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建康城与日本藤原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建康论文,藤原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5)04-0022-08 一、藤原京与平城京设计的不同
图1 平城京复原图 井上和人：《古代都城建设的实像》，《日本古代都城制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2008年版，第23页“平城京形制复原图”。 虽然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在设计上模仿唐代长安城的认识目前已经成为常识，但是这一现象的发现实际上晚在近代以后(图1)。日本古代都城研究学者岸俊男认为关野贞1907年发表在《东京帝国大学纪要》上的《平城京及大内里考》一文是最早意识到平城京与唐长安城的关系，并进行综合考察的文章[1]。关野贞在该文中总结道：“西京(长安)较东京(洛阳)颇为整齐，大类吾国之平城京制度，吾平城京或参酌向时首都西京之规模。”[2] 近年来，井上和人的研究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平城京在整体设计上参照长安城的程度远远超出原有想象。[3]以往研究一直将长安城纵向延伸的规划与平城京横向延伸的规划视为两者设计上较大的分歧之一。但是据井上的最新解释，平城京正是各取长安城长宽的二分之一，即面积的四分之一，并将其反转90度形成的。通过反转保证了面积虽是长安城的四分之一，朱雀大路却占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十分之七。这种有效规划体现了设计者对唐长安城都城特色的熟知。 那么，唐代长安城的都城设计是何时传入日本并得到发扬的呢？如关野贞所言，唐长安城正殿“太极殿”的名称被用于日本飞鸟板盖宫，唐皇城正门名“朱雀门”也被取用于难波长柄丰崎宫。可见早在七世纪中叶长安城的都市规划就已经传入日本。但是，采用条坊与宫城结合的典型都城设计则被视为始于七世纪末的藤原京。林部均将日本都城发展从王宫、王都到完成条坊制都城的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①每代天皇(大王)均实施迁移王宫的“历代迁宫时代”；②尚未导入条坊制，但是在飞鸟营建宫城位置固定的飞鸟宫，并伴随飞鸟宫的整备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王都的“飞鸟京时代”；③已导入条坊制但尚不完备，与飞鸟京同时发挥功用的“新益京时代”；④条坊制都城完成的平城京时代。[4]其中，学界关于被归为第三阶段的藤原京(新益京)其条坊制度是否完备还存在分歧[5]，但藤原京作为首个有意识地导入条坊制的都城则达成一致共识。因此，从藤原京向平城京的迁都可以视作日本历史上首次从都城到都城的迁移。 问题在于藤原京与平城京之间的关系，当时为何迁都。藤原京距平城京不过20余公里，自持统天皇八年(694年)迁都至此，到和铜三年(710年)再迁平城京相距不过16年时间。以往观点认为，尽管藤原京规模较平城京略小，但早于平城京是首个采用长安式设计的都城。例如滝川政治郎就指出：“藤原京是将推古天皇以来，经过数代天皇定居，自然发生、发展的飞鸟都邑依照长安城的规格扩展、整备的都城，我国都城制度至此终于逐渐固定。……藤原京的制度亦得到其后平城京、平安京的继承。”[6]并且，过去认为将导入长安式都城设计的藤原京扩大三倍就是平城京[7]。
图2 藤原京条坊遗迹分布图 林部均：《飞鸟宫和藤原京》，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2008年版，第212页“藤原京条坊发现地点”。 然而，自1987年启动考古学调查后，研究者对藤原京的认识产生了巨大变化。此前一直被视为都城外围的地域不断发现条坊遗迹，可视为京城的区域因而相继扩大(图2)。从目前的发掘结果来看，藤原京已然超越平城京、平安京，成为日本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都城。现在的有力学说认为，藤原京呈正方形，边长约5.3公里(10余里)，是一座宫殿位于都城中央，宫城附带护城河的中央宫城型都城(图3)。
图3 藤原京复原图 小泽毅：《日本古代宫都构造研究》，日本东京青木书店2003年版，第221页“藤原京的复原”。 至此，藤原京参照长安都城设计的旧识几近颠覆，进而也产生了如下三个问题：首先，藤原京中央安置宫城的依据在哪里？其次，为何平城京改而采用长安城式的设计？第三，当时为何放弃藤原京迁都平城京？由于已经明确藤原京与平城京在设计上的不同，关于第三个问题，目前多将其归结为变更都城设计。尽管以上问题尚处于讨论阶段，本文暂且介绍一些目前的主要观点。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中村太一和小泽毅的《周礼·考工记》都城设计说。从中村筹人的复原图来看，藤原京的设计确实存在与《周礼·考工记》中“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相似的部分。然而，藤原京并非对《周礼》的忠实再现，以上内容也不过是《考工记》都城设计中的一部分内容。因此，藤原京是否依据《周礼》设计尚存在诸多疑点[8]。尽管也有学者指出了藤原京受到中国南北朝时代都城设计影响的可能性[9]，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能够取代《周礼》说的有力学说。 与第二、第三个问题密切相关，一部分学者认为迁京是派出遣唐使的结果。在制定大宝律令的次年(大宝二年—702年)，日本时隔33年再次派出遣唐使，两年后遣唐使归国带回关于中国的最新情报。当时的统治者通过遣唐使获知与律令制国家相匹配的都城设计——长安城的姿态，进而决定模仿长安城重新修建都城。和铜元年(708年)开始准备迁都平城京，和铜三年(710年)实现迁都[10]。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到地形限制，藤原京的朱雀大路较短，无法像唐长安城那样进行展示天皇权威的盛大礼仪，故而选择迁都打造长安式的平城京[11]。但是，以上学说均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宫城位于都城北部的设计并非起源于唐代长安，此前隋代的大兴城、洛阳城均已采用这种设计，很难想象庆云三年(704年)遣唐使归国前日本的统治者对此一无所知。即使像大多数学者论述的那样，当时依照遣唐使带回的信息重新设计了平城京的话，若非提前预知彼此互有不同而用心收集相关情报，就无法完成井上氏上述的精巧设计。因此也必须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藤原京正是在了解长安城设计的基础上，特意反其道而行采用了中央宫阙型设计[12]。 二、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设计的再讨论 中央宫阙型的藤原京如果是出于对中国都城认识的不足而直接取材《周礼·考工记》的话，其设计便与中国都城实际发展情况没有任何关联。确实，藤原京的这种设计与隋唐长安城的形态完全不同，乍看与当时中国都城设计观念大相径庭。但以上结论仅适用于比照北朝隋唐都城的发展而言，忽略了六朝建康城的发展情况。 宫崎市定已经指出，宫城北部直接连接禁苑的设计起自北魏平城[13]。北魏平城的宫城北侧连接着巨大的鹿苑，宫崎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当时的征服者鲜卑皇帝不愿意居住在由汉人包围的空间里面。不过从平城发展的历史可以得知，在迁都平城、修筑鹿苑的道武帝时期，皇帝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心反而在鹿苑，当时的宫城不过是鹿苑的附属物(图4)。鹿苑在北魏的游牧经济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仅是宴会、游乐的场所，更是拥有众多宫殿和重要的祭祀设施的巨大牧场[14]。平城里坊未能向宫城南侧延伸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图4 北魏平城复原图 佐川英治：《游牧与农耕之间——北魏平城鹿苑的功能及其变迁》，《冈山大学文学部纪要》47号，2007年出版，第162页“平城与鹿苑之意象”。 因此，当孝文帝实施汉化改革，在平城内导入中国式礼制设施时只涉及南郊[15]。作为中国式都城制度导入的象征，孝文帝在从宫城向南延伸的御道修筑了明堂、辟雍、圜丘等礼制设施。正是在游牧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北魏都城的御道开始具有特殊意义。北魏迁都洛阳时以御道为中轴线，也是出于以上背景[16]。隋唐长安城则直接延续了北魏洛阳城的设计。 当然中国传统都城制度也十分重视南郊，但南郊不过是五郊之一，与东郊、西郊、北郊、中郊等其他四郊的地位相同[17]。五郊制度形成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综合各种记述可知东郊位于洛阳城外八里的甲寅之地，南郊在城外七里的丙巳之地，西郊在城外九里的庚申之地，北郊在城外六里的壬亥之地，中郊在城外五里的丁未之地。五郊的距离与方位均按照五行理论设计。 东汉五郊的设置意义可以追溯到西汉长安城的都市发展情况。从《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记载的元始二年(2年)户口统计来看，当时京兆尹长安县户八万八百，合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口；左冯翊长陵户五万五十七，合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口；右扶风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合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口。长安县虽然户数多，但是人口却少于茂陵。当时的陵邑相当于长安的卫星城，正如《史记》中万石君的例子显示的那样，即使身为皇帝近臣，其家属也大多居住在陵邑[18]。佐藤武敏推测长安城内的居住人口约有16万人，作为首都人口明显数量过少。佐藤将这种现象归结于长安城与诸陵邑一同构成了可称之为“大长安”的首都圈[19]。如上所述，汉代长安城主要以宫殿和官署为中心，宫城周围的里内居住的是与其直接相关的皇族、官僚，军队等人群，与这些人相关的家族则居住在陵邑而非城外。 将城外区域纳入都市规划的契机起自西汉成帝时期由丞相匡衡提议设置的长安城外南北二郊，以及平帝时代由王莽主持在长安城外南郊修建的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王太后的诏书中，在赞扬王莽的协力者孔光等人的功绩时称“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可见四郊制度定于此时。而且早在汉元帝时期，就已经废止了于陵墓设县邑的旧制，渭水北岸不再出现新的卫星城[20]。同时，汉元帝还开始向普通贫民开放位于京城附近的禁苑[21]。以上信息均暗示出长安城城外区域成为都城相关居民新聚居地的可能性。匡衡南北二郊的设置和王莽四郊制度的制定都与这种新型都市空间的出现相照应。 魏晋和北魏的洛阳城均继承了东汉的五郊制度。不过《魏书》卷五五《刘芳传》称当时的五郊“去城数里于礼有违”，可见五郊制度在北魏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当时北魏主要利用郑玄学说祭祀圜丘。北魏的圜丘修建在伊水北岸，与太极殿南北正对，中间由一条直道连接，这条道路就是北魏洛阳外廓城修建时的中轴线[22]。北魏虽然导入了中国式礼制建筑，但却并未束缚于它，反而结合自身传统习惯进行了大胆创造。 形成对比的是南方王朝的情况。《宋书》卷一六《礼志三》记载“江左以来，未遑修建”，东晋南朝无力整备五郊，仅祭祀南北二郊。这并非因为东晋南朝的五郊观念衰弱，相反，南朝显示出守护东汉以来传统的强烈倾向[23]。即使宋孝武帝在礼制改革中将南郊移至宫城正午方向的牛头山之西，甚至还修建了连接两者的新驰道，在他死后南郊依然被迁回原来的东南巳之地[24]。而且，前文中对北魏五郊提出批评强烈要求五郊里数应符合礼制的刘芳，正是北魏合并淮北四州时被掳的平齐户。 六朝都城建康最初由孙权修建，其宫城背靠玄武湖和鸡鸣山，与城南秦淮河之间由一条御道连接，该御道是为都市的中心街。因此，南朝建康城亦呈现出北面宫城南面都市区域延伸的空间构造。据《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居处部藩篱”条引《南朝宫苑记》的记载，东晋时代的篱门受此影响也形成北狭南广的轮廓[25]。从《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武帝太清三年五月条胡注引《金陵记》的记载来看，“梁都之时，户二十八万。西石头城，东到倪塘，南到石子冈，北过蒋山，南北各四十里”，相比之下梁代都城区域不过仅仅向东、北两面延伸[26]。考虑到建康西面受长江阻挡本身无发展空间，可知南朝建康城的都城发展也是以都城为中心向外延伸。因此笔者曾论断南朝建康呈环形都市发展[27]。《隋书》卷七《礼仪二》记载“梁、陈、后齐、后周、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时之日，各于其郊迎”，梁代制作了新的五郊制度，成为后世制度的模范。即使受到孙吴都城的影响和地形的制约，建康城整体上沿着于都城四方相对平等的设置五郊这一理念道路发展。 三、六朝建康城与日本藤原京——七世纪东亚文化的再认识 如上所述，受游牧文化影响发展而来的隋唐长安城与在继承东汉以来五郊传统发展来而的六朝建康城在都城构造上当然不同。较早注意到隋唐长安城与六朝建康城的这种不同的是日本学者外村中，他通过详细对比总结出以下七点：①长安城修建了比较坚固的外城城郭，而建康城无；②长安外郭内条坊整齐划一，而建康城相对无章；③长安内主要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而建康城在一条主轴外，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大道；④长安外郭内，以南北轴线为基准两边各设东西两市，而建康外郭的市相对分散；⑤长安都城北壁直接与禁苑连接，未设置外郭居住地，而建安城都城北壁外亦有居民生活区；⑥长安都城内只有宫厅街无居民区，而建康都城内亦有居民区；⑦长安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两者北壁重合，而建康城宫城基本位于都城中央，都城北壁与宫城北壁相距一段距离[28]。 外村中虽然指出长安与建康的以上差异，但是关于北朝都城仅仅提及“通过以上比较，可以隐约看出六朝建康与北魏洛阳、北齐邺城相通，而与隋唐长安的不同之处”[29]，并未就北朝都城与建康的差异进一步探讨。笔者曾经在他文中指出，上述差异同样适用于北魏洛阳城与六朝建康城的比较[30]。本文则在前文的基础上，将这种共通性扩大至平城京与藤原京之比较。 第一，平城京的宫城和皇城在都城北部，藤原京的宫城则在都城中央，与以台城为中心向四方扩展的南朝建康城类似。 第二，平城京模仿唐长安城设置左右东西两市[31]，藤原京的市则散布在宫城的北部、东北、西南各处[32]。这与外村中论点④中的建康城情况类似。 第三，平城京受唐长安城影响，亦设置了罗城、罗城门和宽阔的朱雀大路，这些均未在藤原京发现[33]。如外村第④点所述，建康城本身也没有修建坚固的郭壁。而且藤原京没有整备宏伟的朱雀大路也与建康城的情况具有共通性。宋孝武帝将南郊移至牛头山以西，修建新的驰道与原来的御道狭窄不堪相关[34]。从《世说新语》的记载来看，御道可能甚至不是一条直线[35]。唐长安城则继承了北魏御道的功能，以承天门街和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依次分布的宫殿区、官厅街、居住区井然有序。与此相比，如外村中⑥所言，六朝建康没有如此明确的区划。这并不是因为建康的御道尚未成熟，而是因为建康的御道不像北朝、隋唐的那样具备重要意义。建康的六馆(外国使者逗留的场所)被设置在建康城东篱门外，而北魏的四夷馆、西夷里则分布在连接圜丘的御道两侧[36]。虽然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使者与归顺者身份的不同，但至少可以明确的是来建康的使者朝见皇帝是从东面向宫城进发，而非使用御道北上。
图5 新罗金城复原图 东潮·田中俊明：《韩国古代遗迹1新罗篇(庆州)》，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1998年版，第263页“7世纪末的里坊”。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发现，藤原京相对于长安，与六朝建康城的形制更近。藤原京与建康的主要区别是外村中的第②点，与建康城不同，藤原京采用了整齐划一的条坊制。然而，如《世说新语》言语篇的记载“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可见尽管受到地形限制，但是南朝本意希望整饬整齐划一的条坊空间。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至少在都城设计理念上，藤原京与建康城更近。据研究，迁都藤原京在持统天皇八年(694年)，而开始营建条坊则早于天武天皇五年(676年)就已经开始进行[37]。关于该时期日本对中国文化吸收的问题已超出笔者目前的讨论能力，不过从近年日本学者的研究来看，榎本淳一对日本7世纪初最早通过遣隋使开始吸收隋唐制度的通说提出异议，认为在7世纪初的推古天皇时代，日本的礼仪制度以南朝为准，而非受到隋朝制度的影响。因此，他推测推古天皇时代修筑的小垦田宫也是因为受到南朝建康的影响[38]。此外，寺崎保广也指出，天武天皇十二年(683年)发行的富本钱相对于唐代的开元通宝，更近似于汉代以来的五铢钱，“天武朝意图整备的国家形态，从整体倾向而言，与其说模仿了最新的唐代制度，不如说以传统的中国制度为基础”[39]。 假若认定7世纪后半日本直接从中国接受都城观念的话，其参照物只能是当时的长安，然而，进一步考虑到建康的都城设计也传入日本的情况，则不能忽略当时朝鲜作为传播枢纽的存在。坂上康俊根据最新的新罗都城发掘成果，就主张日本古代宫城朝堂院的平面设计来自新罗[40]。虽然关于朝鲜都城的盲点尚多，目前一般认为新罗都城金城以月城为中心向四周分布条坊，717年左右又新建设了北宫(新宫)[41](图5)。这种发展与日本藤原京向平城京的变化方向极其类似。虽然有日本史研究者认为，当时日本视新罗为朝贡国，不可能模仿新罗的都城设计。但是假设新罗的都城设计并非其固有制度的话，则很有可能参考了中国的都城观念。 从向隋炀帝发出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42]国书可知，七世纪初的日本虽然承认隋的大国地位，同时也抱有与隋对等的国家意识。从贞观十五年(631年)与第一次遣唐使随同到达日本的大唐使者高表仁的礼仪之争可知，这种对等观念一直在持续。[43]贞观十九年(644年)，随着唐王朝远征高句丽，东亚局势再次紧张，此后日本虽然几度派出遣唐使，但多以政治目的为主，并非纯粹的文化考察[44]。总章元年(668年)唐灭高句丽后，日本随即在第二年就派出了第六次遣唐使，但第七次遣使则晚至702年，相当于两国断交了33年。在此期间，日本独自在发展中国文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忽视掉作为中国文化在东亚广泛继承的另一支流——南朝文化成为其发展基础的可能性。 附记：本文为笔者在2015年5月23日南京市六朝博物馆召开的“六朝建康城 东方大都会”国际高层论坛中提交的讨论稿，主要意图在于介绍笔者近年来关于中古都城发展的一些基本思考。对六朝建康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重新定位，直接关系到对七世纪东亚文化整体构造的再认识，文中相关详细论证请参看笔者随处标注的旧稿。此次会议后，主办方胡阿祥教授对笔者提出的观点深感兴趣，积极推荐刊登《南京晓庄学院学报》。借此厚意贸然将尚未成熟的讨论稿直接提交，权为抛砖引玉以冀求教于大方。本文由东京大学研究生付晨晨翻译，笔者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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