：“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他的《感士不遇赋》抒写孤愤，境界高远。他的《闲情赋》工于言情，细腻含蓄。作为吟咏“云无心以出蚰，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的隐士也有着感慨“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叹息。他的《述酒》也感叹残酷的政治斗争。究其情感实质，仍与正始之音一气贯通。可以说，正始名士的狂放与陶渊明的平淡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处世风度，其实是由同一的厌世、恨世的内在情感而外化的形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经过多么深重的悲愤后才修炼得来的风度。这可以看作是晋世悲调情感的一种变格。
就是在恬淡平典似道德论的文学风气为主的这一时期，也仍然有着慷慨不平的声音。郭璞的游仙诗与他的《登百尺楼》等抒情小赋，其情感的走向在游仙的幻想下掩盖的仍是忧国图存的悲愤，这在当时寂寞的文坛弥见光采。文名不著的何瑾、谌方生有《悲秋夜》、《秋夜赋》，虽稍嫌平淡，后者甚至还归结为“齐物我，一寿夭”的玄理，但其情感基调是凄惋的，这是南朝悲哀的抒情文学难得的前奏。
南朝文学对情感的空前强调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和晋朝人重视玄言隽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朝人讲求诗意文心。感情要倾泄于文学、文学必须充满感情，对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的理解，没有人能比南朝人理解得更深透。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甚至把文用情感的标准来规定，认为“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章应该“情灵摇荡”。钟嵘《诗品序》写道：“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圆。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充分说明生活中处处触发人的情感，强调抒情是文学创作的神圣使命。至于萧纲《戒当阳公大心书》中“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提倡文学创作要放任情感，这种极度重视文学抒情的“放荡”理论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然而，由于缺乏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缺乏对于时代现实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世袭的高门贵族在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安于现状早已灭绝了心忧天下的壮志豪情。所以，南朝文士的审美风尚与他们的生活现状构成对立的矛盾。尚悲的审美趣味渗透到文学创作中，而他们的情感既不可能是悲歌慷慨的悲凉，也不会是忧患难当的悲愤，而是凭借着富裕的生活条件和深厚的文化积累去咀嚼人世间的离别悲欢，情感以悲哀伤感为主旋律。而且这种情感又和精致华丽轻柔的风格融合在一起。正如《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说：“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由是很多人斥之以“气格卑弱”。
但我们不能以无病呻吟来简单地否定这个时期的情感表现。恰恰相反，在这个文学的社会功能逐渐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作家所追求的时代，他们对于情感的体认，对于文学作品如何抒发情性方面所进行的大量实践，为文学本身的丰富发展积累了一笔难得的财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简文帝萧纲。《南史·梁本纪》引魏徵的评论说：“太宗敏睿过人，神采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联颖、富博、华艳，不容置疑。的确，作为门阀士族，萧纲之流有着不必求人的庄园经济，有着世代沿袭的不会变更的社会地位，政治特权，他们的生活中充满着逸乐，无怨无抒，无悲可感，有的只是酒酣耳热时应酬的和唱之作，展示才情的附庸风雅。然而，我们却怎么也不能回避萧纲那清新可读哀思四溢的悲感诗。如《金闺思》：“游子久不返，妾身当何依！日移孤影动，羞睹燕双飞。”用双燕齐飞反衬孤身只影，用日移影动含蓄地说明茕茕孓立，诗韵盎然而情致伤感。《夜望单飞雁》：“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以孤雁比作思妇，这种比兴手法运用娴熟老到，其情调凄苦。然而这种悲怨凄苦的情感却出自一个一生优游富贵，从来不曾有过离别相思情感体验的贵胄文士之手。这在抒情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这正是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其审美观念形成对立的矛盾下的产物。在这里，作家没有也不可能去选择他所生活的时代，但是他选择了情感，在其审美理想的指导下选择了情感的悲哀基调。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感叹悲感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情感表现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文人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其情感的抒发更多地是依靠自身的经历体验来完成，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正是千百年来文学创作的传统，而到了萧纲的时代，则已完全不依靠自身的经历体验来完成情感的抒发，而是纯粹在其审美理想的指导下去完成情感的再造。我们知道的南朝辞赋大家江淹，他早年的《恨赋》、《别赋》辞采华美又慷慨悲凉。《恨赋》里集合多种所谓恨事组织而成，《别赋》又集合多种离愁组织而成，这种把悲调情感作为贯穿全文线索的写法，从写作上说最难把握，很容易写得散漫无边，空洞枯燥。然而江淹凭借自身早年的宦海沉浮积累的丰富感情体验，全神贯注于所描写的事物，使《恨赋》、《别赋》千百年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引起无数后人的感情共鸣。可是一旦他晚年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失却了早年艰难苦恨的人生体验，便“江郎才尽”，笔下无文。江淹的遭遇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情感源于生活，情感源于真实的人生体验的重要性。可是稍后的萧纲却突破了这种千百年来的创作传统及创作心态的重要影响，而把文学创作纯粹作为一种艺术的创造。这无疑是文学由直言其言到情感构造的一个重大转变，从再现情感到构造情感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飞跃！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标志着文学创作进入到它的高级发展阶段。这个时期还有不少的篇章纯粹出之以代人言情，写来却情真意切。如何逊有《为衡山候与妇书》、伏知道有《为王宽与妇义安公主书》、庾信有《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代人言情且要在标题上明确昭示，这种创作风气无疑反映了南朝人文学观念上的一种进步。这种文学观念上的进步，即南朝人情感表现方式的创造开创了言情文学的先河。南朝人悲哀伤感的情感表现，的确体现了一种特别清醒自觉的审美追求。
当然，南朝一百五十年的文学创作，其悲感的情调也有着它固有的丰富性。
鲍照的怒发冲冠、悲歌慷慨是响彻在这个时代罕见的强劲悲音，在南朝文人中是个特例。齐梁以后的文学创作则纯然是华美的主体风格中包容着悲哀伤感的情感基调。与萧纲的游子思妇题材之作情感一致的还有沈约的《衰草赋》，赋岁暮的萧瑟荒凉。谢脁的《游后园赋》、《临楚江赋》透出悠然的情致、淡淡的伤感。江淹的《别赋》、《恨赋》悲从心起，萧绎的《荡妇秋思赋》思情绵邈。总之是伤感的悲情与闲逸的艳情相互交融，构成南朝文学情感的明显特色。
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北朝文学，其情感的悲凉与哀艳的南方文学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南方文学悲情的抒发较多地夹在一些闺情艳情的抒发中，带有南方民族特有的柔情似水的特点，那么北朝文学的悲凉，则表现出悲伤感叹中具有壮健刚硬成分的悲壮苍凉。这种悲壮苍凉的情感基调无疑源于北方民俗风情的浸染及自然环境熏陶。如北朝民歌中《陇头歌》：“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紫骝马歌》中：“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这中间悲苦苍凉的情韵与南朝民歌那柔媚婉转的淡淡的伤感截然不同。南方的《春歌》却是“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北朝文人之作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悲凉情调。王肃《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祖莹《悲彭城》：“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文人骚客在一起的唱和之作都表现出了这种悲壮苍凉的情调，可见北朝文学亦有着崇尚悲感的审美情趣。北齐邢劭的《冬日伤志篇》表现作者对洛阳残破的深沉感慨和对政局的深重忧愤，“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乌声哀”。情调悲凉，笔力刚劲，颇有魏晋余风，以一首诗留名的北齐诗人郑公超的《送庾羽骑抱》：“旧宅青山远，归路白云深。迟暮难为别，摇落更伤心。空城落日影，迥地浮云阴。送君自有泪，不假听猿吟。”这种情感深挚的送别诗，摧人泪下。同时北朝文学的悲壮苍凉还极为集中地体现在一些由南入北的作家身上，王褒、庾信、颜之推等带着南方文学特有的清绮、伤感入北，由于生活经历的重大变故，生活环境、社会气氛的变化，其情感基调亦发生明显的变化。徐庾体的代表庾信入北以后的诗赋，一反其绮丽华靡的特点变而为沉雄悲壮。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感离乱、述身世，无不悲气袭人。至于他的后期赋作皆“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尤其是《哀江南赋》中，作者以饱蘸情感的笔墨倾吐出一行行用血泪所浸渍的文字，透出一股深深的乡关之思，亡国之痛，羁旅之苦。难怪陈祚明这样评论庾信：“子山惊才盖代，身堕殊方，恨恨如亡，忽忽自失。生平歌咏，要皆激楚之音，悲凉之调”（《采菽堂古诗选》三十三）。王褒入北周后所作的《渡河北》、《送别裴仪同》亦朴素而悲凉。颜之推的《观我生赋》以极沉痛的心情回顾自己的一生，也透出悲苦意识。所以，北朝文学不仅以质朴著称，而且以情感的悲凉为世人瞩目。而且这种在悲伤感叹中不乏壮健刚硬成份的苍凉悲壮，可以看作是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情感特征的承续。它一反南朝文学情感悲哀伤感的特点，是尚未被柔媚哀婉的感伤情调所淹没的悲调情感中的高亢之声。
收稿日期：1995-1-30
标签：文学论文; 六朝论文; 魏晋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别赋论文; 恨赋论文; 诗歌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