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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0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 1698 (2000)04-0170-08
读了《中国反贪史》,余有三叹焉。
一
一叹: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贪污是腐败的核心,也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我国以历史悠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的是,我国贪污犯的资格之老,在全世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夏、商、西周,号称“三代”,建立在广大奴隶血泪、枯骨之上的家天下政权,就其国家机器的完备来说,一代强似一代。但是,远在夏朝末年,贪贿风气已很严重。据《荀子·大略》记载,当时成汤求雨的祷词中,提问六件失政之事,三项便是贪贿问题。这是他鉴于夏朝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灭亡的教训,而有所儆惕的表现。可是,到了商末,恶名昭著的帝辛——也就是殷纣王,大肆聚敛,奸佞费仲、恶隶都是大贪污犯。文王被囚于羑里监狱时,周人正是通过费仲,向纣王贿赂珍宝、美女、良马,纣王大悦,释放了文王,放虎归山的结果,最终导致殷商王朝的崩溃。与其相类似的是,春秋时,吴国太宰噽受贿亡国,其教训也是广为人知的。被吴国打得“败鳞残甲满天飞”、岌岌乎殆哉的越国,“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噽。”并进而煽情说:“你若肯帮助,还有更美于此者。”帮助什么?求和也。太宰噽贪污了八位美女,并指望笑纳“更上一层楼”的越国漂亮姐,便鼓其如篁之舌,说服吴王夫差许越求和,从而吞下了致命的苦果:养虎贻患,越兴吴灭。
古汉语中有“贪墨”一词。墨,古义是不洁之称。历代贪官当然都是些一屁股屎,心黑如墨之徒。他们的贪婪睃刻、残民以逞,有时真出乎常人想象之外。简直成了笑话。据《五代史补》记载,五代时赵在礼在宋州做官,贪暴至极,百姓苦不堪言。后调往他处,百姓互相祝贺,说:“拔掉眼中钉了!”不料消息传到赵在礼耳朵里,他向上司要求,仍调回宋州,每岁户口,不论主客,都征钱一千,名曰“拔钉钱”,宋州父老哭笑不得。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贪官虽然心狠手辣,却满脸精神文明,俨然一尘不染,实际上,就像鹭鸶一样,“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明朝有个贪官更堪称典型。明明想大捞一把,却装成分文不取,刚上任时,煞有介事地向神发誓说:“左手要钱,烂了左手,右手要钱,烂了右手。”但不久,有人送来百金行贿,他假惺惺地不收,说我对神发过誓。他的手下人当然知道这位顶头上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赶忙凑上去说:“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子。”这个贪官立即采纳部下的建议,赶忙将银子装进袖里,从此来者不拒,照收不误。(明·冰华生:《雪涛小书》)可见贪官是多么卑劣!
而某些贪官的胃口之大,伸手之勤、远、宽,用疯狂二字,也不足以形容。
据《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记载,此人“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亦即不笑不开口者;但对那些稍微对他有点抵触情绪的人,便动辄加以陷害,故当时人们说他“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这便是成语“笑里藏刀”的由来,李义府真是永臭不朽矣。但“李猫”也好,“笑中有刀”也好,李义府决非仅系猫态狼心、迫害政敌之笑面虎而已。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当上宰相后,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连其母、妻、诸子、女婿,无不卖官,“其门如市”“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200)呜呼,此“猫”,此“刀”,又何其毒也! 现代国人对日寇的“三光”政策记忆犹新。但谁能想到,我国古人中竟有人实行过四光政策;不过,当时叫“四尽”。此人就是梁武帝时历任南谯、盱眙、竟陵太守的大贪官鱼弘。他常常得意忘形地对人说:“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麞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他娶了一百多个小老婆,“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梁书》卷28鱼弘传)。
不过,这些贪官比起封建社会后期权倾朝野的大贪官——如明朝的刘瑾、严嵩、魏忠贤,清朝的和珅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瑾被称为“立的皇帝”(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3), 简直有与坐的皇帝正德爷并驾齐驱之势,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百官见他即不觉下跪,甚至有个叫邵二泉的无锡人,和同官某因公事往见刘瑾,刘瑾怒斥此人时,邵二泉竟吓得两腿发软,站立不住,尿都吓出来了。(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四》)对于贪官来说,权力与贪贿是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得越多。刘瑾垮台后,所抄家产的数字,据明代高岱《鸿猷录》记载,计: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两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蟒衣四百七袭;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束;等等。这不能不是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倘若您读一读《天水冰山录》——也就是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的抄家物资清单,您就更会大吃一惊!其中黄金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金嵌珠宝器册共三百六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分,更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手卷册页达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真个令人眼花缭乱。至于明末恶名昭著的人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扳倒后的抄家数字,因为崇祯皇帝未予公布,至令仍是个谜。但是,据《明史·樊玉衡传》记载,时人估计“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又有人估计,刘瑾贪污所得,折成银子是五百万锭,而“忠贤赃七百万锭(清·褚人獲:《坚瓠集》·广集·“刘魏合辙”)!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俸银不多,用现代的口语说,是低工资。洪武中定内外文武官员俸饷时,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而宦官月俸米只有一石。以后大体成为定制,纵然有所增加,数量毕竟有限,他们的贪污所得,比起工资收入,不啻是个天文数字。至于和珅,野史传闻他被抄家的财物,达白银八亿两以上。这无疑是夸大了。据当代史家研究,和珅除了珍藏的文物字画,难以估算,其他的财产,“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冯佐哲:《和珅评传》第301 页)这同样也是个惊人的数字,难怪当时有人说他“富可敌国”。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指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日知录》卷8“吏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官是蟹壳, 胥吏是蟹脚,没有蟹脚,岂能横行?吏治的好坏,不仅事关朝廷形象,甚至关系到王朝的兴亡。三国时东吴末年,吏治大坏,百姓怨声载道,恨不得吴政权立刻垮台。故晋军伐吴时,孙吴军迅速土崩瓦解。晋人葛洪在总结吴国灭亡的教训时说,“用者不贤,贤者不用”,“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几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飨儒官之禄。”(《抱朴子·吴失篇》)呜呼,吴国的官也吏也,竟一塌糊涂到这种地步,吴国又岂能不呜呼哀哉!就连一脑袋糨糊的昏君孙皓在临降前,也哀叹“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这是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其实,早有史家指出,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王朝,是亡于“刀笔之吏”,以后历代王朝的灭亡,都与此痼疾有关。明代胥吏多而滥,顾炎武曾痛斥曰“养百万虎狼于民间”(《亭林文集》卷1 《郡县论八》)。有此百万虎狼在民间虎吼狼嗥、茹毛饮血,百姓在死亡线上的呻吟、呼号,可想而知矣!
二
二叹:清官何其少也。
翻翻二十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7“清廉类”,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只找出四十位清官。 物以稀为贵,况人乎!这些清官的相关事迹,大部分都很感人。如:北齐彭城王攸自沧州召还,老百姓纷纷拿着食物欢送他,说:“您在沧州,只饮这里的水,从未尝过百姓的饭菜,今天我们谨献上粗茶淡饭。”高攸很感动,但也仅吃一口,不愿占百姓的便宜。又如:隋朝赵轨在齐州做官,后入京,父老送别,说:“公清如水,请饮一杯水,以代替我们献钱。”赵轨愉快地一饮而尽。八十年代,有一出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后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徐九经是确有其人的。他在江南句容当县令,任满后调走,百姓恋恋不舍,说:“公幸训我!”徐九经答道:“唯俭与勤及忍这三个大字。”他曾经在大堂上画了一棵菜,上题:“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徐九经走后,百姓将他画的菜刻在石上,并写下勤、俭、忍三字,称为“徐公三字经”。这三个字,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在是可圈可点。不能甘于清贫淡泊,当不了清官。战国时魏国的邺令西门豹,“清刻洁懿,秋毫之端无私利”(《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真是难得。他的治水投巫、破除“河伯娶妇”恶俗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2 引《座右编》)——这是明代苏州人朱良写的歌颂海瑞的诗。这与一般颂诗,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十月(1587年11月),七十四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时人王世贞以九字评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明·周晖:《金陵琐事》卷1 )朱良亲眼目睹海瑞如此简朴的行囊,以及士大夫凑钱为海瑞买棺的情景,感慨万分,惟恐后世人不相信有这等事,特地写下这首弔海瑞诗,以期与山河作证,让海瑞的两袖清风,长留人间。事实上,海瑞生前生活俭朴到一般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张破席上,盖着夫人的旧裙,以至有道学家攻击他是“伪”,这无疑是对海瑞的污蔑,这种人是无法理解海瑞的。清官少的原因之一,是难过家庭关。清官张玮曾经慨乎言之:“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必则败其守矣。”(清·余怀:《东山谈苑》卷3)难得的是, 张玮家人都理解、支持他。张玮病殁京师后,其棺运抵毗陵(今常州),因无钱下葬,只能停于荒寺。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其妻患病,无钱抓药,后竟饥寒而死。惟其如此,不甘沉沦于腐败泥淖者,不得不挖空心思安抚子女。明代前期陕西三原人王恕,历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掌权五十余年,寿至九十三岁。他为人刚正清严,始终一致。他的儿子见他两手空空,面露难色。王恕对他说:“你怕穷是不?咱家历来有积蓄,不需要做官时像粮仓里的老鼠那样。”他引其子到后宅,指一处说:“这里是藏金的地方,有一窖金。”指另一处说:“这里是藏银的地方,有一窖银。”他死后,其子去挖掘,“皆空窖也”。(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王恕为保持清廉品节,真是煞费苦心。事实上,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其妻、子无一不是甘于清贫者,有的人还能与其夫或父相砥励。如婺源人江一麟,在地方做官有廉声,被调至京中任部郎。其妻便能常常“善善相规,施德于民”(清·龚炜:《巢林笔谈》卷2)。而反过来,倘若高官之妻儿、部下,成天念叨好吃好喝, 穿金戴银,并与他人比较,说某人仅为七品小官,现已置下粮田千顷,某某仅为县主簿(相当于今之秘书科长),已置下绸缎铺、当铺、木材行;僚属则动辄说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过了这村,便无此店,赶紧能捞则捞,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网虽大,毕竟多漏。在这样的氛围中。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
清官的精神风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毁了所谓锦绣前程,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抗争;更有甚者,有的清官敢于批逆鳞,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又多么需要无私无畏!如宋代的包拯,进谏时“反复数百言,言吐愤疾”,溅了仁宗皇帝赵祯一脸唾沫星,直到他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这样的刚正不阿, 难怪当时京师吏民畏服,称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0)。又如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帝被进一步神化,导致君臣隔阂,大臣见皇帝,竟以召对为可怪,一逢召对,便手足无措,只知道连呼万岁,赶紧磕头。而至明中叶后,某些大臣觐见时简直如坐针毡,甚至当场吓得昏死过去,大小便失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但是,偏有不怕死的清官,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批所谓龙(皇帝也)身上的逆鳞。海瑞骂了嘉靖皇帝后,备好棺木,诀别妻子,准备慷慨赴死,已为人们熟知;天启二年(1622)四月,御史帅众在奏疏中竟然敢于批评“内外朝万岁呼声聒耳,乃巫祝之忠”,这又需要何等的胆识!果然,天启皇帝阅疏后大怒,说“帅众不许朕呼万岁,无人臣礼!”(明·叶向高《蘧编》卷12)幸亏首辅叶向高多方保护,帅众才幸免于难。这种大无畏的气概,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动表现。封建社会的官吏,几乎无官不贪,枉法者不可胜数。海瑞等人能不贪赃枉法,仅此一条,已堪称出污泥而不染,香清溢远,流芳百世了。
但是,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如果进一步用现代眼光审视清官,用一位著名史学家的话来说,“清官乃不祥之物”。当百姓手中无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中盼救星,呼唤青天大老爷能爱民如子。因此,最好的清官,仍然是老爷,最好的百姓,不过是儿子。什么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一定是他们已经被侮辱、被欺凌之时。显然,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无需乞灵于清官。愿早日走出清官时代!
三
三叹:改革家怎能忘记赃乱死多门!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垂青史的改革家,但其中有些人,结局悲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出污泥而有染,忘记赃乱死多门。他们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改革,一方面自己又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从而授人以柄,为反改革派的反攻倒算,打开了缺口。如西汉著名政治家、经济改革家桑弘羊,其盐铁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和措施,对以后我国封建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但是,他居功自傲,处心积虑为自己的兄弟谋取高官厚禄,名将霍光反对这样干,他怀恨在心。贪欲恶性膨胀的结果,最后竟与上官桀等人勾结谋反,败露后被杀并灭族(《汉书》卷24下)。又如唐中叶著名经济改革家、两税法的主要创始人杨炎,对唐代乃至后世的封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的儿子杨弘业,在其庇护伞下,多次犯法,接受贿赂,走后门,通关节。杨炎本人,更利用宰相职权,仗势强压下属官员买卖私人宅第,高价估价,低价结算,从中谋利,当时的御史们认为,杨炎用权力谋来的差价就是赃物。他被罢官,贬至崖州,还没到达,就又被唐德宗派人处死
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悲剧,更具有典型意义。
张居正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以半途而废告终的。他病死不久,政局即迅速逆转:其官秩被追夺,家产被查抄,当政时起用的主要官员“斥削殆尽”,改革派的政治力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呕心沥血实行的改革,基本上被一笔勾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场政治大悲剧,其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深刻地警示后人,勿重蹈覆辙。
教训之一,是张居正固然也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
明朝中叶后,政风十分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民脂民膏尽入私囊。严嵩垮台被抄家时,竟抄出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其他珍宝多得不可胜数。“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的结果,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嘉靖末年,太仓存银竟不到十万两,真是岌岌乎殆哉。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当然看到了腐败的严重性。他在隆庆年间所上著名奏疏《陈六事疏》中,即尖锐地指出,“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极力倡导廉政。同时,他认为必须惩治贪污,并将惩贪与巩固边防相结合。他建议:“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为实边之一助。”(《张太岳集》卷36)在他主政后,不仅一再强调“吏治不清,贪官为害”,大力整顿吏治。而且还抓了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云南黔国公沐朝弼,谋害亲子,与嫂通奸,“视人命如草菅,通夷、占军、谋财、夺产,贻害地方,不止一端”(《明神宗实录》卷4)。 对这样一个罪恶多端的腐败分子,本当早该逮捕法办,但朝中官员感到他是开国功臣西平侯沐英的后代,不敢下手。张居正断然“驰使缚之”(《明史》卷213 〈张居正传〉),绳之以法。
但是,张居正在改革的后期,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赋税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变革。而在廉政肃贪、惩治腐败方面,并未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对赋税改革的先驱、刚正不阿、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海瑞,张居正反而觉得他过激,始终不予起用。《明史·海瑞传》说:“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而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自己不但行贿,也受贿。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明史》卷305〈冯保传〉)冯保贪财好货。 张居正让其子张简修送到冯保家中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佚名:《冰山天水录》附录《籍没张居正数》)。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家中余粮甚少,遑论金银;他当了内阁首辅后,虽是一品官,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即使将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两万余两。显然,他送给冯保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从何而来,是不言而喻的。而冯保后来垮台的主要罪状之一,便是贪污,说他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贡赋一年的收入,后来也确实在他家抄出金银百余万两,大量奇珍异宝。张居正依靠冯保这样的贪赃枉法者作为自己改革的政治盟友,无疑是授反改革的保守、顽固势力以把柄,成为他们打击改革派、扼杀改革事业的突破口。万历皇帝在没收了冯保的财产后,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益心艳之”,这也是抄张居正抄家的重要原因。令人失望的是,从张居正家虽未抄出如万历皇帝想象的甚至超过冯保的巨额家产,但毕竟也有大量财富,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 这决不是张居正的区区薪俸所能置办的,若非贪污受贿,怎能有如此家底!张居正的个人生活,也很奢侈、糜烂。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坐着三十二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明·焦竑:《玉堂丛话》卷8)甚至大吃海狗肾, “竟以此病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张居正的这种腐败行为,不但给自己抹黑,更重要的是,是给改革事业抹黑。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够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明朝前期的经济改革家夏原吉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君子不以冥冥堕行”(《明史》卷149)。 改革家更不应当稀里糊涂地自行堕落、腐败,从而被顽固、腐朽的政治势力,像“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要看为官清不清,就看宦囊轻不轻。同样是改革家的北宋范仲淹,位居要津后,若无宾客登门,吃饭仅有一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能基本自足,(《宋史》卷314本传), 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原则,不是仅仅用以教育别人的,自身就是个“吾道一以贯之”的忠实实行者。北宋的另一位大改革家王安石,生活更十分俭朴,穿着普通服装,吃着家常便饭,衣服脏了不洗,脸有污垢未净,他都无所谓(《宋史》卷327本传)。 守旧派攻击他是所谓伪,但休想捞到一根王安石贪污腐化的稻草。前述改革家夏原吉也曾蒙冤入狱,被抄家,但除了“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明史》卷149本传)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是后世效法的楷模。
总结历代王朝灭亡的原因和反贪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灭亡→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成了走不出的轮回。如秦汉,如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周期率,正是历代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主要表现形式。今天,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总结历代反贪斗争的成败得失,把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走出轮回,这是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历史的警钟在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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