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自由主义”与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战后论文,嵌入式论文,机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1-0061-06
在“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理论的发展进程中，约翰·鲁杰(John G.Ruggie)是一位奠基式的人物，正是鲁杰在1975年发表的“对技术的国际回应：概念和趋势”一文首次将“国际机制”的概念引入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范畴，①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机制论，或称国际制度论。综观鲁杰有关国际机制的理论阐述，战后国际经济机制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则是鲁杰对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总体特征描述。因此，认真研究鲁杰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对于准确理解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基本特征，客观把握国际经济机制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权力－社会目标”模式与国际机制
对国际机制“权力－社会目标”的解读是鲁杰提出“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的前提和基础，为此，鲁杰首先阐述了“国际机制”的含义，即国际机制是指“国际关系特定领域行为体预期汇聚而产生的社会制度”，体现了权力与共享社会目标的融合。②196具体地讲，鲁杰“权力—社会目标”模式的主要观点是：
1.“权力－社会目标”模式与国际机制的内涵
鲁杰首先指出，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国际机制总是体现为权力(power)与合法（或共享）社会目标(social purpose)的融合，但有关的国际机制理论却仅仅关注权力层面而忽视了社会目标层面，其缺陷就在于权力只能决定国际机制的形式却不能决定国际机制的内容。“为理性分析国际经济秩序的内涵以及为其服务的国际机制，探讨权力与合法社会目标的融合……就变得十分必要了”。②198正是以权力和社会目标的融合作为理论切入点，鲁杰构筑了国际机制分析的独特模式，即“权力－社会目标”模式。具体地讲，鲁杰“权力－社会目标”模式中的权力是指国家间的权力配置关系；而共享（或称合法）社会目标则是指有关国家共同持有的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基本理念，鲁杰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③由此可见，鲁杰的“权力－社会目标”模式实际上阐述了国际机制的双重渊源：权力渊源和社会目标渊源。权力决定国际机制的形式，而共享社会目标则规定了国际机制的内容——这也是鲁杰“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的理论基础。
2.“权力－社会目标”模式与国际机制的变革
“权力－社会目标”模式设定国际机制具有权力和社会目标双重渊源，以此为前提，鲁杰对国际机制的变革作出了独树一帜的解释。鲁杰坚持认为，如果权力与社会目标并非必然地同时发生变化，那么，国际机制的变革就将具有两个潜在的根源和多维的发展方向。基于国际机制的“权力－社会目标”模式，鲁杰坚信，如果权力基础被削弱，国际机制的实现形式或实现手段（instruments，即规则和程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但只要共享社会目标保持不变，国际机制的规范性框架（normative frameworks，即原则和规范）就可以继续维持并有效。鲁杰进而指出，在共享社会目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规范性框架内新的实现手段的出现将更加适合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因之，以此为条件的国际机制的变革应当是“受规范制约的变革”(norm-governed change)而非“改变规范的变革”(norm-transforming change)。②200
综上所述，鲁杰有关国际机制“权力－社会目标”模式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①国际机制体现了权力与共享社会目标的融合，因此，国际机制具有双重渊源，即权力渊源和社会目标渊源；②国家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将决定国际机制的表现形式，但国际机制的原则规范却是建立在共享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并由共享社会目标决定的；③在共享社会目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际机制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受规范制约的变革”。
“嵌入式自由主义”与战后国际经济机制
正是以“权力－社会目标”模式为基础，鲁杰提出了“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并对战后多边国际货币与贸易机制的发展演变作了相应的历史考察。
1.国家－社会关系的嬗变历程与共享社会目标
鲁杰指出，在部落制、封建制以及重商主义的条件下，社会中并不存在独立的经济体系，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制度而非市场决定了国内外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随着采邑制和行会制度的瓦解，自由贸易开始出现。到19世纪，以自由贸易机制和金本位制的确立为标志，欧洲社会的自由贸易进入了黄金时代，国家—社会关系因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的角色转变为保护自我调节的市场并使之制度化”。因此，19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从总体上讲具有“自由放任式自由主义”的特征，自由贸易被普遍视为共享的社会目标和社会理念；而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也促进了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②198,201-202
但面对“大萧条”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国家—社会关系再次经历了一场深远而重大的转变……国家对市场再度施加了广泛的社会控制”，有关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干预国内经济的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免遭外部经济动荡的袭扰，正统的国际自由主义因失去了相应的社会基础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鲁杰进而指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家对国内社会安全和经济稳定承担了更加直接的责任，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设计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社会关系的这种转折性变化。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兴的自由主义将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放任式自由主义”，而将具有“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特征。②202-204,206-208
2.“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
鲁杰坚信，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它具有多边特性；与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理念也不同，它所具有的多边主义性质是建立在国内干预主义的基础之上的。”③进而言之，“战后货币和贸易机制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与国内干预相适应并受国内干预制约的自由化形式以寻求实现国际和国内经济稳定的双重目标”，进而为特定领域国际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空间。④
为阐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具体内涵，鲁杰考察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过程。一方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凭借独占鳌头的实力，着手筹划美国领导下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其核心就是建立以非歧视原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⑤另一方面，鉴于“大萧条”的经验教训以及有关国家的政策实践（包括美国的“新政”），国家干预的社会理念已广为接受，美国倡导的“多边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必须与国家干预以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的目标相适应。就货币领域而言，战后国际货币机制既规定了固定汇率制和取消一切形式的外汇管制，同时又设计了保障贸易收支平衡条款，以便有关国家适时调整汇率以改善基本的贸易收支失衡，进而达到稳定国内经济的目的。就贸易领域而言，战后国际贸易机制既确立了削减贸易壁垒和取消歧视待遇的原则，同时又规定了保障和例外条款，其目的就在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并维持贸易收支平衡和确保国内经济稳定。②210-213因此，鲁杰认为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核心就是“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的相互结合”，以确保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并促进国际经济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多边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又包含了“美国与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制度化的特殊关系”。②220-222
总之，通过相应的历史考察，鲁杰深信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反映了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政策的相互结合甚至互为条件同时又反映了一系列共享的社会目标”。②213-214因此，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就内在地融合了美国的权力优势和具有国家干预性质的自由主义的共享社会目标，并打上了“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烙印，正如鲁杰所言，“战后货币和贸易机制将‘嵌入式自由主义’的规范性框架制度化”。②215
3.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变革
20世纪70年代，战后国际货币和贸易机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化，有关学者均将美国霸权的衰落视为这场变化的根本原因。鲁杰依据“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对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变革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诠释。
鲁杰认为，战后货币机制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元兑换黄金的终止和浮动汇率制的采用；战后贸易机制的变化则缺乏典型事件作为标志，新保护主义的出现被视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变化的主要表现。尽管如此，鲁杰仍然坚信战后国际经济机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②221就货币机制而言，鲁杰指出，国际资本的充足供应以及非歧视的货币自由兑换是布雷顿森林机制所蕴涵的基本原则。美元兑换黄金的终止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不仅符合国际资本充足供应的要求，而且有助于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换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损害货币自由兑换的原则，而且为有关国家实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总之，美元兑换黄金的终止和浮动汇率制的确立均是机制框架内的适当调整并具有机制实现手段改变的属性，并不代表战后货币机制的根本性改变。就贸易机制而言，鲁杰深信新保护主义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或福利经济对市场经济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新保护主义并没有严重背离战后自由化的规范，而是其内在特征之一”。鲁杰进而指出，新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采取的国内保护政策和措施，而国内保护本身就是关贸总协定机制的原则之一，这在保障贸易收支平衡条款和紧急措施条款中均有所体现。因此，即使从关贸总协定机制本身来看，新保护主义并没有严重限制国际贸易的发展，反而“延缓了结构性变革，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内调整的社会代价”。⑥
简言之，鲁杰认为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并没有导致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彻底改变，只是带来了机制实现手段的变化；货币和贸易机制中反映共享社会目标的规范性框架仍然继续存在并有效，而新的机制实现手段则更加适合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现存的规范性框架。因此，具有“嵌入式自由主义”特征的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变革实际上就是“受规范制约的变革”。②220-221,228-229
由此可见，鲁杰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是指具有国家干预性质的自由主义，而“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多边国际经济机制则是指国家干预以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的理念内嵌入战后国际经济机制之中，从而使战后国际经济机制在主要具有自由主义的多边性质的同时又内含有国家干预的成分，由此体现了共享社会目标。进而言之，“嵌入式自由主义”是鲁杰对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所作的总体特征描述，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包括：①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确立了国际经济多边化与国家干预合法化的自由经济秩序；②美国的权力优势决定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多边形式，而具有国家干预性质的自由主义的共享社会目标则内嵌入多边国际经济机制之中并决定了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的规范性框架，两者的融合奠定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特征；③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变革是“受规范制约的变革”。
对鲁杰“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的评价
作为“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的理论基础，鲁杰提出的国际机制“权力－社会目标”模式既有一定的创新性，亦有可资商酌之处。首先，鲁杰认为国际机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共享社会目标（其实质就是共享观念）奠定了国际机制的规范性框架（原则和规范），而共享社会目标又是国家－社会关系发展演变的产物，有鉴于此，鲁杰的“权力－社会目标”模式就打上了社会建构主义的烙印；另一方面，鲁杰亦明确承认权力对国际机制的作用力，认为权力决定了国际机制的实现手段（规则和程序），以此观之，鲁杰的“权力－社会目标”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新现实主义对国家权力因素的关注。有鉴于此，鲁杰提出的国际机制“权力－社会目标”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整合意义，并为国际机制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途径。
其次，鲁杰“权力－社会目标”模式中有关权力决定国际机制的形式、而共享社会目标则规定了国际机制的内容的观点完全割裂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难以对国际机制作出准确的解释。从整体上讲，国际机制的表现形式（实现手段）和规范体系（规范性框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具有不可分割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际机制的表现形式和规范体系归根到底是受制于国际关系的权力分配格局以及有关国家对国家利益的斟酌权衡的，权力和利益依然是影响国际机制的关键因素，权力、利益等因素的合力分析模式应是探讨国际机制的有效方式，⑦其中，权力是核心因素，它既决定了国际机制的形式，又决定了国际机制的内容，拥有权力优势的国家总是试图按照其政策目标和制度模式塑造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而对国家利益的权衡则是其他国家愿意参与国际机制的重要动因。
第三，从国际机制中的共享目标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来看，参与国际机制的国家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共享目标，但这些共享目标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的，共享目标的实质就是国家利益的交会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共享观念性质的共享社会目标对国际机制的建立以及发展演变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即当有关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之际，共享观念或共享社会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聚焦预期、协调政策和整合利益的作用。⑧有鉴于此，鲁杰的国际机制“权力－社会目标”模式既有可资借鉴之功，亦有值得商榷之处。
根据“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鲁杰剖析了美国在战后货币和贸易机制的建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但同时又认为具有国家干预性质的自由主义的共享社会目标决定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规范性框架，有鉴于此，鲁杰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过程已经表明，权力因素既决定了战后货币和贸易机制的多边形式，同时又决定了其规范性框架。实际上，具有“嵌入式自由主义”特征的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是美国政策计划的产物，是以美国的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一方面，战后货币和贸易机制的多边化是美国竭力倡导的，其目标就是为了构筑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另一方面，战后货币和贸易机制的原则、规范和规则均是以美国的政策计划为基础并基本体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和利益取向。诚然，战后货币和贸易机制中的例外及保障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政策观点和现实需要，但另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国家干预早已植根于美国“新政”的政策实践和立法之中，战后国际经济机制中的保障条款和例外规则本身就是美国政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农业保护政策）。因此，战后国际经济机制中的国家干预主义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美国政策计划实施的结果，而不应单纯看作是由共享社会目标所决定的原则规范。所有这些均表明，在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过程中，美国权力因素始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就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演进而言，鲁杰“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中有关“受规范制约的变革”的观点同样应予澄清。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发展历程表明，国际机制的变革从根本上讲并非仅仅受制于共享社会目标，而是决定性地依赖于国际关系权力格局。在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变革进程中，美国权力仍是一个基本因素。实际上，美国霸权在20世纪70年代并未走向衰落而是出现了霸权地位的相对变化，但美国仍是综合实力最具优势的国家，美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依旧存在，美国倡导的货币自由兑换原则、削减贸易壁垒和取消歧视待遇原则等迄今仍然有效，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货币和贸易机制仍在运转。诚然，战后国际经济机制在70年代经历了影响深远的调整，但这种调整仍是在美国主导下并深受美国的政策影响的。就货币机制而言，尽管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变化导致战后国际货币机制出现了某些调整，但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金融格局并未改变，“美元仍继续扮演着领导角色”。⑨就贸易机制而言，新保护主义的出现从根本上讲与美国的政策实践和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变化是密不可分的（从70年代起，美国相继在农产品、钢铁、汽车等领域奉行了严格的保护主义政策），且战后贸易机制并未因此而失去效力。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经济机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其变革应当理解为“受权力制约的变革”，即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变革不是基于共享社会目标，而同样是受制于美国的权力地位以及美国主导制定的原则、规范和规则。鲁杰试图以共享社会目标取代权力和利益在国际机制发展演进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无异于缘木求鱼、本末倒置，因而无法完整准确地阐明战后国际经济机制变革的深层次根源。
从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角度看，鲁杰“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中最为成功之处就在于对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中所包含的国家干预主义成份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即战后国际经济机制所规定的自由的多边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按照普遍流行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机制标志着自由贸易时代的到来。但实际情况却是，战后国际经济机制既确立了取消外汇管制和削减贸易壁垒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明确规定了相应的保障条款和例外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并非创造了自由主义的乐土，“正统的自由主义从未统领过战后任何时期的国际经济关系”。②221毫无疑问，鲁杰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对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总体特征的描述既是历史的总结，同时亦为正确理解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来龙去脉和性质特征提供了富有启迪的理论借鉴。诚如基欧汉所言，鲁杰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对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的性质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概括。⑩
综上所述，鲁杰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创造性地剖析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所具有的自由的多边主义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基本特征，从而有助于客观评价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真实含义和内在本质；但由于鲁杰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是建立在“权力—社会目标”模式基础上的，因而亦存在明显不足。事实证明，战后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多边国际机制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并以美国的政策计划和权力优势为基础的，上述国际机制在设计和建立之初就具有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性质，其变革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权力地位相对变化的影响和制约。(11)因此，对鲁杰的国际机制“权力—社会目标”模式和“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应在切实把握国际关系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加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借鉴。
收稿日期：2007.12.10
注释：
①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Concepts and Tren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5,29(3):570
②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③John G.Ruggie.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62,84
④John G.Ruggie.Winning the Peace:America and World Order in the New Er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133
⑤John G.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John G.Ruggie,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1-12,25
⑥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223～228; John G.Ruggie.Embedded Liberalism Revisited:Institutions and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Emanuel Adler and Beverly Crawford,eds.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210-212
⑦有关国际机制合力分析模式的论述，可参见舒建中.解读国际关系的规范模式：国际机制诸理论及其整合.国际论坛，2006(3)
⑧Judith Goldstein,Robert O.Keohane.Ideas and Foreign Policy:An Analytical Framework//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12,17-18
⑨John G.Ruggie.The Politics of Money.Foreign Policy,1981(43):154
⑩Robert O.Keohane.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risis of Embedded Liberalism//John H.Goldthorpe,ed.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18
(11)程极明.美国单极独霸战略的失败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