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年论文,思潮论文,动向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展开，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急剧变迁的步履紧密相随，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它上承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初始时期，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取的全面胜利，在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也不能不对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动向予以应有的关注。
一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展开的初始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资产阶级维新派捷足先登，他们站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潮头，呼风唤雨，逞一时之能。但1905年以后，历史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资产阶级革命派不甘落后，大有居上之势。对此，毛泽东曾说过：“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注：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 21日），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探索中国社会改造、 发展的途径中，资产阶级改革派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凯、马君武等人向西方探求真理，对社会主义学说有广泛接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著文述说，倡谈社会主义，从而在1905年掀起了比改良派的规模与声势更大的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为了防止欧美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弊端，胡汉民等人还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解释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
从1905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以《新民丛报》为阵地的改良派就社会前途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革命派借助社会主义学说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批驳了维新改良派对社会革命主张的诘难。通过这次论战，迫使以社会主义理论权威自居的梁启超不能不明确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最后态度，即由倡言社会主义到攻击社会主义。
从1903年年初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掀起社会主义理论的译介高潮，作了铺垫和准备。他们以《译书汇编》和《浙江潮》、《大陆报》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文章介绍社会主义。
马君武（1881～1940）在《译书汇编》上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注：见章开沅主编《辛亥人物文集丛书·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社会主义实在是现今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新公理”，它发源于圣西门、傅立叶，中兴于路易·布朗、普鲁东，极盛于拉萨尔、马克思。它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方法是：“以唯物解释社会历史，马克思曾说，阶级斗争是历史的钥匙。文章指出，社会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虽有区别，但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社会主义者，即解民数问题之独一捷法也”，“不可不讲究也”。文章最后还附录了一份“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的书单。如对于马克思的著述，列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应为恩格斯）、《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这是迄今所知中国人最早开列的一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目。稍后，马氏还撰文《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圣西门（一作西士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之学说附）》，介绍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值得重视的是，他虽很注意进化论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联系，但他毕竟能够认识到马克思要高于达尔文，“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
1903年2月，在东京创刊的《浙江潮》， 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介绍比较重视。在现存的10期杂志中，共载有重要论著约288篇， 其中介绍社会主义与社会党的文章就有11篇。当年出刊的《浙江潮》第3 期发表了《最近之世纪大势变迁史》、第8期发表了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 都比较集中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而大我的文章则更侧重于介绍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和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这时，作者尚不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区别，既称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又赞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张。
针对梁启超用中国传统文化附会社会主义的作法， 《大陆报》在5月发表《敬告中国之新民》的“论说”，认为梁氏把近世社会主义混同于许行之术，是在承认私有的基础上反对剥削。它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上世纪以来的社会热点，也是“大中至正、尽善尽美、天经地义、万世不易”的道理，哪里如同许行的学说？社会主义在过去是空想，于现实则在实践中；今天虽然不能完全实行，但在日后则一定实行。文章指出，梁氏喋喋不休于“大同”、“小康”之说，而竟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这样就揭穿了梁氏利用社会主义学说推行自己的“大同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主义”、行维新改良之道的伪装。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民报》，在《发刊词》中，孙中山把中国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认为欧美虽强，其实民困，考察工人运动与无政府党、社会党的迅猛发展，可以预见“社会革命”将会马上发生。从此，《民报》成为其时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
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1885～1920），在社会主义理论的译介中作出了突出的成绩，毛泽东肯定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注：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1905～1907年间，朱执信以蛰伸、悬解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了一些介绍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注：见《朱执信》一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
1906年1～4月，朱执信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和拉萨尔的生平及其学说，也涉及恩格斯和倍倍尔。其中着意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并把它归纳为十条。还解释了《资本论》的主题思想、剩余价值学说的要点。他明确指出，只要他们的学说行略，普遍传播于中国人脑中，那么，它对于中国的社会革命就“犹有所资”。当然，在那时，朱执信还不可能弄清拉萨尔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更不可能认识到拉萨尔不可能同中国社会革命产生多少直接的联系。虽然作者总体上肯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但又认为它有某种偏激。他还写了《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的文章，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理论，表示推崇。
1906年初，宋教仁结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宫畸民藏和俄国民粹派彼尔斯基特基，受到了他们思想的影响，相继发表了《一千九百○五年露国（俄国）之革命》与《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文（注：见《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前文介绍了1905年革命的状况和声势；后文概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的革命斗争，对社会主义革命学说极力赞许。他指出，自从社会革命学说出现了，将来世界社会问题就可以被解决了。辛亥革命前夕，宋教仁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论文《社会主义商榷》。文章有感于国人的社会主义为时髦而关心之、议论之，指出何谓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这都是要认真讨论的。他指出社会主义有四个派别：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前两派否认现实社会之组织，否定国家，主张破坏现状，可称为极端的社会主义，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采取前两派；后两派则为温和的社会主义或非社会主义，不能尊崇它。他把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暴露了他在理论上的幼稚。
而叶夏生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则弥补了宋氏关于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混淆不清之不足。他在《民报》发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阐述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区别。文章指出，无政府主义不仅与社会革命不同，而且与政治革命大相径庭。它认为，社会革命是基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同无政府主义比较，有确实的依据。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政府，社会主义则主张利用政府；前者轻视政治与法律；后者则维持“善良”之政府，平和而有秩序，倡导博爱。
廖仲恺则着力于对社会主义学说与运动的评介。他在《民报》上翻译了柏律的两篇文章：《社会主义史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发展和分期，对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进行了分析，初步涉及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在1905年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高潮，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而资产阶级革命家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激发，不能算作是个别现象。因为在那时，还有许多革命志士在考察中国社会变迁、论述中国社会革命之必需时，就运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如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章太炎的《革命之道德》等等，就是生动有力的证明。在那时，《民报》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大本营，又是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主将。
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被许多知识分子看成都是社会主义的。由于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社团是由同盟会的革命青年，特别是海外留学生建立的，他们具有反清的革命热情，具有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的，但在介绍和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宣传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
1907年至辛亥革命，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舆论，分为两支，他们的风格明显不同。一是以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主张以书报为宣传载体，“普及革命”，传播科学知识，批判旧思想，开启民智。他们很少谈论马克思与社会主义。一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讲习会派”，他们崇拜机会主义者巴枯宁，认为中国革命当以“农民革命”为主要内容，主张组织“劳民协会”，进行“总同盟罢工”，抗租抗税，驱逐官吏，建立工农业相结合的“人类均力”社会，他们比较多地论及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7年夏，刘师培（1884～1919）在东京与日本社会党人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有密切接触，在他们的影响下，热衷于无政府形态的社会主义。8月21日，刘师培、张继等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 并出版《天义》半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后又改办《衡报》，它们都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职志。刘师培在成立会上宣称，其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也”。（注：转引自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第25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天义报》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过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著作。
《天义报》第4期刊载过申叔的《社会主义学说发达考》， 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轨迹；在第6 期刊出的刘师培《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中，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作者恩格斯为马克思。在1907年12月30日出刊的《天义报》第13、14卷，刊载了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文中附录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关于家庭与婚姻的论述。并有一则关于《共产党宣言》“论妇女问题”的案语。1908年1月15日，刊载了民鸣所译的恩格斯1888 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在春季出版的增刊（16～19卷）上，连载了民鸣所译之《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并刊登了刘师培所写的《序》。序文简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虽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批评了马克思“共产学说”，但从总体上看，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仍是积极的。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均为社会主义大师”，颇有见地地评论了《共产党宣言》的政治意义与理论意义：《共产党宣言》所倡行的阶级斗争，有关万国劳动阶级团结，是“不易之说”，它对于历史学有巨大功劳，“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在本期增刊上，还刊登了《女子问题研究》一文，其中摘译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章关于家庭的几个片断。 刊登了《社会主义史纲》以及齐民社同人译的《社会主义经济论》首章。译者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正像达尔文发现生物进化论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的解说，“其功不殊，诚不诬也”。另有文章对马克思哲学同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黑格尔哲学“涉于空漠”，而马克思哲学则“以科学为根据”，令人信服。
当然，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评介，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的，其领袖人物刘师培则直言不讳地说：“共产之制果能实行，则政府不必存，国家不必设。”他抨击社会主义主张政府论，会成“一切权利为国家所垄断”，他断言，“社会主义的‘弊端’”证明，“社会主义必有趋向无政府之一日”。（注：转引自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42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他们宣扬社会主义，不过是借其理论力量为无政府主义鸣锣开道。尽管如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所付出的心血，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三
民国初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又出现新景象。这一新动向从辛亥革命前一直持续到1914。1911年12月间，江亢虎曾说：“近数月间，政界、学界、报界、实业界社会主义之名词，口耳相邮，笔舌互战，渐渐输入一般人头脑中。”（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杂志第1期，1911年12月。）此间出版的宣传社会主义热潮， 仍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推动的，从内容到形式，它都具有新的姿态，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1911年8月9日，江亢虎（1883～1954）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版了机关刊物《社会星》。江亢虎指出该会的宗旨是“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11月5日，受辛亥革命成功的巨大鼓舞， 江亢虎在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党，宣传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它不仅得到了国际社会党的承认，在国内地受到了孙中山的热情肯定。12月30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江亢虎时说：“余携来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希望精通西方语言的人代为译述，刊行出来，作为“鼓吹之材料”（注：《大总统与社会党》，《民立报》1912年1月1日。）；他还复信给中国社会党崇明支部地税研究会时说，江亢虎“发起社会主义，深具救世之婆心”，使他不觉得为三民主义奋斗势单力薄。（注：转引自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第3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江亢虎在宣传单税社会主义和社会政策的同时，也从学理上解释了社会主义的渊源、流派和目标。
同年12月，江亢虎针对8月间宋教仁发表的《社会主义商榷》， 在《社会》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案》。他解说了社会主义的名称、种类和作用。他指出，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中坚，社会主义是因经济不平等而产生的，均产主义、集产主义的方法，都不如共产主义好，因此，共产主义可谓社会主义之宗；共产主义的作用，是从根本上改革现存的经济制度，将个人私有变为社会公有；至于实施的方法，又分为和平手段与激烈手段，使现存社会恶制度破灭无余，然后“重新改造、建设、丝毫不受历史与习惯之拘束，而纯由理想实现之”。江氏将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明确区别，在当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认识深度，比宋教仁也高出一筹。
1912年8月，江氏发表了《社会主义演说词》， 他从四个方面分析说，中国容易提倡社会主义，“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他又从两个方面观察，中国“必须提倡社会主义”。但是，他所谓的实行社会主义，丝毫没有触及满足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也不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因而他所鼓吹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距离，不能等而视之。此后，江亢虎还在一些文章中宣传了社会主义。如在1914年的《社会主义学说》中，进一步阐述了“共产集产之名义及其区别”，说明了“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根本上之冲突”。他认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冲突表现在理论上是不可以有同时并行之道，“以共产为目的，以革命为手段，实社会党人事，非无政府党人事也。”虽然江氏在学习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也学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但江氏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就本质而言，是一种个人社会主义，或称单税社会主义，——它以个人为起点和归宿，而不是从社会和集体出发。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完全社会主义家”，他不仅“竭力赞成”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的活动，而且四处讲演，宣传社会主义。民国成立后，他认为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已经大功告成，只有民生革命仍很急切。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革命，就是社会主义。1912年4月10日，他在武汉发表的演说中说：“如今我国进行的革命， 是利国福民的革命”，“拥护国利福民者，实社会主义”。（注：《孙中山选集》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作了三天演讲，讲述《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这既是孙中山宣传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文献，也是其时宣讲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在演讲中追述了19世纪初始以来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他认为，只有马克思，才使社会主义成为系统的学理，从此后，“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孙中山赞扬社会主义利于人类进化的社会意义，他不同意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种社会政策，他虽曾肯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积极意义，但认为社会主义关于“人为”即“尽人所能”方面，比它更高明。孙中山考察了社会主义四大流派：共产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只分为两大派：一是集产社会主义，一是共产社会主义，前者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后者包括无政府社会主义。他对集产社会主义极有兴趣，奉为社会革命的上策。孙中山还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依据，认为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经济学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熔为一炉，互相补充，得出（一）土地归公有，（二）资本归公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原理，这是社会主义的“真髓”。在演讲中，孙中山还把社会主义同大同理想揉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社会理想。不难看出，孙中山所宣讲的，是一种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即民生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它不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只能是一种空想。但是，应当看到，他对于马克思及其思想的介绍，在社会理想中强调产品公有、人人各得其所、协业操作、消除社会的不平等，追求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高尚愿望，具有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有意义的。
在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社会党员王缁尘的作为比较突出，影响也不可忽视。1911年冬，他赴上海参加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创办和编辑该党绍兴支部的机关刊物《新世界》半月刊。王氏所主持的《新世界》是这一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
该刊发表了一些释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的文章。如分五次连载了施仁荣翻译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1912年6 月第2期杂志上， 发表了他本人根据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马尔克》重新整理扩充的文章《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使人们更加详细地了解马克思的经历及其思想。在该篇的“绪论”中，作者热情地赞扬了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和《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意义，剖白了自己对马克思学说的景仰。他指出，马克思是全世界造时势的英雄，《共产党宣言》是二十世纪社会革命的导火索，是大同太平新世界的原动力。
王缁尘运用对马克思学说的初步了解，撰写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章，批驳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划清了社会主义同社会政策的界限，这在那时尚属少见。
王氏在《答亚泉》的文章中，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驳斥了“学界泰斗”杜亚泉所谓“社会主义不宜行于中国”的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救亡之“至计”，他是最早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中国的第一人。他关于中国一切社会弊病并非任何改良政策所能医治，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就会归于无效的论说，关于行社会主义废除私产，使一切资本生产机关尽归于社会，合社会之力，兴办实业，才是激烈竞争中“救亡之至计”的阐发，给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论战中以巨大的理论启发。
王氏在《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中，驳斥了学界名人钱智修宣扬社会改良、抵制社会主义的议论，阐释了社会主义同社会政策的区别。他指出，社会主义是社会改造，谋求全人类的永久幸福，社会政策是修补，是社会补救措施，两者的差异是革命与改良的区别。他明确指出，社会政策是无济于事的，只有直截了当地实行社会主义才有出路。他对钱氏攻击社会主义的论调，如违反人性论，不合政治与经济公理论，不能成立论，违反分工律与进化论，违反人口论，违反政治范围论，等等谬论，予以有深度和力度的批驳。
王缁尘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对反社会主义论调的有力批驳，是比较深刻的，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能达到的水平。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到本世纪初，经历半个世纪，它在广度和深度上已有更大的作为，人们对它有更深入、更仔细的把握，并不是偶然的，是思想文化的透射性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自然过程。随着这股思潮在中国思想界日益深入人心，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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