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会聚与安史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严复墓志》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论文,新发现论文,政治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素为学者所关注。但目前传世文献中关于安史之乱的记载，大体本自唐王朝的正统立场，将安史政权斥为叛伪，其论述带有鲜明的尊唐贬燕色彩。中国古代正史的撰述，本来就带有建构王朝政治合法性的目的，采用某一王朝的正统立场本是常态。①但对于当代史家而言，王朝正统论笼罩下的史学编纂无疑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其通过对史料有意识地择别、剪裁，构建出有利于唐王朝的历史叙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深入理解安史之乱的社会背景。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为何在安史乱平之后，河朔三镇得以长期自立于唐廷之外，形成长安与河北之间的政治对立，为何河朔地区此后一直保有尊崇安史的习俗，形成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风貌，②要解释这些关涉到中晚唐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问题，仍需上溯到对安史叛乱爆发时基本支持力量的构成、河北地区的社会结构与民众心理等问题的探讨。
因此，使用安史年号的墓志，其表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安史政治立场的反映，为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冻国栋教授较早探讨了行用安史伪号墓志所反映出的吏民心态，③但较为可惜的是早期发现的安史墓志基本是中下层的官民，其间并未涉及安史之乱重要人物。而新近发现的安禄山谋主严庄之弟严希庄墓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赵君平、张忱石等先生先后撰文考释，④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最近，笔者蒙中华书局徐俊先生惠示严庄之父严复墓志的拓片，其内容涉及安史之乱的不少重要问题，恰可与严希庄墓志互证，故不揣浅陋，撰文考释，以求正于方家。为讨论方便，先据拓片录文如下：
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铭开述┘
宣义郎守中书舍人襄陵县开国男赵骅撰┘
公讳复，本冯翊人。大父承构，任唐为沧州司户参军，因官而迁，今为渤海人也。烈考┘亮，州察孝廉，未仕而殁。公特受淳气，生而有知，方为儿时，旨趣即异。七岁遭家闵凶┘，孺慕之哀，伤于邻里，孝思之感，发于动植。及长受业，见《易》象与鲁《春秋》，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至隐。夫子文章，性与道合，微言久绝，吾将学焉。”曾未数年，遂通大┘义，异时邑人有陈寡尤、王逈质者，皆高世之士也。专经领徒，闻于河朔，二贤既殁，公┘又继之，升堂者无不抠衣，及门者无不舍瑟，岂渤碣之气，变邹鲁之风欤。自后牧守，┘屡至礼命，欲表公署职，以显儒林，公以为鱼贪饵而触纶，鸟善惊而远害，苟知所避，┘夫有何患乎？竟以疾辞，不求其达，玄虚静默，养浩然之气，几杖琴书，有终焉之志，尚┘矣哉。天宝中，公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既而┘太上皇蓄初九潜龙之姿，启有二事殷之业，为国藩辅，镇于北垂，功纪华戎，望倾海┘内，收揽英儁，而冯翊在焉，目以人杰，谓之天授。及十四年，义旗南指，奄有东周，鞭笞群凶，遂帝天下。金土相代，果如公言，殷馗之识，无以过也。于时冯翊以不世之才，遇┘非常之主，当帷幄之任，翼经纶之初，万姓注其安危，一人同其休戚。夫公之葆光┘也，守箕颍之志；冯翊佐命也，迈伊吕之勋。立德立功，济美于一门矣。属孟津始会，函┘谷犹封，天下匈匈，人心未定，既服又叛，衅结兵连，公遂与少子希庄圣武元年春二┘月戊子，夫人王氏夏四月庚申，俱在本州相随及难，公享年六十二，夫人六十三。义┘士闻之，莫不陨涕。夫君子有煞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呜呼，我公为不朽矣。二年春，寇党平殄，讣至洛阳，冯翊仰天而呼，勺饮不入。恩深父子，义极君臣，毁家成国，近┘古未有。皇帝于是下哀痛之诏，申褒崇之典，赠公魏州都督，夫人齐国夫┘人，备礼饰终，加于常等，迁神于故乡，合拊于北邙。是岁冬十月己酉，乃克葬也。严氏┘其来，与楚同姓，始则若敖蚡冒，启土于南荆，后则青翟彭祖，显名于西汉。至若门风┘世德，积行累仁，王业之本由，臣节之忠孝，已见于中书侍郎范阳公府君神道碑┘矣。纷纶汪洋，徽烈昭彰，则小子何述焉，故略而不载也。铭曰：┘
楚庄霸世，祚及后裔。蜀严沈冥，实曰炳灵。我公是似，亦不降志。师孔六经，鄙齐千驷。┘栖迟衡泌，戴仁报义。昊穹有命，命燕革唐。公之令子，预识兴王。翼佐龙战，时惟┘鹰扬。皇运之初，天保未定。河朔携贰，海隅逆命。祸及举宗，哀哉斯横。公之所贵，德┘名为幾。以家殉国，自古所稀。伍员之父，王陵之母。事各一时，俱垂不朽。帝谓┘忠烈，宜加饰终。荣褒大邦，恩感元功。崇邙北峙，清雒南通。刊石表墓，永代无穷。┘
朝议郎守太子左赞善大夫彭城县开国男刘秦书、丁玩、李諠等刻字┘
（二）
关于这篇志文，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四星聚尾”、“金土相代”之说，这关涉到安史政权如何利用传统的五德终始学说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这一重要问题。志文中所述四星聚尾的天象发生在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九月：
初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运，以皇家土德，合承汉行。自魏晋至隋，皆非正统，是闰位。书奏，诏公卿议，是非相半。时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宰相（李）林甫亦以昌言为是，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疏奏曰：“昨夜云开，四星聚于尾宿。又都堂会议之际，阴雾四塞，集议之后，晴空万里，此盖天意明国家承汉之象也。”上以为然，遂行之。⑤
围绕着这一天象，发生了玄宗朝关于王朝正统的一次大论争。唐承隋为土德，世所共知，⑥但初唐王勃曾撰《大唐千岁历》，“言唐德灵长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⑦主张应直承汉之火运为土德，将周、隋黜为闰位。这种黜隋承汉的正统观在初唐颇为时人所重，并多次对唐前期实际的政治运作发生影响。⑧其中尤以武周革命之初，“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封舜、禹、汤之裔为三恪，周、隋同列国”一事最为著名，直至中宗神龙元年(705)五月复唐之初，方才“制依旧以周、隋为二王后”，⑨重归旧辙。以此言之，承汉或是承隋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礼制上的争论，在事实上却是标识周、唐两个政权分野的重要象征。
众所周知，唐玄宗的得位乃是通过政变，消灭太平公主等与武周政权关系密切的政治势力，其本人对于武周政权的态度颇为复杂。天宝年间，虽承平日久，号为盛世，但是时距武周甚近，故老犹在，而崔昌以区区处士的身份上书，请求玄宗改承周、汉正统，重新挑起这一敏感而危险的议题，恐怕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其背后蕴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因此，朝中虽然议论纷然，却难以决断。
就目前史料所知，此次关于王朝正统承袭的争论，至少有双重背景。首先大约与玄宗朝的政争，特别是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有关。李林甫是朝廷重臣中改承周、汉一说的主要支持者，此议通过后，支持此说的崔昌、卫包等人也随之加官受赏。⑩但天宝十二载(753)李林甫去世之后，杨国忠取而代之，随即罗织李林甫案，兴起大狱，贬斥李林甫之党。此时，所谓改承周、汉正统一事便成为杨国忠攻讦李林甫的一大罪状：
及是杨国忠根本林甫之短，乃奏云：“周、汉远，不当为二王后。卫包助邪，独与林甫计议，大紊彝伦。”上疑之，下包狱案鞠。遂贬为夜郎郡尉，崔昌为玉山郡乌雷尉，并员外置。(11)
杨国忠主张复用魏、周、隋后为三恪，或许是与其自承隋宗室之后的身份有关，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玄宗本人态度的反复。最初，“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似乎改承周、汉一事颇合玄宗本人的心意，李林甫等人不过希旨逢迎而已，但仅仅过了三年，经杨国忠的一番挑拨，玄宗便大改初衷，反疑卫包党于李林甫，其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颇耐人寻味。更蹊跷的是此次关于正统承袭的争论，为何在不久之后，又被视为“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成为安史起兵时号召天下的符应？笔者以为欲索解其中的谜团，需将崔昌上书、杨国忠对李林甫的攻讦、安史以四星聚尾作为易姓之符的政治宣传这三件事放在一起考虑，这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生，都与如何来理解、解释四星聚这一天象变化背后的政治意义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天象变化的具体内容及时间，史料所记并不一致，两唐书《天文志》未载四星聚一事，而《新唐书·天文志》则另记有：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则庆，无德则殃。”(12)所记与四星聚尾显系一事，唯系时于八月，在具体星象上亦有四星聚与五星聚的不同。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这次四（五）星聚的天象记录是否能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结果相印证，以此来判断这两种不同记载中的哪一种更契合实际的天象状况。江晓原、钮卫星先生曾作推算：此次天象当发生于天宝九载八月庚申，结束于九月乙未，约持续三十五天时间。(13)但江晓原、钮卫星两位先生的计算对五星聚持较为宽泛的定义，将五星聚于六十度内皆视为五星聚，黄一农先生则认为二十八宿中范围最大的井宿，其宿度亦不过大约三十度，以三十度之内作为推算五星聚的条件是较为稳妥的。(14)若此，此次天象在天宝九载八月庚申发生时，五星相距约五十九度，但其中惟水星距离其他四星较远，金、火、木、土四星则分布在约二十六度的范围内，至九月乙未天象结束时，五星之间的距离更近，分布在约三十三度的范围内，特别是除水星外的金、木、土、火四星紧密地分布在赤道经度242度至253度的区间内，恰好与尾宿的位置颇为接近。(15)因此，四星聚尾这一天象无疑是确实出现过的，甚至基于某种政治目的，略作夸张，将其宣传为五星会聚亦无不可。
而在另一方面，古人对五星聚或是四星聚之间的不同意义区分得并不十分清楚，《宋书·天文志》已云：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严复墓志》又云：“公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志文将此次四星聚的天象比拟为汉高祖入关之应，事实上高祖入关，五星聚于东井，是著名的典故。此方墓志的撰者赵骅是天宝时著名的文人，不当致误。若此，则五星聚或四星聚在当时似乎区别不大，皆可视为天下大乱、易代革命之兆。
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星占之术，往往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天象记载往往也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被删改、附会。(16)与其认为古人关心天象变化本身，还不如说其更在意天人感应模式下投射在世间的政治纷争，因此天象记载本身的精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时人如何理解、诠释、应对天象的变化。关于四（五）星聚这一天象对世间政治的意义，《宋书·天文志》提供了权威而明晰的解释：
《星传》曰：“四星若合，是谓太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今案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齐则永终侯伯，卒无更纪之事。是则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汉光武、晋元帝并中兴，而魏、宋并更纪。是则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昔汉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张，各五日。柳、张，三河分。后有王莽、赤眉之乱，而光武兴复于洛。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后有刘聪、石勒之乱，而元皇兴复扬土。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后有董卓、李催暴乱，黄巾、黑山炽扰，而魏武迎帝都许，遂以兖、豫定，是其应也。一曰：“心为天王，大兵升殿，天下大乱之兆也。”韩馥以为尾箕燕兴之祥，故奉幽州牧刘虞，虞既距之，又寻灭亡，固已非矣。尾为燕，又为吴，此非公孙度，则孙权也。度偏据僻陋，然亦郊祀备物，皆为改汉矣。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禅，此为四星三聚而易行矣。蜀臣亦引后聚为刘备之应。案太元十九年、义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与魏同也。(17)
据《宋书·天文志》所引《星传》之说，无论是四星聚还是五星聚都是王朝革命的重要预兆，如周武伐殷、五星聚房；汉高入关、五星聚东井；四星三聚而曹魏受禅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唐代官方编定的《开元占经》引《海中占》亦云：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罚，离其国家，减其宗庙，百姓离去满四方。(18)由此可知，《新唐书·天文志》所引“有德则庆，无德则殃”一占，便是与此占词同源文字的节略，(19)即使所谓的“有德受庆”，也是与改立天子联系在一起的，绝非是当朝皇帝的吉兆。(20)因此无论是有德或是无德，“五星若合，是谓易行”，确定无疑是王朝革命的重要征兆，这也是安史起兵以此为号召的缘由所在。尽管《宋书·天文志》云：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提出五星聚未必一定是易代之兆。但即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之符，亦意味着皇权失驭，霸者迭兴，而四星聚则至少预示着兵丧并起的大乱之象。因此，这一重大天象变化的出现，无论其实质是四星聚还是五星聚，无疑都是对玄宗本人权力正当性的重大挑战。而九月崔昌上《五行应运历》，请求改承周、汉正统一事便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崔昌的行动或许是受到了李林甫的支使，但其背后更有着玄宗的默许。
因此，玄宗改承周、汉正统一事的实质是通过再受天命的仪式，自居有德者之位，以应明君将出之兆，从而化解五星聚这一天象对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冲击。其整个举动与西汉哀帝因赤精子之谶，行再受命事的举措颇为相似，(21)所谓“上方希古慕道”，玄宗当时所仰慕的古道，恐怕便是汉家故事。而前引“会议之际，阴雾四塞，集议之后，晴空万里，此盖天意明国家承汉之象也”云云，便是在宣扬玄宗改承周、汉之后，即刻得到了天象的回应，得以顺利度过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玄宗在改承汉统之后另两项相关的政治举措亦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判断，“后是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则其事也”，(22)是年礼部选举以“土德惟新”为题，所谓土德惟新，无疑是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强调玄宗再承天命的正当性。在天宝十载(751)五月，玄宗又下诏“改诸卫旗幡队仗，先用绯色，并用赤黄色，以符土德”，(23)进一步加强土德的正统地位。
但这一改承周、汉正统的举措，随着李林甫的去世而遭到政敌杨国忠的攻讦，激起了玄宗对李林甫的怀疑，进而遭到废止。(24)在天宝九载之后，因天象异变及李、杨之争，玄宗竟在短短三年间两次改易正统所承，其间造成的混乱，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恐怕会有相当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唐王朝的政治合法性。(25)而且尾确属燕分，前引《宋书·天文志》便记载了汉末韩馥以尾箕为燕兴之祥，试图拥立刘虞称帝之事，这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安史政权利用这一天象变化大做文章，宣扬天命改易之说。笔者颇疑安史政权之所以选择“燕”为国号，除了地域因素之外，“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之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果说上文讨论的四（五）星聚尾这一天象是安史乱军宣扬唐王朝天命已尽的有力武器，侧重于破，那么“金土相代”云云则是安史运用五德终始学说，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正面诠释，侧重于立。所谓五德终始之说自秦汉以来便是中国古代帝国建构正统观念与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工具，但一般而言，带有胡族色彩的政权在建立之初，往往对这一学说了解有限，待到其汉化程度较深之后，方才会运用这一理论工具来建构王朝正统论，展开与对峙汉族政权关于正统地位的争夺。(26)但安史政权则显得有些不同，其在立国之初，便能熟练地运用五德终始之说为其造势，除了与安禄山入仕唐朝多年，身边又有严庄这样的汉人谋士为其画策等因素之外，(27)或许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联。
早在安史之乱发生的半个多世纪前，武则天便已上演过一出“金土相代”的戏码，“武氏革命，自以为金德王”。(28)作为女主，武则天想要登上帝位，很难在传统的儒家典籍中寻找到可资凭借的政治资源，因此其主要利用佛、道等宗教力量，造作符瑞，为其上台制造舆论，此点前辈学者论述甚多。(29)但武则天并未放弃运用传统的，同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五德终始理论，造金代土德之说，为其革唐命之举增添合法性。(30)而在玄宗时代，武周革命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当代史，安禄山之辈对于所谓金土相代之论或许并不陌生。此外，在武则天时代曾有大量的胡人参与符瑞造作，其中不乏粟特胡人的身影，可知粟特人虽来自西域，但其本身对于运用宗教、谶纬等各种方式制作符瑞的知识并不陌生，(31)而安禄山本人便是出自营州的粟特聚落，(32)其集团中有大量粟特及西域胡人，其中或许有不少人对于造作符瑞一事颇为擅长。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安史乱军多利用佛教、祆教等方式团聚部众，进行政治动员，(33)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这种动员往往需要依托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其涵括的对象不免有限。特别是如祆教这样带有鲜明胡族色彩的宗教，其对于汉人社会的辐射力毕竟相当有限，因此只能被运用于团聚叛军的核心力量，甚至在起兵过程中过度凸显这种胡神夷教的特质，反而会激起汉族士人的夷夏正统之辨。因此，安史政权在利用祆、佛等宗教凝聚内部的同时，亦必须寻找一个适当的方法，争取以尊奉儒学为基本文化底色的汉族吏民的支持，构造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外两面，而过去对此面向，我们尚注意的不多。现从《严复墓志》可知，利用五德终始的理论，以四（五）星聚的天象变化作为易代革命的先兆，宣扬金土相代之说，是安史政权争取人心，特别是笼络推重儒家正统之辨的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方式。
（三）
关于志文中所涉及的史事，赵君平、张忱石等先生在研究《严希庄墓志》时已多有论及，今笔者复据两方墓志，就所论未详之处，略作补正。据《严复墓志》可知，其家族自其祖父严承构仕为沧州司户参军，因官移居沧州之后，已定居河北三代，早已完成了家族的土著化。其家族严亮、严复两代皆未出仕，可知其家族只是一个低级士人家庭而已，但《严希庄墓志》云严亮曾举明经高第，严复本人则通晓《易》、《春秋》之学，并收徒授业，可见家族在经学上有一定的传习与造诣。安禄山本人虽是武夫，但颇为注意笼络河北当地士人为其所用。据学者研究，在安禄山主政期间，河北的文职官吏亦存在着土著化的趋向，(34)严庄为安禄山所信用，与此背景颇为契合。若《严复墓志》所记没有夸饰成分的话，严庄入安禄山之幕，当在天宝九载四星聚天象出现之后不久。而安禄山于天宝九载五月受封东平郡王，开唐代节度使封王的先例，十载二月又兼领河东节度使，(35)权势达于顶点，恐怕也是其个人野心日趋膨胀之时，严庄恰在此时为安禄山所用，不过四五年间，在安史集团中的地位迅速蹿升，成为安禄山的心腹谋士，可以推知严庄的得宠与安禄山谋反的野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天宝十载前后可以视为安禄山开始筹划叛乱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此外，尽管严庄身为安史集团的核心人物，但其父严复、其弟严希庄实际上并未出仕安史，“守箕颍之志”，依旧居于沧州乡里，可见其与安史政权保持了一定距离，这点颇耐人寻味。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严复墓志》、《严希庄墓志》记载的严复父子死亡及景城再次沦陷的时间与传统文献颇有不同。据志文严复、严希庄父子死于圣武元年(756)二月戊子，《通鉴》系景城长史李暐收严庄宗族诛之事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36)两者约有两月之差；《通鉴》系李暐被杀，景城沦陷事于至德元年(756)十月，(37)《旧唐书》又云：至德元年十月，平原太守颜真卿以食尽援绝，弃城渡河，于是河北郡县尽陷于贼，(38)但据《严复墓志》所云：“二年春，寇党平殄，讣至洛阳”，似乎暗示景城直至圣武二年(757)春方被安史军队夺回，两者亦有约两月之差。但《通鉴》排比安史之乱史实甚为详尽，叙事系时逐日排比，环环相扣，(39)目前存世的《安禄山事迹》、《颜鲁公行状》等文献的系时框架亦与《通鉴》略同，《通鉴》所叙具有可靠的史料来源，目前仅凭《严复墓志》的孤证，并不能轻易否定《通鉴》的系时。
目前所能提供的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景城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起兵时，并未立即诛杀严复父子，仅将其扣为人质，(40)直至次年二月方行诛夷。至于为何选择在次年二月诛杀严复父子，有一个背景可以注意：在河北起兵之后，安禄山即遣史思明率大军前来讨伐，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常山失陷，随后史思明“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灭，于是邺、广平、巨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饶阳太守卢全诚独不从，思明等围之。河间司法李奂将七千人、景城长史李暐遣其子祀将八千人救之，皆为思明所败”，(41)可知在这年一、二月间，随着史思明的反扑，河北部分郡县重新倒向安史，形势有再度逆转的可能，而邻近饶阳的景城更感到了特别的压力，李暐遣其子李祀将兵援救饶阳的行动，也遭受了失败。在此困境之中，人心摇动在所难免，选择在此时诛杀严复、严希庄父子，一方面显示与安史政权势不两立的决心，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则可以杜绝部分军民首鼠两端之心。
至于志文为何云“二年春，寇党平殄，讣至洛阳，冯翊仰天而呼，勺饮不入。恩深父子，义极君臣，毁家成国，近古未有。皇帝于是下哀痛之诏，申褒崇之典”，而非是景城被攻陷的十月。这或许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解释：一方面从客观条件而论，在战乱期间确认严复父子的死讯，消息往来传递本身就需要比平日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则更可能是与安史政权内部的动荡有关，严庄与安庆绪合谋暗杀安禄山一事恰好发生在圣武二年正月，安庆绪继位之后，兄事严庄，“以为御史大夫，冯翊王，事无大小，皆取决焉”，严庄个人的权势达到了顶点，而厚赠严复父子的“哀痛之诏，褒崇之典”恰好是这个时间节点上发布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凸现出严庄此时在安史政权中的显赫地位。不无可能的是，安禄山在位时，已对严复父子进行过褒赠，但所赠的规格自然不及安庆绪。而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论，撰于安庆绪时代的这篇志文，更需要强调今上对于严复父子优渥追赠，因而“二年春”一句，所关注的重点是安庆绪的褒赠及严复父子的哀荣，而非景城真正陷落的时间。
另外尚值得重视的是墓志中依然称安禄山为太上皇。严复、严希庄葬于圣武二年十月己酉，墓志撰文当在之前不久，但据《通鉴》、两《唐书》，安禄山在是年正月便为安庆绪、严庄谋杀，安庆绪继位，改元载初，尊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42)但据《严复墓志》可知，事实上直至是年十月前后，安庆绪都还没有正式公布安禄山的死讯，依然尊其为太上皇。而且，出自安史官方手笔的《严复墓志》、《严希庄墓志》依旧沿用圣武年号，而非载初。而目前已经发现的使用圣武二年年号的墓志更有十余方之多，但使用载初年号的墓志则尚未见到，(43)若此，则安庆绪载初年号是否得到行用亦颇成问题。安禄山本人一直是凝聚安史集团的核心人物，安庆绪的篡弑实际上是一次依托宫中亲佞的政变，其本人在安史集团中的号召力与安禄山相去甚远，并无力取得安史军队的广泛支持，如手握重兵的史思明便是其从来无法控制的人物。因此，为了维持帝位，安庆绪仍需乞灵于安禄山的威望，尊为太上皇而不发丧，沿用圣武年号而不改元，实际上是安庆绪袭位后稳定人心，特别是羁縻史思明的一项重要举措。
唐代士人仕宦显达之后，大多有迁居、迁葬于两京的习惯，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唐代士族的中央化，(44)而严庄在战乱期间，“迁神于故乡，合袝于北邙”，不惜千里迢迢将严复夫妇、严希庄夫妇迁葬洛阳，而不是就近安葬于定居已三世的景城，无疑是效仿了这一传统。另一方面，逝者的葬礼往往是生者社会权力的展现，优厚的褒赠、耗费巨大的迁葬、规模宏大的葬礼，无不凸显了严庄显赫的权势与地位。而对于安史政权而言，则需要借助葬礼这一具有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公开表彰为其政权牺牲的“烈士”，从而巩固叛军的人心，宣扬安史政权的合法性。
另外志文中提到：“至若门风世德，积行累仁，王业之本，由臣节之忠孝，已见于中书侍郎范阳公府君神道碑矣”，志文在这里指出严复神道碑与墓志两种文献具有互文关系，过去我们的研究更多地将墓志仅仅作为一种新史料来使用，对于埋藏在地下的墓志与树立在墓旁的神道碑两种书写逝者生平的文献之间的关系关注得不多。一般以为墓志埋藏于地下，是一种具有私密性的文献，但卢建荣先生已指出名家撰写的墓志往往具有公开性，会通过传抄、文集等手段得到广泛流布，与一般出自亲朋好友之手的私密性墓志有所不同。(45)由于此方墓志的作者赵骅具有燕中书舍人的官方身份，已表明了这篇志文绝不是一篇私密性的文献，而是一篇反映安史政权意识形态的官方追悼文。(46)而志文特别提到其内容可以与神道碑互见详略，更可以进一步确证：这篇志文并不会随着葬礼的结束而被封存于地下，而是与树立的神道碑一样，作为一份证明安史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宣传品，被广泛而刻意地传播。
（四）
本篇墓志的撰者是当时著名的文人赵骅，赵骅在两《唐书》有传，(47)关于其陷伪职一事，本传云：陈留采访使郭纳复奏晔为支使。及安禄山陷陈留，因没于贼。(48)关于陈留被攻陷一事的经过，《通鉴》与两《唐书》的记载略有不同。安禄山白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起兵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十二月渡黄河而南，至陈留，《旧唐书》云：河南节度张介然死之，陈留太守郭纳初拒战，后出降。(49)《通鉴》则云：张介然至陈留才数日，禄山至，授兵登城，众忷惧，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纳以城降。禄山入北郭，闻安庆宗死，恸哭曰：“我何罪，而杀我子！”时陈留将士降者夹道近万人，禄山皆杀之以快其忿；斩张介然于军门。(50)若此，据《通鉴》郭纳乃是主动投敌，以至陈留陷落，与《旧唐书》所记颇有不同。据《考异》可知司马光这一记载主要援据《实录》，而至德二年十二月，郭纳与陈希烈、张垍等七人作为附逆之臣，于大理寺狱赐自尽，(51)可见郭纳附逆的罪行颇为严重，则《通鉴》云其主动投降以至陈留沦陷一事当得其实。而赵骅当是在此时随郭纳附于安禄山。《册府元龟》叙其事云：“骅因胁于贼”，(52)似乎赵骅出仕伪职，乃是出于被迫。但据本篇墓志结衔，其仕燕为“宣义郎守中书舍人襄陵县开国男”，中书舍人在唐前期专掌诏诰侍从，号称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53)地位十分显要，而赵骅仕唐不过仅至陈留采访使支使这样的微末之职，入燕遽至中书舍人之要任，受封襄陵县开国男，可见其在安史政权颇受重用，官运亨通，受命诏诰之任，为乱军文胆，本篇墓志的撰作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所谓胁从之说，恐不可信。
另外可以注意的是赵骅此时的文散官仅为宣义郎，以从七品的宣义郎守正五品上的中书舍人，其间相差六阶，在官制上颇为奇怪。一个较为合理的推测是，安史政权吸纳唐朝降臣，当也依据一定的制度，如降一二阶叙用，而宣义郎这一文散官可能对应的是赵骅仕唐时的散官阶，而由于其在安史政权中极获重用，超擢至中书舍人，因而出现了散官与职官不符的矛盾。
除了《严复墓志》之外，目前所知赵骅撰文的墓志尚有三方，分别为天宝元年(742)的《韦衡墓志》，时署左领军卫仓曹参军；(54)大历十四年(779)的《赵益墓志》，时署祠部郎中。(55)新近又发现了赵骅所撰《李昂墓志》，(56)该志撰于大历十三年(778)，时署朝议郎守仓部郎中。结合两《唐书》本传，我们可以对赵骅的仕宦经历有更多的了解。而在赵骅的仕宦生涯中，有一件事情颇可注意，便是其在安史乱后所受的处分极轻，仅在乾元中因仕伪廷，被贬为晋江尉。试将赵骅的遭际与同曾在郭纳手下为官的李承略作比较：
（李承）充河南采访使郭纳判官。尹子奇围汴州，陷贼，拘承送洛阳。承在贼庭，密疏奸谋，多获闻达。两京克复，例贬抚州临川尉。(57)
李承仅因兵败被俘送至洛阳，并且其在陷贼期间曾多次给唐廷传递情报，将功赎罪，但在乱平之后仍然逃脱不了被贬为临川尉的处分，由例贬一词可知，此为处分贰臣的惯例，并非特别的处置。而赵骅其实已进入安史政权的中心，更撰有《严复墓志》这样悖逆的文字，却能轻易逃脱惩罚，可谓异事。而且，此事对其之后的仕途亦影响不大，赵骅最终仕至秘书少监之位，两《唐书》皆为其做佳传，并无因其出仕伪职一事而鄙薄其行，素以讲求褒贬著称的欧阳修甚至在《新唐书》中将其列入了《忠义传》。
笔者颇疑赵骅能够逃脱惩罚乃是缘于得到贵人相助，得以成功地隐瞒了其在安史政权中的作为，而相助赵骅的贵人很可能是京兆韦氏家族的某位成员，其中以韦儇的可能性较大，赵骅在安史乱中曾庇佑过韦儇的姊妹，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称誉。(58)赵骅生平与京兆韦氏家族过从甚密，其在仕宦之初，便曾受到韦陟的赏识，表为宾僚，天宝初也曾为原州都督韦衡撰写过墓志，其乱世中庇护韦儇的姊妹，恐怕也是出于旧谊的缘故，此举不但为其赢得了“敦重交友，虽经艰危，不改其操”的美誉，更加深了其与京兆韦氏家族的交谊，在为自身脱罪一事上，赵骅或许得到了韦儇等出自京兆韦氏家族的显宦投桃报李的奥援，因此得以逃过一劫。
［收稿日期］2010-09-29
注释：
①参读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28页。
③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2003年，第176-186页。
④赵君平、赵武卷：《大燕〈严希庄墓志〉三考》，《河洛春秋》2008年第2期；张忱石：《〈大燕严希庄墓志〉考释》，《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期。
⑤《册府元龟》卷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46页。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封氏闻见记》等书皆有记载，其中以《册府元龟》卷4所叙最为完整。唯《通鉴》卷216系其事于八月辛卯，《旧唐书》卷9《玄宗纪》系其事于九月乙卯，《唐会要》系其事于六月六日，多有不同。按，八月无辛卯，通鉴前或脱“九月”两字，九月辛卯为六日，九月乙卯为三十日。《唐会要》系此事于六月显误，然若《会要》系日不误，则此事或在九月六日。
⑥《资治通鉴》卷185，第5791页。
⑦《旧唐书》卷190《王勃传》，第5006页。
⑧可参读汪文学：《“唐承汉统”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5卷2期。
⑨分见《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21页；卷7《中宗纪》，第139页。
⑩《新唐书》卷201《王勃传》，第5740页。
(11)《册府元龟》卷4，第46页。
(12)《新唐书》卷33《天文志》，第865页。
(13)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附录三《古今“五星聚”一览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
(14)黄一农：《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收入氏著《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15)尾宿的宿度约18度，其大约位置在245度至263度之间，而箕宿约为10度，在265度至275度之间。参读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6-222页。
(16)如西汉丞相翟方进因虚构的荧惑守心的天象而被迫自杀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参读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收入王健文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政治与权力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77-190页。
(17)《宋书》卷25《天文志》，第735-736页。
(18)《开元占经》卷19，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9年，第152页。
(19)此占语是关于五星聚常见而权威的表述，《史记》卷27《天官书》云：“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第1321页。其后历代正史《天文志》大多沿袭此说。
(20)黄一农：《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一文以为五星聚乃是吉兆，预示着明主将出，但所谓的吉凶乃是相对而言，五星聚房，于周武为大吉，于商纣则为大凶。五星聚东井，于汉高为吉，于赢秦则为凶。而关于星聚，《史记》卷27《天官书》的经典解释为：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第1321页。则“三星合”至“五星合”呈一种递进关系，三星合、四星合都是兵丧并起的凶兆，则五星合也很难被理解为吉兆，特别是对于当朝天子而言。
(21)《汉书》卷11《哀帝纪》，第340页。另参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28页。而武则天专权时，亦曾有唐再受命之谶，可知此种学说对唐人而言并不陌生，见《新唐书》卷35《五行志》，第918-919页。
(22)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7-28页。
(23)《旧唐书》卷9《玄宗纪》，第225页；卷45《舆服志》，第1954页。
(24)笔者以为武周一朝的故事作为当时重要的当代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玄宗朝的政治具有特别的意义，上文已经指出，由于武周革命时曾经改承周、汉正统，成为周、唐不同的重要标志。因此，尽管所谓再受命之说很可能是玄宗自己的主意，但操作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还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因此当玄宗失去对李林甫的信任之后，这个问题很快成为杨国忠攻讦李林甫不忠的重要突破口。
(25)天宝九载至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前一系列天象异动及其应对策略，实际上是观察玄宗晚年政治一个颇为重要的角度，除了本文讨论的天宝九载四（五）星聚之外，天宝十三载荧惑守心这一天象异动也值得关注，《新唐书》卷33《天文志》：天宝十三载五月，荧惑守心五旬余。占曰：“主去其宫”，第856页，这一天象恐怕也会成为安史叛乱重要的号召。
(26)参读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7)《资治通鉴》卷216云：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谶，劝之作乱，第6905页。
(28)《新唐书》卷25《五行志》，第913页。而安史政权之所以能够熟练地运用五星聚、金土相代等天文谶纬之说，或佛教、祆教等宗教力量，来挑战唐的正统性，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地借鉴武周革命的成功范例。如安庆绪曾用载初为年号，而“载初”恰为武则天所使用的年号，其中模仿的意味相当明显，见《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第6421页，当然关于安史载初年号是否真的得到广泛行用，笔者尚存疑问，详见下文。
(29)陈寅恪：《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4-169页；饶宗颐：《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史语所集刊》45本3分；Antonino Forte: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Italy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Kyot,2005.雷闻：《岳渎投龙与武周革命的政治宣传》，《郊庙之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53-166页。
(30)《册府元龟》卷4为帝王部运历部分，但所述唐代部分自玄宗开始，原书注：臣钦若等言唐初事阙，则所谓武则天为金德的史料，在宋初便已佚失。此点或可注意，在唐祚复建之后，是否可能曾有意地删落官方档案中关于武周金德的记载，因此造成在宋初便已见不到相关的史料。过去我们检讨武周革命的政治宣传，往往以武则天为女主，难以从儒家理论中寻获支持为基本的研究预设，因而多侧重于对佛道等宗教因素的检讨，但这种研究进路本身是否又受到了史料分布多寡的遮蔽？
(31)参读荣新江：《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4-221页。
(32)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22-237页。
(33)参读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22-237页；尤李：《〈悯忠寺宝塔颂〉考释》，《文史》2009年第4辑。
(34)吴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收入淡江大学中文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学生书局，1990年，第201-238页。
(35)《旧唐书》卷9《玄宗纪》，第224-225页。
(36)《资治通鉴》卷217，第6941-6942页。
(37)《资治通鉴》卷219，第7005页。
(38)《旧唐书》卷9《玄宗纪》，第231页。
(39)《通鉴》关于河北起兵的系时框架，以颜真卿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中起兵为最早，景城等六郡随即响应，其兄颜杲卿次年正月初在常山起兵呼应，由于常山扼井陉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起兵八日便遭安史军队围攻，于正月壬戌失陷，则颜真卿及景城的起兵不可能晚至次年二月。而至德元年十月安史重新平定河北后，军事压力已逐渐转向睢阳张巡方向，似无二年春景城仍在唐军手中的可能。
(40)但据《严希庄墓志》所述：“公乃囗列刃，挺出重围，剑及于通衢，弓及于近郊之外，望所天不至，投兵而呼，君子记其词曰：从父之死，孝也，临难不避，勇也，吾兄能报吾死。遂束身就擒，享年卅。与魏州府君同日并罹冤酷。”从墓志的行文来看，似乎更容易理解为被俘后即刻被杀。
(41)《通鉴》卷217，第6953页。此条材料蒙李碧妍博士提示，特此致谢。
(42)《旧唐书》卷150《安禄山传》，第5371页；《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第6421页；《资治通鉴》卷219，第7011-7012页。按改元载初事，仅见于《新唐书》。
(43)据气贺泽保规编：《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增订版）》统计使用圣武二年年号的墓志共有十六方，但无使用载初年号的墓志，汲古书院,2009年，第169页。
(44)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4-333页；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5)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麦田出版社，2006年，第49-50页。
(46)严希庄墓志的作者房休也是燕中书舍人，可见这一葬礼所具有的浓重官方色彩。
(47)《旧唐书》卷187《赵晔传》，第4906-4907页，“骅”，《旧唐书》误作“晔”；《新唐书》卷151《赵宗儒传》，第4826页。
(48)《旧唐书》卷187《赵晔传》，第4906页，《新唐书》卷151《赵宗儒传》略同。
(49)《旧唐书》卷200《安禄山传》，第5370页。
(50)《资治通鉴》卷217，第6937-6938页。
(51)《旧唐书》卷50《刑法志》，第2151-2152页；另参《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49-250页。
(52)《册府元龟》卷804，第9557页。
(53)《通典》卷21，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564页。
(58)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0-42页。
(59)吴钢主编：《全庸文补遗》第1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19-221页。
(60)徐俊：《唐仓部李昂续考》，《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南开大学2010年，第383-391页。
(61)《旧唐书》卷115《李承传》，第3378-3379页。
(62)《旧唐书》卷187《赵骅传》，第49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