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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与酒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最具民族特色的孪生子，“酒朋诗侣”，似漆如胶。审视诗与酒文化，象参观历史博物馆，又象游览奇特的乐园，风光无限，目不暇给，它们所显示的世大作用和各自的特色，与结合后焕发的奇光异彩，更令人惊叹不已！
一
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分司着“出口”与“进口”的诗与酒，可说是“双悬日月照乾坤”，一样光华夺目，它们呈露着社会风貌、民俗人情，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意向心态：求繁荣、爱和平、重友情、讲文明、盼幸福。从远古以来，华夏大地几乎每一项活动都离不开诗酒。中国几乎是诗酒的世界，从《诗经》“酒既和旨”（醇和味美）到陶渊明的“酒中有深味”，到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诗酒尚堪趋使在”，直到今日的“把酒酹滔滔”（毛泽东）“愿将菊酒解前仇”（朱德）诗酒携手，绵绵不断。国和家的重大喜庆，有“银烛青烟，金樽对绮筵”要饮酒赋诗；个人的喜怒哀乐，也会吟诗举酒，“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朋友间叙谊论诗不免小酌“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又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之盼友人；“三杯竹叶当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之欢聚幽会等等，等等，都表明诗酒是表情达意的泄洪口。而《清明上河图》表示城市里酒旗招展，“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也证明诗人心往的“酒家”“村落家家有浊醪”诗酒遍城乡，童叟皆相宜。
诗酒文化又显示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战斗力和激进精神。这表现在一方面是诗酒本身的精益求精，以诗来说由《诗经》式的单音节、四言，短章到双音节，组诗、骚体发展到骈体、近体律绝、词、曲（唐宋元明清诗词曲）、自由体、新格律等等，不断创新，向喜闻乐见，映景适时奋进；以酒而言，由醇和味美向陶情适口，色香味，到适应各种场合各种年龄，各种口味，到创名牌，获国际金奖等向有益人类身心健康，为国争光这方面不断创新。另一方面，从诗酒所产生的效应、影响来看，“折冲樽俎”——取得在武力以及谈判桌上取不到的成果，固然必不可少酒力，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便是成功的趣例，比“笔尖儿横扫五千人”并无逊色。而读“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和“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这些诗句，更会增加对守边将士的卓越功勋和艰苦生活的敬重。李白的使外侮低头的“吓蛮书”也是乘醉而草的，《水浒》里“天人”武松，如果不是几十碗“透瓶香”、“出门倒”恐怕不会有神力打死那只吊晴白额大虫，至于要成功运用“玉环步鸳鸯脚”踢翻“恁般长大”的蒋门神，更非借助廿四分酒力不可。近人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正是酒的魅力烘托，名花倾国风情万种，至于“醉拳”何等飘逸潇洒，变化万端，正是酒的能量的动人画图。酒还可以作为“审干”的工具，诸葛亮就有“醉之以酒，以观其性”。杜甫的名诗《饮中八仙歌》正是以酒来凸现八仙诗人的风采，酒的作用可谓大矣。
诗同样如此，能在各方面发挥它特殊的作用。如“与子同仇”之浴血为国，“感时恩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熟知不向边庭若，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悠悠苍天”之忧国忧民，“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促当政者改良政策，指出“成由勤俭败由奢”是历代国家成败的关键，而国家的治乱“在人不在天”；“弦歌雅意，流水高山”之沟通友人，心有灵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李白）“丹心汗青”之坚贞正气，“诚既勇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屈原）；“待月西厢”之缠绵执着“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以上所述种种情景皆因诗而显，由诗而成，诗正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诗酒又是自我完善的武器，即使是苦吟人不知，独酌无相亲，仍是可以修养品德，可以磨炼才艺，而当才艺超群，施用得当时，则可以得高位，可以成姻缘，可以获财，可以避祸……因而可以说，诗酒是人生的需求，也是追求完美人生的动力，中华民族创造了诗酒文化，诗酒文化并不断揭示中华民族的功业心态，并塑造和不断完善中华民族的形象。
二
中国诗酒文化的共性、个性十分引人注目。
这两位人类的好朋友的共性是：既是为人类所创造，又能从不同方面为人类增加“修齐治平”的本领，增加智慧和财富，创造和平、安宁、快乐气氛，排遣缺憾、苦恼的阴影。根据前文我们所述诗酒文化的巨大作用，可知其能增益人之所不能，其实诗酒并非仅为人解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早讲了，“愁极”诗遣兴，杜甫也谈到。诗酒还可以全身免祸，阮籍若不是镇日在醉乡，早已象挚友嵇康一样陈尸街头了，而“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杨朴妻子对杨朴的感叹嘱咐，也可知诗、酒对人的份量。至于诗酒能待友、健身亦人所共知，“酒逢知己饮”，“诗对会家吟”即是也。尤其是大喜大悲的时候，诗酒就频顾不己。杜甫一听战乱平息，家乡收复，就狂喜不己，禁不住“白首放歌须纵酒”，而李后主在国亡身虏，以泪洗面时，不断地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思，寻觅“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诗酒文化的个性更见异彩，分司“出口”和“进口”的不同职能，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体系和特色，诗的发展由单一趋向多样，除了前文讲过的形式由自由体——格律——自由格律并存——新格律外，阅读方式也不断发展，由唱——吟（特殊的吟诵方式）——读（朗诵）——看；功能也由赏心悦目而“兴观群怨”，日渐繁复，“诗教”的社会功能日益显著扩展，顺口溜、民歌、民谣的威力至今仍令人瞠目。而酒呢，同样是由单一走向多样，在“色香味”的高峰上不断攀登，单酒的品种、牌现在可以编成数百叶的厚书，至于原料、水质、配方、酿造方法、存放时间等不断精研，争创名牌也已是妇孺皆知的了。因之其经济效益、商业价值则日益显著，以至远非诗能比肩的了。
对个人心灵性格 品质而言，诗酒特色不同，表现得更为鲜明。诗重内向，使人增加沉静的美；并不断在吟味中体现深沉意蕴，酒则常常相反，外向性很强，公关意识强烈，并且使人情绪热烈，多爆发式，能释放人的潜意识，（“酒后吐真言”、“酒后显性”）。宋江浔阳楼上写的“敢笑黄巢不丈夫！”就是酒后才写出来的“反诗”。
就生理和心理关系来说，诗酒也各异，诗是在吟咏中、推敲中、欣赏中的心理愉快引起生理舒适。酒则是生理舒适（适口，开胃，促进血液循环等），而引起心理愉快，产生智慧。发出隽言妙语，创作出艺术精品。特色虽是“殊途”，但效果确是“同归”。
三
诗酒文化最动人的还是他俩融汇时的异彩，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中和之美。
首先他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诗从酒出，酒添诗兴。古往今来诗人虽不都象李白“斗酒诗百篇”，但都大多与酒有缘，原因为酒不仅能添诗兴，而且诗人常仗酒而传，杜甫《饮中八仙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这“八仙”有几个共同点：（1）都为诗人或艺术家；（2）都嗜酒；（3）个人形象与诗、艺术都因酒而更添美或更为成熟。 非常值得重视的是杜甫并不赞赏醉鬼似的人物，所描写的“醉”只有一人，而这位醉者苏晋，在杜甫看来是一位迷失本性（仙籍）的佛教徒，只有在醉中才去“逃禅”而回归“仙人”行列，可见是酒恢复了他的本性，而其他七人哪怕是“落井水底眠”“长鲸吸百川”，“市上酒家眠”，总不说一“醉”字，而书法家“挥毫落纸如云烟”佳作连篇时是在“三杯”之后（不只张旭，若干名家皆是如此），另一位雄辩家是在“五斗”之后，舌吐莲花，语惊四座。这种颂饮不颂醉的描写，正是颂的诗酒文化中的中和之美。清朝薄松龄描写得更为全面《聊斋·八大王》附录《酒人赋》（也是诗）中说：
有一物焉，陶情适口；饮之则醺醺腾腾，其名日酒，其名最多，为功己久；以宴佳宾，以速父舅，以促膝而为欢，以合卺而成偶；或以为钓诗钩，又以为扫愁帚……则酒固以人传，而人或以酒丑……引杯若鸩……酒客无品……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难扶，或以父执之良友，无端而受骂于灌夫。婉言以警，倍以眩瞑，此名酒凶，不可救拯。……
赋中详细列举了许多例证，将酒的作用，饮酒名人，“酒丑”“酒凶”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从正反两方面告诫人们切勿过量，从而突出了中和之美。恰到好处地饮酒，是个什么样子，当代的乔省予有诗为证：
《好饮》（好者美好之好）
好饮毋求醉，微醺趣最真，清谈能娓娓，冥想亦欣欣，顿觉思维阔，还多妙语新。生逢斯盛世，自不效刘伶。
是颇得酒中之味，诗中之味，充分体现了中和之美。其实不仅饮酒不能过量，作诗也是如此，整日陷入诗中，成了诗魔，不仅会象李贺有损健康，而且也觅不到好句，只是终日刺刺不休的俗语冗句，实在害人害己，这些都是违背“毋太过，毋不及”的中和之道的，与酒一样，一经过分，小则害己，大则误事误国。《诗·大雅·荡》中就说殷代统治阶级是因沈酗于酒而亡国。而中和之美，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时下所常说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三种平衡说：人与自然界平衡；社会文化内部的平衡；人心内部的平衡。努力保持，不断调节这些平衡，实现中和之美，正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热烈追求和贯注于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等等各方面的崇高境界！这该是“诗酒文化”这“双悬日月”所最夺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