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芳[1]2003年在《城市居民社会经济状况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经济状况(SES)在发达国家已经被证实是心血管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但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SES可能通过行为、社会、经济和生物学机制介导。研究本地区SES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系，有助于确定干预的重点人群，更有针对性的采取健康促进策略。 目的：发达国家已经证实社会经济状况是心血管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本文旨在探讨我区居民社会经济状况(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及婚姻状况)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年龄、性别、肥胖、腹部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为重点人群的干预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确定样本。研究内容为社会经济状况，身高、体重、腰围、血压和血糖。分析方法包括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协方差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等。 结果：1．男性的各项社会经济状况指标均优于女性；不论男女，随年龄的增加，患高血压、肥胖和腹部肥胖的危险性随之增加。 2．年龄和SES因子调整后，与仅是年龄调整后的分析结果不同。在四个SES指标中，婚姻状况似乎是最有影响力的指标，单身人士(不论男女)比有配偶者更容易发生肥胖；单身和职业越低级的男性更易发生肥胖，且单身男性更易发生腹部肥胖。 3．综合的SES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系具有显着性，SES每增加一个等级，发生肥胖的危险是原来的1.09倍(95％CI=1.01-1.16)，发生高血压的危险是原来的0.86倍(95％CI=0.79-0.95)。 结论：在SES中，婚姻状况是与最多危险因素相关的指标，是最普遍的关联因子：受教育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SES指标，但教育水平的影响更稳定；收入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联不明显。职业与高血压、肥胖无显着关联。高社会经济状况的人存在低水平的高血压危险性和高水下的肥胖危险。社会经济状况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联在男女之间不一致。
方芳, 聂军[2]2004年在《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居民社会经济状况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目的 探讨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居民社会经济状况 (SES)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确定样本。研究内容为社会经济状况 (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及婚姻状况 )、身高、体重、腰围和血压。分析方法包括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 ,方差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结果 (1)年龄和SES因子调整后 ,与仅是年龄调整后的分析结果不同。在 4个SES指标中 ,婚姻状况是最有影响力的指标 ,单身人士 (不论男女 )比有配偶者更容易发生肥胖 ;不同职业人群发生肥胖的危险性也不同 ,且单身男性更易发生腹部肥胖。 (2 )综合的SES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显着相关 ,SES每增加一个等级 ,发生肥胖的危险是原来的 1 0 9倍 (95 %CI =1 0 1～ 1 16 ) ,发生高血压的危险是原来的 0 86倍 (95 %CI=0 79～ 0 95 )。结论 在SES中 ,婚姻状况是与最多危险因素相关的指标 ,是最普遍的关联因子 ;受教育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SES指标 ,但教育水平的影响更稳定 ;收入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联不明显。职业与高血压、肥胖无显着关联。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存在低水平的高血压危险性和高水平的肥胖危险性。社会经济状况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联在男女之间不一致。
傅传喜, 马文军, 邓惠鸿, 许锐恒, 陈泽池[3]2003年在《居民社会经济状况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 探讨居民社会经济状况 (SocioeconomicStatus ,SES)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为干预的重点人群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利用 1997年及 1998年广东省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分析社会经济状况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 男性的社会经济状况指标优于女性。调整年龄、职业性体力活动、休闲体力活动和饮酒后 ,SES对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仍有影响 ,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区的影响较大 ,其关联在男女不同。结论 社会经济状况是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重要影响因子 ,对社会经济状况好的女性施加干预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殷雨天[4]2016年在《吉林省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文中指出目的:初步确定吉林省人群心血管病高危率,调查高危人群的行为危险因素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现状,了解心血管病高危类型检出情况及高危类型的聚集情况,分析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相关危险因素,根据高危人群的风险类型给出合适的干预措施,尽可能的降低心血管病的高危率,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及急性心血管病事件的发生。方法:本次调查于2014年9月-2015年3月间,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辽源市、延吉市、通化县5个地区,以社区或村为单位开展筛查,初筛共调查100,775人。调查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采用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研发的电子问卷,包括基本信息登记表、初筛调查表和高危调查表,了解调查对象的人口学信息、心血管健康状况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状况、体格测量数据(血压、身高和体重)和实验室检查数据(血糖、血脂),将调查对象信息上传至国家中心数据平台。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调查对象的健康指标及一般资料(如年龄、身高、体重、BMI值、每天吸烟量、血压值、心率及血脂各指标)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如人口学特征、行为危险因素、疾病史和治疗史等)用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方法。结果:(1)本次调查最终得到有效初筛调查表100,734份,男性43,063例,占42.7%,女性57,671例,占57.3%。年龄最小40岁,最大85岁,平均年龄(56.6±9.058)岁。(2)20,025例高危对象完成了高危调查表,高危人群中吸烟者比例较高(21.5%),开始吸烟年龄整体偏小(40.4%的高危人群从<20岁就开始吸烟),将烟深吸到肺部者最多(63.9%);危险饮酒或酒精依赖者占10.2%;高危人群中最主要的健康问题是疼痛/不适(31.3%),其次是焦虑/抑郁(18.8%),健康状况平均自评分为(70±15)分,整体的生命质量方面仅处于一般中等水平。(3)2014年吉林省心血管疾病高危率为23.0%,表现为男性、年龄较大者、高体重者、其他民族、非农业户口、丧偶和未婚者、文化程度较高者、退休及行政人员、家庭年收入在50,000以上者高危率较高。(4)血压高型、心血管病史型、WHO评估的患病风险≥20%型和血脂异常型的高危检出率分别为15.0%(15069例)、7.8%(7860例)、5.1%(5169例)和4.8%(4873例)。心血管病高危人群高危类型聚集情况为0,1,2,≥3的构成依次为:77.0%(77551例),15.1%(15230例),6.2%(6248例),1.7%(1705例)。不同特征人群各种高危类型检出率和四种高危类型聚集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5)二分类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年龄、BMI值、饮酒频率、TC、LDL和TG值的增加,成为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的危险性越大;吸烟、高血压史、糖尿病史、未婚、文化程度较高以及从事行政职业均为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的危险因素,女性和HDL值升高是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的保护因素。结论:(1)2014年吉林省心血管疾病高危率为23.0%,与全国基线水平相近。(2)高危人群吸烟及饮酒现状不容乐观,整体的生命质量方面仅处于一般中等水平。(3)血压高型、心血管病史型、患病风险≥20%型和血脂异常型的高危检出率分别为15.0%、7.8%、5.1%和4.8%。心血管病高危人群高危类型聚集情况为0,1,2,≥3的构成依次为:77.0%,15.1%,6.2%和1.7%。(4)高龄、高BMI值、饮酒频率高、TC、LDL和TG值的增加、吸烟、高血压史、糖尿病史、未婚、文化程度较高以及从事行政职业均为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的危险因素,女性和HDL值升高是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的保护因素。
白云[5]2005年在《安钢社区40-88岁居民肥胖的患病率、危险因素及其与相关慢性病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肥胖(Obesity)指体内聚集过多的脂肪。肥胖现在已经达到了全球流行的程度,患病率呈全球性上升趋势。预防肥胖的流行是本世纪前50年人类面对的最大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肥胖不仅是一种危害健康的慢性病,而且肥胖与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密切相关。遗传和环境是影响肥胖发生的因素,后天环境(特别是膳食和行为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 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调查结果表明: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我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患病率为7.1%,估计人数分别为2.0亿和6,000多万。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尤其是膳食结构的改变,预计今后肥胖及其相关疾病将会有较大幅度增长。 安阳钢铁公司是安阳市的一个大型工业企业,其所属的安钢社区是全国慢性病预防控制示范点。该社区人口稳定,具有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居民依从性好,企业和居委会领导重视,因此选择在该社区进行肥胖的流行病学研究,探讨其流行规律、危险因素及其与相关慢性病关系的情况,为制定肥胖预防和控制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设计与方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安钢六个生活区中抽取到第四生活区作为调查点。对该生活区中年龄40岁以上的居民进行普查,共有738名男性居民和1051名女
曹小琴[6]2016年在《模型导向的缺血性心血管病预防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与目的缺血性心血管病(Ischem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CVD)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这两类最主要的心血管事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近年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年龄有年轻化趋势,对ICVD的流行病学防控迫在眉睫。高血压作为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因素的主要风险因素又作为重要的心血管病在ICVD的预防工作中尤其重要。及时了解有关危险因素的现状,以及心血管病发病的变化趋势,探讨针对主要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模式,将有助于有效地开展心血管病防治。本研究旨在明确河南省15岁以上人群缺血性心血管病及其主要风险因素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疾病风险评估模型的方法,发现与缺血性心血管病相关的主要风险因素,为开展缺血性心血管病预防控制工作提供循证依据。方法本课题以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横断面调查为基础,在充分进行各项质量控制的基础上,采用综合固定效应Logistic回归、多因子降维方法(Multifactor dimensionalityreduction, MDR)和两水平Logistic回归的方法逐步优化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预测模型,主要方法包括如下：(1)现场取样调查设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2012年抽取河南省10个县(市、区)19000名15岁以上城乡居民进行面对面问卷访谈和现场身体测量及实验室检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信息、近一年生活行为方式、心血管病患病情况和主要心血管病家族史；现场检测主要针对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超重、肥胖与中心性肥胖等心血管病或危险因素进行检查确认,所有调查项目实施质量控制。(2)一般资料统计分析方法对数值变量采用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描述；不符合正态分布变量,对其进行数据转换,转换后仍不符合正态分布,用中位数(全距)进行统计描述,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所有分类变量用频数(构成比)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统计学检验标准取。(3)电子血压计的质量控制血压计的信度检验(Reliability)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检验,两种血压计的差异性检验(Accuracy)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进行,线性回归模型用来校准收缩压的偏差。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用来评估时间、人群特征等对血压差异的影响。对偏差校正检验结果的评价应用人群验证、国际常用电子血压计美国医疗仪器促进协会(AAMI)标准和英国高血压学会(BHS)建议进行综合性评价。(4)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预测缺血性心血管病的相关风险因素分析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的基础上,应用Logistic回归的Forward:LR方法实现,入选标准为0.05,排除标准为0.10,分析各个因素与缺血性心血管病或高血压病的关联,并以地区和高血压进行调整前后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因素的对比。另外,应用MDR 3.0.2软件消除多因素间的交互作用,降低因子数,发现缺血性心血管病主要风险因素。在MDR方法基础上应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包括区／县(市)在内的两水平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模型。结果(1)本次调查最终纳入18943名有效研究对象,其中男性7966人(42.08%),女性10977人(57.92%)。男女性别比例为0.73：1。平均年龄52.18±16.78(岁),最小年龄15岁,最大年龄95岁。其中男性为51.37±17.10(岁),女性为52.77±16.53(岁),最小年龄15岁,最大年龄98岁。高血压患者4391人,心肌梗死及脑卒中患病人数分别为302例和1014例,缺血性心血管病患者1251人。(2)单因素分析结果示薯类、畜肉、禽肉等及干果类在非高血压人群的进食量均高于高血压人群,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在高血压和非高血压人群中植物油和食用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动物油的食用量在两组人群中无差异(P>0.05)；非高血压人群与身体活动和锻炼水平均呈正性相关(P<0.05)；非高血压人群其余各项身体指标(体重、腰围、基础代谢率、身体脂肪率、内脏脂肪数)也较高血压人群偏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血压患病相关的一级亲属家族史包括高血压家族史、高血脂家族史和脑卒中家族史；与缺血性心血管病相关的有高血压、脑卒中家族史(P<0.05)；糖尿病和冠心病家族史未发现与高血压或缺血性心血管病相关。(3)高血压显着增大了罹患缺血性心血管病的风险。本次调查采用电子血压计统一测量,同时应用汞柱血压计进行质量控制。与汞柱血压计相比,电子血压计(Omron HBP-1300)在舒张压测量方面结果可靠,在收缩压测量方面呈现一定的偏差,可以通过公式(MSBPB=0.803 xMSBPA+19.592)进行校正。高血压显着增加了脑卒中的患病风险(OR=7.54,95%CI=6.59-8.64)；高血压患者诱发心梗的风险是非高血压人群的2.38(95%CI=1.89-3.00)倍,罹患脑梗合并心梗的风险是非高血压人群的3.90(95%CI=1.89-8.04)倍。以高血压加权前后的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因素有改变,除了估计值变化外,调整前的风险因素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抽烟、既往抽烟史、中度体力劳动、重度体力劳动、中等体育锻炼、职业、高血压遗传史和脑卒中遗传史；用HTN调整后的结果如下：调整后包括13个贡献因子,其中减少了BMI,增加了民族和婚姻状况(4)多因子降维法(Multifactor dimensionalityreduction, MDR)构建的最佳模型纳入了高血压,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既往吸烟史和总饮食量等变量。训练集平均精度为0.79,一致性检验(CV consistency)为10/10。高血压的十一阶模型优于对缺血性心血管病的模型,其预测特异度达到0.88,灵敏度达到0.98,训练集与测试集的一致性较强(Kappa=0.74).多水平模型拟合效果优于传统的Logistic回归模型。结论两水平模型提示高层级的宏观因素(如地区、地形、海拔等地理环境以及人均年收入、医生数量／万人等指标)对高血压发病的影响,同时也验证了个体水平的因素(如吸烟、中等强度体育锻炼、食盐纳入量、高血压家族史、身体质量指数、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饮酒等)在高血压发病中的作用。多水平模型在评估和预测缺血性心血管病风险方面相对于传统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一定的优势,基于多水平模型的高危人群筛查策略结合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措施在缺血性心血管病一级预防方面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钱晓波[7]2004年在《长春市高血压患病因素及城乡卫生服务需求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深入了解长春市高血压患病的基本情况，比较城市与农村、高血压和非高血压人群中相关因素的差别，了解分析各人群对高血压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健康保健、卫生服务需求情况，为我市确定高血压等慢性病防治策略，深入开展高血压等慢性病防治工作进行有益的探讨。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朝阳区和九台市作为调查点，对辖区内15岁以上居住五年以上（含五年）居民进行询问调查和医学体检。共调查居民2230人，其中城市1264人，农村966人；男性1105人，女性1125人。本次调查中高血压患病率为22.91%，其中城市为27.61%，农村为16.77%；既往高血压患病率为6.01%，其中城市为8.70%，农村为2.48%；高血压知晓率为26.22%，其中城市为31.52%，农村为26.22%；高血压控制率为18.66%。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控制率低、知晓率低，高血压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升高而呈明显上升趋势；人群高血压健康知识知晓率普遍偏低，对健康保健知识和卫生服务需求迫切；在新检出的高血压患者中，轻度高血压占检出高血压患者的61.74%。多因素分析显示，高血压患病影响因素城乡人群之间存在差异：年龄、超重与肥胖、婚姻状况是城市人群高血压患病的影响因素；年龄、超重与肥胖、经济收入是农村人群高血压患病的影响因素。其中体质指数既是共同的影响因素，又是可控制因素。城市居民高血压患病率、既往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和控制率均高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及健康知识知晓率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负担相对要好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健康意识明显高于农村居民。<WP=67>因此，应及时调整我市的高血压等慢性病防治策略，以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等工作为载体，以高血压防治工作为切入点，以健康促进为手段、以社区为基础，加强一级预防，改善生活方式，开展慢性病的预防医学诊疗服务，加强对各级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在提高全社会的防病意识，有效降低高血压等慢性病发病率的同时，特别是要改变农村高血压防治相对滞后的局面，缩小城乡差距。
畅琦[8]2013年在《天津市社区居民慢性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效果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在天津市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分别开展以社区为基础、干预模式各异的慢性病综合干预项目,推广合理膳食、适量运动等核心健康知识、引导居民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疾病的负担和危害；分别对城市和农村社区干预项目实施效果进行全面分析、综合评价,为进一步寻求适合城市和农村综合干预模式、制定慢性疾病防控健康策略奠定基础；通过对城乡社区干预项目的实施措施和效果进行比较,探讨不同综合干预模式的优劣,切实找到分别适合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采用的慢性疾病危险因素干预模式,为慢性疾病预防和控制提供数据支持、干预模式和实践经验。方法2009年起在天津市河北区城市社区,滚动式纳入研究对象3030人,应用“健康体重和血压管理关键技术”开展以高血压患者规范化管理和超重、肥胖患者管理为核心内容的慢性疾病综合管理,随访研究持续到2011年。对居民进行慢病风险及健康相关评估、慢病患者和高危人群识别;将高血压患者(n=897)按照危险因素分级分为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和很高危组给予不用频次的血压规范化管理；每周对超重和肥胖患者(n=720)进行维持健康体重规范化随访管理;描述项目基线调查慢性疾病患病及相关危险因素水平,分析一般人群综合干预效果；分析血压管理患者血压变化情况、血压、脉压和食物摄入量、食物成分摄入量的关系、评价血压规范化随访管理效果：比较超重和肥胖患者实际膳食摄入量、实际运动量等指标变化情况；分析“双重”管理患者管理效果。2008-2009年间,选取天津市津南区农村社区为干预组(n=388),开展健康合理膳食、适量体力活动等内容为主的综合营养干预,同时选取武清区农村社区作为对照。项目实施前后分别调查干预组和对照组人群体格检查和生化检验指标水平、主要营养与健康知识知晓情况、膳食摄入情况等。两组膳食调查均采用叁日24小时回顾法。项目实施1年后,通过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在营养和健康知识知晓情况、体格检查和生化指标、膳食和营养素摄入量等方面的差异,评价干预项目实施效果。通过比较两项目实施措施和效果,综合评价并探讨分别适合城乡开展的慢性病干预模式。数据管理、分析采用计算机管理系统、EpiData3.0、SPSS18.0软件,根据研究目的、资料类型分别采用t检验、卡方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结果城市社区综合干预项目研究结果显示,经过为期1年的干预管理,项目人群腰围下降1.49cm,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下降1.36mmHg和1.55mmHg,每日盐摄入量减少1.61克,膳食模式逐渐趋于健康,体育锻炼时间和强度均有增加(均p<0.05)。血压管理患者腰围下降了2.27cm；收缩压、舒张压和脉压分别下降7.74mmHg、3.79mmHg和3.96mmHg,血压控制率升高了37.3%,经危险因素分层后可知各组血压、脉压均显着下降、血.压控制率显着升高；血压、脉压均随随访次数增加呈现下降趋势,同时根据危险因素分组分析得到适宜随访频次；患者每日主食、蔬菜、畜禽肉类、蛋类和盐的摄入量明显降低,随着随访次数的增加,脂肪、碳水化合物、烟酸、总维生素E等成分摄入量呈下降趋势(均p<0.05)；计算得出血压的食物摄入量预测方程。超重和肥胖患者实际膳食摄入量显着降低、实际运动量显着增加,且随随访次数增加呈现稳定变化趋势；参与“双重”规范化管理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和脉压分别降低8.53mmHg、4.10mmHg和4.42mmHgo农村社区开展营养干预项目经过针对性的营养宣教和干预,干预组营养与健康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较对照组改善非常明显；干预组和对照组相比,BMI、臀围、SBP、DBP、血总胆固醇和血同型半胱氨酸依次降低了1.19kg/m2、1.74cm、2.70mmHg、2.82mmHg、0.57mmol/L和0.49μmol/L;每日谷类食物和盐的摄入量显着减少、水果蔬菜摄入量显着增加；每日膳食纤维、维生素C、钾摄入量显着增加,胆固醇和钠摄入量显着降低(均p<0.05)。结论城市社区干预项目实施后项目人群慢性疾病相关危险因素得到良好控制,血压管理患者血压改善和控制效果显着,超重和肥胖患者管理效果明显;农村社区营养干预项目有效的普及了营养和健康相关知识,降低了干预组危险因素水平,两项目干预措施对慢性疾病综合防控的良好效果和重要作用。通过城市和农村社区慢性疾病综合干预措施比较,明确了各自措施的优劣,并对营养干预及指导、慢性疾病综合防控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
曹丰[9]2016年在《玉龙县纳西族居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现状及社会经济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对2014年云南省玉龙县纳西族居民现场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了解玉龙县纳西族居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分析当地纳西族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个体聚集现状,探究纳西族居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其聚集现状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提供依据,推动纳西族的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的形成。[方法]应用现况调查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从玉龙县16个乡(镇)中随机抽取≥35周岁纳西族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现场体格检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纳西族居民的基本人口学资料及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通过体格检查测量纳西族居民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及血糖。利用主成分分析计算社会经济状况综合得分；采用z2检验分析调查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构成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其聚集现状的社会经济状况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现场调查共计调查1450人,获得有效问卷1402份,问卷应答率为96.69%。玉龙县纳西族居民超重、肥胖、中心性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饮酒、心血管病家族史、高盐饮食、被动吸烟、生活压力、情绪低落、缺乏体力活动的患病率或暴露水平分别为26%、8.9%、39.5%、26.2%、4.1%、32.9%、24.5%、10.3%、27.4%、21.8%、9.3%、5.2%与32.3%。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户主状况、住房情况、医疗机构可及性、社会经济状况纳西族居民暴露于不同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中(p<0.05)。93.4%的调查人群至少暴露于一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中。不同性别、年龄、户主状态、住房情况、社会经济状况纳西族居民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分布不同(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主、住房情况好纳西族居民肥胖患病的可能性分别是非户主、住房情况差纳西族居民的2.577倍、1.415倍；高文化程度纳西族居民肥胖患病的可能性是低文化程度纳西族居民的0.754倍。已婚或同居、高文化程度纳西族居民高血压患病的可能性分别是未婚、离异或丧偶、低文化程度纳西族居民的0.472倍与0.696倍。户主、高文化程度纳西族居民吸烟的可能性是非户主、低文化程度纳西族居民的0.101倍与1.633倍。户主、高文化程度、住房情况好纳西族居民饮酒的可能性分别是非户主、低文化程度、住房情况差纳西族居民的0.157倍、1.599倍及1.356倍。户主、高文化程度、住房情况好纳西族居民被动吸烟的可能性分别是非户主、低文化程度、住房情况差纳西族居民的2.880倍、0.751倍及1.451倍。高收入水平纳西族居民存在生活压力的可能性是低收入水平纳西族居民的0.6989倍。纳西族户主人群情绪低落的可能性是纳西族非户主人群的1.848倍。已婚或同居、住房情况好纳西族居民缺乏体力活动的可能性是未婚、离异或丧偶、住房情况差纳西族居民的0.490倍与2.104倍。户主、住房情况差及医疗机构可及性差的纳西族居民有更高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的可能性。[结论]玉龙县纳西族居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现状不容乐观。户主、文化程度、住房情况、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是纳西族居民暴露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户主、住房情况及医疗机构可及性是纳西族居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应重点加强住房情况好、低文化程度、户主、未婚、离异或丧偶、低收入水平纳西族居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预防与干预工作。应重点加强纳西族居民中的户主、住房情况差及医疗机构可及性差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的关注与干预,降低社会经济状况对纳西族居民暴露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其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的不利影响。
张晓方[10]2009年在《某市交响乐团员工健康危险因素与健康相关的工作效率低下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背景健康是一种躯体、精神及社会和谐融合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身体虚弱。生产率是一个工人每小时工作能生产的物品与劳务的数量。决定生产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人力资本。所以员工的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有许多研究证明了员工的健康状况可以影响企业的生产率,而其中,工作效率低下(在此定义为“员工因健康问题而导致工作时效率下降”)比缺勤和残疾导致了更多的生产率降低和经济损失。由于健康危险因素的可干预性以及对其干预有更高的成本效益比,许多学者把重点放在了对健康危险因素和工作效率低下的研究上,并均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关联。但是在国内,笔者尚未见到有关健康危险因素与工作效率低下关系的研究报道。本研究以某市交响乐团员工为研究对象,探讨员工的健康危险因素与其工作效率低下是否有关联。目的通过本研究检验:某市交响乐团员工的健康危险因素与工作效率低下是否有关联?其中包括:一、某市交响乐团员工的哪些健康危险因素与工作效率低下有关联?二、某市交响乐团员工的健康危险因素个数与工作效率低下是否有关联?叁、某市交响乐团员工的健康危险等级与工作效率低下是否有关联?方法本研究采用类实验(Quasi-experiment)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的《健康和绩效调查问卷》(HPQ,Health and Performance Questionnaire)、《工作能力快速调查问卷》(WPSI,Work Productivity Short Inventory)、《健康和工作问卷》(HWQ,Health and Work Questionnaire)和密歇根大学的健康风险估卷基础上开发出本研究所用的《健康危险因素及工作效率评估调查问卷》,对某市交响乐团131名员工进行了叁次横断面调查,并根据某市交响乐团员工的健康危险因素分布和小组访谈结果对其进行了6个月的健康干预,通过基线调查以及干预后调查与基线调查的对比,来检验健康危险因素与工作效率低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并计算工作效率低下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及其在健康相关经济损失中所占的比例。结果一、在基线调查的员工的12个健康危险因素中,压力大占69.4%,其次分别为自我感觉健康差(60.3%)、吸烟(57.0%)、身体活动少(43.8%)、血压高(38.8%)和超重/月巴胖(37.2%)。员工拥有的健康危险因素个数从0-8个不等。拥有中等健康危险的员工有53名,占43.8%;拥有中等健康危险的员工有46名,占38.0%。干预后,所有健康危险因素所占的比例均出现了降低。其中,干预3个月后,有5个健康危险因素在员工中所占的比例出现了有统计学意义的显着降低,分别为血压高(P＜0.001)、自我感觉健康差(P=0.031)、超重/肥胖(P=0.021)、胆固醇高(P＜0.001)和工作满意度差(P=0.003)。干预6个月后,有3个健康危险因素在员工中所占的比例出现了有统计学意义的显着降低,分别为血压高(P＜0.001)、超重/肥胖(P=0.002)和胆固醇高(P＜0.001)。干预后和基线相比,员工拥有的最多的健康危险因素个数从8个降到了6个,中期时(干预3个月后)有65.9%的员工出现了健康危险因素个数的减少,末期时(干预6个月后)有66.7%的员工出现了健康危险因素个数的减少,并且健康危险因素减少2个或2个以上的员工人数连续增加,健康危险因素个数增加的员工人数连续减少。中期和基线相比,员工的平均健康危险因素个数减少了1.01个,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末期和基线相比,员工的平均健康危险因素个数减少了1.22个,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中期和基线相比,49.5%的员工的健康危险等级出现降低;末期和基线相比,47.6%的员工的健康危险等级出现降低。二、基线调查显示,某市交响乐团中有52.1%的员工自我报告存在工作效率低下。女性比男性(x~2=6.629,P=0.010)、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员工比从事演奏指挥的员工(x~2=6.629,P=0.010)、年龄≤38岁的员工比年龄＞38岁的员工(x~2=5.873,P=0.016)更多地自我报告了具有工作效率低下。女性比男性(Z=-2.117,P=0.034)、年龄≤38岁的员工比年龄＞38岁的员工(Z=-2.748,P=0.006)、学历大学及以上的员工比学历在大学以下的员工(Z=-2.151,P=0.032)的工作效率低下等级要高。干预后和基线相比,无工作效率低下的员工比例增多,严重工作效率低下的员工比例减少。3个月的干预可使工作效率低下平均值降低3%左右,6个月的干预可使工作效率低下平均值降低2.5%左右。某市交响乐团员工的月薪酬均值约为6,361元,按此计算,3个月或6个月的干预可使该乐团每人每月避免因工作效率低下带来的隐形损失约159元～190元。叁、通过横断面调查,本研究发现压力大和生活满意度差与工作效率低下存在关联(压力大,OR=7.045,95%CI:627-30.507;生活满意度,OR=7.229,95%CI:1.455-35.921);本研究末期和基线相比较时,发现身体活动少的改变与工作效率低下等级的改变之间存在关联(Z=-2.308,P=0.021)。基线时,压力大和无压力大的员工的工作效率低下平均值分别为5.11%和0.95%,生活满意度差和无生活满意度差的员工的工作效率低下平均值分别为8.80%和2.79%,身体活动少和无身体活动少的员工的工作效率低下平均值分别为4.60%和3.25%。某市交响乐团员工的月薪酬均值约为6,361元,按此计算,有压力大者因工作效率低下每月给企业带来隐形损失要比无压力大者多出265元左右;生活满意度差者因工作效率低下每月给企业带来隐形损失要比无生活满意度差者多出382元;身体活动少者因工作效率低下每月给企业带来隐形损失要比无身体活动少者多出86元。如果按2周有80个工作小时计算,有压力大者比无压力大者2周内因为工作效率低下要多损失3.3小时的工作时间:生活满意度差者比无生活满意度差者2周内因为工作效率低下要多损失4.8小时的工作时间:身体活动少者比无身体活动少者2周内因为工作效率低下要多损失1.1小时的工作时间。本研究未发现健康危险因素个数与工作效率低下之间的关联,但发现健康危险等级越高的员工的工作效率低下程度越大,每增加一个健康危险等级,工作效率低下值约升高2%。四、某市交响乐团员工每年因工作效率低下带来的隐形损失为383,980元,占健康相关经济损失的54.4%。某市交响乐团员工每年因病缺勤带来的损失为219,988元,占健康相关经济损失的31.2%。某市交响乐团2008年为其员工总共支付员工个人医疗保险费用101,640元,占健康相关经济损失的14.4%。6个月的健康干预可以使某市交响乐团减少经济损失297,989元,其中减少因工作效率低下造成的经济损失249,987元,减少因病缺勤造成的经济损失47,998元。结论一、某市交响乐团员工最普遍的健康危险因素有压力大、自我感觉健康差、吸烟、身体活动少、血压高和超重/肥胖,其中压力大、吸烟、血压高、超重/肥胖率均高于普通人群。员工的平均健康危险因素个数为4个。有43.8%的员工处于中健康危险等级,38.0%的员工处于高健康危险等级。干预后,12个健康危险因素所占的比例均出现了降低,中期和基线相比,员工的平均健康危险因素个数减少了1.01个;末期和基线相比,员工的平均健康危险因素个数减少了1.22个。中期和基线相比,49.5%的员工的健康危险等级出现降低,末期和基线相比,47.6%的员工的健康危险等级出现降低。二、基线调查显示,某市交响乐团中有52.1%的员工自我报告存在工作效率低下。年龄≤38岁、女性、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学历大学及以上的员工自我报告了较多的工作效率低下。干预后,某市交响乐团员工的工作效率低下情况出现了好转。3个月的干预可使工作效率低下平均值降低3%左右,6个月的干预可使工作效率低下平均值降低2.5%左右。3个月或6个月的干预可使该乐团每人每月可避免因工作效率低下而带来的隐形损失约159元～190元。叁、压力大、生活满意度差和身体活动少与工作效率低下存在关联,即跟心理/感觉有关的健康危险因素与工作效率低下的关联较强。有压力大的员工因工作效率低下每月给企业带来隐形损失要比无压力大的员工多出265元左右:生活满意度差的员工因工作效率低下每月给企业带来隐形损失要比无生活满意度差的员工多出382元;身体活动少的员工因工作效率低下每月给企业带来隐形损失要比无身体活动少的员工多出86元。健康危险等级越高的员工的工作效率低下程度越大,每增加一个健康危险等级,工作效率低下值约升高2%。四、工作效率低下导致的隐形损失占健康相关经济损失的54.4%,而因病缺勤和医疗保险费用分别占健康相关经济损失的31.2%和14.4%。6个月的健康干预可使某市交响乐团减少经济损失297,989元,其中减少因工作效率低下造成的经济损失249,987元,减少因病缺勤造成的经济损失47,998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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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玉龙县纳西族居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现状及社会经济影响研究[D]. 曹丰. 昆明医科大学. 2016
[10]. 某市交响乐团员工健康危险因素与健康相关的工作效率低下的关系研究[D]. 张晓方.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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