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南社与鸳鸯蝴蝶派关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鸳鸯蝴蝶派论文,关系论文,南社论文,理还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702(2009)02-0086-04
南社通常被认为是“民主革命派的文化大军”，而鸳鸯蝴蝶派则是以“消闲趣味为创作宗旨”的一个小说流派，“其作者多已不是‘以文治国’的革命家，而是以文糊口的文坛才人”，因而研究者们极力强调的也是其“作为现代都市娱乐品的文化品位”[1]489、513、514。由于鸳鸯蝴蝶派名声不佳，研究者们竭力要撇清二者的关系也就在所难免了。在他们看来，鸳鸯蝴蝶派所创作的是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小说，而南社小说是有着“鲜明的民族意识”，“激荡着时代脉搏”的[2]。若然，南社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应该是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二者之间渊源颇深，在队伍构成、文化气质、行为作风等方面甚至有着颇多相似性与相通之处。
首先，在队伍构成方面，二者是相互交叉的。
从柳亚子的《南社纪略》和郑逸梅的《南社丛谈》中开列的南社成员名单不难发现，南社成员中同时属于鸳鸯蝴蝶派的作家相当多，其中有些还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最足代表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风格的“五虎将”之中，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三人都是南社成员(其中包天笑还曾在1910年南社第三次雅集上当选为庶务，在南社中显然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南社中坚、柳亚子好友叶楚伧(叶小凤)创作有社会小说《如此京华》、《古戍寒笳记》等，属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姚鹓雏、朱鸳雏同属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家，又都是南社的重要成员(二人都是1917年南社关于唐宋诗之争中柳亚子的论敌)。此外，南社成员姚民哀是党会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陆澹安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成就较大的侦探小说家之一，许指严是著名的掌故小说家，郑逸梅是公认的鸳鸯蝴蝶派“补白大王”，陈蝶仙则可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前辈，他在清末创作的《泪珠缘》开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之先河。而刘铁冷曾创作大量的社会小说(包括黑幕小说)，其《官眷风流史》在1917年曾被作为黑幕小说的代表受到教育部查禁[3]。同样，在郑逸梅《南社丛谈》附录二《南社社友著述存目表》中，贡少芹、范烟桥、胡寄尘(胡怀琛)、闻野鹤、谈善吾、戚饭牛、宋痴萍、张冥飞、叶中冷、姜可生(杏痴)等南社成员的小说也多是武侠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都属于鸳鸯蝴蝶派的范畴[4]。
同时，鸳鸯蝴蝶派有影响的刊物中多由南社成员编辑，如王蕴章曾长期主编《小说月报》(1910-1913，1916-1920)，使之成为公认的鸳鸯蝴蝶派大本营，王钝根、周瘦鹃则分别是鸳鸯蝴蝶派代表刊物《礼拜六》前后200期的主编，刘铁冷、蒋箸超编辑的《民权素》也同样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阵地。另据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和《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大事记编》(范伯群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统计，在1912-1920年间，上海地区较有影响的报纸和文艺刊物如《民权报》、《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小说大观》、《香艳杂志》、《小说画报》等几乎全部由南社成员所掌握，以至于柳亚子在20年后回忆时不无得意地称“请看今日之国中，竟是南社之天下”[5]，而大量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就发表于这些刊物。
还有一些南社成员，尽管很难判定其本人是否属于鸳鸯蝴蝶派，但他们与鸳鸯蝴蝶派作家关系密切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杨了公、朱少屏、傅屯艮、潘兰史都与鸳鸯蝴蝶派作家时相唱和，过从甚密。其中杨了公还曾提携帮助过姚鹓雏、朱鸳雏等人(朱鸳雏称之为“寄父”)，三人间留下了大量的往来唱和之作，如《南社丛刻》第7集有姚鹓雏《与杨了公论楞严书》，《南社丛刻》第18集有姚鹓雏《与了公相约为七绝赋呈两章》、《视了公论诗绝句十二首》、《戏作拟了公》、《即事和了公词字韵》、《读几园遇春白壶送行诸作有感》，同集又有杨了公《重阳寄怀鹓雏海上》、朱鸳雏《即事求了公寄父和》、《六年前岁次庚戌泗泾马师漱予馆盛氏讲席时予年仅十二得及门课暇从师学韵语是以得师爱颇厚逾年师悼亡赋归予亦辍学漂泊风尘音书杳绝去年游倦归来与寄父唱酬为事某君询及初学为述之如是然怀人感旧余恨若何至若幼时诗稿已失于车尘马迹间仅记秋千一绝亦当时马师所赞许者也诗录左》，第19集有姚鹓雏《拟了公》，又有杨了公《送鹓雏之海上》。杨了公与姚、朱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南社与鸳鸯蝴蝶派人员构成方面的交错其实很容易理解。二者都带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南社以上海作为地缘纽带，其影响的迅速扩大得益于上海这一近代大都市，因而其成员以江浙籍(尤其是今上海及附近的苏州、杭嘉湖等地)为主，而鸳鸯蝴蝶派同样以江浙籍作家居多(有苏州派、扬州派，同样也有大量的杭嘉湖籍作家)。他们的“这种地方性和当时报纸杂志刚刚兴起，急需撰稿人，以及文学创作的普及程度不够等因素都有很大关系。他们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同乡，或者是师生，或者是父子兄弟，和中国的很多从农村人变为城市人的方式相仿佛，亲帮亲眷帮眷地在‘作坊’般的报馆或杂志社里互相帮忙，互相照顾，也互相抬捧，成为靠文字吃饭的人。”[6]当然，二者活动的时间也很接近，南社成立于1909年，鼎盛期在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的成型也在同一时期。这样，不少作家(文人)同时属于南社和鸳鸯蝴蝶派就在所难免了。
令人稍感困惑的也许是这些作家的集革命激情、豪情和多情、柔情于一身。在笔者看来，豪情与柔情原本就是相辅相成的，越是革命者也就越容易多情，惟其是革命者才会有“刑场上的婚礼”，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7]439。而且，中国文人历来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有仗剑走天涯的抱负，诚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如南社作家非常推崇的近代文学开山人物龚自珍在其诗词中就常常“箫”、“剑”并举。在龚氏笔下，“剑”“代表功业报国的壮怀”，“箫”“代表忧国伤时的情思”[1]446。“狂来语剑，怨去吹箫，两样消魂味”，或壮怀激烈，或黯然感伤，类似诗句同样也代表了南社这些传统文人的志愿，至于“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在民国建立之后则更易引起这些作家的共鸣[1]446。
有人说，无论如何划分，世间文学皆不出“有用”与“有趣”二端。南社作家的创作亦复如此，他们的那些慷慨激昂的宣传性文字属“有用”一类，而那些风光旖旎的小说则属“有趣”之列(也许我们可视之为紧张激烈的革命工作之余身心的调适与放松)。特别是在1912年之后，辛亥革命胜而无果，革命文人们(他们也都是传统文人，此点下文再谈)此前的政治热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迅速减退，潜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文人士大夫隐逸情结则迅速浮出水面，对政治的自我疏离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你来我往的应酬文字(这些是在辛亥之前就有的)和风流自赏的柔情之作就占据了其创作的主流。
更重要的是，二者在文化气质与行为方式方面颇多相似之处。
无论是南社成员还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几乎都属这样一类知识分子，即“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8]21。比如既是南社重要成员又被公认为鸳鸯蝴蝶派领袖的包天笑就称自己在当时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9]391。南社最初的成员多为同盟会会员，都是坚决的革命者，但南社所理解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种族革命”，他们感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恨满人的凶横，渴望“光复旧物”。而所谓“光复旧物”，也包括恢复中国旧文学的传统，用南社社员冯平的话，即是希望“爱国好古之士”，“共谋保存国粹，商量旧学，于是诗词歌曲，顿复旧观”[10]。显然，尽管有意“作海内文学之导师”，南社从整体上看却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11]174。鸳鸯蝴蝶派作家徐枕亚等人也一样，他们自幼浸淫于传统文化，接受的也是传统的文化教育，故而更愿意保守传统的文化、文学观念，更习惯以古典的方式去进行文学创作。因此，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们都主张保守固有的道德观念，并不愿意去实施西方传入的现代观念。当然，他们在对待伦理情感尤其是“孝”道问题上的情理矛盾并不表明他们的落后，因为旧时代的阴影毕竟是他们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梦魇。何况，即使是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激烈反传统著称的中坚人物如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也同样感受到了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感的力量，也只能在新旧道德的夹缝中寻求情理协调的心理印痕，所坚守的也仍然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如鲁迅先生所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2]130。
南社最重要的活动应属其多次雅集，而雅集恰恰是传统文人的行为方式。南社历史上曾先后举行过18次雅集和4次临时雅集，这些雅集的地点和时间大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除第一、二两次分别在苏州虎丘和杭州西湖外，其余各次均选在清末民初的文化中心上海，其中仅在当时上海名噪一时的著名私家园林愚园就多达12次。在时间上，南社的雅集则多选择春秋佳日或传统节日(如朔望日、重九节、上巳等)。更重要的是，在历次雅集上，觞咏为乐、诗文酬唱乃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如南社第10次雅集就特意选择在1914年3月29日即阴历三月三日上巳日，显然是要追慕前贤：“上巳之辰，古称佳日”，“兰亭流修禊之觞，华林驰校射之马”。同时，在本次雅集上，饮酒赋诗乃是理所当然的重头戏，“既茗话于名园，复飞觞于酒阵。赏心乐事，把酒论文”[13]。正如我们在古典小说中常常看到的，他们的酒令也带有浓厚的传统文人色彩：先是“飞‘四书’相连数句，遇‘口’字者饮”，后又改行一令，“第一句古诗，第二句词曲牌，第三句诗经，要贯串，佳者各贺一杯，不贯串者错误者罚三杯。”[13]随后(1914年4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9集刊发了本次雅集的合影，并附录有匪石(陈世宜)的《南社第十次雅集纪事》，第10集(1914年7月出版)又刊载了以此次雅集为题材的多首诗作。显然，尽管南社被认为是革命的文学团体甚至被视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但其行为方式却在表明南社成员仍是传统的文人(文士)。尤其是到民国建立后，南社的政治理想部分得以实现，其政治功用已经大大减弱，但文学、学术活动乃至名士风流式的娱乐活动却不绝如缕。由《南社丛刻》不难看出，南社的创作开始以唱和之作居多，不复有辛亥革命前那些意气风发、激扬蹈厉的文字。
鸳鸯蝴蝶派作家也组织过自己的团体如星社、青社等。据范烟桥回忆，星社成立于1922年，“所谈的无非是文艺而已”，“并无成文的章则”。之所以取名“星社”，是因为其第一次雅集恰为七夕，地点在苏州的留园，此后的历次雅集也都选择在狮子林、可园及上海“漕河泾冠生园、城内豫园、城南半淞园”等地，而且每次雅集都涉足园林，以抒襟袍，而且，每次雅集也以茶话、酒集为主，与南社的雅集可谓不谋而合[14]198-199。另据郑逸梅《记过去之青社》回忆，青社的活动也与此大同小异[15]227。
同样重要的是，南社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
前已提及，南社相当多成员所创作的小说都属鸳鸯蝴蝶派，如1915年出版的《南社小说集》(王均卿编)共收入周瘦鹃《自由》、成舍我《黑医生》、程善之《儿时》、叶小凤《贼之小说家》、王钝根《予之鬼友》、赵苕狂《奇症》、胡寄尘《黄金》、闻野鹤《媒毒》、姜杏痴《蛇齿》、叶中冷《云》、王大觉《红爪郎》、孙阿瑛《伤心人语》、贡少芹《哀川民》等13篇小说，几乎全属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尤为重要的是，南社成员苏曼殊和徐枕亚的小说对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特别是哀情小说的兴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4)。苏曼殊被认为是“南社最好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断鸿零雁记》最初发表于1910年，这部小说以凄哀的语言展示了中日混血的青年三郎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感情矛盾。三郎努力要做到万事皆空，但家庭温暖、母子亲情尤其是两位少女的挚爱却每每令他难以摆脱，于是回“家”还是离“家”就成为他精神上的最大痛苦。在1912年重刊于《太平洋报》之后，这部小说以文言叙事、以彻底的悲剧结局、以爱情贯串全篇、感伤而优美的语言、哀伤而低沉的格调，都给了民初小说以极大影响。同年发表于《民权报》副刊的徐枕亚小说《玉梨魂》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四大说部”之一。这部小说同样以爱情为主题，以男女主人公双双殉情这样彻底的悲剧结束，与《断鸿零雁记》颇多相似之处。《玉梨魂》以骈、散结合的笔法抒情叙事，又大量录下了主人公的酬答诗词，在显示作家的古文功底与才情，其流行同样引发了大量的模仿之作。正是这两部小说共同开创了民初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之先河(顺便提及，这两部小说一写和尚的恋爱，一写寡妇的恋爱，在当时都属大胆之举)。苏曼殊的其他几部小说《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从内容到形式、从标题到语言也都与民初流行的言情小说(哀情小说)如出一辙。也许正由于此，尽管当今学术界常常强调苏曼殊的小说“别具一格”而有意把他同鸳鸯蝴蝶派作家区别开来(如前引《中国文学史》)，但“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却常常把苏曼殊和鸳鸯蝴蝶派联系在一起。如周作人就说，称苏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人，虽然稍为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他甚至认为“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16]。
自然，这里并非要得出南社等同于鸳鸯蝴蝶派的结论。同样不能不看到，在创作上，更能代表南社风格的是其诗文(尤其是柳亚子等人的诗歌)，而鸳鸯蝴蝶派则以小说影响最大。同时，从时间上看，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对文坛的影响显然也要大得多。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南社组织松散，成员众多乃至庞杂，究竟何人能代表南社的思想与文学倾向特别是其小说风格，学界至今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同样，鸳鸯蝴蝶派也并非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作家队伍庞大，其成员乃至代表作家究系何人，同样并无定论。因此要对二者的关系做出准确的界定，实非易事。以我之浅陋，更难给出满意的答案，只能是提供一些并不成熟的想法，就教于方家。