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于改进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森堡论文,剩余价值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视角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来，对全球化最新进程的描述分析已经进行得相当广泛而深入，但全球化究其实质而言，并非一种新近的突生现象，而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内在相关的，因而有必要从一种更为宏观的眼界对其做一种大历史尺度的把握。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人们援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去说明全球化进程时，却往往停留于马克思早年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性描述上，而并未深入到其关键的剩余价值理论。即便是有些论著试图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理解全球化，但也未能从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理论原理上来看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这就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还有足够的理论潜能去说明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笔者以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无疑具有这样的理论潜能，但由于人们通常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理解的严重缺陷，从而致使这一潜能未能实现。这种理论缺陷包括两个层面：在直接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把马克思在一种比较抽象的条件下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描述，当成了对现实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说明，即人们忘记了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已完成的只是其中基础性的部分，而如果把它当作一部完整的著作来看待，则是把一种对具体阶段的抽象论述当作是对具体现实的描述；在更为深层的哲学方法论层面上，则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混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法，而往往忘记了马克思多次声明的其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如果按照人们对马克思的这种惯常理解，对于全球化的说明只是停留在“世界历史”或“世界市场”之类的现象性描述上，无疑就错失了一种最深刻理解全球化的可能性。要能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当中特别涉及对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理解；而要能够深入把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必须重新理解他的辩证法。正是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传统的阐释未能深入到马克思的核心思想，而卢森堡以及后来的柄谷行人则在对马克思的批评中提出了极其富有意义的新理解。首先是卢森堡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提出了世界市场对于剩余价值实现的意义，而后柄谷行人则为卢森堡的这一阐释提供了哲学方法论上的支持。这就使得我们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以解释全球化问题时，不能不首先考虑他们提出的问题。据此，本文所设定的理论目标便是通过对此二人对于马克思批评的综合改造，重构一种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据此对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的重大意义作一概要性探讨。
如果不是过于拘泥于全球化这一术语，而是将全球化的本质理解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卢森堡在其极富原创性的著作中就已经从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视角对之做过尝试性阐释，而且是极富意义的尝试。卢森堡的尝试是通过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批评来进行的。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要旨如下：所谓资本积累就是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因此对资本积累的考察也就是对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考察。马克思将社会总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用“I”表示，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用“Ⅱ”表示。同时，每一部类的资本又分成两个组成部分：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和由全部年劳动追加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为补偿预付可变资本的部分(V)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的部分(M)。由此，社会总生产可表示为：ⅠC+V+M和ⅡC+V+M。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即在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非生产性地消费掉的情况下，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是：第Ⅰ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必须等于不变资本ⅡC，可用公式表示为：Ⅰ(V+M)=ⅡC。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则是：第Ⅰ部类一年中所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除了维持两大部类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有一个余额，用以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要，即Ⅰ(V+M)＞ⅡC；其次，第Ⅱ部类一年中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除了满足两大部类进行简单再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和资本家所需要的消费资料以外，还必须有一个余额，用以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追加消费资料的需求，即Ⅱ(C+M-M/X)＞Ⅰ(V+M/X)(其中M/X表示资本家作为收入花掉的部分)。可用公式表示为：Ⅰ(V+⊿V+M/X)=Ⅱ(C+⊿C)。这便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条件。当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资本再生产所要求的这种比例关系，社会总产品实现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是通过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自发地强制实现的。但无论其实现的方式如何，这一再生产公式表明，只要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及其内部保持一定的比例，剩余价值就能够资本化，亦即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或资本积累就能实现。
卢森堡肯定了马克思上述公式在原则上的正确性，但她提出了一个资本积累的现实条件问题，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积累的起点是什么？这是我们考察两个生产部类的积累过程的相互依赖性的进行方法。无疑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二部类，就它的积累决定于现有的追加生产资料而言，是依赖于第一部类的。反过来看，第一部类的积累依赖可供追加劳动力用的相应数量的追加消费品。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这两个条件都被遵守了，两部类的积累必然象马克思的图式所显示的，自动地年复一年地进行。我们所列举的积累条件不过是那些条件，没有了它们，就不能进行积累……为了保证积累事实上前进和生产事实上能够扩大，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也在增长。在马克思的图式中，这形成了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基础。但这个不断增长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呢？”①卢森堡继续写道：“它不可能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本身那里来——这是可以立即肯定的——它不能从他们的个人消费中产生。相反地，积累的实质就是资本家抑制自己，使自己不消费一部分的剩余价值，把它用来生产供别人使用的物品，而这部分的剩余价值——至少从绝对数字看——是不断地增加的……但其余的剩余价值，即积累的那部分，是如何呢？它给谁使用呢？按照马克思的图式，第一部类采取主动，这个过程是以生产资料的生产为起点。那么，谁需要这些增加的生产资料呢？这个图式回答道：第二部类为了生产增多数量的消费品而需要它们。那么，谁需要这些增多的消费品呢？这个图式回答道：当然是第一部类，因为第一部类现在雇佣着较多的工人。我们简直是在兜圈子。为了维持更多的工人，因而生产较多的消费品；并为了使这些过剩的工人得到工作，因而生产较多的生产资料——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荒唐的。”②卢森堡认为，这些剩余价值的积累部分的买主也不能求助于对外贸易，因为这样做只是转移困难，而不是解决问题。③至于其他方式，诸如货币储存、金生产者等，卢森堡都逐一作了分析，认为不能解决问题。
在一系列分析之后，卢森堡认为问题出在“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图式中当然看不到资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阶级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的第三者，官吏，自由职业者，僧侣等作为消费者，是应当计算在两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之内的。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④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为积累而实现剩余价值，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为得要实现剩余价值，‘第三者’——即除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是有必要的”。⑤而且，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在它十分成熟时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与它并存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⑥更重要的是，“剩余价值的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之存在，乃是资本及其积累的直接的生存条件”。“总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积累，不管它的理论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⑦这样，卢森堡就从资本积累问题引出了帝国主义问题，“卢森堡认为，她的‘第三’市场具有必要性的理论就是对帝国主义的说明……像她自己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是一个从这个制度出现以来就一直在继续不断地进行的过程”。⑧由此引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就这样由于它同非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得到扩张，用损害他们的办法而得到积累，同时把他们推到一边去，取而代之。参加寻求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多，仍然对资本主义扩张开放的非资本主义地方就变得越少，竞争就越厉害；它的掠夺转变为一连串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世界危机，战争，革命。”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就不断消灭着自身存在的前提。“通过这个过程，资本在两方面准备了自己的毁灭。当它接近到人类只是由资本家和无产者所组成这一点时，进一步的积累将变得不可能了。与此同时，这个绝对的不可分割的资本规律激化了全世界的阶级斗争并使国际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无政府状态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远在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到来之前，就必然导致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存在的暴动。”⑨按照卢森堡的这一看法，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铲除自己存在基础即自我毁灭的过程。卢森堡的这一结论显然过于简单化(此点后面我们还要论及)。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提出之后，受到鲍威尔、潘涅库克、布哈林等人的严厉批判，后来亦受到斯威齐、曼德尔、多布等人的批判。一般的批判多是指出她误解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问题，扩大再生产无需所谓的“第三”市场就能够实现。当然，也得到一些好评甚至赞扬，如梅林等人完全支持其观点，《资本积累论》后来还被塔多伊斯·科瓦利克誉为“可能是自卡尔·马克思的杰作后，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家所写的最好的著作”。⑩此外，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为《资本积累论》的英文版写了序言，并作了充分肯定。(11)国内学界的评价亦基本认为她的“资本积累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资本积累确实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不需要非资本主义环境来实现”。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全球化话语的兴起，同时又认为她从错误的基点出发，却提出了自己的颇富创造性的世界体系论。当然，布哈林早就有过类似的说法：“她提出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问题，而且一般来说恰当的解答了这个问题，虽然她的答案在理论上是建立在错误的论点之上的。”(12)国内最先系统研究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陈其人先生对其这一贡献评价颇高。他写道：“1959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中译本出版，我第一次阅读，就引起极大的震动。”其原因就在于，“从方法论看，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实质上是卢森堡提出来的”。(13)后来的几位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也大都采用了与陈其人先生相近的论点。
但如果一方面卢森堡误解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另一方面她的“世界体系”论是正确的或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即如何把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卢森堡的“世界体系论”内在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如何合乎逻辑地从马克思的方法引申出卢森堡的“世界体系论”。遗憾的是，论者们大都未正视这一问题。正如塔巴克所指出，“围绕着卢森堡的思想进行的争论牵涉到若干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问题。大多数其他问题都是从这一基本问题引起的”。因为这样一来，“如果非资本主义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不仅要发挥职能而且要生存下去)，这意味着她改变了马克思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整个基础”。(14)这就是说，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问题是生产问题，那么，市场问题在其中的地位如何估价。一般认为，与他所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要在一种纯粹的状态下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因而舍弃了诸多次要关系，仅从资本家和工人这一最简单的关系入手来揭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然后再逐步引入其他相关条件，通过一系列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最后达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运行规律的描述。这种方法显然是一种源自黑格尔哲学传统的辩证法。但有人对这种理解提出了质疑。这就是日本学者柄谷行人。
柄谷行人在其代表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系统地提出了这一问题。(15)从该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他试图对马克思作一种不同于以往黑格尔主义传统的理解。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旨在于伦理性和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之间，即康德式批判和马克思式批判之间往复跨越，也就是透过康德来阅读马克思，同时透过马克思来阅读康德”。(16)这样一种互文式的阅读就构成了一种来回跨越式的批判。为此，他甚至创造了一个被译为“跨越性批判”的新的英文词“transcritique”。显然，透过康德来读马克思，其结果必然不同于透过黑格尔眼光来看马克思。
按照一般的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安排是从抽象到具体，即从资本的“一般性”到“特殊性”，再到“个别性”。就此而言，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起点都是一般性的生产，而涉及差别和竞争的市场特别是世界市场，总是被置于较后的特殊性和个别性阶段。但对于这样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黑格尔式的方法，柄谷行人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说《资本论》的叙述形式与黑格尔相似，那只是一种错觉而已”。(17)毋宁说，马克思“类似于站在休谟和莱布尼茨‘之间’而同时试图对于两人予以批判的康德”。(18)马克思之不同于黑格尔就在于，“《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概念又绝非黑格尔那种在逻辑上自我实现的‘概念’。在其发展之中总是有历史性的事件先行发展着的”。(19)马克思观念中的思维主体决非像在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那样是自足的，而是对于历史事件之观念的把握。
马克思之所以在这一哲学根本原则上与黑格尔截然不同，柄谷行人认为在于，类似于康德同时对休谟和莱布尼茨的批判，马克思也同时对李嘉图和蒲鲁东进行了批判。一方面，尽管马克思称赞“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对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彻底否定的错误。(20)“古典经济学家一反从前重视货币的重金主义思考，试图把商品的价值放生产过程中来观察，对此，马克思承认那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然而，马克思更执著的是货币的秘密。”(21)货币主义固然陷入了错觉，但“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22)因为对马克思而言，他“在英国遭遇到的重大问题不是革命，而是经济危机。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从原理上讲，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出现了，那也是一种事故或过失”。但是，“这种恐慌(危机)，乃是对于李嘉图的最有力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上是货币在运作，可在理论上它却被否定了。在此，马克思于古典经济学批判中引入的正是他们以启蒙主义所否定掉的货币”。(23)对于蒲鲁东，马克思虽然严厉地批判了其“基本上是在流通领域中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进路，但这并不表示马克思是站在李嘉图主义立场上而且只是从生产领域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实际上马克思所走的道路，不仅仅是像李嘉图那样在生产过程中观察资本主义经济的秘密，他更试图在流通领域和信贷过程中来考察。”毫无疑问，“产业资本中的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榨取产生的。但是，剩余价值的真正实现是在流通领域”。(24)马克思说过，“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特征，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25)而马克思之所以追溯到生息资本这种“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乃是“为了对产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意识型进行谱系学式的暴露”。(26)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27)
马克思说：“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必须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28)对此，柄谷行人认为这便是马克思揭示出的一个二律背反。如何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呢？他认为必须引入复数的体系，才可能解决上述二律背反。这个复数的体系便是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根据马克思所说的“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柄谷行人得出结论，“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于交换的根底里发现了共同体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本来是通过自然的前提条件而被给予的。商人资本就发生在这种差异即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29)换言之，“古典派的劳动价值说基本上是在单一体系中的思考。因此，当他们要说明在多数的不同生产部门中试图保持各自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时，就不得不撤回或者修正劳动价值学说”。“古典派只是把在单一体系中成立的均衡价值置换成了劳动价值而已，而马克思则从复数的体系出发，因而需要‘社会的、抽象的’劳动价值。在复数的体系之间，商品的价格相互不同。那么，这个商品的‘价值’是什么呢？正是在如此思考的时候，一个体系的均衡价格作为不同的东西而设定为‘抽象的劳动’之价值。不过，重要的是有复数的体系存在，由此产生出剩余价值来，故而货币可以转化为资本。”(30)在这种意义上，产业资本与商人资本同作为资本的实质是相同的。其不同只在于，“产业资本并非从商人资本那种作为空间上自然条件而存在的差异中获得剩余价值，而是通过在时间上创造出不同的价值体系而获得的。这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忙于技术革新”。(31)柄谷行人进而指出，既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对外贸易所获得高额利润类比于个别工厂主由于采用新发明而获得超额利润，(32)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将各国的生产内化在“一国”中来看待，“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问题就可以置换为一国中的有机构成不同的部门”。(33)
依笔者的理解，上引柄谷行人这几段话中，其所依据的方法论核心，就是第一段引文中那句话，即：“《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概念又绝非黑格尔那种在逻辑上自我实现的‘概念’。在其发展之中总是有历史性的事件先行发展着的。”这样，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中，便存在着双重视角或出发点，一者是马克思对于“历史性的事件”的认识，一者则是对于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在理论逻辑中的把握。柄谷行人的上述说法并非是要否认《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资本主义商品，而是要指出马克思在进行这种逻辑中的把握时，其所据以出发的对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性的事件”的体认是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在论述其政治经济学方法时说过，“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34)在柄谷行人看来，“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的“实在主体”即“社会”，在马克思的表象中与在古典派的表象中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因此，从不同的关于资本主义这一“实在主体”的表象出发，对其本质所做出的理论抽象也就不会相同。例如，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产品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购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35)因而，其所能由此得出的理论抽象便只能是，“从原理上讲，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出现了，那也是一种事故或过失”。但马克思与古典派不同，他不像李嘉图那样只看到生产过程的重要性，而是同时看到了生产和流通的总体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正是这种对于“历史性的事件”的眼界的不同，导致了马克思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依柄谷行人之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与古典派不同，市场问题与生产问题相比，不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处于次要地位，而是市场或交换与生产交互规定着，共同构成了其基础性问题视域。换言之，不把市场作为出发点考虑进去，就不能合理地理解资本主义。这是其深刻之处。但他所谓的“马克思则从复数的体系出发”的说法，在表述上往往混淆了对浮现于表象中“实在主体”作为据以进行抽象的起点，与作为对于“社会”这一“实在主体”的理论把握的逻辑起点，造成了诸多概念上的混乱。特别是关于“比起详尽区别商人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不同来，更应该把产业资本看作是商人资本的一个变种”的断言，虽然包含着某些合理的见解，但忽视了产业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意义，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无论如何是有着严重问题的。
柄谷行人不仅指出了马克思观念中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的意义，而且还进一步论证了对把握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而言，一种取代黑格尔的思辨方法的康德式的“超越论”的方式的必要性。这种康德式的“超越论”方式要求一种“移动的视界”，即同时从“事前”和“事后”两种视界观察对象。他写道：“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于既成的法则中整理每个事物的‘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的判断力’做了区分，后者是探索那种在既成的法则中无法得到整理的例外事物以思考其包含的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把规定的、反思的这一区别当作事前性的、事后性的区别来思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首先把综合判断视为已确立的，在此基础上来探索其超越论的条件。这是一种事后性的立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综合判断是容易的。综合判断总是蕴含着某种飞跃，存在危险。也因此，它得以成为‘扩张性’的。康德在综合判断中发现了困难，是在他站到所谓‘事前’的立场思考的时候。”(36)与之相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我们可以从生产和交换两个视角去观察。在经济学史上，“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从劳动的角度来观察商品的价值，而把货币视为单纯表示价值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货币没有任何神秘性。基于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思考的这些人否定了以往的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但马克思却试图从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的角度来观察资本。他把资本的运动放到G—W—G'这个‘一般’公式中表示。产业资本也是如此。而马克思进一步注意到生息资本G—G'。”(37)这就是“事前”和“事后”两种角度。柄谷行人说“斯密是在事后进行思考的”，只是“将其投射到事前，认为商品中早就存在交换价值”。而马克思与之不同，“他是将此作为一种‘综合’来把握的。换言之，他是从‘事前’来观察事态的。这个时候，综合能否达成并没有保证”。但同时，“马克思并未否定劳动价值说，因为，这从事后来看是妥当的。而劳动价值乃是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透过货币所规定的价格，强加给所有生产物的”。(38)因此，与康德相似，马克思的方法也是一种“事前”和“事后”的双重观察视角。
柄谷行人所阐发的这种对同一对象的双重观察视角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说是真正抓住了马克思辩证法之根本特征，因为正是这一双重观察视角，使得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思辨体系有着本质性之别；但另一方面，他又往往满足于将这双重视角并置看待，过分地偏向了康德，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对于构建自己的辩证法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方法论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其一般本质的规定上，而是需要一种能够操作的方法规定，一套可行的方案，以便能够对前述卢森堡所提出的问题奠定一个方法论基础。因此，对于柄谷行人所推荐的双重观察视角方法，还须做进一步的批判性阐释，特别是需要说明这种双重视角所以可能的基础何在，为什么需要这种双重视角，以及这双重视角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下面我们试着基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来改进柄谷行人的阐释。
马克思曾抱怨说，人们对他在《资本论》中所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39)一百多年过去了，这种情形似乎仍不容乐观。这里的根本性困难在于，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就必须实现一种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批判的历史科学的跨越。哲学可以在思辨中凌空蹈虚，但科学却要求立足于实实在在的经验性大地。如何将辩证法导入科学之中，这是马克思不断探索的问题。在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中，作为辩证运动主体的绝对精神的绝对无限性是预设了的，因而，在这一体系中的每一个概念或每一个环节，无论是抽象的开端，还是较为丰富的发展阶段，都是一个无限的有机整体。只是在抽象的开始阶段，这种有机整体性还是潜在的，而在发展阶段则是现实的。这样，概念在每一进展环节中，都有一种从潜在到现实的变换，从而概念在其进展中，其意义都不是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变换着的。这有似园林设计中基于动态性观赏的步移景异之法。但在通常所理解的科学中，却要求每一概念都有其确定性。这便与辩证进展中概念的步移景异要求处于矛盾之中。因此，马克思工作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将辩证法从思辨的天国引向现实的大地。一方面，他批判思辨哲学的空虚性，要将辩证法落向实地；另一方面，他批判实证主义之抽象性，强调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并视之为其根本性的长处。这种既摒弃实证主义之抽象性，又反对黑格尔的思辨方法的辩证法如何可能呢？显然，柄谷行人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康德式解读是极富启发性的。当然，康德式解读的启发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马克思的方法与康德的方法简单地等同起来，而是必须看到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吸收，必须看到柄谷行人未予以重视的马克思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居中性”。
如果我们将柄谷行人的“事前”和“事后”双重视角说，与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所指出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40)以及“当事人的日常观念”和“科学分析”两种视角的观念联系起来，(41)便不难引申出“事先”和“事后”这两种视角，无非是实践中的当事人或行动者视角与科学或理论研究中的观察者或旁观者视角。这一点还可以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自己方法和黑格尔思辨方法的根本差别所做的对比相比较。马克思写道：“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42)
从“事前”与“事后”或者“行动者”与“旁观者”双重观察视角看，马克思这里所表达的思想的关键之处有两点：其一是思维及其产物“思想具体”与“实在主体”的差别与对待。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观念，这里所说的“实在主体”便正是前引文中所说的人对于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掌握”及其产物即“社会”。马克思在上引文中之所以对黑格尔思辨方法进行了批判，是因为黑格尔将“思维”与“实在主体”唯心主义地合而为一了，使思维成了“绝对”或“无对”；而在马克思这里，“思维”与“实在主体”则是对待的，亦即是“有对”或“相对”的。思维既然“有对”，便是有限的，不能自足，而只能以“对方”即“实在主体”为对象。这也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所要表达的意思。正是肯认思维与实在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差别与对待，才使得辩证法具有了唯物主义的维度。这也是马克思下述说法所表达的意思：“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3)显然，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决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站队”式的表态，而是马克思对于自己与黑格尔在方法上的本质性区别的明示。唯物主义对于方法绝非外在的标签，而是一种本质性的改变。在这里，唯物主义就意味着对于马克思而言，其辩证方法是受制约于与思维“相对”的“实在主体”的。对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来说，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既然是“绝对”或“无对”的，那么所谓思维运动便是这一主体的自我认识，即主体“自我综合、自我深化”。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既然思维是“有对”的或“相对”的，它所“相对”的便是在它之外存在的“实在主体”，那么思维便只能是对于现实经济社会的一种描述。因此，“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44)因此之故，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如何安排概念的逻辑顺序等，是最终受制于现实经济社会之实际状况的。一般而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中，具体化到何种程度，是与这一逻辑进程所在该阶段上所设定条件相关联的。比如说，如果所设定的社会条件是单一的资本主义市场，那么，逻辑进程即便达到具体性层面，在这一条件下它所能说明的也只能是单一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现象。例如利润、地租、利息这些内容，是能够通过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被完备地说明的。但有些内容在这种设定条件下则不能被完备地整合进去，例如复数的市场体系的存在。这是因为这些复数的市场体系或者说非资本主义或其他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并未作为前提条件被设定。
其二是在这样一种肯认“思维”与“实在主体”之分别的“事前”和“事后”的双重视角中，辩证法就不再是黑格尔式的思辨主体的独白，而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亦即“思维”必须面对“实在”，“征询”“实在”的“回应”，并“回应”“实在”。而这就构成了“思维”与“实在主体”之间的一种对话，或者说是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的一种对话。当然，“实在主体”是不能“说话”的，所谓思维主体与“实在主体”的“对话”，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可以进行一种主体间的辩驳性讨论，而是这种对话需借助“行动者”或“当事人”与“旁观者”或“科学分析”的“事前”与“事后”两种观察视角之间的不同立场来进行。亦即思维主体必须时时意识到“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它“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在这里，作为对话一方的“行动者”或“当事人”，并不意味着其为“实在”之全权代表，其并无对于“实在”把握上的特权，否则，“旁观者”的科学观察就是不必要的了。然而，尽管“当事人”对于“实在”的把握甚至往往只停留于直观经验，但这种视角毕竟是一种不同于旁观者的视角，是一种行动者主体参与于“实在”之中所获得的对于“实在”的直接表象，因而有着其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任何“事后”的“科学分析”都必须说明这些现象，必须回应这些现象，亦即必须与之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而另一方面，这些直观表象虽然能够吸收科学理论，但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意识或实践智慧，却能够不依赖于科学理论而在生活实践中独立存在。因此，一种科学理论，如果不能说明这些感性直观现象，便不可能是成功的，而一种直观的实践意识却不必有待科学的认可。例如，日常生活中人们看到的太阳东升西落现象，就是任何天文学理论必须说明的，无论是“地心说”还是“日心说”，都必须说明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这种相对运动，甚至于神话也必须有这种说明，如羲和赶日之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也必须说明日常经济活动中的利润、利息、地租之类现象，也必须说明资本主义逐利活动中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之类资本主义当事人眼中的这些现象。这也就是说，“事前”的视角事实上制约着“事后”的视角；而“事后”的视角则必须时时回应“事前”的视角。
当然，行动者虽然有着对于世界的直接把握，但从其视角对于世界的把握是局限于有限的感性直观的，且由于其对世界的把握的“事前”性或“未完成”，而具有不确定性；而旁观者从“事后”对世界加以把握，由于将对象确定为“完成”的，因而具有其确定性，但这确定却又仅仅是一种人对于世界的理论的把握方式，而非实在自身之直接呈现或自我把握。换言之，“事前”的实践把握具有直接性，但却不具有确定性，而“事后”的理论把握达到了确定性，但却失去了直接性。而且，由于生活之流的变动不居，理论对于实在之“事后”的把握，便并非真正的“完事”之后，而是一种截断生活之流的人为地做成的“事后”，一种将开放的生活系统简化为一种封闭系统的无奈之举，因而其所把握的“实在”便总是不能等同于活生生的“实在主体”自身的。因此，处于“旁观者”视角的思维，便必须不断地“移动”视界，即从“旁观者”到“行动者”，以便从“行动者”或“当事人”视角那里获得新的直接性经验，从而移动“事后”的眼界，打开被封闭起来的系统，扩展其包容性，亦即在理论上重构行动者的新鲜经验。这样一种不断移动的“视界”，一种行动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的交替进行过程，便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进展。通过这种辩证进展，如果思维能够在将全部有关经验材料完整地把握的条件下，一般来说就能够达到对于“实在主体”的具体本质的认识。当然，由于现实的人的思维的非绝对性，或者说与“实在主体”的对待性，这种思维所能达到的“具体”只能是一种“思想具体”，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具体性，而不可能如黑格尔思辨哲学所设想的那种实在自身的无限具体性。尽管如此，这种“思想具体”已构成了现实的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认识。这一点正是马克思《资本论》所追求的理论目标。
尽管由于马克思的这种在“行动者”与“旁观者”之间的移动的“视界”，即要将经验材料提升到一个思维中的整体的层面的辩证法，比之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的“独白”，或停留于表层经验的实证主义的抽象方法，实施起来要困难得多，从而致使马克思不得不多次缩减其工作目标，但他揭示资本主义之具体本质的最终目标始终未有变化。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和同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计划将其“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45)但后来实际上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关于这一点，研究者们大多认为马克思修改了他的计划，即马克思所完成的大致上是一个完备的整体了。但亦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马克思从未修改自己的研究计划，“按照马克思的最初设想，《资本论》只是六部著作中的一部”，所以《资本论》并非一个完整的体系。(46)笔者倾向于认同后一种看法，因为不管马克思由于何种原因修改了他的写作计划，但他的目标始终是将资本主义的运行作为一个整体描述出来。也就是说，把握世界市场这一具体性，总是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如果不能达到世界市场这一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具体性，对于资本主义之本质的揭示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到位的。
毫无疑问，“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认识。就此而言，柄谷行人强调这一点无疑是深刻的。但理论描述能否从世界市场出发呢？不能。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具体的形式”，从此出发就会如实证主义那样，“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从双重视角的方法论来说，“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在未将资本主义从理论逻辑上描述出来之前，只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性的事件”的一个总体性表象；而从马克思的辩证法来看，对于这样一种有机整体性的东西，必须以一种“事后”的科学观察者的眼光，从中抽象出本质性的东西，并进而以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来予以把握。因此，一旦进入对于这一总体性表象的理论逻辑把握中，就只能从生产出发。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辩证法自有其合理性。柄谷行人过于强调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康德元素而排斥黑格尔元素，使其无法说明双重视角之间的关系而往往将两个方面并列起来，从而导致了其论述中的概念混乱。但从生产出发，是否意味着市场只是非本质的现象性的东西呢？决非如此。市场之于资本主义生产，决非仅仅是生产外部表现出的东西。既然“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那么，一个不言而喻的推论就是，世界市场也是规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基础和条件。这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必须超越黑格尔式的思辨“独白”，而不断移动“视界”，即根据概念所处的条件而不断改变其规定性。也就是说，从抽象状态下的商品生产上升到世界市场，并非仅仅是用已经先具某种本质的东西去说明现象，而是要从“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出发来重新规定商品生产。
前面的分析表明，柄谷行人对于市场特别是世界市场之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之意义的阐释，虽然有其片面性，但毕竟向人们揭示了马克思思想中以往为人们所忽视了的一个方面，从而能够给我们提供某些启发，去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为经过修订的卢森堡的“世界体系论”提供一个符合马克思最根本思想，而不是背离马克思思想的证明。既然马克思把世界市场视为资本主义存在之条件，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只是出于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上的原因，才将对世界市场的论述放到具体性的最后阶段上进行，那么，就世界市场之为资本主义存在条件这一根本点而言，马克思与卢森堡以及柄谷行人就是一致的。进而，不言而喻，从世界市场或者全球化的发展来分析其对资本主义存在即未来发展的可能作用，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人们就能够合理地从这一视角去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从而由之说明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蕴。
如果依据上面柄谷行人对马克思阐释的阐发，并根据马克思所强调的世界市场之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条件，将卢森堡的“世界体系论”加以“修订”，我们就能够获得一种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相当有力的方法论工具。
对卢森堡“世界体系论”的“修订”，首先涉及其“资本积累论”对马克思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的批评。卢森堡对马克思的主要指责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追加的这一部分剩余价值在单一市场体系内无以实现。这个问题还可以扩展为一般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来看。这进而又涉及马克思的叙述方法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的分析，不言而喻是在设定的抽象条件下进行的，即设定为单一均质市场，且商品能够按照其价值出售。在这种条件下，所分析的对象便只是类似于理想气体之类的抽象的资本主义企业标本，而决非现实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后续对于流通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引入了复数的资本家，但这时的市场仍被设定为单一均质的。当然，马克思未完成上升到对世界市场的分析，我们也无从得知他会如何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引进了复数的市场体系，对于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分析就必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重大改变。就此而言，卢森堡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建立在对《资本论》方法误解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卢森堡所考虑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市场，即所谓“第三市场”的关联，从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看，也正是在其计划中要展开进行的。
卢森堡考虑的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市场，即所谓“第三市场”的关联，并不仅限于某一资本主义国家之外，而是也包括那些本国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如塔巴克所说，“这个‘第三’市场并不一定是外国或海外市场，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很近时期以前，在本国往往可以找到这种市场”。(47)这其中的关键是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不同的市场体系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差别。这一问题还可如柄谷行人那样，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对外贸易所获得高额利润类比于个别工厂主由于采用新发明而获得超额利润，将各国的生产内化在“一国”中来看待，将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问题置换为一国中的有机构成不同的部门，而进一步将这一看问题的视域扩展为所有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差别，并以之来观察剩余价值的实现方式。通过这样一种视域转换，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能够将各种差别排列在一起考察的视角，从而能够进一步确定这些不同类型的差别对于剩余价值实现的意义，以及这些差别性条件发生变化时，对于资本主义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考察将会表明，各种差别都会对剩余价值的实现方式产生其应有的作用，但在不同历史条件或不同地域条件下，不同类型的差别所起的作用会相当的不同。
对于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分析，也可以如柄谷行人所说的那样，从“事前”和“事后”两个视角进行。如果我们从“事后”的视角观察总体上剩余价值的实现，就只能从一种总量或平均量上去考察。但如果从“事前”的视角去观察单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剩余价值的实现，则单个资本家或企业所追求的只是其资本增殖的最大化，而这最大化既来自对本企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包括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也可能包含来自与其他企业的差别性优势所产生的超额增殖。当然，如果是一种差别性劣势，那这种超额增殖就会是负数。因此，从这一视角看，并不存在纯粹的剩余价值，而是只有总是附加有超额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这“超额”当然可正可负。就此而言，资本家的目标不仅是剥夺工人，而且必然同时是剥夺其他一切所有者。霍布斯曾断言，在自然状态之下，人对人就像狼一样。自然状态云云，自是一种虚构，但这对于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倒是很合适的。正像狼不仅吞食其他猎物，而且也不放过失败的同类一样，资本家也在吞食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同时，对同类也虎视眈眈。实际上，如果不存在资本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式的竞争，资本主义也就不是资本主义了。当然，对于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把握，就科学理论的构成而言，并不能只是从行动者或当事人的“事前”眼光去看，而是还必须将这种“事前”的眼光转变为旁观者“事后”的眼光。
一般而言，无论是对工人的剥夺还是对失败同类的剥夺，都只能借助于各种差别性优势。若无优势，就只能被剥夺。这种差别性优势是多种多样的，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全体资本家对工人的优势。资本家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工人只剩下了自己的劳动力这唯一的“资本”。
第二个层次是在某一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这种优势人们已论及很多，此处无须多说。
第三个层次是某一国家内那些采用了更先进技术的资本家或企业对其他资本家或企业的差别性优势。
第四个层次是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对于那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家的差别性优势。
第五个层次则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差别性优势。
这里对差别类型的列举无疑是很粗糙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精细化，但就本文的论题而言，大致上也能说明问题了。
不言而喻，第一个层面自然是最本质性层面，正是这一层面的差别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但其他层面对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却也不能忽视。事实上，正是这些差别性共同决定着资本家或企业剩余价值的实现状态，而这些差别状态的变化，也就改变了资本家剩余价值的实现状态。
如果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或全球化发展来看，上述差别性层面中，首先会是在发达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别的逐步消失，以及资本家的互相剥夺。这一点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48)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早已成现实。其次，趋于逐步消失的差别会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别。这种差别趋于消失的标志性事件一是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本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是发达资本主义不再仅仅把落后国家当作剩余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市场，而且进行直接投资。这一过程目前虽然还未结束，但世界上还存在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一般而言非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最后，更重要的变化发生于20世纪的末期，那就是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这一全球化最新形态的急剧发展。跨国公司的大幅度发展，标志着资本主义企业在直接生产的层面上已不限于既有民族国家。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若单从经济层面来看，一个可能的趋势就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水平等方面差别的缩小。但这一趋势在何种程度上变成现实，则充满着不确定性。以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为例，几位学者的实证研究指出，近年来中国出口产品有过快速下降，但后来亦有大幅度上升，结论是，“中国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下降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现象”。(49)“无论是关于后进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国际比较，还是中国竞争性企业近年来在局部范围内的崛起，都说明中国企业并非不能实现能力的迅速成长。”(50)无疑，由于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可能导致不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结果，因而拥有核心技术的西方大企业往往会通过有组织的研发活动为其技术领地竖起壁垒，阻碍后来者的进入，(51)从而使得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困难重重。此外，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通常意义上的技术差距并非唯一的差距，还有国际分工新形态所造成的行业优势差距，特别是美英等国通过着力发展金融服务业而形成的金融市场的比较优势，(52)也造成了后进国家追赶的难度。但中国广东的例子，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例子，说明通过能力成长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是有可能的。尽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进程中可能会出现种种曲折，但若从最终导致的可能趋势来看，将会是一个国家地区间技术差距趋于缩小的全球市场经济社会。当然，这里所说的结果还只是单从经济层面上考察而得出的理论上的一种极其遥远的未来可能趋势，而尚未考虑政治国家层面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出于逻辑层次方面的考虑，将在下一部分进行。
那么，如果我们先抛开政治层面的作用，单从经济层面看，这种全球化发展对于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从一个方面看，当然是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全面完成，这也就是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重度剥夺；但另一方面，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来说，这也意味着获取剩余价值的差别性优势种类的减少和强度的逐步减弱。而这样一来，若从最终可能的趋势看，这意味着资本家能够获取剩余价值的差别性优势逐步趋于两类：一是资本家对工人的优势，另一则是一些资本家对另一些资本家在技术上的优势，即资本家之间的比较优势。
我们现在看全球化发展对这两种差别性优势的影响。资本家之间的比较优势的获得即新技术的使用，一般而言需通过加大不变资本的投入方能实现。但不变资本的加大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这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但马克思也曾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多种差别性优势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如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的增加等，并不必然导致总体上利润率的下降。(53)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且能比以往更快形成生产能力的现时代，与之相关的两种因素可能会更显著地导致延缓这一趋势：一种是由于某种新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而导致新的产业领域兴起的时候，那些抓住机遇较早进入这一领域的资本会以较低的但成本获得较大的差别性优势；另一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拥有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大企业往往会通过有组织的研发活动为其技术领地竖起壁垒，阻碍后来者的进入，以获取超额利润。但在前一种情形中，一旦这一新兴领域趋于成熟，则这种低成本的比较优势的获得就不再可能，而一般只能以加大不变资本的投入方式来实现。而在后一种情形中，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后进国家总是有可能冲破技术垄断而实现技术进步的，而一旦垄断被冲破，则结果也便与前一种情况一样，比较优势的获得也只能以加大不变资本的投入来实现。这样，若其他可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差别性优势趋于消失，则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便再不能得到其他差别性优势条件的补偿，从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利润率下降之趋势，就会直接地呈现出来。
关于利润率下降问题，有学者指出，“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发展。垄断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和上升阶段交替出现，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垄断时期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以一种较为复杂的形式出现”。(54)且有“经验研究表明：1975—2008年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并未有效恢复”。(55)当然，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国内外学界是有争议的，甚至“对于利润率趋势的经验研究，由于数据来源、采集年份、考察区间以及对利润与资本范畴的理解各不同，对利润率趋势的描述也就存在相当大的差异”。(56)但从一种大历史尺度上看，笔者倾向于认同这一判断：“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行的现象形态上，突出地表现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57)
这样一来，由于“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这一点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58)显然，这就会使得以牟利为全部动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失去发展的动力，从而难于维持其存在。当然，这是从纯粹经济层面得出的结论，但事实上，任何资本都不会甘于自身差别性优势的消失，总是会以种种方式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而政治国家也决不会坐视不管。
而对于作为资本主义存在之本质性差别的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而言，全球化的发展也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战后以来，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一个长时段中获得平稳发展，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福特制资本主义或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建立。依哈贝马斯之见，“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但如今全球化的发展却“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59)这就不能不导致十分严峻的局面。在这里，哈贝马斯只是提到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调控能力的削弱，而未看到之所以发达资本主义能够“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在于发达国家能够借助于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差别性优势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来维持其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这些差别性优势趋于减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的能力自然也就被削弱了。
依据前面的分析，关于全球化的发展，卢森堡近百年前关于资本主义“接近到人类只是由资本家和无产者所组成这一点时，进一步的积累将变得不可能了”的表述，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因而需要做某种重大修订。当资本主义全球化实现之际，即“人类只是由资本家和无产者所组成”之时，并非进一步的积累不再可能，而是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的单纯化或最终完成，从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突出体现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与之相关，资本家与工人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会趋于加剧。而这一总体趋势发展的结果，便是社会若要进一步发展，就只能改变那种以获取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这种改变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进行，至于以何种方式进行，这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其中一种可能是以一种逐步的和缓的方式进行，即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继续维持福利国家。但这样一来，既然资本家已不能从别种差别中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加大不变资本的投入又面临利润率下降之困，则维持福利国家便只能通过削减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实现。而这种削减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对作为剥夺者的资本家的剥夺了。
以上我们主要从经济层面考察了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影响。但资本主义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不可避免地与其相应的政治结构共生的。因而仅限于经济层面的考察就必然还是抽象的。面对危机的存在，资本主义绝不会束手就擒，而是必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借助于政治手段谋求延存的。这就要求我们将考查进一步具体化到政治的层面。
前面提到的《资本论》创作计划中，马克思设想的第四分册即为“国家”。这意味着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构想中，对于政治国家的考察并非外在的，而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马克思所打算考察的“国家”，从其对这一分册的安排上置于“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两个分册之前来看，应是限于民族国家。但鉴于国际政治对于现代政治国家的重要性的增强，以及为行文简单起见，这里所说的政治国家活动将笼统地指代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
政治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意义可从三个方面去看：一是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初，国家采取强力措施促成资本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当以英国的由国家血腥立法所主导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惩治被剥夺者的压低工资最具典型性。二是政治国家为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提供所必需的外部条件，诸如统一的市场，相关的法律，等等。三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出现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之时，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经济加以干预，以保护其不至于陷于毁灭。由于其内在的矛盾，资本主义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因而国家的干预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存在。自20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兴起以来，尽管有经济自由主义的不断反对，国家干预却从未消失过，只不过是随着经济周期而时强时弱一些罢了。政治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三项功能中，促成原始积累之功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自然就不再存在了。第二项功能自然是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尽管会有一些变化。而第三项功能则随着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变化而经历着显著的变化。正是政治国家这项功能的变化，会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资本主义在其起初便是世界性的，但发生于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仍然有着非常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新情况，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向”。(60)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所带来的殖民地的消失，在“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与“领土主义”的逻辑(61)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传统的帝国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演变成了哈维所说的“新帝国主义”，或者埃伦·伍德所说的“资本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而在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消失之后，进一步演变成了美国一家独大的资本帝国主义体系。“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并不谋求将其他国家变成附属国，直接掠夺其资源，而是借助于庞大的军事力量建立某种有利于自身的世界秩序，以便更有效地通过剥削他国人民而获取超额利润。就此而言，像埃伦·伍德所指出的，不能只是“把‘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一种由跨国公司驱动和控制的发展”，而是“不论是在帝国经济中还是在附属经济中，国家都仍然在为全球性资本积累提供着不可或缺的环境”。(62)这种“新帝国主义”或“资本帝国主义”的存在必然会以各种方式防止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利于自身倾向的发展。例如，就纯粹经济层面而言，全球化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前面所说的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别的消失，即一方面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本地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技术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对落后地区的直接投资，并最终缩小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别，会导致一个国家地区间差别趋于缩小的全球市场经济社会。但迄今为止，实际上除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或地区之外，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这不能不“归功于”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国家的精心运作。在这种全球化过程中，虽然有不少国家在这种产业转移过程中获得了发展，甚至构成了对帝国主义中心国家某类产业的挑战，如日、韩的汽车出口对于美国汽车业的影响，但更多的却是在由华尔街所造成的金融风暴中终归折翼铩羽，陷入困境。这就不能不延缓那种国家地区间差别趋于减弱的全球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这自然也就抑制了帝国主义中心国家资本家利润率的下降，以及有利于福利国家的维持，从而缓和国内矛盾。
然而，这种眼下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帝国主义体系的建立也是受抵制的。这种抵制一方面是其他民族国家的抵制，另一方面则是工人阶级的抵制。前一方面的抵制既有发生于各个国家的，更为有力的抵制则可能是发生于地区国家联盟层面的。单个国家的抵制往往很难奏效，但诸如欧盟这样具有巨大实力的“准国家”的抗衡则会有力得多。尽管美国极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以图长期控制欧洲，以及采取各种方式防止和破坏其他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联盟的形成和发展，但从长远来看，随着这些地区国家实力的增长，美国的目标并非总能实现。一旦这些多极化的力量形成，那种对于各国人民而言最为有害的单极帝国主义体系条件下的全球化发展方式便会受到某种抑制。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人们的抵制更不可忽视。尽管随着资本流动性增强，使得资本流出国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有所削弱，但正如西尔弗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生产资本撤离的地方，劳工力量受到了削弱，但是在投资喜好的新地点，新的工人阶级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发展壮大”。(63)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正如鲁滨逊和哈里斯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的跨国进程正在“导致世界加速分化为全球资产阶级(或者跨国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64)这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力量的弱化和生存条件的恶化，另一方面则是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阶级结构也正跨越国界，逐步走向全球化。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状况变化的结果，便一方面是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各阶层人们的抗议不断，这说明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正在改变着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的生存条件，从而也就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前一时期由“占领华尔街”开始，呈蔓延全球之势的“占领”行动，不论其是否会产生重要结果，也不论人们怎样评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所展现的是一种蔓延至全球的贫富阶级对立态势。
这种“占领”表达了一种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处于不利境况的那些人的极度受挫的情绪。这种状况虽然未必会造成工人和其他受挫阶层的真正的国际性的运动，但在客观上无疑却具有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全球化所带来的这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性，即全球性工人运动能够获得复兴，则必将能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恶性发展予以有力的遏制。这种情况也表明，尽管资本帝国主义借助于国家强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延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但终归不可能消除这一矛盾。因而，一旦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资本帝国主义不再有能力通过从其他国家地区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来缓解社会矛盾，则资本帝国主义的总危机就要到来了。而资本帝国主义的总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各种替代方案，特别是社会主义全球化方案，也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可行性。(65)
以上我们对全球化的发展可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一些考察，其结论是全球化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极致，从而也就是其趋于终结的转折点。但这只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上来说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情况会复杂得多。可能会如利比兹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仍然有其调节的能力，从而能够延缓其最终结局的到来，从而“在未来几十年，也许是几个世纪中(安德鲁·高兹说是‘永远’，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也走得太远了)，社会劳动过程仍将采取商品关系的形式……共同体的自由联合，其成员详细地讨论他们需要为自身生产什么以及怎样生产，所有这些都将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66)就我们所表明的一般趋势而言，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必定是有限的，从而必定会达到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资本主义的大限。
注释：
①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87页。
②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87—88页。
③参见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91页。
④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73页。
⑤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75页。
⑥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88页。
⑦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89页。
⑧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编者绪言”，第42页。
⑨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第68页。
⑩参见霍普曼：《从历史的观点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熊文译，《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11)参见泽里姆卡：《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批评者试图隐瞒信息》，熊敏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12)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第283页。
(13)陈其人：《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4)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英文版编者绪言”，第38、40页。
(15)在其写于较早的著作中亦有涉及，如在初版于1990年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就有对于《资本论》辩证法的讨论。(参见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9—134页)
(16)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日文版序言”，第1页。
(17)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20页。
(18)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23页。
(19)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2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2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3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9页。
(21)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7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3页。
(23)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14、115页。
(24)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3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88页。
(26)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4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8—189页。
(29)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93页。
(30)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94—196页。
(31)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219页。
(3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4—266页。
(33)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22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页。
(35)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48页。
(36)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50-151页。
(37)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48页。
(38)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150、156页。
(3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
(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9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3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1页。
(46)参见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47)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英文版编者绪言”，第29—30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
(49)姚洋、张晔：《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50)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51)参见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52)参见徐建炜、姚洋：《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世界经济》2010年第3期。
(5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58—268页。
(54)鲍金红、倪嘉：《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探析——基于金融危机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55)谢富胜、李安、朱安东：《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56)周思成：《欧美学者近期关于当前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问题的争论》，《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利润率与美国金融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危机的阐释与争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
(57)谢富胜、李安、朱安东：《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0页。
(59)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乌尔里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7页。
(60)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耐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61)参见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55页。
(62)埃伦·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03、105页。
(63)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刘建洲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页。
(64)转引自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第11页。
(65)参见莱斯利·斯克莱尔：《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梁光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54—387页。
(66)利比兹：《走向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后福特主义、生态学和民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转引自唐正东、孙乐强：《资本主义理解史》第4卷《经济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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