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鹏之路——毛泽东诗美发展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鲲鹏论文,之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日渐深入与广泛，较以往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只要稍作认真分析就不难发现两个巨大的反差现象：第一，现当代文学在个性化的追求、风格流派的形式、话语方式、情感志趣等方面，无疑存在弱化、退化的倾向，惟独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大发新声，大放异彩；第二，与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个性特出、诗美斐然相比，毛诗评论却相形见绌：话语贫乏、个性掩失、创造性萎缩、审美品格滑落。评论毛泽东诗词，就应该建立符合毛诗自身发展进程的时序框架，探寻毛诗创作心理情感运行的独特轨迹，重塑毛诗美学本质特征的理论模型，寻找一条反拨——出新——个性化的评论道路，建构一种观点——方法——逻辑性的评论品格。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毛泽东诗美的动态考察论纲。
一、诗美结构：层次说
毛泽东诗美是一座高峰，一个宝库，从外围看，它的总体特征是“崇高”，从内质看，它的主要精髓是“悲壮”。
1.形态学分析——崇高
毛诗的崇高美，借助数学方法来分析，它的意象择取具有量多、体大的特点。借助力学方法来分析，它的意象排列具有劲挺、势扬的特点。综合起来考察，可以从高度、宽度、密度、浓度、力度、速度、跨度等多维度切入。
从高度看，毛泽东偏爱一个独特的视角：俯视人生，审察历史。“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念奴娇·昆仑》）、“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念奴娇·鸟儿问答》）。
从宽度看，毛泽东经常调遣一系列硕大无朋的意象：高山、大河、汪洋、大海、青天、玉宇等，营造了壮阔的氛围，奠定了伟岸的雄姿。“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寥廓江天万里霜”（《采桑子·重阳》）、“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七律二首·送瘟神》）、“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七律·登庐山》）、“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等。
从密度看，一是意象的排列组合密集，二是结构的起转承合缜密。前者如“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如梦令·元旦》）、“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菩萨蛮·大柏地》）、“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后者如《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方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首句开宗明义点出军名、旗名，二句引出行军地点、进军方向；三句补叙背景，分析起义爆发的原因，最后交代起义的时间、渲染起义的时代氛围和起义的声威。全诗一泻而下，密不容针。再看同词牌的两首“沁园春”，一首“长沙”，一首“雪”，也充分体现了体式绵密的特色。“长沙”上阕写出、林、江、舟、鹰、鱼，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高有低，一气呵成，引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总括。接着由景而情，发出了浩然长叹的“天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下阕由现实转向回忆，由物而人，由“独立”而“百侣”，衔接自然天成。结句同样是深沉追索：“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语气、体式与上阕遥相呼应，浑然一体。《沁园春·雪》上阕写景，“长城内外”写南北、写动态，“大河上下”写东西、写静态，“山”“原”是化静为动。总写一笔“欲与天公试比高”，由状物而拟人，写雪势兼情势达胸臆，最后是由雪而晴，由实而虚，由眼前转入想象，“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一句，把祖国的壮丽景色一笔写尽。下阕换头得千古之妙，承上启下，流转自然，间不容发。由景而人，而史，而识，而论，“俱往矣”三字力重千钧，“还看今朝”寄希望于人民，于今天，于未来，语重心长，力透纸背。恰如前人评李白诗：“太白其千古之雄乎？气骏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长，调高而卓。”（明·陆时雍《诗镜总论》）
从浓度看，有色浓、情浓、意浓之美。据不完全的统计，毛泽东诗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色彩词是“红”字，凡16次之多，其中专写“红旗”的就有7次。“红”字在毛诗中，兼有色、情、意三浓之美。读到《沁园春·长沙》中的“万山红遍”，我们不难浮现出“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景象，这是时令之色，又是岳麓之景，真切动人，生意盎然。联想到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诗人的价值取向、心理尺度、乐观情怀，都不言自明。《蝶恋花·答李淑一》下阕写嫦娥献舞，忠魂洒泪，天上人间，视野宽阔。细细品味，亦有三浓之美。万里长空嫦娥起舞，广袖飘摇，不言色而色自现；舞姿婀娜，更见情意既深且浓；一“忽”一“顿”，泪飞如雨，情深意切更为古今罕见。
从力度和速度看，毛泽东特别喜欢用动词“飞”、“过”等，一是取凌厉之势，二是取迅捷之姿。“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有声，有色，有威，有力。一个“过”字，势如破竹，蕴含着雷霆万钧之力，长江“天堑”、蒋军江防不堪一击，我军一跃而“过”，毛泽东潇洒自如、指挥若定的统帅风度跃然纸上。
这里想主要谈一下跨度。它包括物理时空、心理时空的有形和无形的跨越。有形的跨越如：“七百里驱十五日”（《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无形的跨越如：“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浪淘沙·北戴河》），“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七律二首·送瘟神》），最令人称奇的莫过于《贺新郎·读史》的开头了：“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起首五个字，写出了人类起源的亿万斯年。二三百万年的石器时代，七个字就轻轻巧巧地交代了过去。物理时空变换的，有“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翻地覆”（《念奴娇·井冈山》），心理时空变换的，有“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反苏忆昔闹群蛙，喜看今日大反华”（《七律·读报有感》），“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七律·洪都》）。物理、心理时空兼而有之的，有“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七律·到韶山》）等。这些时空大跨度的切换，上天入地，驾古驭今，入内出外，秉事论理，熔景裁情，表现了极大的涵盖力、蕴藏量和爆发度。
2.神韵学分析——悲壮
“神韵说”是中国诗论中一种诗品。最早使用“神韵”二字，大概是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评品顾骏之的画时说的：“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他指的是形体之外的东西。清代王士祯首倡“神韵说”，指的是诗人寄诸言外的风神气度，即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高情远韵，兴味超逸。
毛泽东诗词美学品格的深层次探幽，当推悲壮为主。毛诗的悲壮，是把个人、家庭的悲戚和民族、国家的忧患结合在一起，在个人与社会融合的层面上，从学生时代开始，中间经过革命斗争到执掌政权，直至暮年变革的漫长人生岁月中，雄豪与悲壮结成表里，诗思与忧思相伴相生，相依相存，一以贯之，密不可分，斗争愈危急，忧患愈深沉，悲壮愈强烈；人愈老，情愈浓，悲壮愈震撼人心。完全可以这样认定，毛诗的悲壮，是中国当代诗歌中最辉煌的绝响，是中国当代文学悲壮风格情怀的粒子和基因，是推动文学走上社会学和人性论和谐统一的高峰状态的巨大力源和光辉范式。
在毛泽东全部诗词中，格调悲壮、诗风沉郁的作品为数很多，只是轻重浓淡显隐有所不同。早在学生时AI写作的《五古·挽易昌陶》悼念好友易昌陶，就透露出了这一基调：“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倩，愿言誓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涤荡谁氏子，安得辞浮贱。”由丧友之悲想到亡国之患，由个人之痛联想民族之危，立志倚高山而试长剑，御强寇而辞浮贱。悲而不颓，哀而不伤。《贺新郎·别友》写诗人和爱妻幼子别离，通篇悲语千声，凄情千结。上阕一个“凄然相向”，下阕一个“凄清如许”；上阕“苦情重诉”，下阕“愁丝恨缕”；上阕“热泪欲零还住”，下阕“汽笛一声肠已断”，再联系《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毛泽东的痴情哀恋，惊世骇俗，不得不使人醉倒、折服、惊叹莫名！这种悲憾的情，伤感的意，是醇烈的、显豁的；也有幽远的、深邃的。比如《七绝》：“人类而今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如果说《贺新郎》、《虞美人》全词笼罩着浓重的哀愁和莫可名状的家园忧思、身世感怀，那么，《菩萨蛮·黄鹤楼》的深沉，《采桑子·重阳》的沉郁、《忆秦娥·娄山关》的凝重，《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的悲怆，《七律·有所思》的悲思，《七律·咏贾谊》的悲悯，读来就各有韵致，各领风骚了。
这里，我们可以开列一长串毛诗中经常出现的浸染、凝结、传导悲壮情怀的意象系列：踟躅、惆怅、野渡、苍松、横塘、残月、天涯、孤旅、愁丝恨缕、苍茫、沉浮、寥廓、暮云、烟雨、悲歌、西风、霜晨、残阳、雁叫、孤城、落照、哀鸿、苍黄、风雨、萧瑟、秋风、斑竹、落叶、逝川、逝波、疏枝、寂寞、萧疏、凋残、烽火……透过这一长串表面呈静态的、分散流布的意象群，我们不难窥见毛泽东动态的意识流，不难透视出生动活泼的毛诗心态，不难体味出毛诗情感志趣流通运行的独特规律。或者说，从毛诗悲剧情结的意象系列中，我们可以由话语符号转换成语义系统再转换成美学品格：个人忧思——家国哀痛——民族危亡——政权得失——百年忧患。循乎此，我们或许可以窥探出毛泽东诗词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的古老而又崭新的审美奥秘：由个体情感出发，抒写阶级、集团、政党的情思，再升华为对民族命运人类未来终极关怀的华章。“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的全球胸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时空感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的命运关怀，这些，都一脉相承地透析出毛诗的悲怅沉雄。
二、诗美发展：阶段论
毛泽东诗词的美学品格，亦如一切客观事物那样，同样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不像时下某些诗评家所言，似乎毛泽东几十年的歌吟，不同时期的诗词创作，每一首都那么崇高、完美，每一首都那么登峰造极。恰恰相反，毛泽东诗美品格也有一个生长、成熟、变异的过程。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1906年的《五古·（天井四四方）》到1973年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时间跨度将近70年。我们将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生涯划分成几个阶段，可以更好地揭示毛诗美学品格生成演进的内在逻辑性，探寻它形成、转化、衰变的轨迹。
第一个阶段即毛诗美学品格的形成期(1906-1925)。距今80年前，年轻的毛泽东和罗章龙一起郊游，饱览山水，畅叙情怀，留下了联句五律一首，其中有联云：“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这里的“攀险”、“盘空”，可以看作是青年毛泽东人生志趣的写照，也是他诗美品格的宣言。写于1918年春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是毛泽东勉友，也是他的自励。“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他追求的，始终是刚与烈；他期许的，始终是动与变。当然，最完整地表达青年毛泽东的襟怀、志向，也即最充分地体现毛泽东早期诗美特征的，当推《沁园春·长沙》。
这首词是毛泽东的纪游之作，上阕是实写“今日之游”，下阕是追忆“往昔之游”。全词极力铺染了一幅立体的秋色图，不仅描写了秋色秋韵，而且揭示了秋力秋魂。全词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强劲的力度和浓烈的色彩：“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击”，一“翔”，一“竞”，充盈着剧变之势，拼搏之力。浓重的秋色，无一不透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之源：山已“红遍”，江亦“碧透”，林皆“尽染”，这是程度之深；山以万计，林以层数，舸以百论，这是数量之巨；色在争辉，舸在争流，鹰在争击，这是情绪之烈。下阕同样洋溢着人的生命活力：“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击”一“遏”，力壮神旺。这首词不是一般的纪游，它是毛泽东的人生之旅，是他生命的赞歌，精神的弘扬。一根“谁主沉浮”的红线，贯穿全词，也贯穿毛泽东的一生，贯穿毛泽东的全部诗词世界，是毛诗美学思想的神髓。
然而也不可否认，在毛诗美学形成的初始阶段，仍有稚嫩之处，有斧凿之痕，甚至有粗糙之感。且不说他结队漫游的即兴联唱多为应景之作，即以他写给杨开慧的两首恋词来看，就可以明显找到李煜、李清照柔媚词风的痕迹。而从构思、摄景、传情的手法来看，《贺新郎·别友》似受宋代著名词人柳永的《雨霖铃》启发更大。“执手”相别，“泪眼”相向，“残月”相照，都有意脉相通之处。这一时期毛诗的美学特征处在探索形成之初，他显然深得传统文化的浸染，又得潇湘风物的熏陶，更得时代风云的激荡，所以一起步，就带着鲜明的个性印记。这就是继承传统，映衬现实，既有家国之忧，报国之志，又有儿女之情，挚友之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胎记显著，个体生命特质又很强，崇高、悲壮的诗美品格正在孕育与形成。
第二个阶段即毛诗美学品格的发展期(1927-1959)。这一个时期是毛泽东诗美发展的成熟期。他许多脍炙人口、光耀词坛的杰作，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一时期历时32年，其间毛泽东大起大落，大波大折，大悲大喜，大开大合，经历了人生际遇的惊涛骇浪，体验了情感世界的波澜曲折，人生和情感都达到了巅峰与极至。他的诗词，也忠实纪录了他的征战生涯、建国方略和心路历程，创造了承前启后、独树一帜的辉煌篇章。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菩萨蛮·黄鹤楼》、《采桑子·重阳》、《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浪淘沙·北戴河》、《蝶恋花·答李淑一》等，无不回肠荡气，令人叹绝。这些诗篇的鉴赏，同行之述已经十分详备。这里只结合毛泽东的诗美品格，简述一下他的心路历程和诗美轨迹。
战争年代，九死一生，毛泽东抒慷慨，寄豪情，诗风苍凉自不待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洞察风云，紧握战机，胜券在握，于危难中看到光明，于挫折时坚信胜利，诗品崇高也自在情理。问题的特殊之处在于毛泽东把悲壮和崇高这两种不同诗路、不同诗风结合得如此浑然自如，如此相得益彰，如此水乳交融，这就不能不令人惊讶了。过去，诗评界沿用毛泽东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说他身体力行，独树楷模，也能自成一说，如今，我们从毛泽东独特的身分，独特的素养，独特的心路来作一番探究，或许能另开一生面，别创一个诗评的视角。这里最典型的要算《菩萨蛮·黄鹤楼》。1927年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夭折，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正确的主张遭到否决，毛泽东心情的苍凉是不言而喻的。词中的“茫茫”、“沉沉”、“烟雨”、“苍苍”、“龟蛇”、“锁大江”等意象，既是景语，又是情语，与作者此时此地此心此态，十分吻合，抑郁、悲怆、忧患、扼叹、百感交集。尤其是着一“锁”字，自身的遭际，革命的危机，愤懑的情愫，忧患的呐喊，尽在其中。外景内情，交相煎迫，铸成了上阕令人窒息的凝重氛围。然而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和无为之将，他以天下为己任，系革命胜负、民族存亡于一身，他于悲愤中奋起，以酒酹江，寄情江涛，心潮逐浪，拍天而行，一“酹”一“逐”，正是毛泽东此刻的心境写真。下阕笔锋一转，意境翻新出奇，沉郁中透出豪强，扼叹中发出宣誓。这就是毛泽东在挫折中奋起，在郁闷中昂扬的心理运行轨迹，也是他诗风雄浑的感情基础。
这一时期的毛诗美学品格，虽说处在成熟期，一如人之盛年，日之中天，但仍有小恙微症，仍有浮云阵雨，也不是一味高爽清雅。这一时期，既有抒写情事的大气磅礴之作，如《沁园春·雪》，也有《七律·忆重庆谈判》之类的应时纪事之作，既有抒写胜利的里程碑之作，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也有《五律·看山》之类的纪游小品。其间某些诗作，如果不署名毛泽东，读者根本不会相信出自毛泽东手笔。新近公开发表的《五律·喜闻捷报》，除了首联“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尚有大气之外，其余三联就笔力不逮，诗品平俗了。他的《五律·看山》，《七绝·五云山》，都是写杭州，若和历史上歌吟杭州的名篇相比，工拙更不待言。一切都在发展、变化，毛泽东的诗美，也有高低、上下的参差之别。
第三阶段是毛泽东诗美的变异期(1959-1973)。说它变异，是指诗艺已有从高峰呈下滑的迹象，又指诗格在崇高、悲壮中掺杂了些许不协的因子，更指诗词创作活动较多、较明显地带上了文化指令、政治斗争、文学运动的色彩。
诚然，这一阶段的毛诗仍有不少上乘之作，一如中期的醇厚壮美沉雄悲郁那样的诗风，有《七律·答友人》、《贺新郎·读史》等。但综观这一时期的毛诗，已不复往时的“盛唐气象”，毛泽东思维活动的兴奋区，已挤不进太多纯然平静的诗词创作的位置，政治热情淹没了创作热情，或者说，诗词创作已让位给政治活动，创作热情完全服从于政治需要了。冷静地分析，这一时期是毛诗创作的第三个高潮期。仅1959年至1965年短短五六年间，就留下了28首诗词。这期间，共和国已匆匆渡过了50年代初期的兴盛期，步履跄跄地踏进了“内外交困”的多事之秋。大跃进的失败，中苏关系的破裂，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党内政见的分歧，逼使毛泽东的思维焦点定格于“反修防修”，毛诗创作的基本主题也定位于防止政权变色乃至国际共运、世界前途这些巨大沉重的课题上了。正是这些外部形势、内心情感决定了这一时期毛诗的美学风格——崇高、悲壮仍是基调，但是他的视野更高阔、心态更焦灼、境界更凌空了。这时，恰如二十多年前反第一次大“围剿”时，“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的严峻局面一样，此时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七律·冬云》），“已是悬崖百丈冰”（《卜算子·咏梅》），毛泽东却“乱云飞渡仍从容”（《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却“独有英雄驱虎豹”（《七律·冬云》），并坚信“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念奴娇·井冈山》）。
我们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诗风变异，诗美嬗变，既可以从总体诗貌的特征上看出，也可以从特定的歌颂对象上揭橥。这一时期，毛泽东共有三次和郭沫若的诗歌酬唱。第一次是1961年11月17日《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观看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的唱和。毛诗委婉而又鲜明地纠正了郭诗的政治偏颇：“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郭接受了毛的意见，将“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改成了“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毛泽东读后表示赞许“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这时的毛与郭，声相应，气相求，一派平和融洽的心态。第二次是两年后的1963年1月9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唱和是因这年元旦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同词牌的“领袖颂”引起的，毛泽东远在广州，读到了这首词，彻夜吟哦，反复斟改，终成名篇。这次酬唱，郭真诚歌颂毛泽东，毛泽东却并不沿循郭的诗思文韵，而是手法翻新出奇，直抒胸臆，写成了举国上下争相传诵的反修檄文。这时两人的唱和，比之两年前，更添了一份亲密切磋。第三次是10年后的1973年8月，此时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失控状态，毛泽东仍一意孤行，酝酿发起“批林批孔”运动。这次“酬和”，与上两次不同，是毛泽东主动引发的。劈头一句“劝君少骂秦始皇”，把30年前郭沫若写《十批判书》时的观点拿到今天来批评，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且不说诗中武断地声言“孔学名高实秕糠”，“十批不是好文章”，就拿最后一联来看，告诫郭沫若“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就大有不容置喙、耳提面命的味道。
三、诗美流变：发展观
世上万事万物或微或著，都流变不居，固态难寻。毛泽东的人生际遇、心潮涨落、情感奔流，比之一般的墨客骚人的仕途顺逆、官场起落，更多了一番党内党外、国内国际的矛盾冲突交互激荡，因而更显得千头万绪、波澜起伏、惊心动魂，他的诗词创作和诗美风格，也因之而华姿丰赡、溢彩流美。
1918年4月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是毛泽东早年的代表作之一。这首长排不仅开篇视大势扬，而且识高襟壮。劈头一联“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上观天宇风云，下揽湖湘世态。“云开”、“阴止”集景语情语于一句，警策动人；“天马”、“凤凰”集神圣华美于一身，器宇轩昂。二联自比屈原贾谊，少年得志，峥嵘奇伟，独享山川奇气、天地精灵，简直是天之骄子，地之灵杰。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抱负！第三联的“鲲鹏击浪从兹始”，更是毛泽东人生理想的点睛句，是毛泽东全部诗词贯穿始终的主旋律。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革命生涯的“鲲鹏”之旅，也开始了他诗词美学的“鲲鹏”之趣。鲲鹏，这一高翔太虚的神物，从早年，历中期，至晚岁，一直伴随着毛泽东，激励着毛泽东。它不仅五入其诗（一是此篇，二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未定稿的上阕第六句“欲学鲲鹏无大翼”，三如《念奴娇·鸟儿问答》的首句“鲲鹏展翅九万里”，四为《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斥鷃每闻欺大鸟”，五如《五律·西行》为陈毅改诗：“不因鹏翼展，那得鸟途通？”）而且赋其神，壮其行，毛泽东的许多“翻动扶摇羊角”的国内国际为之惊讶、为之咋舌的政治变革运动，都带有鲲鹏之姿。鹏搏九霄，成了毛泽东思维特征、行为方式的特有标志。
以“悲壮”的诗美而言，毛泽东的诗风明显划出了一条“孤愤——孤寂——孤怆”的变化弧线。
从早年写下的《五古·挽易昌陶》，读者就可以明显捕捉到毛诗悲愤的感情线索。“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三处迭字，极力渲染了痛失挚友的哀楚。诗的结尾着一句痛绝心扉的诘问，“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更是悲不可抑，江天同哀。丧友的孤哀，别妻的孤寂，祭母的孤伤，演发到对家国的忧思，对人生的拷问，对灵魂的煎迫，毛泽东早期的诗风，和时代、民生丝丝入扣。
中期投身革命熔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凯歌高进除害兴利，毛泽东执掌国计民生权柄，无论在强敌压境的生死关头，抑或是捷报频传的举杯称庆；无论是除旧布新的日理万机，抑或是亲朋故友的酬唱应答，毛泽东仍然有一种深藏不露的孤寂感。这依然是植根于他的振弱扶贫，除贼反霸，“环球同此凉热”的急切心志。最新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写于1947年的两首五律，一首《张冠道中》写胡宗南率14万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毛泽东指挥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转战陕北，形势险峻，气氛凝重，“露湿”、“霜笼”，戎衣铁甲，征马嘶风。在这个特定环境中，毛泽东有孤寂感，自可理解，然而几个月后，西北大捷，中秋奏凯，毛泽东踏月运河上，心怀大野，满宇频望，尽管“凯歌奏边城”，毛泽东却心驰神走，猛然想起“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大有当年“望断南飞雁”的悬想。这里的“故里”“妻儿”，无疑具有毛泽东式的特定的哲学蕴含，既指本义的家乡情亲父老，亦指当时的其他根据地的军民，更指尚在“翘望”王师、等待捷报的全国劳苦大众。同样是在喜庆、祝捷的欢乐时刻，毛泽东经常闪现出与众不同的情思，这份情思，往往又总带着睿智的远见和深长的忧思。1936年12月欢迎丁玲来到延安，毛泽东填词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上阕开头“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与喜庆的气氛就有一点差池。这自然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也和毛泽东的军事布置有关——“阵图开向陇山东”——此时还不是欢庆的最后时刻，当然，更和毛泽东的宏大抱负有关，革命要冲出“孤城”，“红旗”要从“壁上”插遍全国。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占领南京，毛泽东在北京喜读捷报，赋诗一首，又提出了告诫：“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总是深虑焦思，超前一步。
晚年，毛泽东在迭遭三面红旗受挫、国际反华大合唱之后，敌情估计更重，党风国运更忧，于是愈走愈远，从坚持“反修防修”，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演出了他人生最大的悲剧。诗思伴随他的政见，诗风映衬他的作风，诗心折射他的忧心，一部毛泽东诗词，终卷压轴充盈着孤怆的气息。日本作家冈崎俊夫描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颇带有境外学者直率尖刻的见解：
那里有一种寂寞的余音，孤独的影子。这不限于词，而是中国的传统诗人的魂。只有见到孤独的深渊，才能产生对人民的真正的爱，不是吗？
的确，毛泽东冷眼向洋，看暮色苍茫，乱云飞渡，任万花纷谢，悬崖百丈冰，他都从容不迫，坦然处之。然而内心深处，他也忧虑深长，甚至作出了惊世骇俗，匪夷所思的最坏的抉择。写于1961年秋的《七绝·屈原》，就出人意表地吐露了他的心曲：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尽管他把“楚骚”比作“杀人刀”，给舆论、思想、政治赋予十分巨大的神力，但无奈“艾萧太盛”——反华势力太强，而“椒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太少，他顶逆流，抗强权，不惜作出最坏的打算，又准备重上井冈山，甚至像屈原一样“一跃冲向万里涛”。这首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如今已正式发表的诗，无疑是毛泽东诗词中最直白地发表时局政见的宣言，吐露内心隐秘机玄的自白。1963年12月他为吊祭罗荣桓写下的凄绝动人的诗句，更是愁绪万端、愁肠百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举目四顾，知音寥落，偌大神州，竟难找到忧心相通的对话者，毛泽东的孤独、悲怆，简直挟泰山昆仑难状其重，决长江大河难涤其清了。
四、诗美特征：“突围”型
所谓“突围”，即对习惯和积弊的突破，对传统和自我的超越，它是人格的提升，是诗美的飞跃。着一“围”字，是借以对旧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作出某种描绘，更是对现实中异质、对立面的强大压力作出某种程度的评判，也是对自身某些定势的反拨作出的分析。“突”字则表明了对这些方面的挑战。正是基于以上多重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诗美中特殊的品格——“突围”型或曰超越型的鲜明个性。
这种“突围”型的诗美个性，从毛泽东的一生经历和创作实践来看，可分为文化突围、军事突围、政治突围、理想突围四个方面。
1.文化突围
毛泽东出生在封闭、落后、贫困的韶山冲。他8岁入私塾，从小接受孔孟之道的洗礼。父亲只要求他干农活，帮记账，希望他继承家业，生财有道，精明理家。《四书》、《五经》的教习，培养了毛泽东“鉴古知今”的兴趣，打下了他最初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但毛泽东不满于这种陈腐的教育，他偷看“闲书”、“杂书”，并如饥似渴地借阅了鼓吹维新变法，改良社会的《新民丛报》、《盛世危言》等书报。1910年秋，他终于说服父亲，争取到了进洋学堂的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当了半年革命军，又作了半年满负荷的自学，1913年春，考入四师，后并入一师，过了五年半的师范生活。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他人生之旅的第二阶段，也开始了他严格意义的诗词创作的文化突围。当然，这个阶段不是一步到位，文化突围也不是一蹴而就。毛泽东深受湖湘风气的浸染，求学之余，呼朋引辈，结队漫游，他们联句唱和的诗作，还没有跳出传统文化的陈囿。即如他赠给杨开慧的爱情告白《虞美人·枕上》，缠绵、执著、忧思，思之不得，辗转反侧，一如中国传统的婉约词，并没有突破卿卿我我的藩篱。但是时代在剧变，文化的新质也在滋生猛长。毛泽东在雪耻、图强、兴邦的时代主题里，接受了新文化的滋润，他也在一步步迈出了文化突围的坚实步伐。这一时期的《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明显地透露了这一讯息。作于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置儿女情长于革命理想之后，表明了毛泽东诗词文化突围的曲折心路和初步成功。而作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则集中而鲜亮地表明了毛诗文化冲刺的气势的辉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审察时世，拷问人生，睥睨凡尘，大气磅礴，使这首词成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树立了他文化攀升、陈旧立新的第一个里程碑。
诚然，毛诗的“文化突围”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一种文化品格，它贯穿于毛诗创作的始终，是毛诗审美特征的独特色调。中期，表现为军事文化、政治文化的突围，晚年，表现为理想文化的突围。作为一种诗词文化品格模式，诸方面的突围都蕴含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呼应着鲜明的时代风云，刻印着独特的个性心态。“文化突围”的心理模式，凝结成独特的毛诗的文化类型，判然有别于古往今来的洋洋大观者，使毛泽东卓然屹立于中国诗坛，并使这种独具魅力的“文化突围”的独特个性成了诗美研究的崭新课题。
2.军事突围
毛泽东的军旅诗词，从散见于多家出版社出版的不同范围的收录来统计，包括1948年5月作的“五言韵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之类的通俗体、民歌风，大约有30多首。始于1927年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迄于1949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间跨度22年。恰如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与外国客人的谈话中，不无自豪地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共打了22年。22年，30多首，数量并不算很大，况且其中一些诗词，也并不直接描写具体的战斗。我们只是取战争年AI写作下的与革命斗争有关的诗词而已。即从这30多首而论，毛诗军事突围的特征就已显得十分突出了。
写于1928年秋的《西江月·井冈山》是一场战斗的写实，也是军事突围诗美特征的典型化表现。“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敌军围困的形势多么严峻，而众志成城的红军又是多么英勇。“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敌军的败退，显示了红军的胜利，也显示了毛泽东敢打敢胜的文化心理的胜利。从此，开始了毛诗悲壮的军事突围历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同样呈现了这种突围诗风，“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围困不可谓不严；“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红军突围的场面不可谓不壮观；而《十六字令三首》以山拟人，山人一体，“快马加鞭未下鞍”，“倒海翻江卷巨澜”，红军突围的声威不可谓不浩大。《忆秦娥·娄山关》更是绘声绘色地渲染了这种突围的悲壮和英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气撼山河的意志力量，把突围心态推上了极至。写于1935年10月的《七律·长征》和1949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写长征胜利到陕北，一写渡江作战胜利解放南京，突围胜利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声情并茂。“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百万雄师过大江”，“人间正道是沧桑”。正义战胜邪恶，革命取得了胜利，毛诗军事突围的特征也辉耀于世。诚然，这种突围，这种胜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充满了艰难险阻——“山高路远坑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充满了孤寂——“西风漫卷孤城”（《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即使获得重大的战斗胜利，仍使诗人有深深的孤闷——“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五律·喜闻捷报》）。所以全国解放，一片欢腾时，毛泽东仍保持了一种清醒深邃的忧患意识：“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把握了这种突围观，我们将会从一个别致的视角，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军旅诗，发现毛泽东诗美的超越魅力。
3.政治突围
所谓政治突围，是指跳出某种现存政治模式、政治思想的框框，突破某种僵化的教条，开创富有革命意义的新思维、新格局。这一种为马克思、列宁所提倡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见之于行，形之于诗，就构成了毛泽东诗词政治突围的个性特色。
且不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突破列宁和苏联的模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不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破除“速胜论”、“灭亡论”的迷信，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说在解放战争中他高瞻远瞩，戳穿了蒋介石反动派“假如谈，真内战”的阴谋，也摒弃了某些人士“穷寇勿追”、“划江而治”的糊涂观念，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即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制订了土地改革政策、三大改造政策等，这些，都以其辉煌的成就载入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册。在各个相应的时期，毛泽东也以他光辉的诗篇反映了时代风云，记载了他伟大的战略思想和革命业绩，同时也熔铸了他突破陈规、独创范例的突围特色。这里，我们单就毛泽东在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实践和诗词创作方面，试来分析一下毛诗政治突围的个性风格。
50年代末期，国际范围里演出了一场又一场“反华大合唱”。1957年9月，毛泽东乘车去浙江海宁七星庙观钱塘潮。钱江观潮历来被称为壮观绝景。大自然的狂潮铺天盖地奔涌而来，毛泽东豪情大发，赋《七绝·观潮》以纪胜：“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波涛汹涌，浪花飞溅，毛泽东触景生情，竟是“从容杀敌”！这种奇特联想，怪诞抒情，出人意表，耐人寻思。两年以后，面对“反华大合唱”，毛泽东果真“从容杀敌”，导演了一场气壮山河的“防修反修”的政治斗争。1959年写的《七律·读报有感》，劈头就是“反苏忆昔闹群蛙，喜看今日大反华。”一“昔”一“今”，一“闹”一“喜”，敌人的本性一以贯之，革命者的本色也依然不变，从“从容”到“喜”，这是毛泽东的气度、胆略、风范的概括写照。这种革命家的战略意识、诗人般的浪漫情怀，一直支配着毛泽东，伴随着他度过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斗争生涯。
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反华势力的封锁、围困、污蔑、攻击，如泰山压顶，如黑云压城，毛泽东甚至在他的生日，仍不无忧虑地关注这国际风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七律·冬云》），生日的前几天他甚至这样估计形势：“已是悬崖百丈冰”（《卜算子·咏梅》）。但是毛泽东却“冷眼向洋看世界”（《七律·登庐山》）（一位日本评论家以西方文化人的政治评判眼光，挑剔地评论这联诗“诗中使用‘冷眼’和‘热风’这种对仗法，不禁令人打起寒战。”），却“乱云飞渡仍从容”（《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里，又是一个“从容”！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击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七律·冬云》），“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1965年秋，毛泽东在回顾这一场政治斗争时，以胜利者的姿态，用戏谑的口吻，写下了《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生动传神地表达了毛泽东政治突围的巨大喜悦。毛泽东的政治突围和他的军事突围一样，临危不乱，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最终赢得了一个世界。
4.理想突围
这里的理想，指的是奋斗目标，准确一点说，是指某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所谓“突围”，是指对理想的反思，超越，突破，或者是逆向选择，违背初衷，进而修订、更改、扬弃。这两种情况，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也是为研究者探讨过的。我们这里谈的是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这种情况何时出现，又如何突破，它的审美价值留给我们的，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早年，毛泽东改诗立志，发出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宏愿，立下了报仇雪耻的决心，作出了“鲲鹏击浪”、“中流击水”的期许。这些诗化表达，还是朦胧的。即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惊世骇俗的诘问而言，仍不算明晰的奋斗目标。大革命的失败，一时前途渺茫，促进了毛泽东的深入思考，“黄鹤知何去？”这前途的黄鹤、理想的黄鹤，渺无踪迹，何处追寻？毛泽东选择了武装斗争、走上井冈山的道路。这个时期，毛泽东军事斗争的目标十分清晰，因之在诗词中，就有了十分生动、形象的写照。“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是《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描绘，说的是土地革命；“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说的是军事斗争，要打倒蒋介石反动派；“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说的仍是打倒蒋介石。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进，毛泽东的战略眼光逐渐穿越华夏大地，奔向了全人类的范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明晰地表达了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
50年代初期，新生的共和国欣欣向荣，万象更新，毛泽东风尘仆仆，巡视大江南北，视察长城内外，留下了许多描绘理想蓝图的壮丽诗篇。《水调歌头·游泳》、《七律二首·送瘟神》《七律·到韶山》，都交织着历史和现实的多重画面，透示着对和平建设的巨大热情和豪迈理想。然而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却也带给了毛泽东过分的自信，他沿用革命的手段来搞建设，使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法来处理和平时期的一系列新问题，很快使共和国的航船驶入了弯道、岔道。尤其是他不恰当地夸大了敌情，时刻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直接导致了“文化革命”的空前浩劫。也许，在毛泽东的良好愿望中，或者说在他的诗化理想中，顽强地表示出一种真诚，一种执著。然而正是这份真诚和执著，带给了毛泽东本人和整个国家、民族双重的苦涩和厄运。这种历史悖论，留给后人的思考，是沉重的；这些历史逆向选择产生的诗篇，它的美学价值，也是深沉的。1961年，正是共和国内外交困的艰难时期。仅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就写下了《七律·答友人》、《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绝·屈原》、《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等诗篇。集中考察这些诗篇，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矛盾、复杂、自信、忧伤的心情。一方面，他在困难之中见光明，放言“芙蓉国里尽朝晖”，看到了“曙光初照演兵场”；另方面，他也严峻地估计了形势，“已是悬崖百丈冰”，“艾萧太盛椒兰少”。
这一时期最传神地表达毛泽东诗情、哲思、理想的，可以推举《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之一：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此诗回顾了1931年2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左联”作家，鲁迅在愤怒中爆发，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并赋《七律·无题》诗一首。毛泽东称许鲁迅的，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毛泽东对现实的洞悉，对理想的坚信，对人生的挥洒，可谓一诗写尽淋漓畅酣。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份自信、自负，他步步把共和国的航船引到了人为的风暴之中。他的这份清醒又固执、担忧又苍凉，复杂地交织在1966年6月写的《七律·有所思》中：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澜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此时，毛泽东思考什么？他的理想又指向何方？显然，他日夜忧思是防止国变色，党变修，他要掀起惊世风雷扫败叶，一个“怒向”把他久察于眼、久蓄于衷、久思于脑的历史性抉择，表达得多么郑重而尖锐！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结局已尽人皆知，然而毛泽东又如何自我评价呢？随后写下的《七律·咏贾谊》，隐晦曲折地表达了他的深沉忧思和某种反省。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这首诗，句句写贾谊，又句句透露毛泽东的心曲。“胸罗文章兵百万”，是贾谊，更是毛泽东，时人高亨就用“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来称颂毛泽东；“壮志未酬事堪哀”，是贾谊，也是毛泽东，毛泽东本人这个时期就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不成功就重上井冈山，在这之前，他就一连写了两首井冈山的诗词；“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是贾谊，也未尝不是毛泽东。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党内外，从高层至一般群众，不理解者很多；对“打倒一切”的做法，更是疑虑重重，责难声声。贾谊不能取悦于汉文帝，毛泽东不能取信于民。国有疑难，民意难测；知音寂寥，不胜高寒，这一切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深地感到孤独，不能不借贾谊酒杯，浇胸中块垒。同为长沙客，同为潇湘魂，毛泽东追怀往事，比附当今，检点理想，不禁怅然若失，悲从中来。“空白汨罗步尘埃”，他甚至想到了屈原投江自尽，以身报国。毛泽东当然不赞成，更不会效法，所以言“空白”，“空白”者，徒然也，于事无补也。然而此时此际思贾谊，咏贾谊，又焉知毛泽东不是思自我，叹自身？毛泽东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至广，他的思维特点之一，是借助历史进行观照，在现实中反思，从历史得到启示。此时此事在思维择向、歌吟对象上的选择，不能不说是曲折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国事、天下事的担忧。
五、诗美价值：复合体
日本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实合著的《毛泽东 其诗与人生》，以一种通脱的心态和活泼的语境评论毛泽东的诗词：
把中国革命作为直接的土壤，把独特的人格形成作为核心或中心，从丰富的古典宝库中吸取营养的毛泽东的诗的世界，是被中国的文学传统所包含，同时又以独特的创造补充了一种新的作品世界。
充满活力的自然描写和具有强烈个性的伤感，使他高于现实生活构筑的一篇篇诗词的世界，同直接与政治实践相联系的《选集》里的散文的世界不同。它毕竟是艺术作品。
一个未完的“诗”的世界在这个诗集中展开并构筑起来了。
三段引文，概括起来，讲了四点富有见地的见解：毛泽东的诗词，具有独特的人格；独特的创造；具有强烈个性的伤感；是一个未完的“诗”的世界。
在我们讨论毛泽东诗词的美学价值时，了解一下域外学者的观点，参照我们自身的评论系统，调整一下我们的批评结构，是饶有趣味，更是富有挑战意味的。
1.巨大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诗词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它的创造精神、人格力量、民族智慧方面。
说毛泽东诗词富有创造精神，从诗词美学的高度来考察，它符合时代、人民、文艺、理论多方面的需要，一方面，它成了时代的号角、人民的歌手、文艺的楷模、理论的范本，另一方面，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包孕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心态，昭示了民族精神的源头——继承——发扬的三重意义。毛泽东的诗歌世界，肯定了天——地——人的三元存在，穿透了历史——现实——未来的三维时间，跨进了自然——社会——宇宙的三极空间，它统摄万有，把这一切对象化、人格化，从客体的博大、雄浑、秀丽、崇高、悲壮走向了主体的审美自觉和自足，完成了超越和独创，熔铸了一份独具才情的个性。
毛泽东诗词之所以称为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还表现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力量上。这种人格力量，是意志之力、道德之力、凝聚之力。毛泽东的诗词充溢着一种爽朗健康、遒劲有力的艺术风格，恰如钟嵘评价曹植诗时所说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在《诗品序》中论及诗的兴、比、赋三义时说：“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之至”，即味之无极，闻之动心，这种诗歌的理想境界，毛泽东诗词是具备了，体现了。毛泽东诗词的人格力量，具体说来，有如下六种表现：在挫折面前，表现了坚忍；在困难面前，表现了坚定；在强敌面前，表现了坚强；在霸权面前，表现了独立；在弱者面前，表现了同情；在人民面前，表现了忠诚；在世界面前，表现了自豪。它的审美功效，能使昏睡者警醒；浑噩者聪慧；冷漠者燃烧；狭隘者博大；轻贱者深沉；软弱者坚强；游戏者庄重。毛泽东的人品和诗品，拥有一份民族人格建设的价值，也拥有一份学术品格建设的价值。这种价值，由于毛泽东的创造，赢得了永恒的意义，它并没有因为毛泽东个体生命的消失而消逝，相反，它以毛泽东式的审美个性融入了中华民族智慧的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构成了历史价值、现实价值、未来价值的多重叠合，永远闪射出不灭的光辉。
说毛泽东诗词化成了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还体现在它把民族智慧推向了新的辉煌，找到了民族智慧在新世纪乃至将来发生、发展的新契机。毛泽东诗词涌动着一股深沉的生存意识，强烈的使命意识，博大的天下意识，它构成了两条互动的生命磁力线：
尚力——自力——自立——独立
尚力——暴力——斗争——革命
这两条生命磁力线互相切割，交感共振，构成了强大的审美磁场，使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毛泽东诗词以一系列澎湃的水的意象系列和高耸的山的意象系列，组合成了力的涌动和力的凝聚，使毛泽东诗词拥有一份雄健的力源和诗风，这力源和诗风，最终演绎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心态特征和文学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诗词使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把中华民族百年沧桑、百年愤怒化为气壮山河、声震环宇的声声呐喊，使中华民族的抗争、崛起、振兴、腾飞得到了永垂史册、光耀诗坛的诗化表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诗词传达的中华民族百年心声，使它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灵积淀史、情感演义史。中国诗学上提炼出来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诗论精华——“思无邪”、“诗言志”、“诗教化”，渗透到毛泽东的诗词世界，转化成了毛泽东式的诗美特征——诗化政治、诗教人生、诗绘理想。这是一个极具价值又极富魅力的诗论课题。
2.深刻的理论课题
毛泽东诗词的创作、读解、研究，是一个互相关联的博大理论领域。过去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成果，当然也有待于修正、更新和深化。由于毛泽东本人及其诗词的地位与影响，这种研究似乎又带上了几分神秘、敏感、冒险与刺激，所以毛泽东诗词研究除了自身构成深刻的理论课题外，似乎又构成了新旧世纪之交的一项热门课题。
概括地说，毛泽东诗词写民族、写社会、写人生、写情感、写性灵、写个性，创造了一代民族的审美心理，这种诗美品格，具有全球眼光、全人类意义。论到它的不足，最集中地表现在处理诗与政治、诗与现实、诗与生活的关系中，存在着二律背反现象。
毛泽东的诗化政治、诗教人生、诗绘理想，虽说可以给人以鼓舞、感奋，但认真推敲起来，有时未免会有用诗掩盖政治的不足、人生的缺陷、理想的空疏。比如他用“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来写大跃进后的农村；用“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念奴娇·井冈山》）来表达他的理想主义；用“艾萧太盛椒兰少”（《七绝·屈原》）来看待当时国内外的力量对比；用“孔学名高实秕糠”、“十批不是好文章”（《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来评判文化典籍和臧否文化名人，这些都有失偏颇。坦率地说，毛泽东之所以再三修改他的诗词，甚至明确表示不愿意正式发表某些诗词，除了表明他严肃的创作态度、严格的自律之外，不能不说还包括有许多原因。其中就不排斥某些诗词时过境迁或不合时宜、不合事理。毛泽东晚年的诗词，无论从意境、形象，乃至于语言锤炼、诗美品格上看，都有下滑的趋势，即以中央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新收的17首而论，就多多少少表现了创作颓势的征兆。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要求，对自己的诗作了一些口头解释，说了一句很富哲理的话：“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衰变，就是一种变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3.广阔的创造天地
一门崭新的诗词美学——“毛泽东诗词美学”的建构，必须拥有一个独特的卓越的视角，拥有这个视角，就能发现一个崭新的天地，一个优美的境界，一个活泼泼地奔向未来的出发点。这份视角，要求尊重和理解作者、尊重和理解文本。这是前提，是根本，是中心，是依据，是基础；这个视角，要求尊重前人和时人的读解。这是历史，是智慧，是创造，是积累，是过程；这个视角，不能简化和提纯历史，不能简化和提纯文本，不能在读解中重蹈片面化、表面化、符号化、神化、鬼化、直线化的覆辙。拥有了个人独特的视角，才有可能谈得到克服平庸、雷同、肤浅、定势、老套。从这个独特的视角切入，我们才有望逐步发展毛诗审美学。
我们所理解、所期盼的毛诗审美学，应该是以人学的终极关怀为指归，以文本的审美阐发为核心，以研究的多元方法为手段，以建立民族审美诗学为目标，以提升大众审美情趣为检验，以引发民族文学的审美品格为使命，这门毛诗审美学，要从《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六一诗话》、《沧浪诗话》、《原诗》、《带经堂诗话》、《人间词话》等等文献中走出来，也从西方的《诗艺》、《文艺对话录》等等典籍中走出来，走向综合，走向创造，走向历史的必然，走向审美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